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联平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中心，江苏 南通 226000）

中国共产党发展动力机制的成功构建，是百年大党拥有不竭发展动力的重要根因。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一个多世纪奋斗历程所建构起来的发展动力机制，旨在坚定地沿着已经开辟的建党治党路径，继续矢志不渝地推进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从动力发生学的角度探究中国共产党生存发展的动力机制逻辑，以动态整体观寻绎党的发展动力活性之源，揭示中国共产党战斗力强韧的政治密码，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历史之问在党的发展动力成因上的理性回答，又是探寻如何进一步增强党的组织活动能力的一项具有实践意义的时代课题，以期望引发学界同仁更加深入的思考。

一、政党发展动力机制的生成

按照动力学理论，物质的运动变化来自其内部的能量供给，能量是物质发展和变化的动力之源。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物质都是发展变化的，发展变化的原因在于其内部矛盾运动。同时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揭示了社会的发展动力学说，即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无论是机械动力理论，还是社会发展动力学说，都秉持事物发展来自内外力量共同推动的理论认知，此种力量在物理学上称作能量（如早期动力机车依靠烧煤产生蒸汽的能量），社会发展学上称为社会矛盾。总之，万事万物处在一种动能的作用之下，推动物质发展变化和社会永无休止地变迁运动。然而，这种力量及其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多种要素的交织影响，“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1］，造成一切物体和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这无数个力量互相作用而形成了一切物质、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发展的动力机制。科学认识动力机制的作用原理，是我们正确把握作为组织的政党之发展规律的重要前提，也是增强党的政治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基础性课题。

政党组织是一个具有政治生命和充满生机活力的政治有机体，它的发展动力离不开组织内部的构造及其运动机制。政党发展动力机制是其组织内外各种要素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产生彼此作用、形成互为因果的能量转换和力量递延的关系。依据政党发展和运动机理的内在规定性，可以从组织系统的价值追求、关系构成和利益表达等三个主要的运行方式，洞察政党生存发展的基本动力机制特征。

第一，价值引领动力机制。伟大的组织，一定有伟大的价值目标。《孙子兵法·始计篇》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道，就是价值观。政党的价值观不是空幻的，它的背后一定联系着奋斗者的清晰追求。比如，“建立新中国”的价值愿景与“打土豪、分田地”的现实诉求紧密相连。不能被个体接受的价值观，它的组织也没有凝聚力。任何政党从形成到发展、壮大的过程，是不断与社会形成价值认同的动态过程。无产阶级政党价值观的特色极为鲜明。同时，组织的开放性和思想的沟通性又是一切政党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的鲜明特点，它的显著功能是使政党的组织系统倾力实现一体性、畅通性的价值观认同，没有相应的沟通和认同机制，就不可凝聚成一个具有使命情怀的战斗力组织。这种组织的思想与意志上下互动的共同体关系，构成政党的价值引领动力机制。

第二，关系协同动力机制。按照系统理论所揭示的观点，差异和协同的统一是物质世界存续发展的重要动因。差异与协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协同以差异为前提，差异又与协同相贯通。“系统的所有元素之间（不仅是对立的元素之间，而且是‘成双’、‘成对’的元素之间）的非线性协同作用是系统存在与发展的机制或‘动力’。”［2］政党作为一个结构有序、功能不断拓展的政治组织，其生存发展的本质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既存在差异又彼此协同的自组织运动。党的政治灵魂要素（如指导思想、路线、纲领等），党的组织结构要素（如党的领导机构、各级党组织），党的组织规范要素（如党的组织原则、纪律等），还有其他政治要素，整全性地处在秩序组合与功能作用的互动之中。这种协同与制约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政党组织发展动力中的资源相依、表里互动、相生相胜的关系协同动力机制。

