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晓明

摘 要：花踪文学奖由《星洲日报》创办，是马来西亚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备受马来西亚华人文坛深切的关注与认同。在马来西亚复杂的政治文化生态和紧张的族群關系下，花踪文学奖的创立是华人族群对于华人身份平等的抗争和诉求。通过分析花踪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和文学作品，发现：花踪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厚植马来西亚文化土壤，提倡本土视角的华人叙事，注重描绘华人命运与国族认同，建构在马华人的身份主体性；“花踪”文学作品通过展现中华文化符号和回溯族群历史记忆，唤醒和强化在马华人的身份归属。

关键词：花踪文学奖；马来西亚华人；身份建构；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3）3-0033-09

引言

马来西亚是海外华人主要聚居地之一。截止2023年4月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总人口达3300万，其中华人占22.7%①，是该国最大的少数族群。自唐始，已有少量唐人南下马来半岛一带进行商业活动，元代已有中国人定居。随后，华人便陆续漂洋过海到马来西亚做工、经商，并长留于此地生活。

大量华人移居马来西亚，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华文报纸应运而生。《星洲日报》由“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于1929年创立，在其创刊宣言中，清楚地指出其作为海外华文媒体的定位：“求民族、政治、经济的平等地位；力倡华侨投资祖国，藉定国基；提供各种教育，沟通中西文化，以增进华侨地位。”②自创办始，《星洲日报》便致力于报道中国国内的环境局势、当地华侨社团活动等新闻消息，加强海外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及时提供必需的支援，唤醒海外华人的民族意识，激发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效忠，稳固海外华人的中国身份。这一点在协助中国抗日的活动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1955年，中国政府宣布取消双重国籍，华侨可根据自愿原则自主选择国籍。出于对切身利益和事业维系的考量，不少华侨忍痛归化入籍，成为海外华人。在国籍身份转变的大背景下，许多海外华人从国籍身份到具身肉体都被迫漂离祖籍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经历着身份的转变带来的焦虑和迷茫。在“既不完全在新的系统一边，也没有完全摆脱旧的系统”③的旋涡中心，备受中国人与马来人身份矛盾的煎熬。以《星洲日报》为首的华文报纸利用大量的新闻和评论，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身份转变和意识认同的相关内容，规劝大马华人勇敢承认并直面政治身份变化的现实，加快融入当地社会的步伐，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这对消除华人消极思想，转变华人政治身份，缓解华人身份焦虑无疑是一味舒缓剂，同时也直接影响着取消双重国籍后华人初期的身份构建。

尽管如此，仍旧存在相当一部分的马来西亚华人受困于身份的迷思。一方面，华人历经多年在马来西亚的生活和实践，本土情结不断增强，这与中华民族认同感产生矛盾，冲击着华人族群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华二代”“华三代”的成长远离中华土壤，对祖籍国的认知局促而有限，初代华人移民浓稠的中华情结日渐消淡，历史记忆的唤醒和文化基因的重建迫在眉睫，传承和延续中华文化的使命赖以实践。

事实上，人的身份取决于人的主体认知，是变化发展的，也是人为建构的。萨义德指出，“自我身份‘他者身份并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的过程。”④福柯则认为，“人的本质——假如人有本质的话——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固定的、普遍的东西，而是由许多带有历史偶然性的规范和准则塑造而成的。”⑤身份是“一种在我们对世界的主体经验与这种微妙的主体性由以构成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⑥，是一种自我通过与现实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经验的连接而成的，它总是“混杂（hybrid）而多变的”⑦。

身份建构与身份认同作为近年来华侨华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视角皆有切入，也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在身份的塑造和归属感产生的过程中，文化作为根植于族群的基因，深刻地烙印在族群的个体，对族群身份的塑造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从文化角度切入，探讨最深层的“根”是如何对华人族群身份的表达、规范和建构产生影响，是理解华人身份建构这一价值命题的重要路径。

文学是文化内核的表层结构。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学深刻地影响和反映身份和文化历史相互作用的过程。在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素有“文学奥斯卡奖”之美誉，是马来西亚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备受马来西亚华人文坛深切的关注与认同，拥有深远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坐标”⑧，花踪文学奖是否与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身份的建构有关？它的产生、运行和影响是如何规范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又是如何作用于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实践？

