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生活悖论”现象的分析与应对

2023-08-18陶志欢

理论导刊 2023年8期

摘要：当代部分青年的生活呈现出悖论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他们的适度休闲实现度与效率提升有待协调、精神丰盈度与物质条件改善有待同频、价值意义感与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待共振以及良好心态形塑与信息加速供给有待平衡。效率对欲望存在助推作用的可能性、物质与精神存在对冲效应的可能性、知识对信仰存在解构作用的可能性以及信息供给与接收存在张力的可能性，是造成“生活悖论”现象的主要原因。应对“生活悖论”现象，要区分效率导向的应用场景以保障青年的适度闲暇、提炼物质文明的意义内涵以丰富青年的精神世界、挖掘知识教育的价值意蕴以增强青年的信仰力量、加强信息供给与接收治理以培育青年的良好心态。

关键词：青年；“生活悖论”；价值意义；精神世界

中图分类号：D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3）08-0065-08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思政课发挥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主阵地作用研究”（20SZK10280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陶志欢（1982—），男，安徽太和人，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邀研究员，研究方向：青年思想与教育。

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受益于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比如不断提高的劳动效率、不断改善的物质条件、逐步提高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日益丰富多样的信息供给等。但部分青年在享受现代化的便利时，也不同程度受其所扰，当他们向着美好生活奋斗时，一定范围的负效应也接踵而至，生活呈现程度不等的悖论化现象。对此，积极探究有效应对措施，培育青年养成良好心态成为当前做好青年工作的重要课题。

一、青年“生活悖论”现象的表征呈现

（一）适度休闲实现度与效率提升有待协调

如今的制度变革和结构优化多是以激发青年人的生产积极性和人际竞争性来提升效率为目的的，科技发展的初衷更是如此，它们希望以此来压缩人的工作时间，以便留出更多休闲空间。然而，充满悖论的是仍有部分青年抱怨没有时间，更缺少放松的空间。他们忙着工作和赚钱，忙着奔向一个未来，且时常以“言忙”来彰显自我价值。在推崇天道酬勤、自我奋斗的文化里，懒惰是被批判的对象。由于在有限时间里才可能把事情做得高效，效率本身就包含着时间因素，无限的时间排除高效工作的可能性，因此也不排除有青年把本该属于自己的时间主动交出的可能性，即主动寻求忙碌。理论上而言，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有限的事做好才是当代青年面对时代有所凸显的超产化趋势该有的平衡智慧。这种超产化趋势主要体现在如今社会越发凸显生产的过量、信息的过载以及消费的过度。效率的提升时常伴随着青年人劳动强度的不断增大。在“996”、狼性文化、饱和工作制较为流行的大环境下，部分青年人经常要承担高时长、高负荷的工作，而有的单位管理者还在营造“只有拼命向前跑，才能够留在原地”的文化。调查显示，79.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工作需要加班，其中，33.3%的受访者经常加班，46.6%的受访者偶尔加班；在有加班经历的受访者中，71.9%感觉加班影响到了正常生活［1］。

（二）精神丰盈度与物质条件改善有待同频

当代青年人追求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也希望获得精神世界的满足和充盈。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尤其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逐渐扩大，更多青年人的生活达到超越小康的富裕水平。然而，在物质条件改善的同时，仍有小部分青年崇拜“佛系”，选择“躺平”，迷恋“摆烂”，“丧心态”在小范围内也不同程度有所显现。物质条件越好的地方，青年人抑郁的发生率通常越高［2］。对1296位年轻人的调查显示，六成人对自己目前的财务状况不满意，其中15%的人非常不满意，“穷”几乎成了部分年轻人自我认知的一种共识。且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对于“没钱”“有钱”的定义各不相同，不少人即便已经年薪远超所在城市和同龄人的平均水平，对金钱依旧存在着“不满”“渴望”和“焦虑”［3］。可以说，部分青年的精神丰盈度未与物质条件改善完全同步，甚至有时还呈现一定程度上的负相关。调查发现，部分青年感受到的生活压力时常与经济增长一起攀升。更多青年人的物质生活的确在改善，但部分青年对其重要性的体验却未必一定增加。以青年人的城市生活满意度为例，城市发展水平与青年生活满意度之间并非线性关系，其满意度先随着城市发展水平而提升，但当城市发展超出一定水平后，满意度则呈下降趋势［4］。