第三，利益诉求动力机制。植物的趋光性表征着一切物质的利益趋附本能。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政党是汇集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多种利益于一体的政治组织。除自身使命求索外，政党作为社会动态系统的一部分，为了实现被代表者利益，必然要与外部世界进行各种利益的争取。资产阶级政党代表少数人或者有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政党代表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对利益的诉求是所有政党的一种政治原动力，这种动力来自政党所代表阶级、阶层群众的切身利益，汇集成具足的基础力量，渗透到政党组织机制当中，使政党或执政党的政治活动打上了群众利益诉求表达的坚实烙印。正是这样的利益诉求驱动，铸成政党最基本、最可靠、最坚韧的实体性内动力，形成了政党政治活动及实现价值目标的利益诉求动力机制。

之所以不吝笔墨地分析上述这些，是为了阐明政党发展所必具的固有特质，以寻觅政党发展动力的深层逻辑，深化政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进一步洞察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持续不怠的发展动力提供学理逻辑依据。

二、中国共产党发展动力机制的实践建构

一切机制都有赖于系统内部诸多要素的有机联系，在彼此关联和有序协调中实现信息传输和能量转换，确保政治生命体的组织活力。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多世纪发展的组织建构中，依循自身发展动力机制的运行法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机制建构与发展模式。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引领动力机制、关系协同动力机制、利益诉求动力机制的逻辑构成与运行方式中，能够察知百年大党始终葆有战斗活力的成功奥秘。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共产党发展动力机制构造图

从三大发展动力机制的学理构成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分属三个层次的枢机组合，各有内涵，自成系统，又协同建构支撑着党的发展动力这个“五脏六腑”的整体结构性动态系统。

（一）价值引领动力机制的实践建构

价值引领动力，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领导机构、党的性质、政治纲领、价值目标等骨骼性组织要素生发而成的统领力，从政治结构联结及价值观塑造上实现组织与社会的高度认同，是处于最核心层次的内驱力量，起着组织架构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中坚砥柱和方向引领作用。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政治成果“两个确立”，就体现了价值建构的标识性作用。

其一，结构层面上，党的政治领导机构承担着党的价值引领动力机制的载体功能，政治领导中枢及其领导核心依托政治领导机构的载体平台，构成制度化、人格化的权威力量，特别是忠诚的、具有深厚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政治家集团，形成“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4］的能力，为党的事业提供先进理论指引的引领式动力。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即使遭遇无数意想不到的内外挑战与风险，总能转危为机，化险为夷，均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性、科学性和进步性而生发出的不竭动能，党的领导核心起着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塑造和组织凝聚的作用，确切地说，是这种深入基层的组织制度和不断创新的组织体系，共同建构起来的引领式动力机制在发挥着重大支撑作用。

其二，思想精神层面上，处于政党生存发展核心层次的党的性质、政治纲领及其价值目标，依托政治领导机构的维护推动，同样地形成了价值统领力量。“政党首先是世界观政党，因此它们想服务贯彻有实质内容的、政治的理想。”［5］政党必须根据党的性质及由此形成的纲领，凝练党的理论，指导现实实践。马克思主义政党观认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是行动的指南，是战斗的武器。一个正确的理论可以把党引到光明大道，一个错误的理论必将致党误入歧途，政党在执政前和执政后都是如此，这已为中外政党的政治实践所印证。因此，能否既依据变动不居的社会实际正确运用、发展和创新党的理论，又不改变党的初心，攸关党的发展目标、价值取向及由此生发的引导力量。

（二）关系协同动力机制的实践建构

实现伟大价值目标，靠的是强大的组织，强大组织一定要有强大的“吸附”能力，亦即将组织必备的各种要素凝聚起来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历史主动精神，表现为自觉地通过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诸多创新元素，共同融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之中，形成信念化育与制度约束的联动机制，发挥内引外联的动力合成作用。其功能价值表现为，实现党的政治生态系统各要素和过程的协调耦合，组成纲目有序、张弛有度、刚柔并济的“机制共同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经·系辞》），如此不断催生党的政治肌体的革命性更新，生化而成党的持久性生命动力。