一、花踪文学奖的诞生：华人族群的平等意识和精神关怀

在归化入籍后，马来人却始终没有完全接纳华人。马来人把自己看作是“土地的儿子”，对非马来人看作是他乡之客，留下是“土地的恩惠”。因而在马来西亚，主掌政权的马来政府对马来人一直给予倾斜与保护的政策。马来人“特权”取之有道，华人外来移民的“他者”形象根深蒂固，双方难免发生摩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马华两族就马来人特权、华文教育地位、民族平等待遇等问题频频交锋，争执不休。两族关系出现裂痕，终于在1969年的“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集中爆发。事件发生后，马来人更是树立了全面的绝对地位。1971年，马来西亚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禁止对宪法规定的国语、马来人特殊地位、马来统治者的地位和主权及公民权等条文进行质询，并取消豁免议员在议会内的言论不受司法挑战的权利⑨。同时推出“国家文化政策”，在文化和教育上全面推行“马来化”，确认马来语高于其他语言的地位。

1987年，当局教育局派出数批不谙华文的人员到华文小学担任行政高职，引起当地华人社会的恐慌和骚乱，随即马来西亚当局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逮捕多名政党人士、社团领袖、教师、商人，是谓“茅草行动”。

“五一三事件”和“茅草行动”后，马来人对于支配权更为敏感。这种绝对的特权衍生出来的则是华人自救的悲情，为了克服“次级市民”（二等公民）的屈辱而把华文的文章、文学、报纸当作团结奋斗的武器⑩，默默抚慰着大马华人遭到打压的低落心情。

因“茅草行动”停刊的《星洲日报》为沙捞越商人张晓卿收购，历经两年恢复与调整，于1989年复刊。复刊后，《星洲日报》“像一只新生的火凤凰”11，“启迪民智，推广教育，发扬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以达致国民相互谅解及和睦相处的目标”12，继续承担传播中华文化、维护华人利益的华文媒介责任。1990年3月，《星洲日报》宣告将举办每两年一次的“星洲日报文学奖”。同年六月，《星洲日报》刊登出详细征文细则，并正式更名为“花踪文学奖”。在马来政府垄断政治权力和马华族群矛盾激烈的复杂生态下，作为大马华人族群身份建构的重要推手，“花踪文学奖”毅然登场。

花踪文学奖以“花踪”谐音“华宗”，象征着华人之宗，即华人所向往、崇仰的事物，同时也体现全球华人所共同追求的文化意念：有海水的地方到处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到处有花踪13。花踪文学奖的奖座，由国际艺术名家陈瑞献精心设计打磨，通过超凡脱俗的艺术手法，以海鸥和玫瑰为原型，塑造成铜雕。海鸥作为海上独有的鸟群，象征华人漂洋过海的移民历史；玫瑰则带有美好的祝愿，寓意“但愿鸟语花香处处闻，华人到处有花踪”。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丧失了民族文化，便丧失了民族性。马来西亚以马来族文化为核心的国家文化体制对华人族群文化既不宽容，也不接纳。“华人文化不能直接纳入成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政府就没有义务去发展它，更加严重的是，它还推前一步，不允许华人发展自己的文化。”14在“马来人至上”的一味打压下，花踪文学奖以华人文化为核心，以民族的文化历史甚至道德情操结合，有了其内在的纵深和向度15，在平等权利的诉求、华文水平的提高、中华文化的传承等方面勇敢发声，有力地驱散了华人的悲情与彷徨。

（一）诉求平等身份，表达温和抵抗

花踪文学奖是华人族群对平等身份的诉求与抗争的产物。“任何文化的活动，文学的创作，都代表着人类对于自我与族群的生命活动，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与关切。”16在华文权利缺位的情境下，华人迫切地希望有对抗的声音出现，为内心积攒而不能发的中华情结找到宣泄口。然而，历经“茅草行动”后，大面积的围捕与流血使得大马华人对直接奋起抗争望而却步。花踪文学奖冠以文学之名，追寻着马来西亚华人对华文与中华文化的坚持，以一种复杂和隐蔽的书写方式，抵抗着官方文化霸权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制。

