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意蕴、逻辑与进路

2023-08-18梁静王家斌

理论导刊 2023年8期

梁静王家斌

摘要：“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在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的最新阐述和实践表达。党的革命话语体系中的“自我革命”虽不属于“政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范畴，但不是孤立在社会革命之外的。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呈现出辩证立体的关系，在互动关系上党的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重要引领、社会革命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有效动能。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勇于自我革命和推进社会革命的双重使命，这是由党的革命属性和使命追求所决定的，同时也是自身百年奋斗历史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新征程上，只有永葆自我革命精神，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成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成功回应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重大命题。

关键词：党的自我革命；社会革命；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3）08-0016-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实践及其历史经验研究”（22CDJ019）。

作者简介：梁静（1994—），男，四川仁寿人，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助教，新时代党的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王家斌（1988—），男，山东临沂人，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理工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1］，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并进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所提出的重大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2］。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不是简单意义上政治话语的演进变化，而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在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的最新阐述和实践表达，不仅标志着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还深刻阐明了党的自我革命与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之间有机统一、互促共进的辩证关系，突显了党的自我革命对社会革命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一、相关概念辨析

“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核。“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革命理论的继承创新，实际上是党的领导理论的一次较大提升。

（一）“革命”

“革命”（revolution）原义指改变命运、革旧立新。它是涉及领域广、使用频率高且具有丰富涵义的复杂概念，包括从性质内容或线性领域上加以区分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文化革命和科技革命、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等。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视域中的“革命”概念，与西方政治学学者大多把“革命”理解为纯粹的暴力革命或者社会系统的自我调适、自我变革的观点有所不同，不仅包括政治领域的变革，还涉及整个社会领域的变革，对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深层次的促进作用。

其一，“革命”具有斗争面向。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境和论述中，“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3］，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产物，是解决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在方式上往往采取暴力推翻的方式，既包括打破旧世界、推翻旧政权，又包括建立新世界、建立新政权，彰显“破”与“立”的辩证统一，其本质上是质的飞跃，能够实现人类社会新旧更替、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4］41。由于当时在反抗资产阶级统治时革命形势的需要，“革命”的暴力面向更突出，强调疾风骤雨的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概念进行多元视角的解读，并用其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写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5］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彰显了革命的斗争面向。

其二，“革命”具有社会属性。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最大发展是深化拓展了对革命的认识，把革命从政治范畴引入社会范畴。理解革命的范畴不能只看到“政治革命”，不能偏执于其“暴力性和破坏性”。以夺取政权为目标、以阶级斗争为形式的政治革命不是革命的全部，只是革命的一部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暴力革命就有一定理论局限性，显然不再是革命的主要形式，革命的對象、目标和结果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革命手段与方式的选择要以当时的具体条件为转移，否则就会禁锢思维、产生不良影响。所以，革命还包括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制度、科技等领域全方位变革发展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4］591-592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革命”在范畴上不仅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政权更替，还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变革甚至根本性重建，同时不能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相对立，割裂两者的内在联系。

（二）社会革命

革命从政治领域起源，深化于社会结构领域的整体变化之中，所以从互动关系上讲，社会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延续，政治革命则是社会革命的开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追求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根本转换是人类社会的规律，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其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中，“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4］44，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无论是何种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形成和更迭，都离不开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都是社会革命的结果。

从“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来看，社会革命就是实现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变革的根本途径，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切思想批判、政治暴动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其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尖锐化，其目标在于解决落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在内容上既包括推动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发生“质变”的政治革命，也包括巩固完善现有政治架构和社会形态的持续“量变”，还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制度等社会有机构成要素的重大变革。作为对以往任何社会革命的超越，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其革命进程的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可想而知，革命内容的深刻性、广泛性、彻底性无可比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都是社会革命的范畴。

（三）党的自我革命

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其革命话语体系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建设和治理自身组织的革命，即“党的自我革命”；二是以暴力为主要形式，推翻反动阶级、建立新政权的革命，即“政治革命”；三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在内的系统性革命，即“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中的三种“革命类型”之间关系密切、相互转化，在历史和实践中无法割裂、不可缺一，其中，党的自我革命在党的整个革命话语体系中居核心位置、贯穿始终，是实现从政治革命阶段转化到社会革命阶段的最核心因素。党的革命话语体系中的“自我革命”有别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不是依靠“外部力量”来驱动，也不是违背政党建设规律的“恶性竞争”，更不是政党自身内部无秩序、无原则的党内斗争和利益纠纷。因而，党的自我革命具有特定深刻涵义，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自身特点与现实形势，把自身作为革命对象，坚持实事求是地直面自身弊病，进行净化完善和革新提高的实践过程的总称，以实现革除自身消极因素、消除危害健康肌体的毒素进而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的目标。

