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

人间仙境九日山

“莫道九日少景观，唯有亲临此山中。”在位于泉州南安县丰州镇的九日山上，完整保留着宋、元、明、清摩崖石刻77 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代的祈风石刻，记载了从公元1174 年至1266 年长达92 年之久的祈风仪典。这些石刻是古泉州丝绸之路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迹，一方方石刻，刻文记事，凝固历史，书写盛世，铭记荣光，无言地诉说着“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千年繁华。

何为九日山？

从泉州市区驱车往西郊方向不到十公里，就到了南安县境内的丰州镇旭山村，金鸡自然村西面的山便是九日山，九日山在晋江中游金溪北岸，为清源山支脉。正是仲夏时节，山脚下的延福寺旁，绿树成荫，鸟鸣阵阵。穿过寺庙，徐步而上，山中一步一景，“山、寺、溪、桥”交相辉映，交织成一幅空灵清新的诗意图卷。山中的巨石崖壁上，处处可见历代文人墨客登临所留摩崖题刻，在苍翠山色的掩映下，更添了几分书卷气和沧桑感。置身九日山，被成片的绿意和岩壁包围时，才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人文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九日山东峰石刻

九日山为历来为文人墨客所钟爱，古时因部分士族（指东汉、魏晋以来的门阀阶层）南渡入闽，沿南安江聚居，每年于重阳佳节到此登高远眺，寄托乡思，久而成习，称此山为“九日山”。九日山石刻有东、西、北三峰，据记载，自晋代以来历代均有石刻，现仅存北宋至清代摩崖石刻77 方，分布于东西两峰，以宋刻居多。内容有景迹题名、登临题诗、游览题名、修建记事、海交祈风等；书法有真、行、隶、篆，以宋人蔡襄、苏才翁、苏绅、虞仲房及清代马负书所题为佳。

这其中，有关海外交通、航海祈风石刻共10方，记载了自宋淳熙元年（1174） 至咸淳二年（1266）泉州市舶司及郡守等地方官员登临至此为番船（西洋商船）祈风、举行盛典的史实。这组珍贵的摩崖石刻，是世界仅存的为往来商舶祈求顺风和平安的文字记录，蕴藏着宋代海洋贸易与季风密切关联的运行周期等历史信息，体现了宋代市舶制度下国家力量对海洋贸易的倡导和管控，是体现世界海洋贸易中心管理保障的代表性遗产，反映出海神信仰对贸易活动的精神促进，为研究宋代泉州港海外交通的珍贵史料。跨越数百年，一方方石刻，铭记城市记忆，留下可供触摸的人文脉络，是凝固在崖壁上的史书，也是宋代航海文化与海神信仰的重要物质遗存。

凝固的历史

为什么选在九日山祈风？

古泉州人民依海为生，出海和回航都需要顺应季风规律：夏季，船舶从南部海域回航；冬季，船舶从泉州出海。因而每年夏四月与冬十月，都要在昭惠庙向海神祈求风信顺利，保佑航行平安，泉州古老的祈风传统由此而来。

为什么选在九日山祈风？与泉州湾及晋江水域的历史海岸线有直接关系。九日山所在处是泉州湾进入晋江后江面的最窄位置，两岸有九日山、金鸡山夹峙，像天然门户，九日山下背山面水，对泉州先民来说是最适合定居的一片陆地，因此这里成为泉州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宋代泉州，出现“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景象，海外贸易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源。由于海外贸易对国家财政的巨大贡献，宋代官方极为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10 世纪末开始对海外贸易大力扶持，在沿海重要港口设立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元祐二年（1087）泉州开始设立市舶司，规定职能包括出海许可审查、货物检验、税收以及主持祈风祭海仪式，从中可见，官方主导的航海祈风活动，是国家力量倡导海贸发展、加强海贸管理的重要体现。

山中无石不刻字

九日山祈风石刻中记载，“有郡守倪思正甫，提舶全茂实腾，遵令典祈风于昭惠庙……”“大守贰卿颜颐仲，祷回舶南风，遵齐曲也，提舶寺丞刘克逊俱祷焉……”“以遣舶祈风于延福寺，通远善刘广福王祠下，修故事也”等。可见，最迟在12世纪中叶，九日山通远王祠的祈风仪式已列入国家祭典，官方主导的祈风活动，让祈风传统陡然“升级”。

当时来泉州经营贸易的番舶要靠风驾船，在春夏间乘东南风而来，秋季则顺西北风而去。官府为迎送番商，鼓励来泉贸易，每年四季之交，泉州府郡及市舶司官员、南外宗正司的皇族等官方代表，都会在九日山南麓的延福寺、昭惠庙举行“冬遣舶、夏回舶”两次祈风盛典，敬祭海神，向通远王祈求赐风，祈风礼毕后，人们登山游赏，题写诗文纪事，刊刻于九日山的崖壁上，这就是祈风石刻的由来。

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相当发达，每年亚非地区船只与泉州之间往来交通十分频繁，“海上丝绸之路”就從此起航。千年前的泉州，是史料中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南巨镇，是世界旅行家笔下富庶无双的国际大都会，是10—14 世纪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是宋元中国与世界的对话窗口。星罗棋布的名胜古迹，展现着中国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体系、发达的经济水平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态度，令世界也叹为观止！