作为“马来西亚华族文化‘疗伤的‘义士”，花踪文学奖“镀上了‘华宗的文化金光”17，标志着马来西亚华人对马来人在各领域尤其是文化领域主导地位的强烈不满，“像轻轻为马华文化早前的伤痕拆开敷药的手势”18，以一种相对温和、积极的方式，自下而上地表达华人族群对单一化、一元化文化霸权的抗争，要求华人族群身份被正视、被平等对待的诉求。马华诗人陈大为对参与花踪文学奖的原因作此描述：“我不是在追逐《花踪》的名利，也不是在寻找这项肯定，而是一种身份的认同……在马华的诸多文学奖当中，我只认同《花踪》。”19这种“认同”实质上也是大马华人通过参与鼓励华文创作的花踪文学奖，以此表达对马来文化主导的不满，并期待中华文化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二）鼓励华文创作，提高华文水平

花踪文学奖通过设立推荐奖与甄选奖两大主要奖项，各奖项又具体细分为小说、散文、新诗等类别，并奖以高额的奖金，较为全面地鼓励马来西亚华人投入到广泛的华文文学创作之中。相关的文艺活动如花踪文艺营，邀请了许多国内外的作家前来主讲各项文学课题，有助于提高对华文创作的兴趣，拓展华文创作的眼界。此外，花踪文学奖获奖的优秀作品会由星洲日报集结成《花踪文汇》一册，统一出版。这些高水平的文学讲座和文学作品，不仅真实反映华人的生活，涵养华人的思考能力，还对提高华人的华文水平和文学修养有极大的帮助。

（三）发扬华人文学，传承中华文化

花踪文学奖的创办宗旨，便是“开拓国际视野，提升文学风气，传承文化薪火”。其志在通过以华语书写华文故事，使得海外华人勿忘融于骨血的中华记忆。《星洲日报》的社长张晓卿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花踪文学奖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传承中华文化：“我们为文化而奋力耕耘，也在努力奔走，因为我们希望为大马有创作力、有想像力的文化文学团队铺设美好的道路；我们也希望为马华文学更辽阔的前景、更丰富的内涵、更多元活跃的生命和更优越的创作环境，创造新条件和带来新风气。”20“谁愿意为文化奉献心力，我们都应该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掌声。一点点力量的串联，可以蔚为风气、形成共识，也可以摇撼人心，重建社会。”21

在海外，利用华语进行文学创作实质上是海外华人心灵归属的一种寻找与安放，是精神伦理、价值标准、审美偏好、情感内涵等文化层面内容的“中华性”（Chineseness）的体现。张秀明提出，“语缘”是“五缘文化”的理论拓展，是缘文化边界概念的进一步拓展22。语言共同体并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共同华语使用，其中还包含着众多中华文化元素，如中華文明、传统思维、认知方式、以及对中华的思恋和归属等。花踪文学奖的实质是借助华语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外化，是中华民族社会结构的展现，提醒人们去努力发扬华人文学，传递中华文化。“文化是民族的根……要提倡，要发扬，要当成一己的责任，要变为民族共同的目标。而我们一直把《花踪》，视为永远的提示和鞭策，要永远警醒、督促自己，把推动文学的发展，当成一份职责和使命。”23

二、“花踪”文学作品的评选：边缘土地上华人族群的自我认知

奖项的评选标准与审美偏好是其艺术导向的直接反映，清晰地勾画着奖项的立意与发展。花踪文学奖的评选采取初审、复审、决审三审制，其中，初审和复审是汰选工作，将每类作品汰选至10篇左右，送至决审会议定夺名次。

（一）本土化视角下的华人族群叙事

考察历届花踪文学奖的评审过程发现，作品的本土化是在文体恰当、文字功力相当情况下脱颖而出的重要考察指标。在第二届花踪文学奖的马华小说推荐奖的讨论中，陈若曦提到，“我挑选推荐奖得主的3个标准是，第一作品要多；第二我希望是本土的作品和马来西亚的作者。第三，起码文字要通顺，每篇言之有物。”24周維介也认为，“推荐奖应当颁给本地性的作品。”25第三届马华小说首奖《把她写进小说里》的其中一条评审意见便是“本地色彩非常浓厚”26。不仅是小说，诗歌也是如此，梁志庆认为写诗创意很重要，但要涉及一些本地色彩，符合国情和民情27。陈强华表示，本地题材的诗作仍比较少，期待看到更多以不同方式，特别是能够提升本地题材的作品出现28。对于成功通过初审和复审的稿件，本地色彩的有无更是获奖的关键。如作品《魂牵八大胡同》，“就文字而言，这篇是非常好的。好在文字细腻，雕刻人物非常传神，通篇读下来，可说是佳句如咏。作为文艺创作的作品，在文笔上，作者确是达到了上乘的要求。”29但缺乏本地色彩的描绘，相关题材“在中国的大众文学里已写得很多”30，有复刻中国大陆小说之嫌。“在马华文学的特定意义上，这篇作品令我疑惑。”31作品内核忽视了对马来西亚地域的反映，被评委从获奖名单中剔除。

