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龙，马文婧，赵长峰

（1.江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2.湖北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3.华中师范大学 a.中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b.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历史上的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助推剂，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全球公共卫生的内涵。当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以5G通信、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新技术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方式［1］。作为数字技术与公共卫生相融合的产物，数字卫生（Digital Health）成为21世纪以来全球公共卫生转型的一项重要技术路径。2018年5月，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提倡开发数字技术和提供数字服务以促进世界人民公平、平等地获得健康的权利。2019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2020—2024年数字卫生全球战略（草案）》，倡导各国通过移动电话、平板电脑和计算机等数字终端设备和数字技术促进各国公民获得健康服务，以实现“运用数字技术确保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标。世界卫生组织将数字卫生定义为“采用数字技术改善卫生状况的一切知识和实践”，从而为数字卫生界定了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数字卫生有望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信息、教育、通信、健康监测、诊断和数据处理的一次技术革命［2］。

东盟地区是中国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点地区之一，数字技术在双方公共卫生合作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在当今各国或地区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中国与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各国、地区已经形成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公共卫生威胁的多发性、复杂性与后果的广泛影响都要求公共卫生治理技术的变革与创新。数字技术是中国与东盟开展公共卫生合作的重要载体和创新手段，也是双方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和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2003年的中国—东盟“非典”治理合作，二十年来中国和东盟的数字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数字技术手段在应对全球重大传染病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是一项新兴且具有研究价值的议题。

一、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近年来，数字技术在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巨大技术赋能作用引起了各国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数字技术融入本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全球数字卫生治理发展迈入了快车道。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的必要性凸显，双方的合作也存在高度的可行性。

（一）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的必要性

第一，数字技术为中国与东盟公共卫生合作搭建新的桥梁，确保在公共卫生事件如全球重大传染病肆虐时中国与东盟能够保持高效、即时、畅通的通信，为双方开展数字医疗与卫生科研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全球重大传染病的不可预测性、高传播性和高变异性给中国和东盟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以人工为主的传统防治合作方式遭遇较大挑战，利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新技术的数字卫生合作成为一项迫切的现实要求。一方面，针对全球重大传染病的防控措施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公共卫生专家难以维系传统的线下交流与合作关系，中国—东盟卫生部长会议、中国—东盟卫生发展高官会、中日韩—东盟卫生发展高官会、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中国—东盟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合作论坛等一系列公共卫生合作机制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视频连线互动的举办形式，实现了中国与东盟的公共卫生专家“云端”相聚，既满足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疫情防控的需要，又确保了双方公共卫生合作的正常开展。另一方面，通过加速医药和疫苗等卫生产品的研发进度，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数字技术为中国与东盟的卫生科研合作添砖加瓦，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双方卫生科研成果的产生。

第二，数字卫生合作能够改善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公共卫生资源不足的状况，促进公共卫生资源的有效配置，助力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公共卫生安全已不仅是一国境内的安全，它具有全球性，还是一个全球性的安全议题［3］。中国与东盟互为地理的近邻和经贸的亲密伙伴，但双方的公共卫生体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脆弱性。由于国家公共卫生治理承载能力有限，重大传染病的暴发易导致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公共卫生资源陷入紧张，如新冠病毒这类病毒的传染性、致病性已经远超各国的公共卫生治理能力，传统的公共卫生措施和医疗手段已难以满足呈爆发性增长的感染患者群体［4］。因此，数字卫生合作成为弥补中国和东盟国家公共卫生资源不足的一种必要手段。通过数字卫生合作，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共同分析与预测疫情动态，各国民众也可以通过数字设备远程获取医疗资源，最大化地促进公共卫生资源的有效配置［5］。