在关系协同动力机制的构成中，党依靠智慧的思想武装、制度建构和纪律约束等方式，形成了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自我规制、上下贯通、整体联动的科学机制。黑格尔把这种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当成“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6］。比如，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思想建设入手，对党内错误思想的自觉警惕与防范，使共产党的组织体系首先在政治思想上构筑起了一道坚固的思想防线，形成思想上的整合力。又如党的纪律建设，我们党从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开始，创造性地开展党的政治纪律、作风纪律、工作纪律、群众纪律和生活纪律等各种制度规约，以及党章规定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构成了对党的组织系统的规制力。再如，我们党历史传承下来的各种党性教育、整党整风运动，如“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等等，通过这些常态化的管党治党教育，形成党的政治生态系统的自我革新力、净化力、提升力。此外，党内各个具体制度和机制的约束力、党员先进模范作用的影响力、党的正确路线的号召力、执政党形象的感召力、政党领袖的人格魅力，以及政治活动中形成的各种领导力、组织力、动员力等，这些力量的有机合成、有序联接和示范互动，叠合为“轮滑式”掌控自如、屈伸有力的动态机制，建构起党的组织系统中关系协同动力机制的整体结构面貌。

（三）利益诉求动力机制的实践建构

利益诉求动力机制是党基于人民利益的实现并依靠广泛的群众基础（党内广大党员群体、党外广大民众）实现崇高理想目标，而形成的可靠的实体性动力机制。之所以称之为“实体性”动力机制，是因为民众是最根本最实际最坚实的基础性力量，涉及根本性政治关系。群众因利益而依靠政党，政党为群众着想而去实现更加长远、更为崇高的利益，形成相依相生的天然联系。不同的政党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形成的实体性动力也天差地别。

探究党的实体性动力，能够看清楚政党与民众的渊源关系，以及政党发展规律的内在逻辑。人民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但是人民只有通过政党的正确领导和有效组织，才能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既是使命型政党，又是群众型政党；既遵循“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历史古训，又恪守人民至上的政治理念。古今中外无数政党、执政党皆因失信于民，导致生存发展的危机，使党的发展动力衰竭，最后为民众所抛弃，已成历史铁律。美国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认为：“一个受群众支持的政党显然比只受到有限支持的政党为强。……强有力的政党必须有高度的政治制度化和高度的群众支持”［7］。所谓“有限支持的政党”，是指代表部分群众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代表全体14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形成汇集最大力量洪流的领导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8］这个“最”字，指出了代表的广泛性、无私性和坚定性，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党的实体性动力。因此，从执政党的发展兴亡来看，利益诉求动力机制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生存发展的基础性、实体性动力的形成。

综上，党的价值引领动力机制是信仰力量、文化力量、道德力量的聚合，处于发展动力的核心层次；党的关系协同动力机制是整合力量、激励力量、净化力量的聚合，是中国共产党智慧探索而建构起来的制度协同力量，是维系组织运行的中间关联层次的动力集合；党的利益诉求动力机制是物质力量、基础力量、归附力量的聚合，是组织动力的基础、根本。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主动精神，自觉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养分，不断构筑和拓展三维动力机制互相作用、有机协同的丰富内涵，在秩序互动与时代变奏中创新发展，呈现旺盛活力，使得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价值定向的党的生命组织系统，生成正义前行、信念坚定的积极而坚实的力量。如此具有弹性张力的政党发展动力的“机制组合”，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多世纪以来实践探索和创新建构而成的。这一整套机制体系彰显了党的理念先进性、价值人民性和行动自觉性的高度和有机统一。分析至此，我们当能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深层动力机理。

三、中国共产党发展动力机制的中外比较优势

中国共产党善于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政治智慧，赋予其能量不竭、生命丰盈的生机活力，且成长为具有建党、治党、兴党、强党之规律可循的政党文化形态，注入了政党发展和引领国家与社会进步的强大动能，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导下的中国政党建设的主动创造精神与治理能力，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西方政党发展动力的有限性之优势。资产阶级政党的狭隘性、保守性及反动性，不断损害着组织结构的生命力，注定其发展动力不足的政治宿命。在此，我们可以借用晚清名臣曾国藩关于组织管理“还我真面，复我固有”之语来观照，即在政党的生存发展与机制建构中，就是要复归政党固有的机制机理，不能阻碍其生存发展的内需动力，同时要创造条件地让其焕发生机。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相当务实而清醒，折射其顺应时势、扎根社会、依托群众、忠诚为民等方面的政党气质与实事求是精神。

