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燕丽

摘 要：从“洋场社会”到“我城意识”，香港城市文本书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早期香港作家黄天石、谢晨光、侣伦、游子、华等笔下的“洋场社会”，都市女郎和都市浪子等成为英占时期香港欲望都市的面影和象征。张爱玲的上海、香港双城记，既延续《海上花列传》的传统，也属于“洋场社会”现代性批判的谱系。此后历经舒巷城等“都市乡土”的怀旧和刘以鬯等“商业城市”的批判，到了西西开启“我城意识”的划时代创作：如《我城》《飞毡》等人城新型关系及其现代主体的建构，《候鸟》《织巢》等上海、香港双城记聚焦家屋、织巢和人伦，西西的众多城市文本，既写出香港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及其身份困境，更超越香港创造出新颖而普遍性的城市书写范式。

关键词：“洋场社会”；“我城意识”；张爱玲；西西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3）3-0073-09

在西西的《我城》开启“我城意识”之前，香港文学对于香港这座城市的书写已有丰富的传统，如黄天石等的“港岛传奇”，张爱玲、谢晨光、侣伦、游子、华等的“洋场社会”，舒巷城、黄谷柳、海辛等的“都市乡土”，以及刘以鬯等的“商业城市”批判。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张爱玲等笔下繁华而糜烂的洋场社会，舒巷城等温情怀旧的都市乡土，以及刘以鬯等笔下颓废气息的商业都市。如果把张爱玲和西西这两位从上海到香港的作家放在一起观察，我们发现她们都有系列城市文本，并且都有上海和香港双城记。如张爱玲的《沉香屑》《倾城之恋》《茉莉香片》人物故事涉及香港和上海两座城市。西西是一位专注为香港这座城市书写的作家，终其一生留下《我城》（1975）、《肥土镇的故事》（1982）、《蘋果》（1982）、《镇咒》（1984）、《胡子有脸》（1985）、《浮城志异》（1986）、《宇宙奇趣补遗》（1988）、《美丽大厦》（1990）、《候鸟》（1991）、《飞毡》（1996）、《织巢》（2020）等城市文本，其中《候鸟》《织巢》属于上海、香港双城记。聚焦西西的重要城市文本，如《我城》《飞毡》《候鸟》《织巢》等，我们发现从张爱玲到西西，对于香港这座城市的书写，最大的发展变化是从“洋场社会”到“我城意识”的嬗变。西西开创了“我城意识”的香港当代文学传统，从人与城新型关系的构建，到以家屋、织巢、人伦为核心的上海、香港双城记，再到现代主体的追寻和建构，西西的城市文本书写已然超越香港这座城市，创造出新颖独特的城市书写范式。

