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钱穆史学方法论思想的研究分为五个方面：首先要掌握敬畏史学的“温情与敬意”说；第二是把握体现家国情怀的文化民族主义观；第三是钱穆对于史学能力的要求，为此提出了史心说；第四是要从游历中读史增长学识，认识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最后，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史学研究中做到将历史的特殊性、变异性相结合，实现历史传统性的研究。研究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能够进一步拓宽史学方法和思想理论体系的范围，推动史学理论的发展。

【关键字】钱穆；史学方法论；史心；文化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0-007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0.022

钱穆（1895—1990），字宾西，江苏无锡人，我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钱穆自1912年便担任教师，后于1930年由顾颉刚推荐担任燕京大学国学讲师，至此跻身学术界。钱穆一生著述极多，共计有七十余种，有关史学和文学的著作文字高达1700多万字。其中《国学概论》《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史精神》《秦汉史》《古史地理论丛》等都是传世之作。钱穆综合、提扬了传统史学，又吸纳、消化了西方史学，在自己一生的治史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史学理论、思想、观点、方法，在经学、理学、诸子学等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学术贡献，推动了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因此，对于钱穆史学精神与史学方法的探究，既能够进一步了解钱穆的治史思想，也可以为当代史学研究提供借鉴。

一、敬畏史学—— “温情与敬意”说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强调，读这本书时，一定要带着一种“温情与敬意”的心情，只有“知国史”才能推动国家的发展。这既是对读者的要求，也是他对中国历史从头到尾的感情，这充分证明了钱穆对史学的敬畏之情。

（一）认可本国本族历史

1.批驳历史虚无主义

钱穆认为只要是对自己国家民族以往历史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的人，至少不会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抱有偏激的虚无主义。“温情敬意”者不会认为自己国家的历史没有一点价值，也不会认为自己国家的历史没有一处使自己满意，更不会认为自己现在站在历史最高的顶点。钱穆批驳这种虚无主义者的观点是一种狂妄的进化观，他们将现在人类所面对地一切罪恶与弱点都推脱到古人身上。

2.要求国民知史

钱穆在其《国学大纲》的引言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尤其是那些认为自己的知识水平尚可的国民们都应该对其本国以往的历史有一些了解，如果做不到这样的浅显了解，就只能将这种国民称为“有知识的人”，而绝不能称其为“有知识的国民”。并且强调只要是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知识有所了解，就一定要对本国历史带着“温情敬意”看待，否则绝不可以说自己对本国历史有知识。

（二）历史是有生命的

1.历史具有承继性。钱穆认为，历史知识是不断变化的，应该与当代的各种问题，有密切的联系。史书资料都是由古人记录的，他们不知道后人需要什么，但所记载的都是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现代人的需要，已经被古人所用了。他强调后世若要有史学，就得从前人的史书中找出。他尤其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完整的国家，它具有三大优点：悠久、不间断、细致，旨在激励中国有识之士，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到一种经世致用的方法。当然，这是钱穆的功劳，他要做的，就是把中国的历史，换一种方式来看待。但是，如果抛弃了前人的历史，而只讲历史，那么，所谓的历史，就不是历史了，而所谓的“知识”，是不知道的，是活在现在的，而不是在古代。

2.现在与过去历史知识的融汇运用。由于历史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古与今本质上也仅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不知道过去的历史，一个人就很难准确深刻地认识现在，因为所有相对的“现在”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相对“结果”的表现，所有的“现在”都是由“过去”发展而来，凝聚蕴含着过去所有的逻辑因素。

总而言之，钱穆认为只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具备了以上诸条件，该国家才会有继续向前发展的希望。

二、家国情怀——文化民族主义观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残暴的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害，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同时使得国民处于更大的危难之中。华夏子女们越来越感受到祖国经历着最危难的时刻，大家必须一起团结起来让祖国摆脱日本的魔爪。“九一八”事变的惨痛教训不仅敲响了普通民众内心的警钟，也促生了一些史学家们的民族意识。钱穆便是其中一位具有强烈家国意识的学者，严重民族危机促使他的治史方向发生了极大地转变。

（一）文化民族主义史观的萌芽

1.治史思路的轉变。钱穆治史思路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其从疑古转变为信古。钱穆早期的治史理念十分注重疑古辨伪之思，通过考证古史地名，经常发出新奇的言论。然而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钱穆的治史立场便不再是疑古而转为信古，其对曾经大为称赞的古史辨派开始出现一些批评的言论，指出“疑之太勇”的古史考辨派对中国历史文化造成了危害。他在《遗书序》中批评这种疑古之风偏激地对一切古典文献普遍怀疑，这样就否定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

