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美

（云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2）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相互依存成为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以此为基础演进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古籍文献中都有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的丰富记载及其思想观念的表达，关于汉族古籍文献及其承载的各民族相互依存思想观念的记载与表达，特别是其中的“华夷共祖”“华夷一体”和“大一统”等思想观念，近来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焦点问题。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亦有丰富的关于此方面的思想观念的记载与呈现，如彝族古籍文献中有丰富且一以贯之的“各民族同根共祖”“各民族是一家”等思想观念的记载与呈现，但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关于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及其思想观念，和它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影响与意义问题却未能引起学界的关注和研究。因此，本文试从各民族古籍文献中记载与呈现的民族间相互依存关系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演进的意义的视域，梳理并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演进的历史基础和思想渊源。

一、民族间相互依存是中国各民族关于民族关系最深沉的历史记忆

考古学通过大量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仰韶文化等的考古发现，证明我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远自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从那时起，生活在中国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华南、西南、北方等区域的族群就开始表现出各自区域的文化特征，这也表明了中华文化源头的多样性。同时，这些不同区域的文化之间又现实地发生着相互联系：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以仰韶文化为代表，是以旱作农耕为主的文化区域，但也与长江中下游的文化之间相互关联；而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相关联，“形成‘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的文化传承系统”，长江下游“则和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有较大联系，而形成‘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的传承系统”；又如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一般比黄河长江流域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晚，但从中却可看出“其北面多受黄河流域的影响，而其东面、南面则与长江流域及华南文化相联系”；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则“近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或者就属于仰韶文化”［1］。即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各族群在源头上就已经开始相互关联，现实发生着多种类型或形式的相互关系。各区域的各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既有基于“政治强制手段使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民族同化，更有“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渐进的过程”分化为多个民族的民族分化，或者“合于另一民族”的民族融合［2］。中国各民族在民族同化、民族分化、民族融合的民族关系形成、演进的发展过程中，其途径不论是通过民族间自然渐进的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还是因为民族矛盾斗争抑或是战争征服，各民族相互依存的关系，特别是经济文化中自然渐进的相互依存关系从未中断，哪怕是在民族战争的过程中，这种相互依存关系都未曾中断，正如翁独健先生所说：“如果说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主流的话，主流就是各民族日益接近，互相吸取，互相依存，共同缔造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伟大国家。”［3］

这种从远古开始一直持续不断的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关于民族关系最深沉的集体的历史记忆，这种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各民族的古籍文献为载体得以传承与呈现。从汉族古籍文献看，特别是其中的古代史籍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的记录和记载，其主线是对“华夏”与“蛮夷戎狄”即华夷关系的认识。早在西周的文献中就出现了“华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五方之民”的概念及其关系的记载；到春秋之时，大大小小的各诸侯国征战不断、“五方之民”迁徙频繁，各民族之间或和或战，甚至出现东西南北四方之“蛮夷”威逼中心之华夏的势头，如何认识和处理华夏与“蛮夷”之间的关系成为当时各国君主必须正视的问题。对此，《春秋公羊传》多有记载，如“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4］，在《左传·成公四年》中亦有关于不同族类必然会产生矛盾对立的认识：“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这从一个侧面记录或反映了春秋时期以华夏为中心四方关联的民族关系，这种民族关系的现实存在与演进使得中原各国必须正视和处理与自己不同族类的多元民族关系。《春秋公羊传》秉持和推崇大一统思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循此大一统的思想，提出了处理华夷关系的策略与理想目标：“于所传闻之世……故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5］其中的“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何休关于华夷关系的理想目标，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趋势。

随着秦汉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对于华夷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华夷共祖”“华夷一体”的思想观念。较早较系统呈现这种各民族相互依存、彼此分不开的民族关系的史籍是司马迁的《史记》。在《史记》中，司马迁书写了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的“五帝”世系，既从血缘关系层面揭示黄帝是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和东西南北四方各少数民族如匈奴、南越、西南夷等的“民族共祖和肇始人君”［6］，又是华夷各族的人文初祖。据《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夏本纪》《史记·殷本纪》《史记·周本纪》所载，黄帝乃是华夏的人文始祖：“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勳。……放勳立，是为帝尧。”而舜帝亦是昌意之后［7］。另据《史记·匈奴列传》《史记·南越列传》《史记·东越列传》《史记·朝鲜列传》《史记·西南夷列传》等篇章记载，黄帝亦是南越、西南夷等少数民族的“肇始人君”。《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8］；《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9］，而据《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10］这些记述都体现出鲜明的“华夷共祖”“华夷一体”的华夷相互依存的思想观念，亦是汉民族关于中国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较早较系统的记载和表达。