一、“洋场社会”和现代性批判

早期香港作家，在与广州、上海等地新文学的互动中，将香港的“洋场社会”书写成一个充满欲望的“现代舞台”，演绎着英占时期香港人的社会现实和心理现实。具体如黄天石、谢晨光、侣伦、游子、华等的“港岛传奇”和“洋场社会”书写，对于都市欲望的叙事和都市情调的营造，特别是都市女性和都市浪子的刻画，以及街道、商场、舞厅、剧院、咖啡馆等都市空间的描绘，透露出浓厚的市民意识和民族意识。①书写香港这座城市，不只是作为人物故事发生地和时空背景，而是透过具体个人际遇，探究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商业文化影响下，现代都市男女的心态、情感和文化观念的演变，饱含颓废色彩。1940年代，张爱玲以《沉香屑》（1943）等代表性作品，在香港与上海的参差对照中，凸显香港的“洋场社会”，进行深刻的人性和现代性批判。1939年张爱玲考入香港大学，因二战日军占领香港，于1942年中断学业返回上海。自1943年5月起，张爱玲先后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等，主要以香港“洋场社会”为书写对象，同时因人物故事牵连到上海和香港，而成为双城记。与上海相比，香港的“洋场社会”更为奇幻。梁太太、葛薇龙、白流苏等具有上海前传的人物在香港的传奇故事中，凸显香港的“洋场社会”体质。从城市文本的角度而言，张爱玲的“洋场社会”书写，首先打破的是中国人原本最看重的人伦关系。疏离和背弃了传统伦理道德，每个人最看重的便是个人利益，赤裸裸的欲望（物欲、情欲）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充满算计的利害关系。这种个人欲望的张扬使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崩溃，都市日常生活陷入迷惘、荒诞，甚至疯狂。在张爱玲笔下，香港比上海更加是个现代性的欲望都市。张爱玲基本延续《海上花列传》的传统，擅长书写都市女性疏离传统伦理关系的物化和沉沦。女性成为展现都市现代生活氛围的载体和象征。洋场社会的流动性、开放性，使“都市”成为女性在“家庭”之外的社交活动空间。物质化、金钱化、欲望化的都市环境加诸于人的异化现象，便首先体现在女性身上。女性在“洋场社会”，以物欲、情欲追求为表征的金钱伦理控制了身体行为②，即使是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之间，也难再有传统的温情，只剩下对自己利益的维护、对他人利益的算计。最典型的就是梁太太，在她身上，可以看到女性对金钱、物质的欲望打破了传统婚姻观念，成为传统道德伦理彻底的背弃者：无论对于上海的兄弟，还是对于香港的丈夫，以及对于侄女葛薇龙，她内心深处都只有赤裸裸的利益考量。司徒协、乔诚爵士、乔琪乔、卢兆麟等朋友，也都是梁太太满足欲望的猎物。早在1935年，香港作家游子的《细雨》，也有与“梁太太”相似的女性角色，一个母亲为了优裕生活，不仅自己滥交各种各样“不正”的男人，而且诱骗自己的女儿碧云也走上这条道路。在欲望面前，亲情一文不值。当碧云也以青春的身体实现“食好穿好的欲望”，好逸恶劳渐渐滋长发荣，而所结交和依靠的“未婚夫”来来去去都是暂时的，“于是她从希望的高塔坠跌下来，再也扒不起了”③。《细雨》对都市女性自我物化和心理扭曲的展现与张爱玲小说一脉相承，但作为早期作品《细雨》属于比较自然主义的书写；而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更鲜明，复杂的人性刻画更深刻，社会问题的洞察也更深广。对于“梁太太”们，“欲望”已经成为她们的一种“本能”，让她们失去了作为“人”以及各种身份（如妻子、母亲、亲人等）的主体性和思想感情。“葛薇龙”们作为身处洋场社会的“准新女性”，同样被欲望裹挟而自甘沉沦。“洋场社会”成为诱惑女性的“欲望陷阱”，在物质欲望与身体欲望的双重支配下，很容易偏离自主而健康的生活轨道，不是成为落入他人陷阱的受害者，就是成为制造陷阱的加害者，从此没有回头路可走。女性的生存状态，成为“欲望都会”的一个重要侧影，映射出“诱惑性”和“阴暗面”等都市背面。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不仅年轻女性葛薇龙爱慕虚荣而轻易沦为姑妈梁太太勾引男人的工具，她的同学卢兆麟同样轻易沦为姑妈满足欲望的猎物；还有终日游手好闲、风流成性的乔琪乔，以及姑妈的“后宫”中更多年轻的公子哥……灯红酒绿、奢靡淫逸的“洋场社会”，只能让单纯的青年一个个彻底沦陷，在污泥浊水中无法避免悲剧。与乔琪乔类似的都市浪子，还有谢晨光《跳舞》（1927）、《La Bohème》（1929）中的都市“美少年”，混迹舞场或剧场，“怜惜现在的青春和惧怖茫茫的未来”④，戏里戏外春光旖旎中为“欲望”所驱使，迷恋都市摩登女郎和洋场社会景观，沉沦于感官刺激而想入非非。侣伦《Piano Day》（1930）中的颓废青年，把都市视为欲望投射和青春迷幻的地方；都市女郎阿碧、琪提、都眉成为都市奇观魅惑，把洋场社会装点成真真假假的温柔乡和欲望陷阱。华的《青年高步律之日曜》（1935）中的主角高步律，父亲期望他是一个“热血男儿”，他却沉醉于洋派生活，变成冷血人（“Cold Blood”），把“救国难，救民族”⑤的责任抛诸脑后。小说以反讽的艺术形式，对“高步律”式“繁华林中的享乐者”⑥，“深习洋化”而“乐不思蜀”的“都市浪子”进行反思，对腐蚀青年、消磨意志的颓废洋场给予犀利的批判。洋场社会让都市青年们沉迷吃喝玩乐和无聊交际，陷入人生的虚无命题。早期作家笔下一个个看似游荡都市的“美少年”和“文学青年”，实则洋场社会边缘的“都市浪子”和“零余者”。这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看来，他们以社会叛逆者的姿态颠覆文化传统与道德伦理，成为都市审美现代性批判的面向。

在早期的港岛传奇和洋场社会文学文本中，黄天石的《一曲秋心》等书写1930年代末至沦陷期的香港洋场社会，蕴含着难能可贵的“民族叙事”，体现了一个香港文化人的情怀和使命感。战后，舒巷城、侣伦、黄谷柳、海辛等作家，对于香港“都市乡土”的关注和坚守，书写水上人家、疍民经验等水上文化，聚焦“陋室”、“穷巷”等城市底层的生存状态，城市平民的挣扎求存和纯朴人性，流露具有地域色彩的家园意识和乡土意识，呈现香港都市中的另类空间和社会转型时期的景观。而刘以鬯等南来作家对于香港这座城市的商业性和现代性的敏锐感知，以及“此地”与“故乡”跨界所带来的“双重经验”和流散记忆，深层的中华情怀和国族意识，以及对于纯文学和诗性的坚守，整体上提升了香港文学的品质和格局。到了1970年代，西西的《我城》正式开启了“发现我城”和“我城意识”。此后，“肥土镇”系列互文性的反复书写，“浮城”、“飞毡”等超现实的想象和寓言，以物象、意象、时空、人物群像、图文互动、跨介叙事、百科全书式等文学性、实验性书写策略，西西不断“编织”着香港的城市故事和历史文化身份。

