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首个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是探究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成果，其中蕴含着以“现实的人”为历史前提的唯物史观，通过对不同阶段历史的分析，明晰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方向。人类历史在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共同作用下，经过诸多历史发展阶段，不断朝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解放。探清人类历史发展进路有助于妥善应对人类历史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变革。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人类历史；人类历史发展进路；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A81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0-006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0.021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思考与探究了人类历史发展动力、转变、趋势等问题。在该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厘正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因，解构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迭变，描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远景，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现实历史阶梯之上看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摆脱了唯心史观的思想误区，从而能够科学地揭示人类历史发展历程，正确地洞察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当今，“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1]，21世纪的全球同19世纪的世界虽属不同的历史时空，但进一步梳理《形态》中有关人类历史走向的论述，对回答当今人类历史发展的时代之问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理论价值。

一、人类历史发展的多维因素

马克思和恩格斯突破了原有历史观的研究范畴，摆脱了之前哲学家对“人”的抽象性理解，将“现实的人”作为人类历史的起点。从唯物史观意旨中的“现实的人”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素应是具体的、多样的，而非抽象的、单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同生产力、社会关系和共同体等范畴紧密联系，进而把握人类历史背后的发展规律。

从唯物史观的原发路径来看，“现实的人”是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思维开源。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已经展开了对“人”的思考，但这些哲学家却未能达致对人真正本质的认识。德国哲学家受制于宗教批判的狭隘性，从宗教和神学的统治出发，将“人”视作“宗教的人”，以此来修饰他们的需求，使其认知体系合乎历史发展的逻辑。随后，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突破了以往哲学家的思维局限，他承认人是感性对象，但费尔巴哈也仅停留于感性对象的表面，止步于“理性、意志和心”[2]。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依然囿于原有思想领域不能脱离，造成了对“人”的思考难以系统与周全，这也导致了他对人的关系简单又理想化的认知。费尔巴哈站在历史之外探索人类历史的发展，这也必然导致了历史同现实的剥离，造成了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又倒回唯心主义的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了以往哲学家对“人”的认识误区，批判了意识形态家在“人”的问题上所出现的哲学局限。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摆脱了意识形态家的思想局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应为“现实的人”，并反复强调何为“人”，何为“现实的人”。在他们看来，“现实的人”即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他们是在社会中真实生活着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现实的人”的高度出发，旨在科学表明“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146。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人类历史的探索应当围绕“现实的人”展开，这种观念突破了原有历史观的研究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提及“人”的问题，阐述了“人”的本质、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相关论断，明确了人类历史的逻辑起点与发展主体。至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将人类历史的发展立足于现实的实体。《形态》从唯物史观意旨中的“现实的人”出发，更为突出人类历史发展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更加强调“人”从消灭自我异化的过程中实现彻底解放的历史进程。

从唯物史观的核心架构来看，生产力是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类历史的发展置于真实的物质基础上，从根本上同以往的历史观划清了界限，彻底推翻了将宗教与政治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决定性要素的悖论。若想真正地考察人类历史，就应充分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活动方式和物质联系。否则，无论如何书写过往的历史，思想家仍会回到德国“无历史”的错误原点。同时，生产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线索，能够串联起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考察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从诸多要素中剥离出生产力。随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生产力为中心，又提出生产方式与历史的联系，以及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的生产同人的交往看作不可分离的历史变量，从而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至此，随着生产力决定性地位的确立，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相关因素逐渐清晰，真实的人类历史发展脉络逐步呈现。《形态》从唯物史观的核心要素出发，更为突出人类历史发展中因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内驱动力，更加强调生产力从原始工具时期到大工业技术时期的历史发展。

从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来看，社会关系是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基于对历史活动的科学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续对人的社会关系做了历史性的考察，进一步阐释了社会关系同人类历史发展的关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的社会关系主要指简单的家庭关系和人与人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前一种简单的关系产生于繁殖生产和家庭交往，而后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产生于更具社会性的人类活动。对于第二种社会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3]160。随着人们打破以家庭关系为主的简单联系，人们之间的交往出现地域性的突破，社会关系已然成为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若想理清人类历史发展的方位，就应“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3]160。由此可见，生产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同生产力有紧密的联系，二者共同推进人类历史的前进，使得人类历史朝向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形态》从唯物史观范畴中的社会关系出发，更为突出人类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相作用而产生的历史推力，更加强调人的社会关系从家庭范围到社会层面再到世界维度的历史演变。