从哲学意义上讲，党的自我革命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自觉意义上和行为主动意义上的辩证地自我超越、自我扬弃，不是形而上学地全盘否定，即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从政治品格来看，党的自我革命的要义就是把自身视为革命的客体对象融入革命视野之中，把解剖自己、提升自身作为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从而实现革命主客体对象的辩证统一。从结构功能来看，党的自我革命涵盖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所有过程、各个方面的建设和革新，包括从思想、理念、价值到体系、组织、制度等要素的完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党勇于纠正“左”倾、右倾错误，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写入党章；我们党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推动党的领导体制的重大改革；等等，都属于党的自我革命的范畴。从党建逻辑来看，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主要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实践形式，理应包括新时代党的建设“5+2”总布局中的各个要素。但需要注意的是，党的自我革命虽然是以从严治党、治理腐败行为出场的，但是引发了更为深刻、更为全面、更为宏大的政治考量，因而彰显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层次性和逻辑性。

二、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意蕴及其关系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6］。不论是从目标还是方式上来讲，党的自我革命都是服务服从于党所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同时，社会革命是党顺应人民意愿和历史潮流而推动变革、引导革命的产物，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两者既具有辩证的内在联系，也有各自的话语体系、运行逻辑，但是兩者之间绝不是单独孤立、自然盲目进行的。

（一）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和政治优势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7］党的自我革命品格由党的政治品格决定，党的自我革命优势由党的思想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决定。纵观党的历史，勇于自我革命贯穿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的始终，已经积淀成为独特的精神品质和政治优势融入党的自身建设。

其一，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批判性与革命性决定其自身必须坚持自我革命。作为一个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阶级本质和政党性质的新型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突破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局限性，之所以要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由其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经常自己批判自己”，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任何政党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敢于直面自身问题、解决自身问题。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史表明，一个政党要保持自身的创造活力，必须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尤其是作为执政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只有经历自我锻造和锤炼。从世界政党范围看，林林总总的各种政党中，能够一以贯之推动自我革命并将其作为政治品格的政党，无疑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

其二，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认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必须摆脱“去革命化”的观点，跳出把革命涵义狭窄化的思维。中国共产党自觉传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和批判性基因，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在不断自我革命的淬炼中形成了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优势。在党的历史实践中，党的自我革命主要包括：一是抵制各种不良作风，二是反对错误的路线政策，三是纠正破坏党风党纪的不良行为。这些内容赋予我们党特有的秉性，勇于自我革命也成为我们党的独特优势。在延安时期，党的三大“显著标志”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自我革命政治品格的鲜明体现。同时，把“自我革命”定位于“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深刻彰显了党对执政党建设的高度忧思与深邃思考、对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的传承弘扬。总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自我革命贯穿党的建设的始终，党的奋斗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伟大历史，党在每一次重大历史关头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是一场自我革命。

（二）领导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

追求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根本转换是人类社会的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革命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基本矛盾运动为基石，不仅包含经济社会领域的革命实践，还涵盖以破除旧的政治秩序为目标的政治革命，其根本目的就是形成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政党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把推动伟大社会革命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在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科学阐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政治属性，为伟大社会革命找到最坚定的领导阶级和政党；鲜明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社会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真理，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了共产党人的观点和意图，科学地回答了“何为社会革命”“为何社会革命”“如何社会革命”等一系列问题，展示了共产党推进社会革命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宣布“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8］1，消灭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社会制度，建立最美好的社会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8］1。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不改建党立党兴党初衷，领导不同时期的伟大社会革命，不断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这主要包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实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进行改革开放的社会革命，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当前，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6］，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9］而不懈奋斗。

（三）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紧密联系、相互依存

党的自我革命与伟大社会革命是密切相关的两个重要概念和范畴，两者之间呈现出辩证统一、非常立体的关系，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党的自我革命为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提供坚强领导力量，社会革命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目标方向和价值意义。