地方色彩、本土意识等多次在评审过程中强调，并作为作品题材是否深度挖掘、情感是否得到有效共鸣的价值向度。马来西亚独立以后，政治效忠的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同时，受到“马来特权”的影响，文学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不由自主地“被定位”。在华人情感的传承下，因应主流社会歧视性的政策，华人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情境性与策略性的特征。其间所体现的是公民身份与民族身份之间的折冲32。因此，大马华人正视政治身份的改变，直面日渐融入马来西亚的现实，对自身身份属性展开思考。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身处马来西亚这片土地的边缘性和异质性，于是他们注重自身的建构，用新的视角和眼光，重新审视热爱的故土和家园，关照自身的身份定位，展开本土化视角下的华人族群叙事。

朱崇科将马华文学的本土性分为三个层面，即本土色彩、本土话语与本土视维33。本土色彩主要指涉了对本土风情人物、本土事业背景等物质性的书写。如《阿亦君令》，描写作者怀念儿时生活在故乡的情景，极具地方色彩：“屋后的红毛丹树、雄赳赳的蚂蚁兵团、屋前的玉米田、略带碎石的沙地、温濡潮湿的土地、向阳的草木序生、躲光的百虫争鸣、疏叶的乔木……”34勾勒地方小镇的风情，充分地表达对故乡和童年生活的眷恋。更进一步，则是揭示本土话语中的本土意象，即凝聚融合了主客体本土文化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标志性和代表性的本土文化意象。如以葡萄牙及荷兰在马来西亚的殖民地所推行的侨领制度甲必丹为主题创作的诗歌《甲必丹》，以及行文中常见的马来本土字汇、粤语、闽南语、客家话与中文混杂使用的表达。

然而，自然环境与本土字汇并不能真正构建有意义的本土，只有在文学书写中将本土视维经典地呈现出来，才有真正确立的资本35。本土视维是本土性的最高层面，即对于马来西亚中华人生存形态的理解和华人视角叙事的把握。正如黄万华所言：“强调作品的本土化并非只是简单要求在作品中加入如热带雨林、南国椰林、槟榔叶、肉骨茶等元素，而是要在‘社会背景和‘人性的描写、人生哲理、人际关系、人情世事等方面都将‘根扎于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36这种对于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华人生存形态的理解把握，不但能带来了颇有新意的结局，而且闪现出某种哲理光彩37。花踪文学奖的相关获奖作品正是有力践行了这一标准，因而饱受评委青睐。如《一曲能教肠寸结》，描述的是一群马来西亚音乐家的特殊处境，在没有任何戏剧冲突的情况下，该小说因“用自己的语言去书写新的、边缘的经验”38打动评委，脱颖而出。

在具体实践中，马华两族交往成为创作时常开掘的本土题材。如《扁担的身世》《人人都需要博士夏》等，插入了马来人的角色，并与华人产生互动和情感纠葛。这些作品都展现了马来西亚华人结合当地现实，立足于华人的视角展开新的思考和探讨。华人在具体的华文文学创作中，马来西亚加大了对于马来西亚土地的思考、对华人族群的关注、思考和书写力度，通过实践获取的主体经验中重新梳理自我的文化记忆、历史基因，从而在复杂迷离的身份矛盾中构建起较为清晰的身份定位。

（二）关注华人命运与族群认同

在作品的主题上，涉及华人的命运、华人对于族群的认同、身份的建构等话题较为容易引起评审的关注，并就其文章内涵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从总体篇幅来看，评审对于华人命运与族群认同相关主题作品的讨论和意见比其他主题更为详细，这也从侧面展示出评审对于此类主题的偏好。

在相关的讨论上，评审多次表达出对此类主题的喜爱和期待，并希望其能以点带面，引发更多的情感共鸣：“这个故事显然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这一种生活。但是作者构思了这个故事来反映新马华族普遍的感受，用心良苦，这是在主题思想上讲的。”39“无论如何，南方学院的故事相当有启发性，是所有华人应该关怀的。通过这篇报导，展现了华人在马来西亚这个地方落地生根的努力，然后也看出华人在教育上不忘记根源的努力。这是一篇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报导。这篇文章应该在台湾、新加坡各地发表。让全世界的华人都看见，这样比较能够促成华人的共识。”40“在这么多篇中，我认为这一篇比较好。作者能看到中国、台湾、香港和马来西亚海外一些华人的问题并触及一点历史。”41“有民族性，诗的词句比较接近我们的要求，各篇比较低沉，反映华族处境不受重视。”42