在香港城市书写的谱系中，从张爱玲到西西，我们看到从“洋场社会”到“我城意识”书写方式的根本性变化。1943年8月，张爱玲在散文《到底是上海人》中谈到这些小说是为上海人写的香港传奇，写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查看香港的”⑦。张爱玲以外来视角的洋场书写，成为早期香港城市文本流传超越香港本地的经典文本。西西1970年代中在《快报》上连载，1970年代末单行本初版的《我城》，成为香港城市文本书写划时代的作品；到了1996年回归前夕，史诗规模的《飞毡》成为香港城市书写的典范。期间，西西还有《肥土镇的故事》《苹果》《胡子有脸》《浮城志异》《宇宙奇趣补遗》《美丽大厦》等从不同角度书写的城市文本。同时，正如张爱玲的上海和香港双城记，西西也有双城记的文本，如《候鸟》《织巢》以素素和妍妍两姐妹为主要叙述者，讲述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因战争等原因，从上海迁徙到香港⑧，细致描摹上海的家屋和香港的家屋，人就像鸟儿，既有迁徙本能，更有织巢欲望。《候鸟》的最后素素一家已经在香港定居下来，素素中学毕业参加师范学院面试时，朗读一首中国人很熟悉的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⑨。这似乎暗示我们《候鸟》《织巢》主要是写给香港人看的上海，这与张爱玲写给上海人看的香港，恰好相反。同时，西西的书写也是一种自叙传式的回首来时路，一种作家生活和生命经验的表达和分享，其中书写人与城、人与家、人与人的故事，必然也隐含着家国情怀，甚至“国族寓言”。《候鸟》中上海家屋和城市的故事，因牵涉居住在“法租界”的叔叔一家，也就涉足“洋场社会”，但西西的所有城市文本，无论香港还是上海，重点都放在中国人的日用人伦和以平民为主体的城市空间，表现人与城的血肉关系和命運。西西对于城市的感知和书写有了更开阔的视野，更客观的把握，更清晰的方向，致力于人城新型关系及现代主体的建构。

二、“我城意识”和现代主体建构

创作于1970年代中的《我城》是香港文学史上城市书写极具突破性、实验性、文学性的作品，在人与城新型关系的构建和现代主体追寻等方面，西西突破以往城市文学的刻板模式和陈词滥调，以现代小说的书写方式和想象方式，以足资典范的探索性，以及隐喻、象征、拟人等文学修辞手法，试图通过各种互文和符号（如我城、肥土镇、浮土镇、飞土镇、浮城等）的精心制作，使得城市文学能更深刻揭示城市本质，建构人城关系，凝练和提升城市精神。

（一）人与城的新型关系

《我城》中的人物大多是城市平民，主角“以阿果作为原型”（何福仁），包括阿果、麦快乐、阿游、阿傻、悠悠、阿发等“年轻人群像”（“我”与“众我”，既是“我”也是“我们”，包容每一个独特个体的“市民群像”）。小说的叙述视角和观点大部分由阿果给出，同时，穿插阿发、阿游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阿北、麦快乐等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以及个别章节（如第10、11章）采用城市或城中人的整体性视角；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情节结构，而是片断式描摹围绕阿果的城中之人的生活和工作细节，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年轻人群像”为主体，构建人与城的新型关系。⑩

阿果中学会考之后，开始了求职之路。他说：“我决定要做的是有趣点的事情，不要工业文明冰冻感的。”11在“我们是电话机构”、“我们是图书馆”、“我们是游泳池”等选项中，阿果喜欢“我们是电话机构”。于是，阿果写了求职信：“我是阿果。我想当技术员，训练我好了”12。电话机构的回信阿果翻译成这样：“你说来帮我们做事情，我们知道了，但我们并不晓得你是谁，又不知道你高矮胖瘦，喜不喜欢钓鱼。所以，随函附来的另外几页纸，请你做些（循例而已）填字游戏，让我们彼此了解一下，谢谢你愿意帮助我们。”13年轻人找一份工作谋生并贡献自己的力量，是个人和城市连接起来的必然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充满曲折的磨合，却被阿果（西西）轻逸地描述成“为了找点有趣的事情做，做了一些填字游戏就录用了”14。此后，阿果做过电话接线员、维修员，在野外“种电话树”……他对每份工作都保持着热情，因为自己的工作与城市的现代化有关，阿果觉得有趣而自豪。以阿果作为个案，个体融进集体和社会，主体和社群的关系没有出现裂痕；青年作为文学形象，人生道路选择和心灵世界没有矛盾和困惑，一切仿佛都是举重若轻。这是童话写实手法，也是人与城新型关系的初步构建。

