唐诗人?任旖然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地方性”是随着民族国家问题的凸显而逐渐得到讨论的重要概念。五四时期，作家对地方性问题的觉察，强调的是民族意识。20世纪40年代，地方性关联的是“民族形式”问题，是希望将地方性知识提升为新的民族文学形式和国家文学形态，也是希望以独特的民族文学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直到80年代，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下，地方性经验才凸显出一种反抗单一化的民族国家叙事的意义。新世纪之后，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进一步摧毁了地方性经验，地方性书写陷入更大的困境。当前的地方性叙事，或是表面书写地方实则呈现出高度同质化问题，或是丧失文学想象与虚构的能力而走向琐碎的经验主义，或是局限于“国家—地方”的二元对立架构而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或是热衷于书写北上广等中心城市导致区域经验被潜在的权力关系捆绑。如何突破这些方面的地方性写作困境，需要一次全新的“重返地方性”，这也是我们观察四川作家近作的一大目标。

当代四川文学大致由三大版图构成，延续沙汀、李劼人等现代文学传统的现实主义乡土文学，以描写成都为代表的充满悠闲娱乐气息的都市文学，以藏族和彝族文学为代表的独具异域色彩的少数民族文学。就当代文学而言，四川作家的地方性写作，相比于其他地域的文学表现得更为坦然和从容，这里的文学不太追随潮流，不会为走向世界而高歌猛进、乱了方寸，而是始终扎根于四川、西南地域的文化经验和历史传统。近年来的四川文学，更为清晰地表现着这种扎根本土、延续传统的创作取向。四川作家向内寻根，执着于建构一种精神原乡，以治愈现代人的精神空虚，他们以一种清晰的“回归”姿态，抗衡着现代性话语对人以及对所有“地方”的统辖，彰显出独特的叙事精神和文化品格。四川作家清醒的地方经验表达，对于我们理解“新南方写作”的地方性问题，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一、回归自然与生态叙事

西南地区群山争雄、江河奔涌，少数民族聚居于此，有着独特的文化氛围。这些地理环境赋予四川文学以生灵之气和神秘气息。因着与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四川作家对于现代社会造成的生态危机极为敏感，他们持续地书写大自然的现代遭遇，尤其描绘自然被破坏后的惨状。

阿来《寻金记》讲述20世纪40年代西南山区陷入无休止的开采，金脉被掘断，神山被掏空，山河咆哮、矿石燃烧，雨与火交织成诡异恐怖的氛围，大自然在火光中警告被金钱吞噬的人类。泽让闼《直立行走的虾》也写到，在淘金浪潮中，覆盖河谷的柳树林消失不见，只剩下一两棵在碎石中喘息，灰黄覆盖了原先的绿。李银昭在《幺爷》中回忆童年，想到的却是儿时的西方子荒旱干涩，锄头像一把刀，一寸一寸地刮开大地的皮。涂代祥的组诗《世间百业》中年青一代的伐木工自诩“无神论者”，傲然砍下守卫山神的红松树，树干轰隆倒地，砸死了执板斧者以告诫众人。龚学敏坚守自身写作立场，《桃花阵》《醉卧于号角声中》等诗歌继续关注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等现实问题，被油漆刷过的树、被没收身份的入海口、被刀越切越薄的春天，万物皆凋零，人也是麻木地活着。翟永明的组诗《时空的外延》则将视野扩展至人类文明的尽头，将时空错位，以宏大的宇宙观和科技观诘问人类的种种行为，人类的消亡源于最初的无知与过度。

現代社会的危机，表现为生态环境的恶化之外，也表现为人的精神危机。川地带有神性的文化地理，让逐渐被金钱异化的人性问题更加凸显。阿来延续了《尘埃落定》《空山》等作品的关注点，在《寻金记》中继续探讨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书写了一场人性沉沦之旅，展现人在现代文明初期是如何一步步被金钱吞噬。金子稳定不变，只是在不同的人手中转换，而人却越发贪婪，得到小金子还要大金子，得到大金子还要独占，最后却一无所获，甚至丧失原本拥有的友情、爱情及生命。“追风马”看似是赢家，但当他拥金欲归时，却发现已经无家可归也无路可退。“无量山”这个场景设置更具有讽刺意味，“无量”是佛教语，“一慈、二悲、三喜、四舍”是诸佛教四种广大的利他心，而小说中的无量山却成为恶性充分展现的舞台，山俯视着人类相互利用、欺骗、杀戮，而山安然不动。在充满神灵之气的无量山的映衬下，对于人性异化的探讨才能如此透彻。泽让闼《直立行走的虾》更贴近现实生活的冷暖人情，当曾经的庄稼汉变成了金老板，远亲近邻纷纷找上门来。黄金的诱惑也波及学校，高年级的学生纷纷辍学，更可悲的是学生对于辍学赚钱十分乐意，对他们来说，“学业遥遥无期，未来迷茫未知，可黄金和钞票都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们都嘲笑想要上学的莽麦是弓腰蠕动的河虾，但真正的河虾是只看到眼前利益的淘金者，而莽麦是一只“直立行走的虾”。