作为深受种族政治影响的少数族裔文学，对华人命运的感慨并不受到马来政府的讨论，在敏感时期甚至会成为一种禁忌。因而，本属于公共领域的话题探讨对于马来西亚华人而言始终有种遥望彼岸的虚无感，只能聊以文学寄情。而这种潜藏于文本之间的话题是华人在马来西亚体验与实践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映射，更是马来西亚华人族群面临的核心命题。作为“中华文化的传薪者”，花踪文学奖通过对华人命运及其族群认同主题的倾斜，挖掘和再现大马华人的生活经验，并置身于马来文化居上的现实，试图构造一股文化思潮，塑造或建构起大马华人的族群认同。

在关注华人命运与族群认同的标准下，相关作品揭示大马华人面临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引发华人族群对自我身份的思考，进而塑造或强化华人族群的身份认同。常见的作品题材如下：

华文教育。1971年，马来西亚召开国家文化大会，规定国家文化必须以本地区原住民的文化为核心。在马来西亚大学的入学资格上，更是人为地塑造了马来教育与华文教育的门槛，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局势并不乐观。甚至有学者警告：“除非马来西亚的教育与语言政策有所改革，否则从目前华文文教处境看来，恐怕华裔作家有朝一日要面临失声的危机。”43花踪文学奖相关作品关注到这一现实问题，如描述了马来西亚华人坚苦的求生、兴学、为社会服务和奉献之路的《凤凰重生》，展现了华人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努力和在华文教育上不忘根源，传承文化的使命，同时揭示了华人社会在大马办学容易被政治化的现实，提倡大马华人勿忘中华根源，为了下一代的华文教育应该团结起来，让更多华裔子弟获得华文教育的机会；如《任牧之》，描述了作为边缘人的疏离感和为华语和华人文化挣扎的压抑与痛苦，反映了大马华人的普遍身份迷思，表达了对目前华文教育遭遇的控诉和维护华文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决心。曾获花踪文学奖的作家黄锦树在采访中提到，“鲁迅的大部分小说都是‘问题小说，‘问题小说并不意味着所谓的意念先行，而是借由小说来思考特定问题。透过论述方式可能没办法清楚表达，可能变得教条；小说则可以让我们更微妙地去思考这个问题。”44语言是文化传承的命脉，承担了文化存续的重任。在大马并不友好的政治环境和华文教育环境下，直接的发声和对抗并不是最佳的选择，但也不能转向沉默的一端。花踪文学奖华文教育的相关作品正是体现了其对于中华文化和华人族群的使命感，借文学之名，以温和的方式争取更多话语权，让更多人看到华文教育，并为之努力。

华人文化归根。“对于那些生在东南亚、长在东南亚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人而言，所在国理所当然的就是他们的祖国，是他们所依恋、所思念的故土与故乡。浓稠的本土情结，构成东南亚华人新的集体性记忆。”45新生代华人移民在远离中华故土的环境下生长，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和了解仍旧停留在过往的文字影像记录，或是父辈的讲述，难免存在“想象的偏差”，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自然较于父辈弱化不少，从而难以构建完整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而相关的作品如《一轮明月照他乡》《南国的乌衣巷》《可能的地图》等，描述了初代华人在大马适应的过程、对家乡及母族文化的回首、对文化归根的探寻等，洋溢着浓厚的中国情结，试图以对乡土眷恋的文学话语实践，唤醒华人族群的身份认知，进而维系和强化华人族群的身份认同。

花踪文学奖相关作品的选拔和刊登，不仅使得书写者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断思考和优化对华人在大马面临的现实问题的认识，也能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和思考，从而加大对华人族群生活的关注，塑造华人族群身份。