第三，数字卫生合作不仅聚焦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也事关中国和东盟各国民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经济复苏。作为建设“健康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的交汇处与契合点，数字卫生合作成为推动中国与东盟疫情防控与经济复苏的强大动力。公共卫生威胁对中国和东盟的传统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打击，但它也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数字经济是一种借助互联网，以电子商务的形式进行货物和服务交易的经济活动。东盟是数字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截至2022年10月，其数字经济整体规模已达2000亿美元，并有望于2025年增长至3300亿美元［6］。东盟各国也纷纷制定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划，预计东盟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将从2015年的1.5%提升至2025年的8.5%［7］。数字经济也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新蓝海”，双方在电子商务、数字金融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公共卫生安全是个人、社会和国家健康安全的基本前提，是实现国家经济复苏和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数字化的公共卫生技术手段极大改善了公共卫生体系的传染病防控能力，不但能够助力中国和东盟的疫情防控，而且也对双方的经济复苏和经济合作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8］。

（二）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的可行性

第一，东盟良好的数字卫生应用前景提供了合作契机。一方面，东盟区域公共卫生治理的难题急需公共卫生的数字化技术变革。东盟地区是亚洲乃至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东盟政治、经济和文化一体化为各国政治建设、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带来便利条件的同时，也使东盟的公共卫生安全面临挑战。密集的人口、劳动力的跨境流动、潮湿高温的气候以及频发的自然灾害等因素都使东盟地区面临细菌、真菌和病毒大规模传播的挑战［9］。东盟成员国中既有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等公共卫生体系较为发达、国内医疗体系健全的国家，也有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公共卫生资源匮乏、公共卫生能力相对薄弱的国家。大多数东盟国家的人均医生数和病床数都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菲律宾、缅甸等国的人均公共卫生资源甚至还不及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数字技术有助于补齐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公共卫生治理水平差距，尤其是有助于改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群岛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以及推进东盟国家中医疗设施和服务较薄弱的农村地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另一方面，《东盟数字总体规划2025》中鼓励在卫生和金融等领域应用数字服务，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的政府倡导民众使用远程医疗来获得会诊与药物，这使得东盟远程医疗平台的活跃用户大幅增长，2021年上半年东盟的数字卫生产值就超过2020年全年产值，达到11亿美元［10］。相比新冠疫情暴发之前，2021年东盟新增6000万互联网用户，逾3.5亿东盟互联网用户形成了庞大的数字卫生需求群体，66%的东盟民众乐于使用远程医疗，东盟快速发展的数字卫生事业为中国、东盟双方的数字卫生合作创造了机遇［11］。

第二，中国数字卫生技术日趋成熟贡献了技术动力。作为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2021年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已达45.5万亿元，占GDP比重近40%［12］。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数据、区块链、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医疗卫生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领域之一，巨大的数字经济发展成就使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迎来了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黄金期。根据2021年8月举行的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大健康产业论坛暨第三届“互联网＋医疗健康”应用大会上的数据，我国目前已有1600多家互联网医院，二级以上医院普遍开展在线服务，2020年全国互联网诊疗4891万人次。“互联网＋医疗健康”已成为我国医疗健康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应对新冠疫情中开辟了线上抗疫“第二战场”［13］。从流行病学研究、诊断和治疗，到综合疫情防控系统与常态化防控管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中广泛使用数字技术来增强疾控措施的防控力，满足患者、医生和公众的需求。人工智能、5G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中得到广泛应用，不仅可以帮助医务人员对患者或疑似患者进行远程会诊，还能够支持居家患者以及慢性病等其他疾病的患者远程获取医疗服务。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科技企业纷纷布局健康医疗产业，中国数字健康产业出现了微医、阿里健康、京东健康、春雨医生、好大夫在线、平安医保科技、易联众、东软、迪安等一系列的数字健康企业，中国的数字卫生技术逐渐成熟、数字卫生产业日益壮大［14］。数字技术还助力中国的人群追踪、筛查和大数据分析，医疗人员能力建设和医疗资源调动，以及社区常态化疫情防控体系建设［15］。中国的数字卫生技术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由于得到全方位的应用与实践而日趋成熟，这为中国与东盟开展数字卫生合作提供了技术动力。