班固所著的《汉书》，继承了《史记》书写汉族与少数民族及其“华夷共祖”“华夷一体”的思想传统，不仅撰写有《匈奴传》《西域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等多个少数民族的列传，还在《李广苏建传》《卫青霍去病传》《司马相如传》《张骞李广利传》《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等篇章中涉及多个少数民族史，亦完整记述了西汉时期华夷相互依存关系，主张华夏与各少数民族都是黄帝后代，华夷同宗同源，从中反映了班固潜在的“华夷一体”思想。如《匈奴传》载：“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11］这与《史记·匈奴列传》所载是一致的，另外，《汉书》所记载的东粤民族、西南夷、南粤、朝鲜等少数民族的源流问题也与《史记》所载一致。这表明他认同并接受司马迁在《史记》中所阐明的“华夷共祖”“华夷一体”的华夷相互依存思想。

在少数民族的古籍文献中，亦有类似“华夷共祖”“华夷一体”思想观念的记载与表达。以彝族为例，关于彝族的源流有多种说法，“概其大端，主要有‘北来说’、‘东来说’、‘外来说’（亦称‘西来说’）和‘土著说’。国内学者一般倾向于‘北来说’，即彝族是古氐羌人在南下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不断融合形成的”［12］。这就表明彝族在其源头上就与北方族群和西南族群发生了内在关联。易谋远否定彝族源流的“土著说”和“北来说”等观点，认为“彝族起源是中华民族起源的一部分”，“彝族是众多古代民族共同融合而成的”，“在彝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中，炎、黄、蚩三族系的民族都曾融为彝族，炎、黄、蚩三族系的文化都曾影响彝族的文化，彝族之起源是多元的”［13］。他认为炎帝、黄帝、蚩尤是彝族的祖先，这就是通过彝族源流所表现出的“华夷共祖”“华夷一体”思想观念。如果以彝族古籍文献为例，在彝族的众多创世史诗中都有“各民族同根共祖”“各民族是一家”的思想观念。彝族的多部创世史诗在追寻人类起源时，有西南地区各民族如汉、彝、傣、傈僳、苗、藏、白、回等民族有共同祖先的思想观念，即各民族同根共祖思想，这是从源头上论证或说明各民族为什么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例如在《梅葛》《查姆》等彝族文献中，在述说人类的起源时都有关于各民族有共同祖先的思想观念的阐述。《梅葛》中记载：“妹妹怀孕了，生下一个怪葫芦。……天神用金锥开葫芦，天神用银锥开葫芦。戳开第一道，出来是汉族……戳开第二道，出来是傣族……戳开第三道，出来是彝家……戳开第四道，出来是傈僳……戳开第五道，出来是苗家……戳开第六道，出来是藏族……戳开第七道，出来是白族……戳开第八道，出来是回族……出来九种族，人烟兴旺了。”［14］红河彝族创世史诗也表达了各族同根共祖的思想：“天下横眼人，祖先共一人，同种又同宗，若有亲和情，寻根认宗亲。”［15］这都表明在彝族古籍文献中有多种多样的民族具有共同祖先的思想，即中国各民族同根共祖。《查姆》设有“民族的来源”“一查”专门讲述各民族的由来，既认为各民族在居住地域、生产生活、文化习俗等方面相区别有差异但又相互关联：“彝族山头烧火地，傣族挑担住平坝。从此各人为一族，三十六族分天下；三十六族常来往”；同时也认为“各民族是一家”：“三十六族分天下，三十六族常来往，和睦相处是一家”［16］。

除彝族外，还有其他如白族、德昂族、拉祜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亦有丰富的各民族同根共祖、同根同源的思想观念。如拉祜族史诗《牡帕密帕》说：“民族分出来了，（大神）厄莎分住处。鸭子领着傣族到水边，傣族就在水边住。喜鹊领着汉族走到半山腰，汉族就在山腰住。佤族跟着白鹇走，大山头上佤族住。拉祜族跟着骆驼鸟走，山梁子上拉祜住。各民族有了住处，人人喜喜欢欢，像兄弟姐妹一样。”德昂族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亦表达了各族同根共祖、兄弟一家亲的思想：“同一祖先的人分成各民族，各族人民都有一样心肠。……各民族都是一个祖先传下，亲弟兄要永远友爱互相帮忙。”［17］