其一，党的自我革命是领导社会革命的根本保证和必要前提。社会革命的发生和推进不是盲目无序的，也不是自然而然的，其总是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量的领导下进行的。社会革命覆盖整个经济社会领域，其顺利推进必然需要党的各级组织的坚强领导，这就要求坚持党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不是孤立在社会革命之外的，在逻辑上它是社会革命的引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社会革命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需要党的组织体系去实现，而党的组织体系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入整个社会生活。同时，从自我革命的内容层次和逻辑范畴来看，党的自我革命成效和程度直接决定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推进到何种高度与深度，并且不但在微观领域有直接影响，而且在宏观方向上也有直接联系。诸如，党的指导思想会在根本上影响社会发展方向和进程，涵养政治生态、净化党风政风会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推進生态文明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影响社会进程的举措都是靠党的领导、党的组织去实施。历史和实践证明，每当党的自我革命开展得彻底、开展得及时，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就会顺利发展。

其二，推进社会革命是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效动能和价值追求。“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10］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历史任务，面临着不同的社会矛盾。伟大社会革命的发动、开展、成功及持续向前，是由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也是我们党长期的自我革命推动的。不同时代有不同问题，社会革命的任务也不同，决定了党推进自我革命的方式和要求也会不同，以更好适应发展变化、更好领导新的社会革命，确保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强调要有自我革命精神，并不意味着党在自我革命的具体方式上可以一成不变。在任何历史时期，党都要坚持继承和创新的统一，适应社会革命的不同目标而积极探索自我革命的方式。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随着推动社会变革的目标、范围和力度的变化，党的自我革命的深度不断加强、力度不断加大、广度不断加宽，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强。总之，回答好不同时代课题、推动社会革命，我们党要更加注重自身建设、勇于自我革命。

三、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

“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大命题对如何建成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双重回答，彰显着深刻的理论逻辑、丰富的历史逻辑和鲜明的实践逻辑，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作出明确诠释，是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必然要求。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属性和使命追求的本质规定

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只是革命属性不同，但在价值、目标上具有趋同性，两者分别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追求和本质属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作为资产阶级政党对立面而出现的，一经成立便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了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就把推进自我革命和领导社会革命作为自己的双重使命，表达了以自我革命推进和引领社会革命的决心信心。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4］41，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同样也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共产党是这个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有着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指导，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所以，马克思主义政党承载着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其先进性不仅体现为领导社会革命的使命自觉，还体现为勇于自我革命的主动自觉，所推进的自我革命是为了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纯洁性，所领导的社会革命符合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趋势。

如何领导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个根本性的重大命题。伟大社会革命必须由伟大的政党来领导人民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实现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必须实行最坚决、最彻底的自我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11］。这深刻阐明了在推进社会革命的过程中，革除自身消极腐朽的因素对于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的重大意义。从本质属性上来看，如果不进行党的自我革命，党就会丧失先进性和纯洁性，就会被时代所抛弃、被历史所抛弃。只有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12］，才能获得领导社会革命的资格，推动社会革命走向胜利。从使命追求上来看，“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42，无产阶级必须“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4］599，把科学的世界观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行动指南；无产阶级必须组织成为自觉的政党，“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13］，为完成历史重任提供根本保证；需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4］66，推动现存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深度变革。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兴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标志。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就是在领导人民推进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党对自身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战略思想的系统形成提供了有力的历史支撑。纵观党的历史，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需要立足不同的客观形势和历史任务作出适当的调整。在社会革命进程和效果受到党的自我革命影响的同时，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容和深度同样也会受到社会革命的决定性影响，因此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在党的历史实践中会彼此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不断设定目标、调适方式、演变发展，因而两者都会呈现出不同的实践样态。

从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8］1开始，中国共产党围绕党的初心和使命，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具有广泛覆盖面的一系列伟大社会革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人民接续推进一系列伟大社会革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把勇于自我革命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极力祛除党内“左”和右错误思想的干扰以及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到八七会议确定实行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的方针，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到延安整风运动极力消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消极影响，再到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制定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着重厘清党的历史问题、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及提出“两个务必”回应“赶考论”等，诸多历史节点的斗争实践，使党的自我革命力度不断增强，革命才得以胜利。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同样如此，正因为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深化，实现党的自我革命与伟大社会革命的同频共振与良性互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焕发出勃勃生机。