第三，中国与东盟的高层推动奠定了政治基础。中国—东盟卫生部长会议和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都致力于在传染病和非传染病防控、传统医学、医疗服务、慢性病防控等领域加强合作，远程医疗、信息化防治传染病等数字化公共卫生都是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双方公共卫生合作的重要领域。2017年9月11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国—东盟卫生部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表示中国医疗卫生的科技创新为改善中国人民的健康作出了贡献，并向东盟各国卫生部长分享了中国公共卫生科技创新方面的经验和规划。与会各方一致认为，科技创新在公共卫生和公民医疗保健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影响，互联网医疗融合了医疗技术、数字媒体和移动设备，确保患者和医护人员可以轻松地获取医疗信息和资源［16］。同月举行的第七届中日韩—东盟卫生部长会议上，中国方面表示，中国将远程医疗作为11个重点领域之一与东盟、日本和韩国积极开展公共卫生合作［17］。习近平在2020年11月召开的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中方愿同东盟各国携手合作，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发挥互补优势，聚焦合作共赢，在智慧城市、5G、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大数据、区块链、远程医疗等领域打造更多新的合作亮点”［18］。此外，《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21—2025）》也明确提出“在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公共卫生持续发展方面开展合作，提高健康城市和可持续卫生管理水平”［19］。数字卫生合作受到了中国与东盟的重视，在双方高层的推动下，双方围绕数字技术、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治理的一系列研讨会、论坛等交流活动以及数字卫生各项实质性合作得以顺利开展。

二、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面临的挑战

当前，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仍受制于东盟“数字鸿沟”、东盟公共卫生治理失衡以及东盟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协调不足等问题的困扰。

（一）东盟“数字鸿沟”制约

根据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的定义，“数字鸿沟”是指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社区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及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的趋势。国际电信联盟明确提出：“数字鸿沟是降低数字化价值的关键障碍，宽带服务不良的地区的人群无法从远程学习、远程办公、电子商务和医疗保健中受益。”［20］由于经济、科技水平存在差距，东盟各国面临较大的“数字鸿沟”，这对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造成严重制约。一方面，东盟各国间的数字基础设施状况仍存在差距，造成东盟人口的数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严重不平衡。东盟国家中新加坡、文莱、泰国的移动互联网和固定宽带互联网速率超出缅甸、老挝、菲律宾等国的数倍到数十倍。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0%以上，而缅甸、菲律宾只有约一半的国民能够使用互联网。缅甸、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的固定宽带普及率在10%以下，其中缅甸全国只有1.66%的人口接入宽带，柬埔寨和老挝为2.03%，而这一数字在新加坡接近26%。一些东盟国家的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远落后于大城市或人口密集地区，导致这些地区的网络状况难以支持数字卫生的开展［21］。东盟国家的5G通信技术发展普遍滞后，截至2022年11月，仅有新加坡、泰国、越南和菲律宾建设了商用的5G基站，其他国家5G技术的引进仍处于规划或试验阶段。东盟成员国差异较大的数字基础设施情况导致东盟的数字支付体系不够成熟，超过60%的东盟民众没有银行账户，只有约17%的民众使用数字支付进行交易［22］。截至2021年4月，东盟国家中只有新加坡（97.9%）、马来西亚（85.3%）和泰国（81.6%）的15岁以上民众的数字支付账户开通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68.5%）［23］。东盟成员国普遍过低的数字支付使用率导致东盟暂未形成统一的跨境数字支付系统，这不利于中国与东盟运用数字支付技术支持双方的数字卫生合作。另一方面，东盟各国的数字卫生软件研发能力参差不齐，公共卫生资源难以通过数字化的应用平台在东盟全面推广。数字卫生软件是东盟区域内民众获取数字卫生资源的重要平台，是东盟实施远程医疗、公共卫生机构数字化和疫情防控智能化的核心。但东盟区域内数字化人才的普遍不足、医疗和卫生企业数字化应用程度及创新能力较弱、东盟国家数字开发技术和环境的欠缺导致东盟的公共卫生数字化软件研发能力存在差异［24］。MyDoc、Speedoc、DoctorAnywhere等东盟主流的数字卫生应用平台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部分经济水平、科技实力和公共卫生体系相对具有优势的国家，而其他相对实力较弱的国家的数字卫生平台的研发和应用相对滞后。根据阿里研究院和KPMG的数据，尽管中国是全球排名第二的数字技术研发国，但仍与排名第一的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且东盟国家除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位列全球前50位，大多数东盟国家在全球排名较为落后［25］。东盟国家在数字研发和创新能力方面的相对不足，影响了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卫生软件研发合作。

