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过　朱钇冉　张鹏程

[摘    要]青少年学会自我成长，激发自我潜能是发展的一部分，家长和教师的引导更显教育的人性化和专业化，双方共育的重点本身就应是关注学生的成长与发展。从家校共育的视角阐述双方角色合作的重要性以及探究青少年对自我认同感的取舍和对待事物的态度，并以“关怀”为引协助和督导青少年建构积极乐观的心态、发掘自身闪光点、充分认识自我，以“交互”为径参与青少年的教育成长过程并给予稳定的情感和社会支撑，以“适应”为力支撑学生的自愈力、创造成功体验。最终家校双方助力青少年不断探索并完善积极的统一性自我。

[关键词]家校共育；自我统一性；积极心理

随着素质教育改革愈发火热，国家更加强调教育的目标需向着高素质、高优多能的方向发展，学校教育展现不足之处——学校的认知需求和数据化教育导致学生只是学生而不是孩子。研究发现，“家校帮助学生加强对自我的了解并主动给学生营造积极的情绪体验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些对自我具备更全面认知的青少年，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能成为更健康的人；那些具备积极态度的学生也同样体验着高的自我效能感，自我认知也更倾向于用积极性的角度看待。”显然，这些还需要家庭和社会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在家校共育视角下探讨家长和教师如何帮助学生更好地对自我进行探索，如何更好地培养学生积极性的心态，分析家长和教师在学生实现积极性自我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如何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和教师的信念实践来帮助孩子探索“改善后的自我”实现全面的自我、积极的心理以及协调的生理三方面的和谐发展。

一、文献综述

（一）涵義解析

1.家校共育

“文化缺陷模型”研究发现，文化水平和人文素养低的家庭其孩子有着消极的情绪体验、价值观和实践能力。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家校共育不只是简单的“共同教育”，更要互相协调并努力消除双方教育中的文化缺陷，毋庸置疑的是具有高强化联结的家校共育必然会产生1+1>2的教育效果。家校共育是家校双方强化对学生的互动和支持，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教学资源，共同致力于学生身心素质全面发展的新型育人方式。

2. 自我统一性、积极性心理

埃里克森（Erikson）认为，青少年时期对自我发展的程度、能否克服自我同一性混乱以及是否达到自我统一关乎青少年未来的长远发展。自我是一个人所能称之为自己的一切的总和，而且自我是永远在改变、成长和发展的。自我统一性是个体不断认识自我概念、自尊、自我效能、自我影响和自我模式等关于自身存在的一切属性的整体结构。

帕特瑞克（Patrick）等人证明了通过青少年生活中教育领域发展积极的自我统一的重要性。自我统一和积极性心理特征通过元素移动的方式在整个生命周期的发展中相互加强。这里的积极性心理是主动去发掘固有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积极看待人类的优秀品质，并努力保持行为与总体目标一致性的心理状态。

（二）理论基础

1.交叠影响域理论

爱普斯坦（Epstein）提出交叠影响理论是为了增加学生在学校的成功机会。家校社三位一体是必要的社会组织观点，即三者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有同方向的目标和影响。单纯分数论的学业成绩不应归为发展，学生发展应该是一种在他助下的自助。图1的模型包括内外双层结构。外层结构里包含着为家校社创造活动的空间、机会所需的重要力量。内层结构指出了三位主体间发生互动的地点和方式。交叠领域的双层结构以关怀学生为中心，强调主体间协同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如图1所示，交叠领域的两大核心之处，一是将“关怀”作为家校协作的主要内容，关心学生的身心发展状况、关注学生的智力发展、关怀学生的情绪波动。并在此理念基础上共同营造和谐稳定的成长环境，因而，此环境下学生可以体验到来自家校的一致性支持、感受到家长和教师的共同关怀。在双方关怀过程中成长的学生会更自信，更主动探索自我和周围的世界、会体验到情绪的变化和改变，自我同一性会得到更多的探索、稳固、发展。此外，充满温馨和关怀的环境可以激发学生潜能，给予一个良好的情绪感知体验。利于培养学生形成积极性心理，即面对困境时会保持一种趋向于积极性的行为状态。二是交叠领域的“重叠状态”意味着家校社三方责任的共享、也意味着来自各方的多重影响：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家长的殷切期望和教师的言传身教以及社会的熏陶都是学生自我发展过程中的助力因素，都会促进学生对自我以及对世界的认识。

2.自我认知发展理论

斯金纳（Skinner）等人提出的自我系统——中介模型被用来理解家庭和学校环境如何相互作用影响青少年的学业和情感功能。根据这一理论框架，家长和教师创造的环境可以支持青少年的自我体验，使他们有能力取得成功，这些经历会影响青少年对教育活动的参与，进而影响学术和情感发展。基于学生综合发展的眼光，学校和教师应考虑的问题是其自身的身心综合全面发展。父母的愿望是对学生认知影响最大的因素，父母对孩子自我未来规划以及自我认知影响程度有时与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有时是父母对自身角色和自我效能感知的结果。