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路向来看，实现真实共同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价值要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状态，旨在阐明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共同体的表现形式和演变进程，以此勾勒出人类历史的发展朝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3]148由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不同，造成不同历史时期生产、生产力水平、交往程度的差别，继而在各历史时期下形成了不同的所有制形式。虽然这些所有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和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均“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3]149。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共同体也发生着形态的转变，最初的原始共同体在资本的控制下逐步演变成虚假的共同体。在此共同体下，个人和社会都出现了异化，诸多因素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桎梏。随后，人们通过联合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在这种以无产者为依托的共同体内，人们不断从分工的枷锁中解脱，从而实现人类历史的转折性变迁。《形态》从唯物史观指向中的共同体出发，更为突出人类历史发展中共同体的曲折性衍变，更加强调真正的共同体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宏图。

二、人类历史发展的立体转向

在人类社会早期，随着部落成为人们主要的聚集形式，人类历史开始出现融合式发展的趋向。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至大工业时期，人类社会出现分工的细化、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普遍。此时，人类历史从分隔性的历史逐步转向一体性的历史。人类历史的立体转向是历史多维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由平面连接发展为空间交融的客观过程，也是历史演变为世界历史的实践过程。

分工的细化造成了“人”的异化，人类历史发展主体的自身出现异向的变动。“现实的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而“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3]158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看作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随着基本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满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生产需要也随之产生。此时，个体的生产水平无法满足新出现的需要，新的生产水平引起了分工的不断发展。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时期，分工均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形式，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矛盾逐渐凸显。

“‘分工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中第一次较为明确、系统的表述，是在《形態》中。”[4]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论证了所有制形态的变迁，以此梳理分工的演进，阐述人类历史发展主体的异化历程。随着人类历史的推移，分工由原初历史条件下工商农的行业分离演变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人的发展状态在这种转变中发生异化现象。由此可见，分工的细化使得劳动中的人出现生存和生活、枷锁和自由、压迫和解放的矛盾。随着人类历史的前进发展，个人理应能够同时满足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而现实情况却致使其基本生存需求的难以满足，创造历史的个人进入了一种矛盾的异化发展状态。

生产力的提升带来了资本的扩张，人类历史发展突破本土市场的单线束缚。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为人类历史提供了接续的发展动力。在原初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方式的低下和需求的易满足致使生产力发展缓慢，导致各民族、地区难以突破小范围交换的限制，形成了相对隔阂的市场发展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生产力视为打破原初社会小范围交往的必要前提，而这种生产力更多的是指大工业时代下的生产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一切的人类历史发展将会退回曾经的状态。

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生产力也成为推进人类历史前进的巨大转折动力。此时，本土资源和市场不能满足资本的需求，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资产阶级必须打破国内本土市场的束缚，突破交换的局限。因此，资产阶级的利益扩张开始从本土地区扩展至世界范围。在原有的基础上，资产阶级试图打开海外市场，同世界各国开展贸易交换，世界市场至此出现在历史舞台。由此可见，世界市场的开创是人类改造自然、积累资本的一次自主实践活动。随之，人的实践活动也逐步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人类历史发展也逐渐受到世界市场力量的支配。即是说，世界市场的开创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一环，这也意味着人类历史发展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交往增加了地区之间的联系，人类历史发展开始摆脱地域设置的空间局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3]196这意味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往程度也在不断扩大。在生产力的带动下，人们在各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为满足新的需要人们需要不断扩大同他人的交往与联系。交往从小区域联系逐步扩展到世界性联络，人的社会关系逐渐从家庭内部关系为主导演变为世界成员联系为主导的模式。生产与交往的相互作用使得各地区之间建立起来彼此之间的联系，交往在这种合力的推动下发展成为世界交往。在此过程中，交往不仅仅是地区发展、社会前进的前提，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媒介。由此可见，交往的扩大使各民族从原始封闭状态走向开放交流状态，人类历史则从民族史逐渐走向世界史。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阐述了一种特别的交往形式，即战争与侵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大工业化生产力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大工业时代的到来与世界历史的开创息息相关，而世界此时也进入了具有征服色彩的时期。对于采取征服手段的国家来说，暴力、抢劫、掠夺等要素被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战争已然成为他们通常的一种交往形式。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各种不同的交往过程中均承载着人类历史的传承。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创造出独特的物质与精神产物，在往后的发展中交往是其传承的重要途径。同时，只有交往成为世界交往时，原有历史时期所创造下的因素才能够持续保持与传承。

资本主义营造出虚假共同体，人类历史的价值取向出现偏移。在分工、生产力和交往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资本主义进入强劲生长的发展阶段，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发展阶段。至此，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将人类历史带入新的发展纪元。同时，为了掩饰资本下的黑暗现实，资本主义粉饰出虚假共同体的幌子，人类历史发展的价值取向出现极端相反的历史迭变。

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造成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分化，曾经相互分离的个人由于社会的分工形成了一种必然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由于利益的分化又变成了一种异己的联系，人的实践行为出现了物化的现象。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价值应是人自主活动、全面发展，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但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看，此时人类历史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指向资本家的自由发展和劳动者的约束异化。同时，虚假共同体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共同体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维系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理”。劳动者在这种历史条件无法跳出分工的控制，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丧失了个体的支配权。这种虚假共同体长时间拥有同个人相对立的权力，成为人类历史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强大阻力。