面对现代社会的人性异化和信仰崩塌，川地作家希望通过回归自然来治愈人们愈加严重的精神危机。大多数地方性叙事固守人类中心观念，地方从属于人，自然服务于人，自然往往作为背景出现，或被浓缩成缥缈精神的建构，或被理解成客观感知的实体，其内在价值并未得到认可。近年来的四川文学则是将自然视为主体，颠覆人类中心主义，尊重自然本有的一切。蒋蓝《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以人类的酒文化联想到岷江和金沙江的相遇，清流与泥浪的拥抱碰撞出四川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邓子强《仰望》将四姑娘山放置于主体地位，山注视着来往的游客，人们在谛听雪山密诏时松懈下来，逐渐坦荡豁达。周崇贤《掠过凉山》细腻感知生命的变化和动植物的声音，泸山的心事只有邛海知道，青草的逻辑只有云朵知道，岩石的声音只有扶贫羊知道，自然界有着自身的逻辑体系，万物和谐相处，形成完整自足的空间。

以自然为主体并不意味着抹去人类痕迹，人类本就属于自然，四川作家是将人类的角色从“征服者”转变为“大地的一员”，这也是“大地伦理”的宗旨所在。书写自然是在建构自我，将山川草木纳入人的自我意识当中，与自然缔结亲密关系来确定自我存在的价值。阿微木依萝《太阳降落的地方》中两个中年意外残疾的人来到拥有“无根之水”的“干海子”，一个投湖自杀，一个决定远离城市的琐碎，永远住在这里。自然中充满着纯粹的理想主义，回归自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另一重维度上获得解放。彝族通神灵融巫蛊，身为族群后人的吉狄马加自然在创作中融入宗族神话气息，近年来的诗歌如《吉勒布特组诗》《应许之地》《裂开的星球》虽涉及不同主题，但始终不变的是宗教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马勺、送魂经、火塘、鹰爪杯等充满神秘气息的意象带领诗人穿梭于现实与神灵世界中，人类在这诡谲的诗境中获得某种超脱。罗伟章《芦苇》以第一视角展现杀人后逃亡的罪犯在濒死前的心理状态，他在城市中胆战心惊地生活，努力适应功利社会的规范，但始终活得憋屈，直到他逃亡到一片芦苇荡，发现芦苇内有着完整自足的天地。他死前躺在芦苇地里，感受万古长青生生不息的大地的呼吸，身边是漫无际涯随风飞舞的芦苇，抬头是群起群飞如同朝圣的鸟儿，生命在千百年如一日的自然中得到释放，人世间的功利化为乌有，他在死亡的最后一刻彻底释然。

与书斋式经验的空想和悬置不同，四川很多作家有着强烈的“在地感”和“现场感”，他们热衷于行走，亲身捕捉生态现场的点滴，对自然生命的触碰和思考真正实现了“人地合一”。阿来近年来的散文创作大都是走访各地而成，《十二背后》《再访米仓山三记》《莫格德哇行记》等记录了阿来的足迹。十二背后的溶洞、米仓山的花岗岩所塑造的是不被人类影响的另一个时间维度，人类以天计算生命的时间，以年计算文明的时间，而地下世界以“系”“纪”等时间单位计数，在地球生命面前，人类文明显得渺小又短暂。阿来在探访景区时也有意识地回避景区的名字，警惕以人类经验命名自然的行为，具象的命名会破坏更阔大浑芒的体验。身处自然，人类自觉渺小是常情，而阿来不只是感慨于此，他同樣也关注到“人地关系”的构建，人们以直接经验认知自然，如今许多地名都跟植物相关。当阿来抚摸花岗岩的一瞬间，感受到了地球内部运动着的力量，自然与人类之间存在着纯粹又不可言说的关联。