三、“花踪”文学作品的呈现：华人族群的文化符号与历史记忆

（一）中华文化符号的呈现

怀特认为，“全部文化或文明都依赖于符号。正是使用符号的能力使文化得以产生，也正是对符号的运用使文化延续成为可能。”46符号是民族独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取向、精神内核的重要载体，高度凝练了民族文化的精神基因。中华民族正是借助典型的中华文化符号，以可视化、可触碰、可感知的方式，表达民族文化内涵，传达民族精神价值，实现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小说《雨窑情事》中提到祭拜天后这一民俗：“长庚在渡头上站了一会，两眼盯着树林后的甬窑。逆着风，他吃力地走向破庙：‘都还没给天后娘娘上香呢！难怪螃蟹都成了妖精，鱼虾都能穿网而过。”47“天后娘娘”即妈祖，该信仰盛行于闽南地区一带，从侧面揭示出长庚的父辈的籍贯。同时，妈祖本身就是华人移民大马的一种隐喻。大多闽南地区的人搭船渡海时，会提前叩拜或直接携带一尊妈祖，祈求妈祖庇护海上旅途顺利。这种独特的习俗为海边谋生的华人所信仰，小说里的长庚作为华人后代，其给天后娘娘上香这一行为，表示了其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可和接受，更表示了其对自身华人身份的认可。

散文《情结上镇》提及墙上刻画龙雕的百年历史古庙，“庙墙早已攀满交付风雨雕琢的裂痕，粗大的石柱布满浮雕，一尾尾飞龙仿若缠在说书人身上叙述可歌可泣的先民血泪史……积中华文化之细流与江河点滴千年不绝，代代相传。”48龙图腾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的精神象征和文化标志，承载着对于中华文化深厚的感情和文化认同。在海外，“中国龙”更是中国和华人的标识。以飞龙入文，不仅强化了古庙厚重的历史感，同时也隐隐表现出中华文化在血脉基因留下的深刻印记。

除了在行文中穿插中華文化符号，更多的是直接以中华文化符号为主题进行文学创作。如散文《茶楼》讲述了茶楼文化的流传和形塑，独具地域的美食、茶楼里鸟啼和粤曲的混杂声、搭条白毛巾的伙计、中国茶独有的香味、以及广东话、闽南话、客家话等不同方言群之间的乡音交流和信息传递，营造了独特的宁静悠扬又富有生活气息的文化氛围，书写了茶楼作为华人存居在异国他乡的感情传递和维系的重要公共空间和文化标识。

类似的还有谈及春联、祭神、守岁、压岁等习俗的诗歌《除夕》，以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名酒为题的诗歌《绍兴花雕》《茅台》，化用中国民间小说《白蛇传》创作的诗歌《白色纪事》等作品。索绪尔将符号划分为“能指”（significant）和“所指”（signifie）两个部分，其中，“能指”表达的是符号的声音、形象等较为直接的部分；“所指”表达的则是符号背后的概念、意义、内涵等延伸部分。这些中华文化符号在“能指”上展现了其作为单一个体的基本形态和表征，呈现了自身的特点和意蕴，同时又高度抽象了具有标志性的文化命题和历史叙事，在具体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日常生活实践上，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文化气质、精神记忆等重要内涵，构成独特的“所指”，唤醒并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凝聚与传递。

中国人类学家周大鸣认为：“共同的文化渊源是族群认同的基础，同时也是重要的族群边界和维持族群边界的要素。族群认同总是通过一系列文化要素表现出来的，他认为这些要素主要包括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共同的语言、宗教、生活地域、习俗等。”49华人读者通过阅读作品中文化符号内在的讯息和场景体验，唤醒自我的生命记忆和民族记忆。民族的记忆得以传承而延续。记忆包含共有的文化、共有的思维方式、共有的价值观等，与华人移居大马的历史过程相连缀，在归递过程中产生个人对集体族群的归属和认同，从而实化华人族群的身份认同。

（二）华人历史记忆的回溯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过去的共同呈现”，源于群体成员对他们相似的过去的回忆50，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51。族群共同的集体记忆创造了一种凝聚感，从而形成“集体意识”，为共同体找到一种方式描述他们的事实52。族群成员间的根基性情感来自“共同祖源记忆”造成的血缘性共同体想象53，其对族群身份的保存、强化和延续有着重要的影响。

“花踪”作品十分注重对历史的回顾和描写。“写作不是在真空环境发生，很难避开历史。在大陆，如果角色设定是一个20世纪30年代的人物，他一定会遇到日本侵华，离散，灾难一样一样的来。马来西亚情况一模一样，这段华人史我们不可能忽略。”54如小说《树》融入了日本占领马来亚的历史，借用历史展开复杂的故事；诗歌《独立日》把马来西亚独立前后的历史情境压缩在其中，并以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生存轨迹发展作为描述重心；诗歌《南洋博物馆》利用在博物馆中陈列的稳固，重现过去的历史风貌，展现华人的生存变化过程。