（三）价值意义感与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待共振

真正的教育应该让受教育者生活得更美好，寻求生活的价值意义感是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目前，我国九年义务教育早已普及，非义务阶段的教育规模和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提升，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使更多青年有机会走进大学校门。青年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是不争事实，加之社会信息相比以往更为丰富，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代青年有如今青年更为丰富的知识存量。但总体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者，自我体验到的压力反而更大些，呈现出随着知识的增长压力一起增长的态势，以至于有的青年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懂得那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自己的生活。更有学者研究发现，往往是那些优秀的孩子更容易得“空心病”［5］，即在目前教育体制下，那些更会考试即拥有更多知识的孩子得无聊感和无意义感“空心病”的几率反而更高。另一项调查也显示，在教育层面，青年网民的焦虑感随着教育水平的升高而升高。“越优秀、越努力、越焦虑”，是精英高校青年中存在的又一个问题［6］。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和教育的确存在一定关联，但并非一回事，且在某些缺失文化的环境影响下，时常出现受教育程度越高者越精于利己的情况，这种精于利己通常是促发价值意义感虚无的重要诱因。

（四）良好心态形塑与信息加速供给有待平衡

外在信息的丰富性原本是解决部分青年人内心贫瘠的重要方式，但如今信息的丰富性甚至超产化趋势与青年个体自我能接触与可接受能力的有限性产生巨大张力。以往多是为解决问题而寻找信息，现在时常是用无用的信息来制造问题。需知，信息获取成本和满足自身合理需求的有效信息获取成本往往成反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边“灌鸡汤”、一边“打鸡血”的信息环境，时常让部分青年人无所适从。那些不能有效自我调控的青年人因信息带来的视野开拓机会逐渐渺茫，敏感性越来越低，壓迫感和心理负担越来越重。收件箱里的未读消息、微信中的未回信息和未阅读的网络推文，像每月到期的信用催款单一样给部分青年带来压迫和焦虑。这是一种生怕错过什么的焦虑，既包括错失前的恐惧和担心，也包括错失后的失落与不安，不仅是对信息的反应，也是对体验的反应。调查显示，73.2%的受访者觉得微信群消息太多，生活受到了打扰；52.9%的受访者觉得微信群使得自己时刻处于社交状态，耗费精力；39.4%的受访者认为无聊、无用消息太多，信息过载；35.6%的受访者觉得微信群模糊了生活和工作的界限［7］。如此体验使青年开始对发出的信息是否构成对他人的骚扰及由此带来的心理负担越发担心起来。另外，部分青年在社会治理日益智能化和数字化时代还时常会焦虑于各种数据填报，担心因某个环节的拖拉而影响了自己的正常生活。

二、青年“生活悖论”现象的成因分析

（一）效率对欲望存在助推作用的可能性

人发明工具原本是为提高效率，但工具的使用却时常反向绑架了人。“不言而喻，随着机器的进步和机器工人本身的经验积累，劳动的速度，从而劳动的强度，也会自然增加。” ［8］如今部分青年由机器支配逐渐变为由信息支配，未来也不排除其成为人工智能受害者的可能性。“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9］信息密集度较高的互联网公司几乎是青年人的主战场，也是过劳的重灾区，这种互联网大厂多出于制造员工间的竞争和更易控制的目的，时常采用一种较为精明的活多人少、高工资的做法。同时，人对电脑的依赖使得人需花费更多脑力来编制程序和开发功能，在提升人用电脑体验上花费更多心思。“技术所助长的无知是对我们自己的无知，而这正是我们想认识的最重要的东西。”［10］人为自身欲望制造工具，然而工具却在不自觉地塑造着人的身体和思维，助推人欲望的增长：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既然工作可以如此有效率，那么工作外的其他事也一样可以高效完成，即全社会对效率的极端重视无形中营造了一种强制性的文化。由于“忙”（不管真假）是当下一种公认度较高的基本职业道德，它有可能绑架青年，使得有时“假装很忙”也成为一种基本的职业技巧，这导致精力资源的错配乃至浪费，而且在假装中不知不觉入戏太深，使得青年过多专注零碎的短期任务，最终可能导致碌碌无为。更甚者，这使得部分青年即便是在非工作时间也不能心安理得地休闲和放松，甚至一旦如此就有一種不够敬业的负罪感。调查显示，有近六成的人在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会产生罪恶感。糊里糊涂花掉宝贵的周末时间，是导致年轻人不快乐的一个原因［11］。

