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居艳 韩笑乐 李秋英 边 云 林 晨 陈景旭

(北京回龙观医院心身医学科,北京市 100096)

躁狂症是指以情感高涨、易激惹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情感障碍,常伴有言语障碍、行动增多、幻觉、亢奋、抑郁等精神症状。该病病情易反复发作,严重威胁患者及其家属的身心健康[1-2]。躁狂症的发生与生物因素(遗传、中枢神经缺陷、代谢异常)、环境因素(重大突发事件、外界刺激)关系密切[3-4]。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精神科量表诊断躁狂症,缺乏生物学指标的支持,因此,探讨可用于诊断躁狂症的相关生物学指标对临床诊疗具有重要意义。神经营养素 3(neurotrophin 3,NT-3)广泛分布于中枢神经系统,对神经元的存活、修复具有重要意义[5]。研究显示,首发抑郁症患者血清中NT-3呈高表达[6]。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IGF-1)主要来自肝脏,其可穿透血脑屏障与大脑皮层的IGF-1受体(IGF-1 receptor,IGF-1R)结合,参与神经传导,改善神经功能,发挥血脑屏障保护作用[7]。研究显示,IGF-1可改善抑郁症大鼠模型的抑郁症状[8]。但关于NT-3、IGF-1与躁狂症的关系如何,目前鲜见研究报告。本研究通过检测躁狂症患者血清NT-3、IGF-1水平,分析其与躁狂症发生与发展的关系,以期为躁狂症的诊疗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在我院就诊的87例躁狂症患者作为躁狂症组,其中男性46例、女性41例,年龄23～49(35.26±5.21)岁。纳入标准:(1)符合躁狂症诊断标准[9];(2)首次发病。排除标准:(1)药物滥用者;(2)存在神经系统疾病者;(3)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者;(4)合并代谢类疾病者;(5)疾病、药物引发的躁狂发作者。另选取同期在我院进行体检的90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41例、女性49例,年龄23～49(35.72±5.13)岁。纳入标准:无精神类疾病。排除标准同躁狂症组。两组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通过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

1.2 方法

1.2.1 躁狂症的治疗方法:患者口服氯丙嗪(常州康普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32022161,规格:25 mg×100片/盒),初始剂量25 mg/次,3次/d,随后根据病情逐渐调整剂量,但每日用量不超过600 mg。8周为1个疗程。

1.2.2 观察指标的检测方法: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1个疗程后采集躁狂症组患者的空腹静脉血6 mL,于体检时采集对照组研究对象的空腹静脉血6 mL,均以3 000 r/min离心15 min,取血清置于-80 ℃保存。采用ELISA检测血清NT-3 、IGF-1水平,试剂盒均购自武汉伊莱瑞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批号:E-EL-0040c,E-EL-H0086c)。

1.2.3 躁狂程度评价方法:躁狂症组患者入组后采用贝克拉范森躁狂量表(Bech-Rafaelsen Mania Scale,BRMS)[10]评价躁狂程度。BRMS包含11项内容,每项采用5级评分法(0～4分)进行评价,总分44分。依据总分将躁狂症组患者分为轻度躁狂组(6～10分)、中度躁狂组(11～22分)、重度躁狂组(23～44分),分别为35例、28例、24例。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治疗前后的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SNK-q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Pearson检验进行躁狂症患者治疗前血清NT-3、IGF-1水平与BRMS评分的相关性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血清NT-3、IGF-1及二者联合检测对躁狂症的诊断价值,诊断效能的比较采用z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治疗前两组研究对象血清NT-3、IGF-1水平的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躁狂症患者治疗前的血清NT-3、IGF-1水平均升高(均P<0.05),见表1。

表1 治疗前两组研究对象血清NT-3、IGF-1水平的比较(x±s,ng/mL)

2.2 治疗前不同躁狂程度的躁狂症患者血清NT-3、IGF-1水平的比较 治疗前,轻度躁狂组、中度躁狂组、重度躁狂组患者血清NT-3、IGF-1水平依次升高(均P<0.05),见表2。

表2 治疗前不同躁狂程度患者血清NT-3、IGF-1水平的比较(x±s,ng/mL)

2.3 治疗前躁狂症患者血清NT-3、IGF-1水平与BRMS评分的相关性 治疗前,躁狂症患者血清NT-3、IGF-1水平与BRMS评分均呈正相关(r=0.594、0.712,均P<0.001)。

2.4 治疗前后躁狂症患者血清NT-3、IGF-1水平及BRMS评分的比较 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躁狂症患者血清NT-3、IGF-1水平及BRMS评分均降低(均P<0.05),见表3。