阿果们看起来都是平凡的劳动者：电话机构服务人员、轮船上的电工、公园管理员……但在他们身上普遍拥有一种年轻人美好的质素。劳动成为兴趣，成为人的需要，“你去做你高兴做的事，我去做我高兴做的事”15，这是阿果们的宣言。在他们眼里，认真做好平凡的事，好好做一个人，就是有理想有意义的存在。阿发主动给邻居写信，奉劝邻居不要乱扔垃圾，并且和哥哥阿果一起，反复在天台上打扫高楼大厦丢落的城市垃圾。悠悠喜欢绘画和在城中散步，用脚步丈量、用眼睛观察、用心体验城市空间。阿北坚持用手工做木门，在机械化、规模化生产的现代社会，个体手工木匠被淘汰，阿北成为大屋的看门人，内心却仍有着自己的坚守。麦快乐做过公园管理员、足球场维护员、电话公司的维修员和街道警察，虽然处于不断失业、不断找工作中，但他对待每份工作都认真负责，并乐于助人。麦快乐最不能忍受的是“黄人绿狗不得入内”的告示和街头暴力，他会用辣椒驱散不快乐，但仍坚信“在这个小小的城市里，其实有许多地方可以去走走”16。阿游以电工的身份随着轮船遍游世界，实现自己环游世界的人生理想，还在船上遇到同事教他国语，获得机会亲炙内地同胞。阿傻的愿望是“天佑我城”17。阿果们异口同声说出“我喜欢这城市的天空”、“我喜欢这城市的海”、“我喜欢这城市的路”18。个人、家庭、城市融为一体，工作和兴趣成为人物个性、形象和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年轻人群体”擅于学习和创造新事物，对人对事“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另外一种态度，一种乐观，善意的态度”19。这就是阿果们的纯真和清澈。

城市的现在和未来，属于成长中的年轻人，他们对于城市的归属感，才是落地生根的“我城意识”。“年轻人”本身就是城市的象征和缩影。年轻人群体充满生命活力更意味着城市的无限活力。人城的互动和改变是新型关系的动态发展。年轻人群体率先发现和接纳城市的新生事物。阿游喜欢现在这里的路，而不是过去的泥路；阿果喜欢可以将声音传到远方的电话；悠悠逐渐习惯使用洗衣机……虽然城市现代化过程伴随着环境问题、资源枯竭、暴力犯罪，以及人与人之间如塑料包裹般的疏离和隔膜，但阿果们选择接纳这些城市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和现实，就像接纳自己。阿游喜欢航海和环游世界，但更热爱自己的城市和家园，告别“我城”时满怀深情说：“再见了，我挚爱的、又美丽又丑陋的城”20。当阿游到了休斯顿，船上的香港人焦急地向他打听：“我们的城怎样了呢/我们的城别来无恙吧”21。在异乡，人们仍然深深眷恋着自己的城，几份报纸，一些期刊，众人抢着围在一起阅读。这些年轻人美好的思想感情构成“我城”的基调。但在飞机上也有两个年轻人说出：“这挤逼肮脏令人窒息的城市，我永远也不要再回来了”22。人城关系没有近虑必有远忧，其根源在于无根的悬浮感：只有城籍，没有国籍，总是没有扎扎实实的稳定感和安全感。这在《浮城志异》中以各种寓言和隐喻，写得更为深刻、透彻。在《苹果》《浮城志异》等作品中，西西也写到普通市民盲目的移民潮；直到回归前夕的《飞毡》，人们才喊出“乌托邦就在肥土镇”。

年轻一代对脚下土地的关注和热爱成为“人与城”新型关系的基础。追寻城市主体和现代人的主体，将个体生命体验融入城市空间，人成为城的真正主人，城成为城中人的肉身，这使西西的香港城市书写摆脱以往洋场社会与都市乡土的基本格调和格局，表达出高度凝练的“我城意识”，构建出人城的血肉关系。城市的建设者必然成为城市的主人，更具体而言是以阿果为原型的年轻人群像，伴随着城市现代化逐渐建构起现代人的主体，奠定了城市的主体。1980年代西西追溯这些香港年轻人：“活泼，充满朝气，穿牛仔裤唱民歌，难得的是相当明白事理，有正义感，有深度。”人与城成为西西城市文本贯穿始终的真正主角。就此而言，西西未必只是在写香港，而是在写一个文学想象中的理想城市，创造一种普适性的城市文本书写范式。