同时，效率提升往往依靠高精细分工支撑的规模化和集中度来实现，这就要为参与规模化中的人制订更多群体标准以实现参与其中的各类人群的协同性，而为了这些集体标准的有效执行，身处其中的青年人的压力往往也会增大，甚至时常出现劳动者为落实劳动规定比投入劳动本身花费更大精力并带来更大压力的现象，人们受困于自己所创立的规则，部分青年出现了发展更为单一而畸形的同质化。“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12］生活在一个致力于时时处处节约时间和成本的社会文化氛围和观念意识形态中的青年人将发现被剥夺的恰恰是其在所谓浪费时间中所珍惜的东西。“‘历史所实现的东西和‘时间所批准的东西常常是恰好相反的，而‘时间的批准也总是在于消灭‘历史所实现的东西。” ［13］这种充满矛盾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效率的提高提升了人的欲望。效率变革所带来的压力被再度分配到每个人身上，即由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更多任务重新施加于人们，使得人们不得不用原先由于效率提升所带来的闲暇时间以迎接由于效率提升所产生的新任务。效率的提升根本上是科技发展带来的，但某种程度上其也抬高了人的欲望指数，加速拓展了人的新的欲望空间，在为人从事更多劳动提供了便利同时，也顺便注入了不同程度上的过劳。

人发明工具原本在于提高生产劳动效率、解放自己，后来发现这的确实现了我们当初预想的那一面，但同时也带来了预料外的另一面。如果把一切悠闲和沉思从人类的生活中剔除，那么人类将可能终结于一种致命的超积极性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言：“财富的尺度绝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4］其实我们都在不自觉地以个人体验感来决定事物的进步与否。身心若时时处处（有时迫于外在强制）急于跟随效率提升的步伐而起伏则会适得其反，会给部分青年带来身心疲惫的过劳感。

（二）物质与精神存在对冲效应的可能性

客观而言，物质与精神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物质条件较差时，人的精神状态有好有坏，物质条件改善后，人的精神状态依然有好有坏，因人而异。因此，人的精神状态并不主要取决于客观的物质条件，而更多决定于人怎样主观地看待和解读这种物质条件。

“人们如何定义社会情境往往比客观现实本身更重要。”［15］33有的青年人的精神状态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而变好，而有的青年人的精神状态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反而变坏。后者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由于人的本性中存在这样一种内在的倾向性，对已获得的东西的重要性的体验感往往是逐渐下降的，却相对高估期望获得但却暂时未获得的东西的价值，且事物的易得性容易降低人们对它价值的认同感以及由奋斗所带来的真切的成就感。欲望不仅来自于生理，更决定于心理。这就会导致：“整体客观条件改善的时候，期望也会随之膨胀，于是虽然客观条件可能已经大幅提升，我们却可能还是像以前一样不满。”［16］高期望值常带来低满意度，因为这时人的起锚点抬高了，对事物的预期不同程度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霍弗就认为：“已经拥有许多而想拥有更多的人，其失意感要大于一无所有而只想拥有一点点的人。另外，只缺一样东西的人也会比缺很多东西的人更不满。”［17］63需知，“人对物质的依赖源自人的生物性，但是，人的生物性物质需求是特定的、有限的。现代文化有把人的物质需要无限扩大化的倾向”［18］。如果说动物仅仅满足于“活着”，那么人通常时刻在琢磨的是“如何活得更好”。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总体在提高，但同时整个社会对青年人的要求也相应变高了。有的青年人的收入不仅要跑赢物价上涨，还要跑赢同龄人、跑赢社会的各种标准和节奏，尤其是还要时常满足与自己成长经历和思维方式有所不同的父母的期许。不但要承受自己的失败和挫折，同时还要面对别人的成功和荣耀，加之部分青年没有活成父母想要的样子，从而被戴上“新型不孝”的帽子，所以沮丧情绪在所难免。原因就在于青年与过往的自己以及如今的他人之间的纵向和横向比较。通常情况下，与纵向比较相比，横向比较对青年人精神感受的影响更大，因为人的生活场域在当下，历史和未来只存在于思维观念中，没有人生活在过去，也没有人生活在未来，现实是生命确实占有的唯一形态。孟德斯鸠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你仅仅想要幸福，这一点也不难，难的是我们总期望比别人幸福。有时甚至在纵向比较下有的人即使有所退步和受损，但若能让他人退步更多和受损更大，他们也乐意为之。横比具有比纵比的压倒性优势，共时性对人们的影响通常远大于历时性。