表3 治疗前后躁狂症患者血清NT-3、IGF-1水平及BRMS评分的比较(x±s)

2.5 血清NT-3、IGF-1水平对躁狂症的诊断价值 治疗前,血清NT-3水平诊断躁狂症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0.854,灵敏度为83.9%,特异度为87.8%,截断值为33.132 ng/mL;血清IGF-1水平诊断躁狂症的AUC为0.812,灵敏度为69.0%,特异度为85.6%,截断值为29.739 ng/mL;二者联合检测诊断躁狂症的AUC为0.887,灵敏度为88.5 %,特异度为78.9 %,截断值为0.764。二者联合检测诊断躁狂症的AUC与血清NT-3、IGF-1水平单独检测诊断的AUC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z=0.829,P=0.407;z=1.812,P=0.070)。见图1、表4。

图1 血清NT-3、IGF-1水平及二者联合诊断躁狂症的ROC曲线图

表4 血清NT-3、IGF-1水平及二者联合诊断躁狂症的效能

3 讨 论

躁狂症是一种以情感障碍为特征的精神类疾病,患者表现出情感高涨、言语密集、行为冲动、惊慌失措、痴思妄想等,该病严重威胁患者的身心健康,也给其家人带来精神、心理上的压力[11]。目前,临床上主要通过临床症状、BRMS评分来诊断躁狂症,缺乏生物学指标证据支持,探究与躁狂症相关的血清学指标,对躁狂症的病因解释、疾病诊疗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研究显示,中枢神经缺陷在躁狂症中发挥重要作用,神经元-神经胶质可塑性与神经细胞再生能力损伤可能是躁狂症的发病基础,神经营养因子对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维持具有重要作用,可为调节情绪行为的神经元(胆碱能神经元、多巴胺能神经元)提供营养支持[12-14]。NT-3是一种神经营养因子,可有效刺激神经元生长[15],可促进神经干细胞分化为神经样细胞。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也是一种神经营养因子[16],在抑郁症、躁狂症等患者中表达降低[17-18]。但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不同,抑郁症患者血清NT-3表达水平升高[19],可能是机体应对损伤的代偿机制,其水平升高有利于神经元的存活。本研究结果显示,躁狂症患者治疗前的血清NT-3水平高于对照组,治疗后血清NT-3水平较治疗前降低(均P<0.05),提示NT-3可能与躁狂症的发病有关,NT-3水平升高可能是机体神经元损伤的应激反应,但其水平升高也可能提示患者神经元损伤严重。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不同躁狂程度患者血清NT-3水平存在差异,躁狂程度越严重,患者血清NT-3水平越高(P<0.05),提示血清NT-3水平与躁狂程度有关,其或可作为评估躁狂症患者病情的指标。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清NT-3水平高于33.132 ng/mL时,躁狂症的发生风险增加,提示血清NT-3水平或可作为躁狂症的辅助诊断指标。

IGF-1主要通过与IGF-1R结合后发挥作用,IGF-1R广泛存在于大脑皮层神经元突触,因此IGF-1可能参与神经信号的传导[20]。研究显示,IGF-1与神经保护密切相关,具有促进神经细胞生长的作用。曾文钦等[21]的研究结果显示,内源性IGF-1可促进海马齿状神经细胞生长;张细六等[8]的研究结果显示,IGF-1可通过调控抑郁症大鼠模型海马区的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叉头状转录因子O亚族3a通路,从而改善大鼠抑郁行为。还有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血清IGF-1水平升高[18]。躁狂症患者下丘脑-垂体-生长激素轴发生改变,生长激素分泌不足可导致血清IGF-1水平下降。但本研究中躁狂症患者治疗前的血清IGF-1水平高于对照组,且躁狂程度越严重,患者血清IGF-1水平越高,其水平与BRMS评分呈正相关,治疗后血清IGF-1水平及BRM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均P<0.05),提示IGF-1与躁狂症的发生与发展有关,其水平升高可能也是一种神经损伤的补偿机制。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清IGF-1水平高于29.739 ng/mL时,发生躁狂症的可能性较高,提示血清IGF-1水平或可作为诊断躁狂症患者的生物学指标。但本研究发现,血清NT-3、IGF-1水平联合诊断躁狂症的AUC与血清NT-3、IGF-1水平单独诊断的AU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可能与本研究纳入样本量较少有关,后续仍需加大样本量研究两者联合诊断躁狂症的效能。

综上所述,躁狂症患者血清NT-3、IGF-1水平升高,血清NT-3、IGF-1水平与躁狂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有关,两者有望成为诊断躁狂症的生物学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