（二）家屋、织巢和人伦

西西的城市文本追寻城市主体，既有空间书写，也有史诗规模和百科全书式叙事。城市空间书写包括公共空间（街道，公园，学校等）、私人空间（家屋等）和工作空间（机构、单位等），其中，西西最重视家屋和人伦的书写。《我城》中城市小民“三百尺略正方形又是厅又是房的大室”23住着一家人，但“我”对于“城”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源于“城”即是家，即是我。加斯东·巴什拉描述“家”之空間：家是人在世界的角落，庇护白日梦，也保护做梦者。我们在家屋之中，家屋也在我们之内。我们诗意地建构家屋，家屋也灵性地结构我们。24西西的城市空间也是如此被“我”所建构，“并非一个简单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城与家的功能、意义在西西笔下几乎一致。《我城》第4章中插入“瑜和丈夫”的故事：回忆夫妻刚结婚时在城市中找到可以安居的房子（未装修好），如今夫妻将爱巢装饰得典雅而清爽，和和美美地在一起吃早餐；第16章又特意插入“瑜和丈夫”驱车去城市郊外“落户”。城市、家屋、人伦是“我”的三重保护和肉身。

西西在《我城》《美丽大厦》《飞毡》《候鸟》《织巢》等作品中，城市书写都明显聚焦于家屋空间和社区空间。《我城》中姑姑留给阿果家的大屋，《飞毡》中花家的荷兰水铺和叶家的红木家具店，《美丽大厦》中白发阿娥住家“美丽大厦”，《候鸟》《织巢》更是讲述素素、妍妍一家为了安居乐业而不断迁徙织巢的故事。在家屋和社区的故事中，重点书写亲情伦理关系。不同于张爱玲等写洋场社会和富人豪宅，西西总是写普通中国人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他们或许拼尽全力才有一个遮风挡雨的立足之地，却一家人相亲相爱、同舟共济。这种温馨的人伦关系从家庭扩展到亲友和邻里，则是中国人独特的“人间有情”。

《我城》开头即是父亲的葬礼，在中国传统家庭，父亲是家庭的支柱，因此父亲的离世，西西在《港岛·我爱》《我城》《织巢》等作品中反复出现互文性书写。“再见了呵”，小说轻轻一句表明一个家庭的转折点，阿果作为未成年长子，从此需要担负起家庭重担，父亲的姐妹“荷花们”必须出手帮忙解决问题。衣食住行在城市中最难的是住房问题，“荷花们”留下大屋给阿果一家居住，这就是中国人的亲情伦理。“我对她们点我的头。是了，除了对她们点我的头之外，我还有什么话好说。这座古老而有趣的大屋子，有十七扇门的，而她们说：就给你们住吧。”25阿果和姑姑们总共只见过两次面，但关键时刻亲人之间需要互助互爱。小说又写道：“这日，她们找着我。——不得去游泳，她们说。她们以为自己是王。”26没有了父亲，阿果成为家族香火延续的希望，姑姑们担心阿果的安全，叮嘱“不得去游泳”，阿果还不能理解姑姑们的用心和责任，或者阿果是新一代人，不喜欢这种限制和命令的口吻，便以少年不羁的天性揣度“她们以为自己是王”。简单的对话，却放大了中国式亲情伦理的恩威。父亲的死，告别了一个时代，也预示着从此阿果需要亲手开创一个新纪元。

阿果找到人生第一份工作，他高喊着：“我可以请我娘秀秀吃饭了”，“我可以请我妹阿发吃饭了”，“我可以请自家吃饭了”27。阿果工作的动力源于能够更好地照顾母亲和妹妹。《飞毡》中上一代花顺风花顺水两兄弟，仿佛一个人似的，读者几乎不能也无需区分兄弟俩谁是谁。下一代花一花二花初三依然如此：花一花二读者也无法和无需区分，花初三看似与两位哥哥不同，是一个继承花家荷兰水铺的务实能干的香港商人，他和留德归来一直在海滨房子做科学实验的花一、花二，看似人生道路不同，但堂兄弟们却总是言和意顺、心意相通。最终，花初三也不甘心只是围着家族生意转，出国留学考古学科。如果说花一花二做科学实验是为了香港的未来，花初三学考古却是为了发掘香港的真实历史，为了寻根和续根。从根本上说，花家子一代都是同款同式的香港好青年。在《候鸟》《织巢》的上海、香港双城记中，家屋和人伦的书写以素素、妍妍、爸爸、妈妈一家四口为中心，兼及外公、外婆、叔叔、叔母、大姑姑和姑丈，明姨和姨父，珍姨，杏芝（行之）叔叔，还有嫁到南方的两位姑姑，以及陈妈和阿彩……最多时林家十一口人聚居在一起，其乐融融。