物质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部分青年人原本就是仅仅为更好的物质条件而奋斗的，当这些目标达成或接近达成后其就逐渐失去了奋斗的方向感和意义感，精神匮乏。加之人的奋斗性一般要体现在具体事物上，不宜停留在一个空洞的观念或口号上，因此物质的丰富性也易解构青年人的奋斗性。同时，也不排除一部分青年没有明确的生活方向，所以当他为一种所谓的“富足的”生活而努力奋斗的时候，也让自己陷入了一个无尽的序列之中，从而导致一种结果：部分青年看似表面上很富有，由于难以看到尽头，他们反而体验到一种深深的匮乏感。另外，在改革中失势的少部分青年也会因实际经济社会地位影响其对生活状况的满意度，进而影响其对社会形势向好度的主观判断。自证预言的性质易导致其内在的自我否定性，不满心态易促发和累积。需知，“困苦并不会自动产生不满，不满的程度也不必然与困苦的程度成正比。不满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很可能是困苦程度勉强可忍受的时候，是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以致一种理想状态看似伸手可及的时候”［17］61-62。

（三）知识对信仰存在解构作用的可能性

信仰本是一种观念认同上的行为追随，而作为其前提的认同感本质上是一种人源于安全和保障的需求，有时真实，但有时却是一种安慰的幻象。尽管真正科学、充满真理的信仰未必一定神秘，且通常还需以对青年人实施一定的知识教育作基础，以经验验证，但不少信仰的确包含着神秘主义成分。伴随青年受教育程度提高和认知提升的是其知識水平和分析问题能力的提升以及对社会现实更真实而深刻的洞察，当事物的真相越发显现时，促发其向往与信仰的神秘感往往逐渐消失。因为知识和信仰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有时还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冲。

信仰意味着观念上的确定性，知识既可能是不确定性的消除，但其增长也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同时，在情绪的影响偏误下，人对自己弄不明白的事常觉得高深莫测，且误以为高深莫测的时常是有道理的，而对于自己已经弄清楚的事反而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藐视，觉得不过如此。霍弗就认为：“只有对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我们才会有百分百的信仰。”［17］134同时，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往往还意味着更开阔的视野、更丰富的阅历及由此带来的更开放多元的价值取向，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正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主导信仰生成的较大障碍。何况如今部分青年的生活越来越宅，甚至走进虚实不分的元宇宙，知识多来自网络，而网络上很多信息还是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知识，不少仅是个人意见或情绪的表达。搜索引擎和智能算法不同程度阻滞了青年人的思考，长期接受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碎片化信息的后果是人的思维的窄化，难以进行复杂的思考。碎片化的信息实际上是在扩充事实，且通常会让人处于“又知晓了新东西”的喜悦中而难以自拔，但实际上未必增加了事实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升思考问题的深度。信息没有经过分析整理就难以形成知识，知识没有加以主观批判就难以形成思想。高度依赖电子屏使得部分青年人对线下生活的理解力和承压力有所下降，而对现实的感悟才是生成真信仰的重要条件。