通过汉族和少数民族众多古籍文献的构拟与传承，“华夷共祖”“华夷一体”“各民族同根共祖”“各民族是一家”等各民族相互依存、彼此分不开的思想观念就成为中国各民族共有的关于民族关系的最深沉的历史记忆。

二、民族间相互依存关系及其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基础与思想渊源

“中华民族”的概念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各民族与列强抗争的历史过程中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则是在党的十八大后才提出的。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写入党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是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它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之所以能够实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关键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思想渊源，其历史基础就是中国各民族在中华文明形成、演进与发展过程中一脉相承、持续不断的相互依存关系，其思想渊源就是各民族在持续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各民族相互依存的思想观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18］

从中华民族孕育、形成、演进与发展的历史看，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格局孕育、形成、演进与发展的视域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孕育与萌发，以此为基础，在五千多年中国各民族绵延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经历了由“自发”到“自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历了由“自在”到“自觉”的发展历程或发展阶段。从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视角梳理、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思想渊源，是促进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要求。

“自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孕育与萌发，也即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或关联，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发生了，这通过我国考古发掘出的70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属不同文化类型且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得到证实。考古学界对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所体现的文化类型及各类文化之间的关联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在我国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华南、西南、北方等不同区域上生息繁衍着众多的民族单位并形成众多的文化类型，这些民族单位或文化类型既有其区域性、特殊性，表现出多元性、多样性，也通过不同区域的不同民族的各种联系与交流，体现出不同民族单位或文化类型的共性和一致性特点：一是在各个较大的区域内文化具有突出的共同性。例如，龙山文化虽因分布在黄河流域较大的区域内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考古文化区系，但不同区系的文化面貌的主要方面是共同的，形成了同一文化类型——龙山文化。二是相连或相近区域间会同时具有两种或三种文化类型的特点。例如，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甘肃、青海地区的文化遗址就同时具有仰韶文化和北方新石器文化等文化类型的特点。三是在相距遥远的地区之间如云南与中原地区也存在着文化的交流与联系［19］。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不同文化（民族单位）之间的联系或关联，表明中国各民族或各文化类型在其源头处就是多元共生、多样共存的，这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彼此分不开的关系孕育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源头。沿着这个源头持续不断地发展，夏商周时期的华夏与“蛮”“夷”“戎”“狄”这些“五方之民”在文化、经济、地域等方面交往交流交融关系也在形成与演进，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华夏中心”与“蛮”“夷”“戎”“狄”等“四方关联”的各民族相互依存的关系格局。伴随着秦汉大一统国家政权的建立，统一国家统一疆域内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得到强化。在之后各民族关系演进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20］。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一直以“自发”的状态绵延不断地存在并演进和发展。在古代一直以“自发”状态存在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近代各民族共同面对西方列强入侵的时候，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为救国救民开始反省与反思，展开了关于国家、民族及其发展史的激烈讨论与争论，及至认识到要救国救民，必须“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族”即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以及认为中华民族是合诸民族为一大民族的思想观念，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自发”向“自为”的跃迁，从此以后，中华民族开始了“自为”构建的新篇章。这种历史上一以贯之的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历史基础。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经历了由古代的“自发”状态向近代以来的“自为”构建的历程相对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经历着从古代的“自在”思想观念向当代“自觉”铸牢的跃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古代漫长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以对中国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的体认为核心展开的，这种思想观念在中国各民族的古籍文献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记载或表现。如前所述，在汉族文献中，关于民族之间的关系，从最初的华夷之辨中体现出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观念，到后来《史记》《汉书》等文献中所主张或推崇的“华夷共祖”“华夷一体”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二十四史”中关于各个民族及其中华民族相互关系的记述中，所描述的不同民族之间现实存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依存、彼此分不开的民族关系，都在述说着中国各民族间相互依存的思想观念。在少数民族的古籍文献中，亦表达了虽然各民族生产生活的地域不同、生计方式不同、习俗不同，但各民族从其源流上说却是同根共祖、同根同源的，各民族是一家，这是少数民族对于各民族相互依存、彼此分不开的思想观念的朴素表达，这些从不同层面、以不同形式表达的各民族相互依存的思想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渊源。总之，中华民族孕育、形成、演进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与发展的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及其对这种关系的思想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基础和思想渊源。