无论内地还是香港，安放自我和承载亲情的家屋都成为西西城市文本中平民生活空间的聚焦点。《候鸟》《织巢》中素素、妍妍一家因战争逃难辗转多地，从内地到香港八次更换住处28，其中重点是上海和香港双城记。抗战结束，素素一家从杭州姑母乡下大宅搬到上海的平房，南迁后居住的香港骑楼，以及素素长大后独立购入的香港公寓，家屋始终成为个人生命记忆和城市书写的主要载体。在上海的家屋，相隔不远住着叔叔一家。叔叔的家屋“好像外国糕饼店的/奶油蛋糕”29，有着雪白洁净的厨房，闪亮美丽的碗碟刀叉，还有电梯、电话、电冰箱……住在洋房里的叔叔、叔母虽然“跟我们家不同”，但也是亲切的：叔母和妈妈经常一起去听戏、裁衣、熨头发；妍妍出生，素素受爸爸的嘱托到叔叔家报告“家里多了一块瓦片”30，叔叔会心地笑了，这是爸爸和叔叔两兄弟之间的秘密暗语；素素到叔叔家，就有美味的冰淇淋吃……亲情伦理使得素素轻易跨过租界和华界，洋房和平房；只是在素素的叙述中，自家的平房更有烟火气息，砖红的烟囱瓦盖，铺满鹅卵石的外墙，在素素眼里这是一幢童话般的屋子。素素对于人生和城市的认知也由家屋为起点逐渐扩展。而家的故事总是围绕着日常生活和亲情伦理展开，人物由家屋出发，游走于街巷、学校、工作场所、百货商店等城市公共空间，但最后总会再回到家屋。同样写到姑姑和兄弟，也同样写到洋房和洋场社会，西西笔下充满亲情伦理的温暖，完全不同于张爱玲笔下的姑妈梁太太与侄女葛薇龙之间残酷恐怖的利用关系和明争暗斗的彻骨寒冷。素素、妍妍在爸爸、妈妈的保护下成长，也完全不同于张爱玲《茉莉香片》中聂传庆在颓败刻薄的家庭环境中越来越忧郁和扭曲，终因精神病态而和母亲一样像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死也还死在屏风上”31。

西西的《候鸟》中写到有一次台风雨猛烈袭击家屋，素素心里想：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有一点财产的话，我的几本小书就是我的财产，一旦被风雨侵毁了，我就一无所有了。但我渐渐地担心的不再是那些书本，而是我的整个小房间，然后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有人说，风暴厉害的时候，房子也会倒塌，那么，如果我们的房子倒了，怎么办呢？我忽然感到害怕，把手中握着的手巾的两端，更加拉紧了些，看着爸爸，他只是默默地抽烟。我想，什么小床、小房间、一点儿书本，其实也不重要的，只要爸爸、妈妈，一家人安全，那就好了，其他的都不重要了。32

狂风暴雨中，素素和爸爸彻夜未眠，既是守护房子（城市中的沧海一粟），更是守护一家人，两者其实也没有分别。风雨之夜，人、家、城在素素的感觉里实为一体。《候鸟》中对于素素，骑楼一角不仅是栖息之屋，更是精神之所；到了《织巢》中，素素独立购入公寓，更成为安放自我和家人的私角落。《候鸟》《织巢》为姐妹篇，《候鸟》中姐姐素素为叙述者和观点人，讲述素素一家从上海的家园迁徙到香港，再筑家屋和织巢的故事。《织巢》由妍妍的叙述、素素的叙述、妈妈的叙述和在内地的明姨的叙述（书信）组成交响曲33，主要从妹妹妍妍的视角讲述素素长大成人，义无反顾地代替爸爸担负起家庭重担，一次次租屋、搬家，直到购入姑姑出让的小屋（含有亲情成分）作为一家人永久的家，素素接着妈妈织巢，尽自己所能给一家人一个舒适可爱的居所。与内地恢复通讯之后，年老多病的妈妈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想方设法接济亲戚，几乎有求必应，甚至不顾加重女儿的负担。阅读内地来信和响应亲人的需求，成为妈妈晚年生活和生命的动力；而女儿素素也对内地记忆深刻、感情深厚。这在《美丽大厦》白发阿娥的故事中也有互文34。西西总是以细致的笔触描写日用人伦的变换更替，一家几代的聚散离合，由此呈现城市的转型变幻。其间无论身居何处，家和城的归属感，是人们抵抗迁徙流散、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的底气。

（三）现代主体追寻与建构

无论具体的“我城”故事如何，书写方式如何，西西始终致力于城中之人（“我”与“众我”）普遍意识的升华、“人城关系”的再创造、“人”与“城”身份的相互定位，以及为城市未来发声的意识凝练。城市不仅仅是人物故事的发生地，而是主体追寻和建构本身，这是西西的文学创作基于香港而又超越香港的城市书写范式。

城市的市民结构总是由原住民、移民群体，以及生于斯或长于斯的新一代城市人构成，随着原住民的更新换代和移民群体的更新换代，两者的年轻一代基本上融为一体，“人城关系”具备了再创造的主体。“再创造”主体显然主要指年轻人群体。35城市的发展和改变主要带动的就是年轻一代，他们终将开辟出一条城市人自己掌握命运、自己创造生活环境和城市氛围的道路。《我城》中借阿发班主任的口说出：