知识与信仰的撕裂、理性与价值的对立、科学与意义的隔阂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当前专业教育中欠缺思想教育、知识教育中难寻信仰教育，造成思想教育专业化和信仰教育知识化尤为突出。信仰更多是精神感悟，逻辑推理的价值没有那么大。何况，“‘人类理性不创造真理，真理蕴藏在绝对的永恒的理性的深处。它只能发现真理。但是，直到现在它所发现的真理是不完备的，不充足的，而且是矛盾的” ［19］150。知识的增加意味着人的复杂性增加而未必是意义感升华。叔本华甚至认为：“一个人拥有越高的智力，认识越清楚，痛苦的程度就越甚。拥有天才的人则最痛苦。”［20］

（四）信息供给与接收存在张力的可能性

人对外界的反应本质上是与周围环境的信息和能量交换，其内心的平和往往是在与外在信息的平衡中实现的。“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而是一种基于物能的感受性关系，其成熟形态即信宿和信源间的感受性关系过程。”［21］因此，虽然信息的不断增长是一个客观事实，同样的信息通过不同渠道、在不同时段被反复推送的现象也较为普遍，但是否会引起青年人的压迫感和焦虑更多取决于青年人自己。

其实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所谓的信息超载现象也许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超载是相对于青年人的正常需求而言的，而对于正常需求的界定却取决于青年人的精力和观念。青年人可以选择不听也不看，但技术的示能性依赖已使更多青年的基本生活难以离开网络。多数人在享受网络便利时，也在受其规制。青年一旦触网通常很难合理适度掌控自己的欲望，更何况勾起青年内部不合理欲望的信息往往和满足其正常合理欲望的信息绑定而来，让其分辨不清和躲闪不及。适度的信息具有抚慰人心的功效，尤其在危机发生时，但供过于求的超产化信息却使部分青年变得敏感、紧张、烦躁和混乱，从而降低了其生活质量。更多的信息使人在面对世界的更多种解释时无所适从，更何况信息供给对人的认知兼具扩展深化和限制约束的两面性以及易于传播但难于分辨的双重性。

一方面，信息的增加提升了青年恰当合理选择有效信息的难度，选择自由反而引发其焦虑。原因在于不少青年自己都未必知道自己所需的信息是什么，更何况其对信息的需求还会随情境转移而发生变化。在某一时点，一个人可以相对确定自己是否需要某个信息，但当接触到更多信息时，这种需求常发生变化，特别是由原来的较为坚定到一定程度上的相对摇摆。这正是选择的悖论效应所致，因为“选择的悖论——它是指当我们面对越多选择时，选择自由度就越小，因为我们会一直拖着试图找到最好的选择”［22］。“如果每条信息都对我们产生一些影响，我们的想法就会不停地改变，就会被任何试图吸引我们注意的信息来回推拉。我们也可能会不知所措，态度变得麻木，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或者怀疑什么。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种优柔寡断会束缚我们的行动。”［15］129因此，“超越通信科学领域可以很快发现，信息不仅是不确定性的消除，而且也可以是新的不确定性的根源”［21］。而需求的不断变化会为所有信息的入侵可能提供便利。

另一方面，在青年人精力和能力所限下能获得的信息和想获得的信息、已经了解的信息和可以了解的信息之间存在着日益拉大的鸿沟，增大的差距带来压迫感。在移动互联时代，青年人即便不想打扰别人，也是在非实时状态下不断地打扰别人，而且打扰他人可能性和便利度的提升本身就构成对他人心理上的压力。另外，数字化变革与治理的逻辑不同程度上也时常暗含着对被治理对象更多便捷化的某种强制性。