“花踪”作品大量描写了华人族群漂洋过海拓荒于异域他乡的经历。其中，对于华人如何来到大马，并在此奋斗终生，开垦发展脚下这片土地的描写十分详尽：“这些早年从民不聊生的土地上出走到南洋卖苦力，尝尽‘猪仔辛酸的祖先们，在锡矿场合胶林里流下他们的血泪，却终究没有回到那块遥远的土地。”55“大雾吞噬鸦片的十九世纪/像鲸鱼启航自干瘪的广西/历史的广角镜跳接到南洋/船队载着被契约捆绑的‘猪仔/‘猪仔全窝在高压的殖民船舱/遥想郑和的风光，记挂老家的米缸/汗衫鼓成频频回首的帆”56，华人下南洋的过程并不那么一帆风顺，他们半被卖半情愿地远离故土，在新的土地上靠出卖劳力、贩运商品等站稳脚跟，艰苦奋斗，在异国他乡打拼出一片新天地。《情结上镇》的其中一个平行式部分便是坟冢，代表着华人族群漂洋过海后落地生根，自此生命在大马不断奋斗和延续，提醒后人勿忘历史勿忘奋斗。类似的作品如《州府人物连环志》《水颤》等也描绘了华人开拓南洋的历史进程。“文字的激情是历史的一种延续。”57通过对华人下南洋历史的提及、梳理与回溯，或能唤醒部分在马华人内心的情感认同与归属，追寻自身身份的中华性，从而使华人身份的构筑趋于实化。此外，其中蕴含的吃苦耐劳等价值习得对华人族群身份的构筑也有着正面与积极的意义。

“花踪”作品中还涉及了对种族冲突历史事件的隐晦描述。如诗歌《柔佛古庙·中秋夜》，“我竟从鼓声中/看见一片初醒的血色/沿着模糊的墙角/沿着“众星拱北”的山门/沿着一塊五千年的疤/轰然/罩下”58移居大马的华人建造了柔佛古庙，古庙山门背后，题有“众星拱北”，寄托华人北望神州的乡愁。在明显的中华标识下，“血色罩下”，意指中华文化受到沉重打击。联系马来西亚华人史，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茅草行动”以及后续对华文教育的打击。

缺少亲身经历上一代华人经受的苦难，以及历史记忆的逐渐褪色，华人历史记忆的传承及其意义在代际传递过程中容易被阻隔和中断，甚至形成文化代沟。因此，在断层的世纪里铭记过往的历史，追述集体记忆的历史记录，显得格外重要。“花踪”作品通过记录和重现历史现实，促使不同世代的华人回顾和认知历史事实，为华人自我身份的判断和确定提供了清晰的历史参考维度，实现华人族群身份的凝聚和强化。

四、结语

生长于马来西亚复杂的政治文化生态和纠缠错织的马华族群关系，花踪文学奖的出现，代表着大马华人对华人族群平等身份的诉求与抗争。从创办到运行，花踪文学奖始终鼓励华文创作，以语言为载体，将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具象化表达，实践对中华文化的维护和传承。

“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particular solidarities）。”59花踪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和作品紧扣华语的使用和创作，为华人族群的身份建构寻找凝聚核心，以推进记忆与身份认同的互动形塑。

花踪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厚植马来西亚文化土壤，提倡本土视角的华人叙事，同时把牢华人族群的信念风向，注重描绘华人命运与国族认同，激发了对历史与现实反思，建构大马华人的身份主体性，形成华人族群身份认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文化记忆与历史溯源是自我身份建构的起点。“花踪”文学作品穿插着不同的中华文化符号，展现中华的历史文化、精神价值，唤醒并加深大马华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注重对华人族群历史记忆的回溯和思考，这有力地凸显了“我者”和“他者”间的差异区别，为华人族群的自我认知提供了可依托的发展框架，强化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联结。

至今，花踪文学奖已举办第十六届，在马来西亚华人世界发挥着深远的影响。“《花踪》文学颁奖典礼走过了近四分之一世纪颠簸不平的道路，在花开花落的文学时序中，每两年就花团锦簇，宛如梅花一样，有御寒坚强的品质，越冷越开花。”60尽管花踪文学奖并没有动摇和改变“马来人至上”的现况，但其在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身份的建构上仍旧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这片华人边缘化的土地上，默默鼓舞着众多大马华人。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马来西亚国家概况，2023年4月，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

676205/1206_676716/1206x0_676718/，2023年6月29日。

② 彭伟步：《星洲日报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③ Edward W Said.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New York： Vitage Press， 1993， p.49.