（二）东盟公共卫生治理失衡

尽管东盟在公共卫生建设和全民医疗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东盟国家之间在公共卫生治理方面存在失衡问题，这不仅不利于东盟的数字卫生健康发展，还不利于中国与东盟开展数字卫生合作。一是东盟各国公共卫生治理投入不平衡。作为东盟内部唯一的发达国家，新加坡拥有世界先进的公共卫生体系以及高素质的医护人员和科研人员，这使其能够较为出色地应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冲击。截至2021年9月，泰国、马来西亚已实现全民医保全覆盖，90%以上的新加坡民众享有政府实施的强制性医疗保险计划，印度尼西亚有50%的民众享有医疗保险，而柬埔寨和老挝的医疗保险覆盖率则分别只有24%和15%［26］。随着近年来东盟各国政府加大对民众就业、中小企业和医疗保健的支出和减少政府税收，政府对公共卫生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投入有限，东盟国家普遍经济发展下行态势打击了数字卫生市场参与者，为东盟的公共卫生数字化转型带来不利影响。二是东盟的公共卫生治理主体参与程度不平衡。东盟的公共卫生治理多为政府主导，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公民团体等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程度较低，这使东盟在应对日趋复杂的区域公共卫生事件时较为吃力。三是东盟的公共卫生治理资源不平衡。公共卫生治理资源不足是东盟公共卫生治理的一个短板，由于东盟大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东盟的公共卫生治理资源整体上较对话合作伙伴存在较大差距。公共卫生治理资源在东盟内部也分布不均，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医疗卫生体系较完善的东盟国家拥有较多的公共卫生治理资源，而其他东盟国家的公共卫生治理资源则较少且差距较大。东盟公共卫生治理失衡将降低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发挥的效用，受限的参与主体将难以调动多元化参与的积极性，而分布不均的公共卫生资源将影响公共卫生合作的资源分配，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

（三）东盟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协调不足

数字卫生政策对中国和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发展极为关键，是双方数字卫生迈向机制化合作的重要基础，在协调双方合作资源、对接双方合作需求以及搭建双方合作机制方面发挥着指引性作用。合作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开展数字卫生合作的重要支撑，决定着双方数字卫生合作的前进方向与合作成效。当前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和公共卫生两大合作领域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跨部门的机制化合作，但就数字卫生这一具体的合作领域来说，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机制还存在协调不足的问题，双方的合作机制化步伐未能跟上数字卫生治理需求的急剧变化。

第一，东盟成员国之间的数字卫生政策缺乏协调性，不利于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卫生政策互通。数字卫生是一项融合公共卫生和数字技术两大领域的议题，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一些东盟国家专门成立了公共卫生和数字治理的融合性机构，以统筹数字卫生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如印度尼西亚卫生部于2021年3月成立数字化转型办公室（DTO），通过制定数字卫生政策、开发数字卫生产品、推进医疗企业数字化转型来促进印度尼西亚的数字卫生发展，并明确出台了《2024年数字卫生转型战略蓝图》［27］。尽管数字卫生得到了越来越多东盟国家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成立负责数字卫生事务的专门机构并出台本国的数字卫生发展规划，但各国的数字卫生政策缺乏协调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卫生政策的互通。