“地域性”常依托于自然环境，川地复杂神秘的自然环境为地方性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自然素材，生长于此的作家具有强烈生命意识和“万物有灵”观念，不断地探索和谐共生的人地关系，以回归自然的方式破除现代化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寻找庇佑心灵的“精神原乡”，以对抗地方性书写的同质化趋势。从此意义上看，四川作家的地方性书写超越了地理区域的限制，踏向了广阔的文明共同体空间。

二、怀旧书写与故乡重构

作家陈翔鹤曾在《古老的故事》中以“洄水沱”比喻当时蜀中社会的污秽颓败，李怡也曾用“洄水沱”意象展示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特色。“洄水沱”指江河中水流回旋形成的区域，整条河道中的泥沙汇集于此，成为藏污纳垢、自我腐化与霉化之所。“‘洄水沱可以说是一组意象的集合，其中包括了社会文化的停滞，生活模式的单调，以及个人理想的浑浊”，而现代城市生活就是如此。近年来的四川文学不断书写现代人对城市生活的厌恶和逃离，如今的都市生活像是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高府，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感到被束缚，但始终无法挣脱囚徒困境。

袁远的《高人》《搭车人》两部作品塑造了无法挣脱镣铐的城市人，长年独居的殷珠靠着幻想出的朋友度日，曾是首席记者的才女丁零受困于精神病院，外出游玩的陈臻却仍旧被工作牵扯。现代性将人们掷入矛盾焦虑的沼泽，奋力挣扎则陷得更深，无动于衷则被泥潭吞噬，无人能够把握自己的人生。在赵依的《和解》中，作为演员的何伟感到现实比剧中更加考验演技，为了生活，何伟不得不在觥筹交错间奉承吹捧，他清楚自己制造了强烈的讽刺效果，鄙视自己但又无力改变，恼羞成怒发泄到女友身上，而一味付出的女友也存在自我认知偏差，在爱情中牺牲自我来换取存在价值。罗伟章的《名人》中，华蔚林被称为“东轩四大名丑之一”，他会在大街小巷炫耀曾和大领导握过手，斤斤计较会议上的座次安排，在当上局长后几步路的距离也要让司机接送。人人都瞧不起华蔚林，然而人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华蔚林能占据高位是因为他利用了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人性漏洞，瞧不起他的人无形中将其推到高位，“东轩”这个名利场上，丑陋的众生相正是官场和职场的缩影。王甜的《大石》也涉及小群体合谋的圈子文化，上级牺牲下级的职场霸凌等职场上的钩心斗角。颜歌的《情陷亚历克斯·韦伦》则是聚焦于互联网时代下的新型社交关系，小韩与人线下交流不超过20分钟便穷尽话题，却不断追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亚历克斯在网络上留下的痕迹，她爱上了由各种信息编织成的虚拟形象，现实和虚拟的界限渐渐模糊，人际关系被不断重构。

现代文明发展至今，已由激烈变动期进入缓慢凝固的稳定期，人类面临的普遍性困境越发突出。四川作家的地方性特质，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站在现代文明边缘的叙事立场，努力从地方经验中寻找一些或许能缓解普遍性问题的精神方案。比如在城市文化反思方面，川地作家的表现尤其突出。城市是一个掌握霸权的公共空间，抹平个人的感觉差异，压抑个体的话语权。而文学需要的是“精微的、地方性的、小视角的、生机勃勃的经验和记忆”。近年来的四川文学尝试书写细微的个体经验，以后退和回归的姿态寻找被粗暴的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吞没的个体意识。《野芙蓉》是骆平对自己成长经历的投射，青春爱恋在绵绵不绝的故事中展开，绿皮火车在鸣笛声中诉说着寥落，野芙蓉在朝云暮雾里绽放与枯萎。狮子山成为记忆中的幻象，40年前在成都平原上，现在则栖息在作者所营造的世界中。《无尽夏》则开始于一股无名的情绪，驱使着李浩踏上寻找之旅，最后发现旧日友谊和爱情皆有始无终，李浩终究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他始终在和自己斗争，这份执念正像无尽夏的花期一样，从晚春到夏秋，绵延不绝，而确认自己的执念存在未尝不是确认了自身的起点。聂作平《在北门》回忆在成都北门做蓉漂的日子，和朋友聚集在茶楼里谈论诗和远方，然而来时瓦合，去时瓦解，在合与解之间参透了沉重得让人叹息的人生。雍措《七个消失的故事》中曾经执意出走的人最后又回到凹村，只为寻找过去的自己，过去成为体察自己存在过的象征。此外，何大草《我骑车去火车南站送信的那一年夏天》讲述特殊时期被时代生生拆散的爱情，罗大佺《儿时的记忆》回忆童年腊月时分抱火笼子、玩猪尿脬等民间风俗。回忆过去是个人化的体验，也是时代变迁的缩影，所有个体的尘埃形成了一座大山，人类群体也需要通过重新建立与过去的联系来指认当下生命的存在方式。