心理学的目标是让个人的生活更加充实和富有成效，但大多数研究和临床实践都集中于导致精神疾病和心理困扰的因素，自我认知发展所需要的是将自我认知心理学与教育学进一步融合，以促进人的发展。雷特（Lent）等人提出了一种自我幸福感和心理社会调节的综合模型或统一理论。获得生活满意度最直接途径是通过领域满意度——在生活领域取得成功的经验。心理学与教育学融合点应是将重点转移到青少年了解自己与自己的所有相关归因上，以及通过生活经历在年轻人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帮助青少年找到未来的成功和幸福的人生轨迹。生活经历的数量影响着自我认知发展的程度，生活经历的成功经验影响着自我情绪的体验，布拉肯和兰普雷克特（Bracken&Lamprecht）提出“积极的自我”概念，学校提供了同龄人之间交互下自我意识，即有另一个“自我”需要考虑。家庭提供了年龄层次的交互经验，在某方面“适应”一词适应于家庭环境，家庭和学校中不同自我的认识都归属于自我洞察，学生这种洞察力为教育者提供了一条发展人内在自我人性善的途径。即统合自我和积极的经验——积极心态的自我观。

3.积极心理理论

塞利格曼（Seligman）指出，传统心理学的目标“是将患者从消极的、患病的状态带到中性的正常状态——从负五到零，积极心理学的愿景是让人类从零到五，并回答“什么是使人类繁荣的有利条件。”此外他认为积极心理学的任务应是通过增加个人幸福感、完整的自我认知和获得人生成功的内在动机来体验积极的心境以此改善日常生活。这是所有参与教育的主体都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学校是教师影响学生不断成长的地方，家庭是父母可以塑造孩子人生轨迹启点并不断尝试的地方。积极心理学使我们摆脱了临床心理学对异常行为的过分强调，以及学术学习的单一方面，重新强调“增强人类的力量、发展人积极性的方面、激发人的无限潜力。”此外，积极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是基于强化学习技能和生活技能的优势，还可以为家长和教师提供更多关于自我认知和积极性心理的专业培训和理论工具以及传授和衡量的新方法。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青少年需要更全面更积极的自我认知和社会情感支持工具。事实上，青少年独特的潜力并没有在积极心理学领域的影响中得到最大化。因此，汤姆林森（Tomlinson）强调积极心理学以其更全面的人类发展观与教师“系统专业的教学”以及家长“经验丰富的眼光”合作，为学生自身的发展属性提供了更丰富的途径，传授积极自我认知属性的信念并不断进行实践，自始至终都是希望赋予青少年健康、幸福和成功的积极人生轨迹。家校双方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经验，不仅是学业成绩，更应该是自身的健康和福祉。

二、青少年自我认知和积极性心理培育的实践探索

（一）家校在学生积极性自我构建中的角色与作用

教育的目的是使個人能够继续接受教育——或者说学习的目标和回报是持续成长的能力。积极的自我统一性也必然是教育建设中很重要的成分，这一建设过程中家校双方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自我认知和情感波动的良性获得。认知成分包括对生活不同领域的积极评价，情感成分是积极的情绪体验所占的生活比例。父母本身就具备程度不等的期望和文化水平，家长的过高期望恰恰会阻碍孩子对自我的探索，会妨碍自我统一性的发展；父母文化水平的高低亦会作用在亲子之间关于自我发展的沟通效果上，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自我也被深深地打上父母的烙印，而且这种影响会一直持续很久。但父母的言传身教会让孩子快速形成自我的价值观和同伴之间的相处之道，孩子以父母的视角去认识自我以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时，父母的榜样作用所产生的影响绝对不容小觑。此外，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情绪体验，积极情绪理论证明了构建统一自我和体验积极情绪的重要性，因此父母教养方式和家庭角色的改变是值得期待的结果，父母给予孩子情绪情感的支持体现在良性的互动——父母与教师积极沟通、家长与孩子良好互动，这些行为的增加都与学生增强自信心、情绪调节技能以及自我认知的能力息息相关。

学校是学生学习如何健康地生活并不断取得成功的地方，学生在学校时努力构建一种自我图式并以此来理解自己独特性的成长潜力。自我需求、动机和价值观是通过与世界的互动构建的。因此，考虑到学生的生活、在校时间以及生命重要时期的发展，通过学校经历中的成功意义来构建。生命中的每一刻都有机会对自我进行现实的构建，包括知识、信仰以及世界观和价值观，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学校作为一个理论指导系统专业且师资队伍走在发展前面的辅育场所，多方面的综合实践以及心理健康课等引导学生情绪参与的活动应被突显出来。学生的积极情绪体验以及在学校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功经验会增强自我效能感，积极情绪的体验会显著改善学习效果，亦会促进对自我统一性的探索。