再往深处细察，任何成熟的政党一定是一个拥有鲜明理性禀赋的政治组织。这种政治理性体现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面。政党的工具理性要求必须坚持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创新性实践，政党的价值理性需要以使命目标为情感的不渝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动力机制，既体现了工具理性的正确运用，又蕴含着价值理性的目标追求，且在不断优化工具理性中实现价值理性的至上境界。这样的理性诉求，符合现代社会的变迁及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即现代化国家需要现代化政党引领，现代化政党依靠科学机制提供发展动力。

遍察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党或执政党，包括美国长期轮流执政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日本的自民党，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印度的人民党和国大党，等等，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发展的动力机制上的内涵性、活力性旨趣，与上述这些国家的政党政治运行模式相比较，无论是在工具理性的运用上还是价值理性的追求上，孰优孰劣，高下立见。不少国家的执政党在价值引领式动力上，因主政者目标短视而导致站位不高、价值不彰；在关系协同动力上，因社会民众的政治厌倦而引致组织松散、治理缺失；在实体性动力上，因囿于谋求少数人或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不断丧失广泛的执政基础。不同于我国政党制度上的利益兼顾和在根本利益、总体利益、长远利益上的一致性，不少国家的执政党是利益排斥、赢者通吃，从而导致政党发展的动力机制壅塞，进而日益累积社会风险。资本主义政党发展动力机制的能效上呈现的匮乏与不足，是这些国家的政党政治呈现衰落的重要原因。

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与政党治理的天然缺陷，暴露其政治制度的弊窦短板。如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西方国家的乏力表现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西式政党制度统领下的国家治理困境与战略迷失。实际上，它们那种无法克服的共性矛盾与问题，归因于其所有制关系的致命局限及其深层的意识形态局限，迄今还看不到其政党制度有何变革的迹象，显然这也是我们能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及新型政党制度的底气。

中国政党政治循着自己的国情路线，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磅礴历程中创新发展，政党建设、政党治理及新型政党制度形态等都内含了自己的特色发展路径。中国共产党发展动力机制的建构模式和特色，虽然不具有普适性——因为他党所处不一样的国情而难以临摹复制，但却足以形成超越世界上其他政党发展的颇为独特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动力机制揭示了政党生存发展的政治逻辑和新型制度文明形态，为世界上其他政党或执政党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鲜活镜鉴。

四、中国共产党发展动力机制的向度与张力

政党发展动力机制是政党组织内部不同类型的动力因子发生共同作用的一种存在状态，是政党生存发展的基本依据。然则一切事物都是由多种因素作用叠加的结果，因此，任何政党组织系统无不归在积极和消极的两种向度的作用之下，共同对政党的发展产生正负双重向度的综合影响。正向积极因素构成了政党发展动力的推进机制，反向消极因素形成政党发展动力的阻碍机制。谨察和审视中国共产党这两个向度作用的表现形式，有助于加强正面向度的力量积累，最大限度并有的放矢地消除负能量的累积繁衍，充分发挥党的发展动力机制的正向作用。

（一）正面向度的推进机制

中国共产党发展动力的积极作用机制显然来自自身信仰的崇高、信念的坚定、理论的先进、组织的健全、作风的端正、宗旨的明确、制度的坚实以及抵达基层的党组织工作机制创新等许多良好的特质和禀赋。这些独特优势所形成的动力机制在前文中已经作了类别式阐释。这些建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正面向度的推进要素，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多世纪的政治实践中自觉锤炼出来的政治结晶。比如，党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三大优良作风的自觉传承、统一战线工作的策略运用，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各个要素的重新组合调整的“五加一”模式等，其政治风格完全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性质和类别的政党，这就使得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政党发展模式的独特路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善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执政思维与领导方式，特别是能够正确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并以此为契机，不断优化党的发展动力机制，生发出持续、健康、坚强的战斗力量，如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党的自我监督的“世界性难题”等，保证了党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先进性纯洁性和长期执政能力的机制供给。