三、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及其思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深厚的思想资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自觉体认，核心是对中华民族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的自觉体认，以此为基础，各民族认识到本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或本民族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而自觉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其形成演进与发展的历史基础和思想渊源。如前所述，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反映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思想观念，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基础和思想渊源。综观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传承的古籍文献，其中有非常丰富的关于民族间相互依存关系及其思想的记录与记载，梳理厘清各民族关于民族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及其思想，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演进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思想渊源，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

我们既需要在汉族的古籍文献中，也需要在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梳理厘清其中所承载的各民族从古至今交往交流交融的相互依存、彼此分不开的关系及其思想观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观，认识到“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一个显著特征。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21］。中华民族关系结构是一种具有自身特点与优势的多元一体的结构：其基层是56个民族，从此观之，每个民族都有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各民族之间具有多元多样的关系结构；但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孕育、形成、演进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通过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往交流交融，56个民族之间在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演进发展中，已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彼此分不开”的共同体，已凝聚为一个具有更高层次认同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那么，为什么多元多样的中国各个民族能够形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呢？是什么样的力量把各具特色、各具特点的56个民族凝聚为具有共同意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呢？

中国的各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多元多样的民族文化、民族关系结构的基础上凝聚为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实质和核心正在于中国的各民族以中华民族精神为纽带而凝聚、认同与团结为一个统一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22］从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看，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在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日益接近、互相吸取、互相依存”的关系基础上，由中华民族精神作为思想纽带与灵魂而凝聚、认同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的，而中华民族精神是由56个民族共同创造与构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我们梳理、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基础；需要我们去发掘、概括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据此，学术界需要追溯、寻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源头和思想渊源，需要收集、整理、厘清我国各民族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各类古籍文献，从中寻绎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如何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的疆域、如何共同书写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如何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如何共同培育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即通过古籍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寻找、梳理、概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根脉，整理、揭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的历史思想资源。

如前所述，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经班固编撰的《汉书》的传承发扬，以及其余二十二史的扩充发展，汉文古籍一直都有记录和书写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的传统，特别是其中的“华夷共祖”“华夷一体”和“大一统”思想等，都是对于各民族历史上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理念的记录与书写。汉文古籍中关于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及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如王文光等撰写的《二十四史的边疆民族记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论纲》和《“五帝”世系与秦汉时期“华夷共祖”思想》、平维彬和严庆共同撰写的《从文化族类观到国家民族观的嬗变》等等，有众多的学者关注并梳理研究汉文古籍中的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及其思想，特别是这些古籍文献中所蕴含的“华夷共祖”“华夷一体”和“大一统”思想等，并以此为主线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脉络和思想渊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

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亦有丰富的关于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和思想的记录与表达，它们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演进的重要的历史基础与思想渊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23］要完整、系统、全面地梳理和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的历史基础和思想渊源，需要重视和加强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所记录与书写的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交往交流交融关系及其思想的研究阐释，把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所记载与呈现的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及其思想观念，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的历史基础和思想渊源，呈现其作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深厚的思想资源的意义与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文化宝库中的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既有大量反映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作品，也有大量少数民族作者的创造。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并称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在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项目中，少数民族的占到三分之一。要向各族人民反复讲，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各民族要相互欣赏、相互学习。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都是不对的，都要坚决克服。”［24］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基础与思想渊源的过程中，既要对汉文古籍中蕴含的相关历史记录与思想观念进行系统深入全面的研究与阐释，也要对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所具有的相关历史记载与思想表达进行研究阐释，以此全面系统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演进的历史基础，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思想渊源。但从目前学界的研究动态看，系统梳理、全面呈现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进而呈现其中所蕴含的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价值与意义等问题的研究还未能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既有藏族、蒙古族、彝族等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形成、积累了大量的古籍文献，其中不乏种类和数量多样的创世史诗，以及一些理论著作、文学著作、史学著作等；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如白族、回族等没有创制本民族的文字，但借用汉字来记录与传承本民族的思想文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没有创制文字而用口述方式传承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不论是哪种情形，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都有着关于民族间相互依存关系和思想的表达与传承，我们在研究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和思想渊源时，都有必要对少数民族关于此方面的思想观念进行梳理与概括，揭示其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与意义，这样才能全面、系统、完整地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历史基础与思想渊源。

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系统、全面、完整地阐释研究蕴含于各民族古籍文献中的民族间相互依存关系及其思想，这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