（三）现实逻辑：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当前，有力回应、一以贯之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将加强自身建设、勇于自我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作为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已经明析，“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4］，意味着只有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对自身进行全方位锻造，才能确保党肩负起领导社会革命的历史重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党内外形势越复杂、任务越繁重，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把党的自我革命引向深入，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作为拥有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96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担子很重、责任很大，迫切要求把黨建设成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能够抵御重大风险、有效应对重大挑战、解决重大矛盾、克服重大阻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当前，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们党面临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四大考验”“四种风险”长期存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依然突出，百年大党独有难题摆在眼前；意识形态斗争暗潮汹涌，西方虚无主义思潮伺机渗入，历史虚无主义盛行，试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强权政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局部地区战乱频仍、动荡不安，国际形势诡谲多变，给民族复兴带来多重风险考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还存在思想观念的滞后、利益固化的藩篱、体制机制的障碍等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挑战，只有坚持不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才能不断推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四、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实践进路

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在新时代的创新阐述，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2］的政治自觉，把党建成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成功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一）加强巩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方向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观点和重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意味着党的领导直接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社会革命的根本性质和发展进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社会革命不变色、不变质、不中断的根本保证。同时，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最为重要的内容，而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設，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在党的自我革命中居于首要地位，所以党的领导直接了决定推动自我革命的实效和方向，从而会影响社会革命的性质和方向。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覆盖社会生活以及党内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归根结底就是通过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坚持好、发挥好党的领导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把党锻造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人民和历史的选择，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根本利益。“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15］“治理好大党”“治理好大国”就是党的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的生动体现。新时代，无论是进行伟大社会革命，还是进行党的自我革命，两者都必须辩证统一于党的领导。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党内问题与党外问题相互影响，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解决好这些问题、战胜诸多风险挑战，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这迫切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如果没有党的自我革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有权威的党中央，推动社会革命就无从谈起。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原则，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党和国家事业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充分发挥党在领导社会革命中的“定向把舵”“定海神针”作用，确保全党的团结统一，形成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积极性，确保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沿着正确方向有序推进。

（二）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升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效能

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就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历史任务、不同的社会革命性质和内涵，对推进自我革命和领导社会革命就有不同的新要求。从历史方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方位进一步明确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方向和政策依据。从发展阶段来看，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新征程使命任务的郑重宣示深刻揭示了中国发展逻辑、科学回应了时代发展要求，为党领导人民实现“四个伟大”提供了时间表和路线图。虽然不同时期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都会对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影响全局工作的是社会主要矛盾。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科学谋划发展、正确制定政策方针的基本依据，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提出诸多新要求。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必须紧紧围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由重大现实问题倒逼而推进，又在不断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以何种方式开展、向何处去，社会革命如何推进和发展，都是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深刻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所处的历史阶段，既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恪守党的初心使命，永葆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又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顺应人民需要，破解社会主要矛盾，有步骤地推进社会革命，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共同富裕，增进民生福祉，更好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抓住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关键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16］，是实现党在新征程上使命任务的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不仅对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还对推进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具有深远价值。可以说，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自我革命和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在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社会革命，推动它的蓬勃发展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做到“打铁还须自身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需要化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应对来自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各种风险挑战，尤其是来自党自身内部的风险挑战。诸如，思想不纯、政治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依然长期存在；“四风”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等新老问题，都影响着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不论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还是进行党的自我革命，都需要完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此，“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2］，时刻警惕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全面从严治党是一项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在实施主体上具有广泛性，在监督客体上具有结构性，在治理举措上具有系统性。需要注意的是，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目标和统领是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和执着，既坚持系统观念、把握重点、培元固本、形成态势，又坚持开拓创新、统筹兼顾、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不断增强政治引领、理论武装，夯实组织基石、制度保障，强化作风整饬、纪律约束，持续用好反腐利剑，全面推进政治、思想、监督、执纪、治吏、作风、反腐各方面从严，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为推进社会革命提供重要支撑。

（四）不断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强化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保障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关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稳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并不是两者的简单组合，而是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具有合力的整体，因而需要努力形成立體化、全方位的协同机制，建构和完善相应的长效制度。继续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强化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保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推动社会革命的一切工作和活动找到制度根基和依据；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和社会革命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最关键的是在顶层设计上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为主线，在制度机制上完善科学规范、系统完备、运行有效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这就要求：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各领域全过程，构建坚持真理、纠正偏差、发现问题、修正错误的运行机制；继续不断完善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巩固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体系，不断巩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体制机制，巩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常态化机制。坚持思想建党、依规治党、制度管党相统一，以党章为根本，贯彻落实党内民主集中制，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坚持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并重，用严明的纪律维护制度，以有效问责强化制度执行，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党治国的实际效能。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1）.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6.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

［6］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1-06（01）.

［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590.

［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9-10.

［1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3.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