目前的世界不好。我们让你们到世界上来，没有为你们好好建造起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实在很惭愧。但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又或者我们懒惰，除了抱歉，没有办法。我们很惭愧，但是你们不必灰心难过；你们既然来了，看见了，知道了，而且你们年轻，你们可以以你们的理想來创造美丽的新世界。36

这意味着老一代与新一代心心相印的沟通与传承，创造更美丽的家园和城市需要年轻一代承担起责任和使命。受到这样城市理念的启发和影响，阿发有了一个美好愿望：长大了要创造美丽新世界。西西的城市文本最动人之处是贯穿着赤子之心和赤子型人格的刻画：如阿果及其变体（《我城》），花一花二花初三（《飞毡》）、胡子有脸（《胡子有脸》）、素素和妍妍（《候鸟》《织巢》）等人物谱系。

《我城》以童话写实方式，刻画阿果们用童心童话的新鲜发现与创造，拒绝现实的石化。围绕着年轻人的生存和发展，虽然个体有差异，不同角色却调和出集体图像，小说采用群像显现的方式：主角阿果，悠悠、阿发、阿游、麦快乐、阿北、阿傻，可视为阿果的变体。37这里的“群像”并非仅仅指群体性（个体消失），成为面目模糊的“众人”，《我城》里的群像源自于“我”（个体），把“我”变成“我们”，成为众我——我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彼此平等，与城市同呼吸、同成长。38以阿果为原点，“我”的主体性得以确立，即普通大众中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西西认为，普通大众的生存状态和思想境界，决定城市的状态和品质，构成了城市的主体。这里所谓“我城意识”，包含“我”意识到自身与环境的困限；“我”踏实真诚，谦虚学习以改善环境；“我”与城、城中的众人具有同命感；我与众我，彼此同心，众志成城39，一起朝向美丽的新世界。

《飞毯》中的人物形象更进一步发展了赤子型人格。花一花二作为理想主义色彩的科学赤子，他们具有留学经验，精通生物、化学知识，对一切人与物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他们没有选择帮忙料理家族产业荷兰水铺，也没有投入香港的商业社会，也没有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而是隐居在一栋海滨房子，日复一日做科学实验——这是为了城市（香港）的未来，希望以高科技的发展带来自主创新，实现“香港制造”和“制造香港”的梦想。他们做过各种失败的实验，但是每一次失败，西西都强调他们对成败结果并不在意，他们所追求的仅仅是探索本身。一种对知识不满足的未完成态，以及在未完成中持续丰富自己，这种走在时代前沿的实验是他们超越自我、创造生命的方式。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指出：现代性的规范扎根在理性结构当中，可以在“主体性原则”当中找到解释40。可见“现代性”的核心原则就是主体性原则。从阿果们到花一花二花初三，以及西西笔下所有饱含赤子之心的人物，都能激发读者思考人性中的非功利性、开放和正义如何成为可能，表现出对现代性颓废色彩、对存在主义虚无面向等的拒绝与反叛。从《我城》的美丽新世界到《飞毡》的大花园，西西书写城市的包容性和多重承载，暗示着绿色力量是人与城命定的道路。

然而，时至回归之前，人与城身份定位问题悬而未决。曾有学者这样描述：“香港，好一个世上鲜有的尴尬的地方。土地是中国的，却给英国人租借了去，人民是中国的，却被英国人统治着。”《我城》中阿果表达过这样的窘境：“要是有人问我，你喜欢做谁的子孙呢，阿历山大大帝、彼得大帝、凯撒还是李察狮王，我当然做黄帝的子孙。问的人就说了，在这里，做黄帝的子孙有什么好处，你会没有护照的呀。”41阿果们开始思考做炎黄子孙，却在彼时的香港没有“国籍”只有“城籍”的问题。这是一个人、一座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阿游喜欢地理课，他记得“不管你讲的是国语，还是广府话，我们的国家在地图上是一片形状如海棠的叶子”（中国地图曾是“秋海棠叶地图”）。香港人不仅渴望我城归属感，而且渴望家国归属感。但在英占时期，香港是漂浮不定的，西西反复以文学方式书写对于悬浮状态的感知，以及人城“悬浮”身份的困境，特别是在《浮城志异》中，更以各种富于想象力的象征、隐喻和寓言书写浮城人做着相同的悬浮在半空中的梦。《飞毡》中花一花二不仅自己欣赏南音（一种古老的中国音乐），还试图让培育出来的蜜蜂受到南音的熏陶。花初三娶了中国红木家具店叶家的古典美女叶重生，叶重生喜欢中国传统莲心茶，对于坚持经营莲心茶铺的老夫妇照顾有加。花叶重生这个人物形象本身，便是寄寓着中国文化花叶重生（蜕变）的使命和祝福。《织巢》中素素初次独自旅行，去到遥远且陌生的城市，才越发明白属于自己的家屋之可贵；第二次旅行，素素选择跟随旅游团前往内地，回到阔别已久的城市，重温记忆中美好鲜亮如童话般的家屋和原乡。