第二，东盟未出台明晰的数字卫生政策，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较为分散，未形成专门的机制化合作模式。尽管中国和一些东盟国家已明确出台涉及数字卫生的发展规划，但东盟目前未出台明确的数字卫生政策，中国和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议题往往被内嵌在中国—东盟卫生部长会议、中国—东盟卫生发展高官会、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中日韩—东盟卫生发展高官会等涉及公共卫生事务的东盟“10＋1”“10＋3”合作机制中。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以项目为导向，双方未在数字卫生领域形成专门的机制化合作模式。正如《东盟数字总体规划2025》所指出的，缺乏统一的数字规划是阻碍东盟事务数字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分散化的合作模式导致中国和东盟在数字卫生的技术创新、数据共享、隐私保护等诸多方面缺少统一的标准与规范，从而导致双方的数字卫生合作整体协调性不强。

第三，“东盟中心”的合作原则一定程度上导致数字卫生的区域“制度拥挤”和“制度竞争”，以及一些东盟国家的合作犹豫，进而影响中国和东盟数字卫生合作效率。数字技术本质是信息的数据化，公共卫生领域的任何数字技术都离不开大量数据的采集与处理。数据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和安全性，是一国公民、企业、政府乃至国家实力比拼的重要新要素［28］。数字卫生也成为美、日、韩等其他东盟合作伙伴的优先合作议题，其他域内外国家也积极与东盟开展数字卫生合作并建立了一系列的沟通与合作机制。东盟通过主动寻求与各大国建立合作关系来维持其在区域治理和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导致东盟与域外国家的合作机制雷同。一些西方国家加大与东盟在该领域的合作以提升数字卫生话语权，这种制度竞争现象导致了一些东盟国家与中国开展数字卫生合作时的犹豫态度。这些现象给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增加了障碍。

三、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的路径

针对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中存在的挑战，同时结合东盟数字发展2025年愿景，本文建议中国与东盟在数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医药研发与数字化公共卫生服务、数字化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以及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加强合作，以进一步推动双方的数字卫生合作取得积极成效。

（一）加快数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以光缆、移动通信等数字基础设施为代表。《东盟数字总体规划2025》提出，通信基础设施是任何领域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东盟需要提高固定和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质量并将其服务范围扩展到农村地区。自“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抓住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新基建”，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卫生合作搭建了广阔的舞台。数字基础设施是中国与东盟公共卫生机构数字赋能的关键，主要由数字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设施组成，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数字硬件基础设施指公共卫生机构实现数字化服务的硬件设施，包括通信设施、数字化医疗设备等。东盟认为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是其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一大挑战，改善东盟的数字基础设施可以为东盟提供更加便捷、高效和安全的数字服务，因此东盟将国外投资视为其数字事业发展的重要合作议题。在东盟的积极倡导下，中国政府和卫生部门携手华为、中兴、中国电信、阿里巴巴等通信技术企业和互联网科技企业，积极参与东盟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的数字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2020年9月批准了1.5亿美元贷款，用于帮助印度尼西亚近15万个未接入互联网的公共服务点，包括学校、医院和地方政府［29］；2020年12月，华为泰国公司与玛希隆大学下属的Siriraj医院医学院合作建设“智慧医院”，从而为病患提供更好的远程医疗服务；华为公司参与建设长达1300公里的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海底光缆系统（MCT）；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中国通信企业加入亚太直达海底光缆系统（APG）建设，极大增强了东盟国家间以及中国和东盟的连通性。此外，中国—东盟信息港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关键工程，于2020年底建成3条国际海缆、12条国际陆地光缆、13个国际通信节点、1个国家域名CN顶级节点，推动了中国和东盟在信息通信、云计算、数字产业和数字政企等领域的合作［30］。中国和东盟在这些领域取得的丰硕合作成果有效改善了东盟国家数字基础设施不足的局面，为双方的数字卫生合作提供了必要的硬件技术支持。在“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合作机制的加持下，中国应加大对东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进一步深化双方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改善东盟的“数字鸿沟”状况。