三、青年“生活悖论”现象的应对策略

（一）区分效率导向的应用场景以保障青年的适度閑暇

一是在生产流通和公共服务即更适用工具理性的领域采取效率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进入新时代，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不少生产领域相比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发展仍不充分，尤其欠发达地区，提高生产效率以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刻不容缓。“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19］332就流通领域而言，虽几经改革，但中间环节总体而言还是较多，以至于“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成为吸引消费者的经典广告词。如何以更快速度、更低成本实现商品从生产端流向消费者手里仍是流通体制改革的关键。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领域，“盖一个章跑断腿”“证明你妈是你妈”的现象在某些地方或许减少了，但办事效率因地而异。目前不少地方都在打造更好的营商和人居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二是在文化体验和精神提升即更适用价值理性的领域采取价值导向。此领域行动的理性主要不在于对结果的追求，而在于主观上认可行动的价值和意义。“效率”不是唯一尤其不是最高的估定价值标准，最高的标准必然看重人的成分，预见一种工作不仅评估其成功与否，还要问它是否由努力得来，是否为高尚理想与伟大人格之展现。“如果不经过努力而完全得到满足，那么本能和需要很快就会枯竭，并且留下一种空虚的存在，也就是一个令人厌烦的间歇时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本能和需要重新恢复时为止……” ［23］202比如，八小时工作制之所以被视为进步，不是它提高了效率，是因为它尊重了人作为目的的主体地位。效率多是资本快速追求增殖的本性使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24］在文化体验和精神提升领域尤其要规制资本。而且什么事都讲究投资收益比，若效率本身就是目标，青年在目标达成时应是最满足的，那他们为何还急着把目标翻页呢？其实所谓效率无外乎是以更小成本获取更大收益，在更短时间内做更多事，但节省下来的精力和时间仍需新的事情去填补，青年人才能不那么无聊地存活下去，无事可做并不是其所追求的最优状态。没有事情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时间真正被不同的事实所充满这一点才是可以计算的，而空洞的持续性的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不可思议。” ［23］57即使是在马克思所畅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也并非无所事事，而是每个人仍从事着可以最大程度自我实现的劳动工作，劳动因此也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付出更大的劳动才会有更多的成就感，慢慢体会才能更有滋味，有时在生活的任何领域都急于求成的青年人反而可能最没有自信和缺乏安全感。马克思认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25］生命的质量不主要取决于效率，而是源于劳逸结合基础上的对自由的捍卫和对潜能的激发。只要人类生存空间的边界未拓展，人类文明最需要的不只是加快速度，而更多的是匡正前进方向。

（二）提炼物质文明的意义内涵以丰富青年的精神世界

一是注重在物质活动本身中提炼精神元素。任何一种看似单纯的物质实践活动都可以赋予它独有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内涵，“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26］205。人原本就生活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中，这也是人不同于动物的独有能力。从个人微观层面看，如部分青年热衷炒股，初衷往往是为获取更多收益，但炒股又不单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本身也是磨练心智的一种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可以引导这部分青年在树立正确投资观的基础上挖掘炒股的丰富性意义，从而在这个看似重复枯燥的买卖行为中体悟出丰富的精神意涵。从国家宏观层面看，如不少青年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可从物质的巨大成就中提炼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增强青年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提升其精气神，使之在为物质文明作贡献时也获得精神文明享受。青年人的美好生活是多层面的，既要让丰富的物质比比皆是，也要让富有的精神处处发光，实现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共同富裕。

二是充分利用物质和精神的相互替代效应。物质和精神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物质获取可以助推良好精神体验，而精神奖励也可以弥补物质窘迫。物质富有的确不等于精神富有，但先进的精神观念反过来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从前者看，实现青年人的精神丰盈确需一定的物质条件，这就需要把导向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改革落到实处，让部分青年走出“穷累”和“瞎忙”，增强获得感。从后者看，少部分青年人虽对自己的个人物质生活前景较为悲观，但他们也成长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进进程中，其遇到的物质生活困顿可以在更宏观的民族和文化自信中被不同程度地消解。恩格斯指出：“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26］334何况物质丰富并不自动带来精神丰盈，重要的是用精神去支配物欲，用人文价值去规制物质发展，摆正精神和物质的主客体地位，明确彼此的目的和手段关系，保证青年在追求正当合理的物质享受时不屈从单纯的工具理性导向，从而实现习近平提出的“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目标［27］。