宋代石刻 唯一一方既记载祈风又记载求雨的石刻

古人到底如何祈风？

“淳熙元年，岁在甲午季冬朔，吴人虞仲房帅幕属洪子用、朱彦钦、赵德季、赵致孚，祈风于延福寺通远祠下，修岁祀也。与者许称叔、吴景温、闻人应之、赵子张。”大意就是：南宋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初一，当时的海关关长虞仲房，带领着同事洪子用、朱彦钦，以及赵德季、赵致孚等皇族成员，来到延福寺旁的通远王祠。祭坛上，已摆好羊、猪、酒等祭品，经过上香、奏迎神曲、虞仲房宣读祈风文等一系列的活动，其目的就是向海神通远王祈风。这就是遵照旧例举行得祈风祭海的祭祀仪式。待祭典完成，这些参加活动的官员再一起登游九日山，把祈风的经过镌刻于石上。于是，一方现存最早的祈风石刻“出炉”了。

“舶司岁两祈风于通远王庙，祀事既毕，登山泛溪，因为一日之欵（此处通“款”）。淳熙戊申夏四月，会者六人：林枅、赵公迥、胡长卿、韩俊、折知刚、赵善罙。冬十月，会者五人：赵不逷、胡长卿、韩俊、赵善罙、郑颐孙。”这方石刻是南宋林枅等人，来到九日山在通远王庙举行祈风仪典的记事石刻。这方石刻也是九日山10 方祈风石刻中，唯一一方记录着一年两次祈风的石刻，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九日山作为海丝起点的物证之一，尤为珍贵。这一方石刻为什么记录着一年两次的祈风仪式呢？因为时间是在一年之内，这些人在夏天来举行欢迎仪式，同样到了冬天又来举行欢送仪式，参与者也就是记录的人员基本一样，所以作者当时是把这两件事合并来刻这一方石刻的。

展示馆内景

每一方石刻都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巍然屹立在山上的一方方石刻，是了解当年祈风大典盛况的“石质史书”，这10 方祈风石刻分布于九日山东、西两峰，东峰2 方、西峰8 方，皆记述了时间、地点和参加者，文字为媒，镌刻为证，考古专家们由此析出祈风石刻数个“之最”。时间最早的为南宋淳熙元年（1174）；时间最晚的是南宋咸淳二年（1266）；记载参与人数最多的是嘉定十六年（1223）的“南宋章梾等祈风石刻”，至少17 人参加；祈风文字数最少的是淳祐七年（1247）的“南宋赵师耕祈风石刻”，全文24 字；唯一一方记载一年两季祈风的是淳熙十五年（1188）的“南宋林枅等祈风石刻”；唯一一方既记载祈风又求雨的是宝祐六年（1258）的“南宋方澄孙等祈风石刻”。

每一方石刻都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石刻上的文字，时间、地点、人物、起因、事件等“新闻五要素”一应俱全，看起来很像今天的官方新闻通稿，有的虽寥寥数字，却字字精绝、内藏玄机，背后是鲜为人知的史海珍闻。比如：“遵令典”意即遵照法令，说明祈风是官方正式的祭典；“修故事也”，说明祈风是由来已久的祭典；“待潮泛舟而归”，说明宋时海潮可直达九日山下，参加者可乘船而返；“舟舶遮江，旗幡蔽日，香烟缭绕，鼓乐喧天”是说祈风仪典进行时的盛景；“彝典云何哉”是对国运维艰、朝局风雨缥缈时的感慨……字字句句均有力证明祈风在南宋已是国家祭典。石刻中记述的参与者，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10 方碑文中，记载历次参与祈风的市舶司官员共9 人，泉州地方军政要员共58 人，有18 人为皇族。从皇族宗室，到泉州郡守、通判、左翼军统制，再到提举市舶、提舶市丞，一个个今人颇感陌生的官衔，证实了祈风祭典的“官方属性”，佐证了典礼规格之高、分量之重。

延福寺

九日山上的文化传承

九日山以“山中无石不刻字”饮誉宇内，而全山最大的一方摩崖石刻为东峰的“九日山”三个字。宋理学大家朱熹曾两游于此，并书“九日山”三字，可惜年久风化无存。乾隆三十二年（1767），时任福建提督的马负书游历九日山，见朱熹当年的题字已风化不清，在寺僧的请求下，重书“九日山”三字，刻在原石崖上，并附一石刻小记：“郡乘山川志，朱文公两游于此，有书九日山三字，余巡历憩览，考之山僧，谓世久远湮没无存，良至可慨惜，因重勒三字，以承先哲表彰胜地之至意云。”马负书虽是武将，却性好笔墨，所题“九日山”三字，沉着痛快，气势磅礴。可惜的是，那年补题山名后，他就病逝任上，“九日山”三字遂成其绝笔之作，极为珍贵。

又是一年好时节，天朗气清的日子里，人们结伴出行登高望远。九日山上，放眼眺望可见泉州湾进入晋江后，九日金鸡两山夹峙下江面由宽变窄的胜景。观摩山中的石刻，文字穿透历史的重重帷幕，仿佛在讲述着泉州的古老故事。南宋时期的西峰题诗中：“频年因送客，携酒访山灵”、“大笑下山去，潮平月满汀”等文字，是人们登山踏青写下的生活剪影、所思所想。像当年的访客一样，常有游客会对着某一方石刻驻足良久，或是沉思，或是开怀大笑，或是留下合影，仿佛感受着历史人物当年的情景，带给人的是独特的感动与回忆。

石刻与古迹的意义，不仅在于记录，还在于搭建起连通古今的对话渠道。对海商而言，每一次遠航是充满艰辛的冒险，而海神通远王的护佑给了他们战胜惊涛骇浪的精神力量，帮助他们远涉重洋往来世界各地和刺桐（泉州古称）古港。如今，这些凝固着古老海神信仰的祈风石刻，已成为泉州作为宋元时期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城市记忆，也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的缩影，更是古代世界文明通过海洋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