（二）父母期望的深远性以及参与教育的实践

有强烈外显和内隐行为的学生，当家庭参与到他们的教育过程中，他们的破坏性行为会减少、适应能力和社交技能会增强。父母参与教育是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的重要方式，除了促进学业成功，父母参与教育更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显然当孩子在他们的环境中与重要的成年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时，他们会受益。学生想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能，少不了父母的全力支持。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是指父母对孩子继续教育的期望，而“父母参与学校”也表明父母对学校和孩子发展的参与和支持，这些因素都相互作用。不同的父母表现出不同程度参与教育的能力，这里的参与能力指的是教育方式、学习技能、价值观和诱发动机的混合体。

孩子自我统一性方面的探索受父母参与教育时给予的情感性质和对孩子个性的支持影响。当父母只是参加学校活动或在学校做志愿者时，他们会给青少年一种关心、支持和与父母时刻保持联系的感觉。父母参与的有形活动可以帮助青少年与父母建立情感上的亲密关系，这可以帮助学生构建自我的积极表征，父母以温暖和适度指导参与会给孩子带来更亲密的行为，这将是促进学业成功和情感健康的积极资产。此外，家长通过学校的参与可以为学生提供一种有效的应对策略，以应对学校提出的挑战。这种积极的应对策略可能会降低消沉情绪的水平，增加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减少习得性无助感。

最后，教师与家长之间必须有有效且适当的互动，以便共享学生信息的同时实现相互支持和营造共性的教育观。研究发现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积极情绪体验越多，与父母、老师和同龄人的关系越好，自我认知越完整、未来规划越明确，在学习和其他方面表现得更加出色。这些结果突出了家长参与重要性的同时亦表明家师共育在学生探索自我统一性和积极性体验的重要性。

（三）教师信念的有效性以及课堂教学实践

如图2所示，学生有发展能力，但并不是通过教学方式培养出来的，教学方式和学术内容与孩子的现实脱节。在学习中，班杜拉（Bandura）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原则》（LCP）试图将教学和学习的重点转移到更完整的学习者自我观上。教学是将内容与人联系起来，与重要的人分享重要的想法，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原则有效地将认知发展和积极心理学结合为一个整体，强调了自我在日常课堂教学中创造个人意义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教师应该相信他们可以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的自我认知，可以帮助他们在自我统一性的探索上发挥重要作用，并且教师应该据此制定能够产生这些结果的干预和教学策略。教师的信念与课堂上展示的行为或教学策略直接相关，教师信念的有效性也是在传授自我认知和积极性心理属性时得到强化，学习者的积极作用得到认可支持。

积极心理学的弹性计划（PRP）主要目标是增强学生处理日常压力源和问题的能力。PRP通过教孩子更现实和灵活地思考他们遇到的问题来促进积极的心理。元分析发现，PRP显著减少了绝望感，增加了乐观情绪。威廉姆斯（Williams）认为积极心理学干预可以在教师的课堂上进行实践，有效的教学策略要求在学习过程中考虑学生的自我，自我统合和积极性心理属性必须被视为课堂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教师，都希望充分发挥每名学生的独特潜力，包括将学生的内心生活与教育相结合，将有机与个人兴趣、思维相结合的同时在学校教授和创造积极的心理体验，通过对学生自我专业性的解读以及在学生自我探索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解决，改善学生总体的心理健康，将积极心理学元素纳入学校课程中，融入教师信念中可以使学校和教师的角色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从专注于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学术机构转变成协调社会情感和自我探索来满足青少年在各个领域广泛需求的整体机构。

三、研究展望

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孩子也会学会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从而希望在世界上有所作为或产生积极影响。我们过分强调纯粹理性的价值，反而是自己亲手扼杀了人类自身创造力和发展能力，共育应是以关注孩子自我发展为中心、深刻关心学生内心世界的偏向。这种关心不仅包括学生的认知能力，还包括整个所经历的、所感受的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会促发学生思考并认真去探索积极性自我的实现。家校双方希望在学生中产生这些结果，不仅要提高学习成果的策略，而且要为学生营造积极的人生轨迹，需要家长的期望和教育参与要保持一致性，教师信念与课堂实践要保持一致性，家长和教师教育方向要保持一致性。积极性自我的实现也要求家校双方更好地理解和践行他们的信念，并通过参与课程将这些属性作为结果来关注，那么青少年将在学业成绩和积极性自我方面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Shoshani， A， & Slone， M. （2013）. Middle School Transition From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Young ado-lescents Character Strength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School Adjustment.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4（4）， 1163–1181.

[2]Sheridan， S. M.， Bovaird， J. A.， Glover， T. A.， Garbacz， S. A.， Witte， A.， & Kwon， K. （2012）. A randomized trial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conjoint behavioral consultation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parent-teacher relationship.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41（1）， 23-46.

[3]Wang， M. T.， Brinkworth， M. B.， & Eccles， J. S. （2013）.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dolescents self-regulation ability， family conflflict， and developmental problem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9， 690–705.

（責任编辑：吕研）

*基金项目：南通市开发区十四五规划课题“双减背景下家校合作的模式与策略研究”（GH2022ZB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