（三）挖掘知识教育的价值意蕴以增强青年的信仰力量

一是明确知识价值导向的根本标准。价值缺失易导致意义虚无。人们虽未必知道值得追求的东西是什么，但需相信有值得追求的东西存在。虽然不排除青年有时通过行动来验证某种信条的真伪，但更多情况是其先相信后行动。意义生成需要的不是一般知识而是能转化为青年信仰的真理。对一个务实理性的青年而言，往往不是奇迹产生信仰，而是信仰助力奇迹。无信仰的人并不意味着他什么都不信，时常是其随便什么都可以信，且相信了就是迷信。知识教育的本质是客观事实的传授，真理性是主要标准；信仰力量的增强则需要意义的引领，价值性为基本原则。因此，挖掘知识教育的价值意蕴，前提是以明确的价值标准来规避休谟问题——事实命题能否推导出价值命题的问题。由于价值的多重性和相对性，休谟问题至今也没得到根本解决。我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在内涵上不是含糊的，而是极为明确的；在标准上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同时，知识教育还有服务政治的要求，这就是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教育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四个服务”的鲜明价值标准和政治导向，为我们从浩瀚无边的知识教育即客观事实的传授中挖掘和阐释符合此标准和导向的价值意涵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二是以言传知识促进隐默知识升华。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一书中提出知识可分为言传知识和隐默知识。青年人在学校和社会中接受的多是言传知识，而就青年价值意义感的提升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领会难以言说的隐默知识，这种知识更多是人对外部世界基于经历和体验的深层感悟。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庄子言：“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叔本华认为由独立思考获得的真理远胜于纯粹靠读书学来的真理，后者主要是移植的，前者多是内生的，不加思考地滥读或无休止地读书，所读过的东西难以刻骨铭心，其部分将不同程度地消失。维特根斯坦甚至略显极端地认为，凡能够用语言表达的都是无意义的，凡是想表达有意义的事情，一旦表达出来即为荒唐。“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29］由于人类视角的存在，对知识的追求始终包括信念、激情和直觉在内的人的态度。我们难以只靠客观理性的“知识”来指导构建青年人的价值意义感，他们真正需要的决定其人生方向的知识更多情形下是一种信仰。不少青年对某种知识的掌握程度大同小异，只因信念不同便走上了迥异的人生道路。对青年的教育不能仅停留在言传知识上，而要真正触及其隐默知识的深处即认知和实践的隐性根源，使其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从听说到接触、从想象到经验、从感知到体悟，以言传知识促进隐默知识的提升和转化，以此增强青年人的信仰力量。

（四）加强信息供给与接收治理以培育青年的良好心态

一是在适当控制总量和不断优化结构中加强信息供给治理。一方面，数字化治理成效要以人的体验为衡量标准，注重提供多样选择和替代服务，减少强迫性嵌入和统一化规制。尊重私人订制，做好精准配送，减少过度信息对个体的压迫。对于在“只要好好读书，其他什么都不用干”的养育思想中成长的青年而言，基于自然禀赋基础上的个性化发展或许比可能导致同质化的知识教育更紧迫。要合理适当利用智能算法的独特价值为青年的个性发展服务。另一方面，根据科学尤其生理学、医学和心理学知识制定不同年龄段青年身心健康的参考标准，并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发展要求和青年人的实际进行动态调整，为以青年主体性为基础控制和优化信息提供匹配依据。助力青年健康的信息及时丰富充足供给，有害信息坚决清除。

二是在想做和能做的平衡兼顾中确立适当的信息接收原则。信息供给的结构性超载未必是过多，时常是过于混杂造成的。部分青年因无专注的具体领域，接收信息存在不同程度的盲目性。他们通常并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随信息而摇摆，由此常常觉得信息越来越多。剔除社会规则和生活惯性已帮助我们作出大部分的选择之后，当青年聚焦目标时，或许会发现真正符合自己需求的高价值的信息时常未必够用。信息接收原则的选择和确立应坚持：其一，急需。优先关注当下急需的信息，其他信息即便有兴趣也要适当克制，不断锤炼延迟满足力。其二，精简。人生有限性决定了青年要集中精力以目标为指引接收信息并将之转化为知识，并实现“转识成智”，青年不在于在大脑中存储更多信息，而重在培养明辨信息真伪和评估信息价值的能力，进而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其三，创新。由于很多信息是同一理论本质重复化的现象呈现，因此要提升信息透视力，更多关注反映新理论的信息。

参考文献：

［1］李洁言，姚奕鹏.在有加班经历的受访者中，71.9%感觉加班影响到了正常生活［N］.中国青年報，2021-1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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