④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6-427页。

⑤ 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⑥ Gilroy. P， “Diaspora and the Detours of Identity”， in Kathryn Woodward，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and Open University， 1997， p.301.

⑦ Stuart Hall， “The formation of a Diasporic Intellectua：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by Kuan-Hsing Chen”，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504.

⑧ 萧依钊：《花踪文汇7》，吉隆坡：星洲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⑨ R. K. Vasil.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91.

⑩ [日]今富正巳：《华文文学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作用》，《华文文学》1996年第1期。

11 《推展文学贡献多》，《星洲日报》，1996年7年21日。

12 《我們开始新的长征——〈星洲日报〉复刊有感》，《星洲日报》，1988年4月8日。

13 《九十年代马华文学的种花人——花踪文学奖工委会主席萧依钊跨出马来西亚》，《蕉风》2004年第492期。

14 林水攘、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版，第53-54页。

15 黎紫书：《花海无涯》，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16 《语言是修养载体要带来祝福关爱》，《星洲日报》，2013年8月4日，国内06版。

17 林春美：《如何塑造奥斯卡——马华文学与花踪》，《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18 陈再藩：《花踪之歌》，《联合早报》，2017年7月3日。

19212627293031404142 萧依钊：《花踪文汇3》，吉隆坡：星洲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第1页，第139页，第321页，第138页，第138页，第138页，第92页，第197页，第321页。

20 张晓卿：《中华文化可为新文明贡献仁爱精神扭转戾气》，《星洲日报》，2017年6月25日，国内06版。

22 中国侨联：第三届“五缘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在沪成功召开，2021年11月17日，http：//www.chinaql.org/n1/2021/1117/c420285-32284966.html，2021年12月21日。

23 《花踪文学奖圆满落幕》，《星洲日报》，2019年8月4日，国内06版。

2425394758 萧依钊：《花踪文汇2》，吉隆坡：星洲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第107页，第5页，第172页，第209页。

283438485556 萧依钊：《花踪文汇4》，吉隆坡：星洲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页，第277页，第16页，第287页，第334页，第349页。

32 吴小安、黄子坚：《全球视野下新马华人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页。

3335 朱崇科：《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72页，第8页。

3637 黄万华：《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本土特色》，《华侨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43 张锦忠：《马华文学：离心与隐匿的书写人》，《中外文学》1991年第12期。

44 界面新闻：《［专访］马来西亚作家黄锦树：我早已没有故乡故乡只在我的写作里》，2018年5月12日，https：//www.

jiemian.com/article/2114150.html，2022年7月3日。

45 王列耀等：《趋异与共生：东南亚华文文学新镜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46 [美]L. A. 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沈原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49 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50 HIRST W， MANIER D， CUCA.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llective memory. Sofia： New Bulgarian University， 2003.

51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0页。

52 [美]理查德·森尼特：《干擾记忆》，《剑桥大学年度主题讲座：记忆》，户晓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53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

57 《文字激情延续历史》，《星洲日报》，2013年8月4日，国内06版。

59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60 《张晓卿：敢怒敢言戳破谎言，社会应给作家最大掌声》，《星洲日报》，2013年8月4日，国内06版。

（责任编辑：黄洁玲）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 and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Wu Xiaoming

Abstract： Created by Sin Chew Daily，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 is one of the literary awards of the highest honour in Malaysia that commands general attention and recognition. In the complex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cology and tense ethnic relations of Malaysia， the creation of this award is a struggle for and appeal to equality in Chinese identity by the ethnic Chinese group.An analysis of the selection standards and literary works it is found that their standards are deeply rooted in the cultural soil of Malaysia as they promote a native perspective on Chinese narrative， emphasizing the description of Chinese fate and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The literary works of the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 wake up and strengthen the identity attribution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by showing Chinese cultural signs and backtracking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ethnic group.

Keywords： Hua Zong Literature Award， Malaysian Chinese， identity construction， self-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