西西从1970年代《我城》中率先明晰而坚定地提出“我城意识”，进行人城新型关系的探索，到1980年代回归过渡期反复探索城市之前世今生的“肥土镇”系列，到1990年代《美丽大厦》《候鸟》等聚焦家屋、社区和人伦，《飞毡》创造时空交错、中西交汇的城市史诗……一路写来持续将人城新型关系和现代主体建构加以深化，使“我城”的表达成为“凝练出来的深远感受”（董启章），其背后都是对于传统（族群身份）和现代（城市身份）的感知和思考，是自我身份定位，更是“以我为主”的意识升华与凝练。这种现代主体建构的新高度，摆脱了洋场社会的浮躁与喧嚣，开启了去殖民的征程。但彼时人与城都不具备被认同的稳定身份，只是悬浮的会做恶梦的个体存在，这种无法定位的矛盾一直是英占时期人与城的困境，直到回归才彻底解决问题。

① 许慧楠：《香港文学的香港想象》，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

② 李自芬：《现代性体验与身份认同：中国现代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268页。

③ 游子：《细雨》，原载于《工商日报·市声》，1935年10月3日至10月6日。收入谢晓虹主编：《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小说卷一》，香港：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85页。

④ 谢晨光：《跳舞》，原载于1928年上海《现代小说》第一卷第四期，收入谢晓虹主编：《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小说卷一》，香港：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37页。

⑤⑥ 华：《青年高步律之日曜》，原载于《工商日报·市声》，1935年1月5日至1月8日。收入谢晓虹主编：《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小说卷一》，香港：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39頁，第436页。

⑦ 張爱玲：《到底是上海人》，《流言》，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⑧ 《候鸟》《织巢》书写的城市没有明确的名字，但作品隐约透露出的时空信息：素素一家居住的里弄名称、叔叔家居住的“法租界”，小说中出现法国梧桐、永安公司（百货公司）、南迁后出现的新界九龙等地理坐标，《候鸟》255出现素素和爸爸去新界。这些显示文本中的城市指上海和香港。

⑨293032 西西：《候鸟》，台北：洪范书店1991年版，第290页，第13页，第290页，第262-263页。

⑩ 李思莹：《冲突、适应与再创造——论〈我城〉中“城”、“我”关系建构问题》，未发表的讨论课作业。

1112131415161718202122232526273641 西西：《我城》，台北：洪范书店1999年版，第34页，第34页，第35页，第36页，第44页，第139页，第170页，第157-158页，第72页，第174页，第72页，第15页，第1页，第1页，第44页，第54页，第150页。

19 见何福仁与西西的对谈。

24 [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28 杨雨晴：《城市书写与身份迁徙——试析西西〈候鸟〉与〈织巢〉》，复旦大学本科学位论文，2022年。

31 张爱玲：《茉莉香片》，《张爱玲作品集·第一炉香》，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

33 西西：《织巢》，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34 西西：《美丽大厦》，台北：洪范书店1990年版。

35 李思莹：《冲突、适应与再创造——论〈我城〉中“城”、“我”关系建构问题》，未发表的讨论课作业。

37 潘国灵：《〈我城〉与七十年代的香港社会》，《素叶文学》1999年第65期。

38 林诗婷：《从个人的消失与到家园的隐去——〈我城〉与〈飞毡〉小说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

39 何福仁：《〈我城〉的一种读法》，见西西：《我城》，广西桂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254页。

40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From a Foreign Society to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City：

On Xi Xis Urban Textual Writing in Hong Kong

Liang Yanli

Abstract： From a foreign society to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city， urban textual writing in Hong Kong has experienced a radical change. The foreign society， with city girls and city wastrels， under the pens of such early Hong Kong writers as Huang Tianshi， Xie Chenguang， Lü Lun and You Zi became the face and symbol of Hong Kong as a city of desire in the UK-occupied period. The kind of a tale of two cities of Shanghai and Hong Kong， by Eileen Chang， not only carries on the tradition of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by Han Bangqing， but also belongs to modern critical genealogy of the foreign society. Then， it went on from Xiangcheng Shus nostalgia for the country in the city to the criticism of business city of Liu Yichang et al until the epoch-making writing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city as opened up by Xi Xi， such as the new people-city relationship in My City and Flying Carpet： A Tale of Fertilli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modern subject， such tales of two cities of Shanghai and Hong Kong as Birds of Passage and Knitting the Nest that focus on family homes， the knitting of nests and human relations， as well as a multitude of urban texts by Xi Xi， that not only cover the developmental change of the city of Hong Kong and its identity predicament but also transcend Hong Kong， creating a paradigm of urban writing that is new and universal.

Keywords： A foreign society， consciousness of my city， Eileen Chang， Xi 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