数字软件基础设施是调用数字硬件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资源向用户提供医疗服务的终端平台。数字医院、智慧医疗、远程医疗等应用软件或互联网平台是对接患者和优质医疗资源的重要枢纽，是民众参与数字卫生不可或缺的途径。中国和东盟的医疗机构、医疗企业和数字企业在探索数字软件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如2021年10月，中国—东盟跨境远程医疗服务平台正式面向东盟推出跨境医疗合作平台，为东盟国家民众提供线上医疗服务。该平台由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微软公司、迈瑞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联共同开发。东盟国家的患者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访问该平台，远程挂号并咨询广西医院的专家，如有需要，东盟国家的患者还可以申请跨境入院，前往中国接受进一步治疗。通过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该平台能够将“一站式”医疗健康管理服务贯穿至入院的前、中、后的每一个环节。与中国银联的合作能够确保东盟国家的患者使用本国货币支付医疗费用，避免了患者兑换货币的不便。另外，中国向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提供国际智慧医疗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国内医疗机构开展“5G＋远程医疗”服务，支持医疗机构建设跨境医疗服务等平台，积极推动中医民族医药医疗服务向东盟延伸，并积极推动与东盟的数字赋能跨境医疗服务合作便利化，加快中国—东盟跨境智慧医疗合作生态圈建设［31］。未来，中国应加大与东盟在数字卫生软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力度，向东盟方面提供更加具有创新性的数字医疗工具，为东盟医疗机构和企业的数字化产品研发人才的培养提供资金、人员和技术支持，进一步改善东盟的数字卫生相关软件研发环境，以更好地服务于双方的数字卫生合作。

（二）聚焦医药研发与数字化公共卫生服务合作

医药产品的数字化研发和公共卫生服务的数字化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加强数字卫生合作的重要领域。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医药和疫苗产品的研发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大数据、神经网络等数字技术能够大大加快药物和疫苗的研发进度，提升研发的成功率［32］。医药研发是中国与东盟公共卫生合作的优先议题，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积极开展医药和疫苗研发合作，支持这些卫生公共产品的东盟本地化生产，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33］。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医药研发合作时，运用数字技术加快病毒基因测序和蛋白质结构的研究，大大提高了中国和东盟对病毒的认识，增强了医疗系统的诊疗能力，并协助中国科兴、国药和印度尼西亚Bio Farma、马来西亚发马公司等医药研发企业加快相关药物的研发进程。作为抗击公共卫生威胁的关键合作领域，医药研发是未来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的重中之重。数字技术不但可以整合和优化双方的医药研发资源，提高医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也能通过智慧医疗、数字药房等创新性数字平台将最新的药品送达患者手中，大大改善患者用药的舒适度和便捷性。中国和东盟的医药研发机构、医药生产企业以及数字技术公司应通力合作，在药物筛选、药物试验、医药管理、医药支付以及健康监测等方面采用更为先进的数字化技术，以实现医药研发的保质提速。另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搭建传染病监测和数字防控网络，通过实时通报、共享数据，帮助中国和东盟加强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预防、中期应对以及后期防控等各阶段的公共卫生合作，有助于提升双方的区域传染病应对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在早期预防公共卫生事件阶段，中国和东盟通过数字技术建立更为紧密的疾病全球监测网络，尽早地发现并报告新发传染病病例，共享和更新各国的病毒和疫情数据，从而落实世界卫生组织有关传染病防控的各项应对措施；在中期应对公共卫生事件阶段，数字技术助力中国和东盟国家公共卫生机构对患者（或密接者）的筛查、追踪、诊断和远程治疗，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由于疫情恶化而面临的公共卫生资源匮乏问题；在后期常态化防控阶段，数字技术有效保障各国民众常态化防控与复工复产的需求，通过建立个人和社区健康档案，实现政府、社区和公众联防联控与全行业的共同参与。数字化公共卫生服务不仅可以确保紧急状态下公众的生活生产秩序，此过程中形成的大数据也为分析和研判公共卫生事件走向提供了重要参考，为中国和东盟的社会稳定和科学防控作出了双重贡献。数字化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与一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程度、数字政务水平、卫生机构数字化水平、公民的数字化参与度以及具体的防控政策等紧密相关，我国的公共卫生机构和相关数字企业应与东盟相关方积极开展合作，开发出符合东盟国家实际情况的数字化公共卫生服务平台，以提升东盟的数字化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三）加强数字化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合作