2.治史重心的转变。钱穆治史重心的转变主要体现为由早年的考据研究转变为文化层面上研究，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来思考民族和国家的出路问题。日本人的入侵导致的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使钱穆深感有必要对中国历史文化做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而论证国家民族到底有没有希望。他曾于1935年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强调在国难方殷之际，应该将治学的重点转移到探讨中华民族文化的真价值之上，无须在细碎的考据上下功夫。由此也可看出，钱穆治学的重心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开始发生转变了。

（二）文化民族主义观的形成

1.文化是国家民族的基础。钱穆曾在其《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中国人总是习惯于把民族观念融入人类观念里，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中国文化为中国民族所独创，因而其文化演进是一线相承的。他在其著作《国史大纲》中也曾指出文化在民族和国家的形成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民族文化灿烂蓬勃发展国家才会兴盛。因而，钱穆对学术界的文化自卑现象表达了自己极大的不满，痛斥历史虚无主义，强调只有文化绵延不息的发展，国家民族才会永续长久。

2.批判新考据学派。钱穆在《引论》中把近现代中国史学分为三大流派：传统派、革新派、科学派。传统派以晚清遗老为主，以背诵为主，精通典章，通晓前人之事，兼修正史；改革派是立志于功业，急于革新的人；科学派是当时史学的主流，是在以科学的方式整理国事的趋势下崛起的。传统学派与科学学派均以考证为主，同时也强调史料，二者的研究道路大致相同。而传统的学派则是博洽，而科学派则更加注重方法，讲究的是“时或过之”。他认为两个学派都是没有体系的，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一种文字，与实际情况无关。相比之下，改革派则是站在了现实的立场上，在一系列的理论和理想中，寻找着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钱穆认为只有改革派的史学，是有意义的、有系统的，能力求把史学与现世的实际联系起来，能掌握全史，时时注意自己民族国家以往文化成绩之评价。但他也说科学派“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由此可见，此时的钱穆早已与考据派渐行渐远，直到30年代中期《国学大纲》引论发表时，他与疑古考据学派便已经分道扬镳了。

三、史学能力——史心说

“才”“识”“德”是史学家不可缺少的根本要求。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中国人历来以史学为先，以史德为先。”可见，他相信历史学家不但要博学多才，而且要有高尚的品德。

（一）史才

钱穆主张历史学家的“才”“识”“德”应立足于“史心”，立足于民族国家的眼前，“求史识，此为史学”。钱穆主张，史学是“既能分析，又能综合”。所谓“分析”，就是站在一个专业人士的立场上，对历史事件进行“解剖”，从各个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观察。而对每一段历史事件的研究，都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析理造微”，才能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直”的境界。“综合”可以说是一种通史，它可以发现不同的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如果你能看到它的本质，你就可以把它看作一件事情的多个方面”。这一点，就是史学。

（二）史识

可以说，一个史学家的史学造诣，决定了他对历史的理解。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不断发展的整体。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并没有真正的一成不变的阶段，只是后来的人们回顾过去，透过对各种历史事件的分析和综合，找到共同的历史“基相”，从而人为地确定了各个时代的历史。我们应该知道和探究历史事件本身的原因。因此，钱穆说：“要看它的全貌，它的大，它的远，它的深度，它的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它的知识就是它的历史知识。”

（三）史德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学习，而且要不断地提升自己，成为一名历史的创造者。”史德可以说是一位史家的治史情怀，它要求史家们在“无偏颇、无任意、无主观、无急功近利”的过程中，也是一种“心性的修养”。钱穆相信，一位有才华的历史学家，一定要兼备他的才智和品德。而学习历史，可以训练分析、综合的思维，也可以“提高我们的智力，加深我们的知识和智慧。”由此可见，史学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钱穆《史学导言》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更为清晰，并将其归结为“史心”说，指出“史学是一种长远的事业，而非个人的事业”。可见，钱穆的史学研究对象，是长期甚至是整个民族国家的一个大集团，这就是他所说的“史心”的大致思路，可谓是对历史理论的一种补充与发展。

四、融会贯通——历史“三特性”