在个人记忆书写中，乡土记忆是四川作家反复书写的主题。四川作家笔下的故乡不仅仅是记忆中的幻象，也是真实存在的物理空间，正如加拉巫沙在《空村，或嫁接的绿叶》中所言：“作为籍贯的一个符号，村庄再老、再破、再旧，乃至最后融入草木和大地，那个点，依然是故乡的原点。”心灵的归宿不可能真正脱离栖居的环境，唤起故乡记忆的往往是真实存在的一棵树、一条河或一座山，四川作家的故乡记忆具有在场的真实感。罗伟章的笔触从未离开过巴蜀大地，他曾坦言：“最深的寂寥，是故乡或者说老家给我的。”《谁在敲门》的场景仍然设置在四川，故事的原型是作者并不熟悉的芦山，但却处处是故乡的影子，清溪河则是根据故乡的河流想象而成。故事中乡村的裂变未尝不是故乡的面貌，他乡和故乡在某种意义上形成同构。李银昭《幺爷》虽是以幺爷为主体，同时也是在回忆故乡西方子，成年回忆故乡和童年遥望远方形成了对照，过去与现在的自我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钟正林《边城雨》中的守源选择回归白岩山，志在从建筑中搜集正在消弭的古老文化，故乡在此带有了文化传承的意味。颜歌近年来虽然尝试通过英文展现异国生活，但从未放弃对于故乡郫县的书写，《五月女王》《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中构建的文学故乡“平乐镇”在即将出版的《平乐县志》中得到延续，那个破旧的、不体面的城乡接合部永远是颜歌的精神根据地。

现代化带来乡土的消弭，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性故乡很多时候已模糊不清，今天的故乡已被置换为一种子女父母之间的血脉感性内容。马平《和声》中的故事虽然发生在20世纪乡村变革的背景中，但不似惯常乡土叙事的宏大视野，而是选取了十几个母亲日常生活的片段。在贫苦岁月中，母亲在桑叶和稻谷间为孩子们创造了清贫但幸福的童年。马平静水流深的写作或许正是母亲的庇护所给予的，让其能在都市中凝聚一团静气，徐徐前行。李银昭《母亲的蜀道》只是回忆母亲年轻时的一次徒步，她一路跋涉，为的就是在老家翘首盼望她回去的孩子们。父母与子女之间有一股固若金汤的天然联系，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灵感应：“对母亲，是不需要用眼睛去看的，她在哪个方位，我的心脏就朝着哪个方位跳动。”父母对儿女而言，本就是故乡所在，是肉体的出生地，也是精神的归属地。

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性书写，普遍陷入一种“无家可归”感，故乡意义上的地方变得飘忽不定、无法把握。地方性书写或是迷失于现代化洪流中，或是被其裹挟着向前，步履不停地向未来、向世界而缺少对于归处的思考。四川文学近年来的地方性书写将现代性的变革融汇在细腻的笔触中，在个人的细微经验中追寻原点，在真实与想象间保持适当张力以建构精神故乡，四川作家在怀旧书写中找到了抵御现代文明冲击的方式。

三、动态的文明观

现代人的“怀旧”，其实质是一种“乌托邦”。怀旧叙事，将过去加工成美好纯粹的幻境，故乡成为恬静悠远的世外桃源。沉溺于过去，也容易使人陷入偏执与幻想之中，如躲在狭小空间中作茧，失去与现时和现世的联系。阿微木依萝《失约》里说：“月亮有什么好，月亮是被人望旧了的故乡。你信不信，那上面肯定已经长满荒草了。”怀旧带来的偏执和促狭，暗示着地方性书写所遭遇的另一重困境。四川作家的“回归”姿态并不意味着陷入单一想象的怀旧病中，而是能站在一种超越当下现实的更高立场上审视故乡，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笔下的故乡只是一种想象，现实的故乡已面目全非，自己也不再可能回去。