三、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度复归

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人类历史发展带来了双面的效应，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类历史的部分要素出现反向分化，造成人类历史曲折复杂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随着人实践性活动的进行，人类历史脉络中的点终将连成完整的发展网络。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是人类历史复归的价值目标，实现生产力发达是人类历史复归的物质基础，实现交往的普遍是人类历史复归的外部保障，实现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关怀。人类历史从最初的单一性叠加，历经复杂性的更迭，最终回归多元化融合。

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主体完全解放，旧式分工的枷锁被彻底粉碎。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消灭分工并不是消灭一般的社会分工，而是将其等同于消灭私有制、消灭异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分工“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3]165。因此，人只有从分工中脱离出来，才能够拥有自我选择权，从而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事期望的活动，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在该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消灭分工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种论断虽然存在思想的局限，但这仍是对以往哲学家历史思维的重大突破。即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选择从现实的实际条件出发，并从中不断探求实现人自身全面解放与自由发展的方法与途径。

此外，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分工除了造成人的高度异化，巩固了资本家的利益，也创造出毁灭自己的力量，即无产阶级。各个阶级在广泛分工中形成对立冲突，这种对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消灭，又不断地产生。若想彻底消除对立，应依靠坚定的革命力量，而不是思想上的宣扬。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无产阶级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独立主体，资本主义私有制将被消灭，人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对立将会消失。人在实现自身完全解放的过程中消灭旧式分工，将共产主义社会变成现实，而这个社会是“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5]516。

人类历史发展的物质力量全面激发，生产力达到高度发达状态。人类历史发展至共产主义阶段的根本条件就是物质基础充足，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注重生产力的发展，特别强调生产力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定历史阶段能够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此时的社会发展状态。由此可知，只有满足生产力发达这个条件，人类历史才能发展至全方位的共产主义，否则共产主义也仅仅是在世界上某个区域成为现实。当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产水平极其发达，才具有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全部统治的能力，才能打破地域性共产主义的局限，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此时，人类历史发展在实质上彻底凸显了其经济意义，即是说“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5]79

此外，人类历史发展至共产主义，物质条件将发挥最大作用，社会生产将实现共产主义调节，而不是过往历史中资本、技术调节生产。人的生产将不会再受其他异化力量的支配，人们将重新拥有自我的支配权。这就意味着，人们摆脱了资本造成的物化，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下受资本控制的社会生产将会消失，受社会调整的生产将成为人类历史的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调节过程，整个人类社会中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供求关系、价值规律随着共产主义调节消失。

人类历史发展的外部保障布局稳定，真正实现普遍交往。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必须打破地域狭隘才能更好地发展，共产主义阶段亦是如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3]166-167从以往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来看，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地域性交往都会受到其他民族生产力和交往的影响，那么在该过程中其他民族的变革因素就会进入，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就会随着交往的深入被消灭。与此同时，大范围的普遍交往形成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将依赖于资本而存在的东西排除在历史发展之外，共产主义制度作为交往的产物就此建立。从《形态》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普遍交往的论证，强调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整体性，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

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关怀将会完全实现，真实的共同体随之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真实的共同体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体，即世界所有民族、国家和社会联合形成的统一共同体。因此，实现这种共同体需要无产阶级团结全世界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联合，发起彻底的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真正共同体”。

一般而言，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私有制起初保留着共同体的表现形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私有制成为现代资本的形式，共同体也出现了状态偏移。而在真正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共同体的理想状态逐渐回归。在此共同体下，“抽象”的人逐步向“有个性”的人转化，人的物质和精神发展共同实现，偶然性将不再支配社会成员的发展，阶级对立、资本统治以及社会活动的异化状况均被共产主义运动消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真正共同体的构建意味着人类历史发展的理想状态，这种状态不同于此前一切历史阶段的实际状态。人类历史发展至此，在世界范围内均秉持以人的本性为基础的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5]637，以此消除了由占有而产生的不平等与特权，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价值将在此实现。

四、结语

《形态》以人类历史发展为线索，从核心点到历史线再到整体的发展模块。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原初四个历史发展因素为思维起点，将阶级的分化、人的物化与异化同经济因素相联系，最終再回归人类历史视域。如今，面对人类历史发展新局面以及世界格局重塑新态势，准确把握正确的历史发展方向，才能真正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难题。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还是人类共同价值观念和全球治理观念，均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6]，均是对人类历史新动向的全新认识，均是以人类、世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实践之路。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0.

[2]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1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王让新.理论溯源与意义探微——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若干重要思想研究[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7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477.

作者简介：

隋启贤，女，山东曲阜人，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