数字卫生离不开数字化的公共卫生人才的智力支持，公共卫生领域的相关专家、医生、疾控人员和科研人员都需要具备信息通信、大数据等方面的数字技能。数字化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成为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为双方的数字卫生合作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从东盟方面来看，数字化人才短缺是东盟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ICT赋能数字经济：东盟框架下的印度尼西亚》显示，印度尼西亚面临严重的数字人才短缺，到2030年需要增加900万数字信息通信领域的专业人才才能维持其快速发展的数字业务。尽管泰国的数字技术和公共卫生在东盟中处于较高水平，但泰国在数字科技领域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人才缺口仍较大。数字人才培养是东盟数字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东盟的数字技术发展规划中将数字人才培养置于关键的位置。《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和《〈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行动计划2019—2025》等东盟数字合作指导性文件都将拓展数字人才作为东盟数字一体化的优先合作领域。东盟还专门制定《东盟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总体规划2020》《东盟中小微企业技术培训蓝图2025》等，旨在支持中小微企业采用新技术，提高从业人员技能。

从中国方面来看，近年来中国致力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卫生领域专业人才培养合作，帮助沿线国家提高公共卫生管理和疾病防控能力。传染病防治和人才培养是中国与东盟公共卫生合作的中期目标之一，是中国构建以周边国家和重点国家为基础、面向沿线国家的卫生合作网络的关键［34］。数字卫生人才培养合作迎合了中国面向东盟的“健康丝绸之路”建设的实际需求，为双方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的华为、中兴、阿里巴巴等通信技术和互联网企业成为培养东盟数字化人才的主力军。面对东盟庞大的数字卫生人才需求，中国和东盟可在资源共享体系、学科融合培养以及培养平台创新等方面加强合作，为双方的数字卫生合作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四）深化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建设合作

数字卫生合作有利于中国和东盟在区域层面建立更为紧密的疾病监测网络，促进信息共享、医药科研合作与医疗资源整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防控、诊断和医治过程中的人际接触传染风险，为中国和东盟应对公共卫生威胁带来数字赋能。作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与东盟在数字卫生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但双方的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协调性不足的问题有待解决。为发挥数字技术在构建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中的效用，中国与东盟应进一步深化双方的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建设合作。第一，中国与东盟应积极搭建数字卫生合作专门机制，成立由双方官方牵头的数字卫生专门合作机构或合作委员会，有效对接双方的公共卫生和数字技术相关部门、企业和科研机构，制定明确、具体的数字卫生合作规划和愿景，为双方的合作描绘切实可行的路线图。第二，中国与东盟应加强数字卫生互联互通建设，从资金、人员和技术等层面持续加大对东盟数字技术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快东盟国家的公共卫生机构的数字化建设进程，增强中国与东盟、东盟国家之间的公共卫生机构的数字化连通性，确保更多的东盟民众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获取及时、有效的医疗和卫生服务。第三，中国应进一步支持和提升东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是数字卫生的基础，数字卫生是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取得成效离不开东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东盟的数字经济发展支持力度，吸引通信企业、互联网公司和生物制造企业等多方主体积极参与，为东盟的数字卫生发展创造更具潜力的市场环境和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