钱穆认为历史特征分为三个方面——特殊性、变异性和传统性。①特殊性和变异性强调的是历史中的变化，传统性强调的便是前两者的融会贯通，在传统性融汇变通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研究“变”，在历史的发展演进中积蓄力量。因而，治史首先注重要多角度融会贯通。

（一）史学研究的特殊性内容积累

他认为史学的第一要务，就是特殊性。其自身的含义包含两方面：一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事物內部的差异，也就是由于发展的阶段不同，事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每当涉及事物本身的阶段特性，就会多用于中国历史的考察，以发现不同时期的差异，从而反映出中国历史的传承。由于特殊性是事物之间对比，那么就必然有一种主体，对应的就有一种对比的对象，钱穆把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相比，就成了比较对象。钱穆所提到的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是一种完整的、生动的、具有民族性质的历史精神。他不仅不拘泥于固有的传统观念，而且善于吸取外国文化的精华，力求从两者的融合中找到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与当时的“革命”“建国”是时代的主题相一致。

（二）史学研究的变异性内容积累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它是在不断地变中获得发展，并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钱穆认为，“历史必然具有多样性，就像它必然具有特殊性一样。”不变的话，就不会有历史的特殊性和代表性。他认为学史学，首先要注重变化，这无疑是把变化当作历史研究的起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关注哪些变化？他主张考察历史变迁，也应区分其大小，总之，这个时代的历史与以前的时代是不同的，其前后的差异就是变化。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纪元。正如他所说的，知识是从一个物体开始的。客体是变化的，学习的方式也是变化的。

（三）史学研究中特殊性与变异性之间的融会贯通

钱穆曾指出，“历史个性”“就是国家在历史后面的表现。” ②各国、各民族都有其自身历史，中国所记载的历史称为“中国史”，而与之相反的则是“西方史”。由于其历史的差异，其背后的国家性质也就不同了，也就是说，历史的个体是不同的。这样推论，就是民族精神的差异，也可以说是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对传统的研究，可以窥见一个国家和其文化的未来。中国的历史传统，反映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传承不断，史书详尽，所有的史料都要收集，中国的历史发展趋势，尽管有分歧，但总体上是统一和融合的。历史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它必然有它的内在动力和个人性格，钱穆把它叫作历史的灵魂。他还说，在历史的长河中，被磨砺得僵硬、成了一种“渣滓”，它只是一种与历史生活共存的历史疾病，而不应被错误地理解为历史的传统。而事物的特性又反映了一国的历史传统。与外部的特殊性相比，其内部的历史特性更趋向于表现在不同时代中的动态，而把这种动态结合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传统。

五、方法扩展——游历读史

（一）以“游歷”增长学识

一般而言，学者们最看重的就是学识的境界，也就是学识的高低。对钱穆而言，“游历”就是他提高知识层次的一种辅助手段。他在鸿模中学和无锡县立四中学任教期间，经常在梅村荡口两镇之间坐船，望着一眼望不到边的湖面，他不由得想起过去，穿越了过去和现在，体会到了一种和谐的美感。“游历”使他从景物到感情，从过去到现在，都有了一种历史的情怀。

（二）以“游历”认识文化差异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在交流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共同点，但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文化非常熟悉，他就会发现，两个人之间的本质区别。钱穆曾把清华大学和燕大的校园风景做了比较。燕大、清华都是高楼大厦，都是西方风格的别墅。就这两所大学的差异而言，中国人虽然效仿西方，但终究掩盖不了他们中国的情怀。虽然西方人也在有意地模仿中国，但他们的思想却是西方的。可见，不同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经过长期的传承，经过历史的发展，形成了各自的性格。由此可见，“游历”也是钱穆感受文化差异的重要方法。

六、结语

钱穆的史学方法思想，为我们今天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敬畏史学的“温情与敬意”说、具有家国情怀的文化民族主义观、要求史学能力的史心说、注重增长学识的游历读史观等史学方法论思想，彰显了钱穆史学方法论思想的独特性。同时，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也为今天的史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帮助，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钱穆的史学思想，从而进一步拓宽史学方法和思想理论体系的范围，推动史学理论的发展。

注释：

①张启发：《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评介》，《沧桑》2008年第4期。

②李慧奉：《论析钱穆史学思想的特点》，《阴山学刊》2008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三联书店，2005.

[2]钱穆.湖上闲思录[M].上海：三联书店，2018.

[3]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M].上海：三联书店，2009.

[5]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陈勇.钱穆传[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7]张大可，王继光.中国历史文选[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

韦芳，女，汉族，山东泰安人，鲁东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