“中国乡村一直有两副面孔，偶尔的悠然见南山和持续的丛林法则。”多数时候，乡村只可远观，内在往往还存续着很多与现代文明相悖的问题。杜阳林《惊蛰》展现20世纪80年代川北山区农村的丑陋。徐秀英一家因为没有男人，处处被村民欺辱，其寡妇身份遭受无端诽谤，儿子云青被人蒙骗、双腿被炭火烧得血肉模糊。夏岚在《雀屏中选》《秀才与兵》《孽胎》三部作品中以旁观者的视角冷静客观地勾勒出水云村这个蛮荒的沼泽。稳婆求神一类迷信行为，将人置于死地，窦氏两姐妹像涸辙之鲋般奋力挣扎也无济于事。水云村唯一的亮色是外地来的周老师，他心中的水云村是民风淳朴、远离俗世的世外桃源，当他发现村民的种种陋习后也坚信能以一己之力感化村民，最后却被全村百姓诬陷勒索，落魄而逃。还如加拉巫沙在《空村，或嫁接的绿叶》中记录的大凉山空壳村情况，空壳村里只剩下人类遗留物堆积而成的废墟，旧衣服破塑料遍地皆是。乡村的衰败与不堪，有内在的痼疾，也有现代意义上的、作为外部病毒的入侵。罗伟章的《谁在敲门》以“父亲”的退场为切入点，将家族的故事置放于广阔的社会图景下。“父亲”的逝去象征着旧秩序的退场，但新的秩序又尚未形成，于是人们沉于现代的物欲，乡土社会固有的伦理纲常观念、以血缘姻亲为联系的家族共同体逐渐瓦解。瓦解之后，乡土世界的传统秩序不再可能复活，必然要接受现代文明的改造。“一片被嫁接到另一棵树上的绿叶，终究是要变成另一棵树的一部分的”。由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出现，但这种趋势不可逆转。

四川作家所寻找的“归处”，并非实在的某地，也不是悬浮虚空的诗意空间，而是以深厚大地为基础的精神性生发和心灵感知，故乡是包含真实地理方位的高度寓言化空间。雍措的《才旦》《七个消失的故事》《被火点燃的雪》等作品，将故乡浓缩在“西坡”意象中。西坡是实在之地，住着凹村祖祖辈辈离世的人；西坡是精神栖息地，每个凹村人在出走后都渴望归于西坡；西坡也是每个凹村人下辈子的入口，是新的起点，是薪火相传之地。

怀旧和向前并非对立面，现代文明不是对传统文明的全面否定。四川很多作家的文学思考，以一种动态的眼光审视着乡土世界的现代文明转型。羌人六《望炊烟》里断裂带上生生不息的炊烟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尔玛人“活鱼是要在水中看的”等箴言含藏的是在动态变化中把握当下的智慧。人是在大地上流淌的，文明是隨着人类血脉不断延伸的过程。潘鸣《逐水而居》谈论古今中外缘水而起的种种哲思禅悟，人水之间的缘分相伴已久。流淌于江海河湖的自然之水，给予川地作家宏大而温润的文明观。现在和未来由过去塑造，回归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归处”可为现代的“去路”提供方向。

动态的文明观，也意味着地方意识的动态发展过程。地方性经验需要一个地方的作家不断地去生成，它不是固化的知识。近几年四川作家的地方性写作，所回归的不是某个固定静态的地理之乡，更不是某类可以直接归约为抽象概念的精神符号，它是在对抗现代性话语的过程中逐渐生成的清醒的地方意识，在回归自然和怀旧书写中蕴含着一种超越政治话语的生生不息的活力。地理的、物质的故乡是所有地方经验的出发点，川地独特的生态基础和文化传统，孕育了四川作家平和客观、动态平衡的文明观。世界文明的现代进程，不会有统一的步伐，四川作家近作表现出的地方性特征，是一种回归本土、回到现场的文明转型叙事。回归地方，是为了接通更真实的经验，让地方上的人和事与更广大的世界形成内在的呼应。地方的新生，是文明的转型，也是经验的更新，文学应该有所作为。川地作家的地方性叙事，对于更多地域的“新南方写作”如何找寻主体意识、如何重新接通地方与世界，有着很好的启示。礼失求诸野，四川文学的“回归”姿态令人看到突破地方性书写困境的希望。

责任编辑：杨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