（二）负面向度的阻滞形式

在中国共产党动力机制运行中，尤其需要客观正视和细察影响党的健康发展的阻碍因素。这些阻碍因素，包括传统文化上的糟粕、过去领导思维方式的惯性、制度与法制滞后、公民权利意识薄弱等，共同潜蛰、壅滞地作用于执政党组织肌体及其政治活动，其叠加起来的负面向度的危害作用是巨大而持久的，其负面作用不断销蚀党的肌体活力，损害党的执政基础，阻碍党的发展动力机制运行。

一是难以根除的官僚主义和特权顽疾，形成政治梗阻。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9］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推进，这种现象虽然得到极大遏制，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根除，其又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形式呈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存在的其他问题都与这‘四风’有关，或者说是这‘四风’衍生出来的。”［10］党的十八大至今，在党中央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态势下，仍有一些腐败分子顶风犯案，其中，以官僚主义和特权行为为突出表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要“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11］。概言之，根深蒂固的党内顽疾是祸害党的政治发展动力机制的深层政治根源。

二是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造成机制障碍。严明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是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但是从已有的腐败案件来看，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共同表征。习近平总书记用“七个有之”极具描绘性地作出总结：“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12］“七个有之”是对少数党的干部破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全面系统而又精练的总结，体现中国共产党不吝蔽丑的实事求是态度和自我革命精神。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此亦有同样的表述。有现实表现，才会有理论表述，反映了党内少数党员干部存在的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状况，若任其蔓延发展，必将严重阻碍中国共产党政治运行机制渠道中的内外政治生命能量之贯通。

三是深植党内变味的政治文化，腐化党内政治生态。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新形势下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针对性地指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准在党内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严禁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禁止给领导人祝寿、送礼、发致敬函电，禁止在领导干部国内考察工作时组织迎送、张贴标语、敲锣打鼓、铺红地毯、举行宴会等。”［13］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会讲话中特别指出：“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14］党内法规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关于党内消极文化现象的精准概括，意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它同时也折射出党内政治文化潜伏着的非健康因素。变味的党内政治文化浸淫濡染党的健康文化生态的土壤，腐蚀党内政治生活，玷污党的崇高信仰和纯洁价值，也必将严重阻滞党内积极力量的健康生长。

由上可看出，政党发展动力机制中客观地呈现着正反两个向度的力量态势，犹如我方与敌方两种力量的对垒与较量，以此消彼长的张力对峙着。毛泽东在1938年《论持久战》中分析指出：“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15］这就启示我们在正视党的发展动力机制正反向度作用之时，需要充分发挥党内积极因素的优长，使攻守之势始终处于制高点的主动位阶，保持一种持久而居高临下的力量格局，据此可望形成“张力指数”与廉政指数的关联机制。为此需要坚持不懈地作出主客观积极的努力，包括思维、理念、目标、意志、魄力、举措、制度、法纪等要素的智慧构思和策略应对，使每一个要素都有其努力的方向，共同形成正面向度的合力，形成“帕累托最优”的理想效果。

五、以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激活党的发展动力机制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把“坚持自我革命”列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党的二十大把党的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正确途径。自我革命是过去和未来激活党的发展动力机制的唯一路径选择。

首先，持续发挥党的三大动力机制的独特优势。党内政治生态正反力量由潜在“胶着”转为积极力量的“压倒性”态势，居高临下的张力已然形成，但是要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6］的正反博弈中取得永远的斗争全胜，必须不断正向地推进此种均衡性张力，同时积极避免有损于这种力量均衡的消极因素的生成。因此要充分发挥价值引领、关系协同和利益诉求三大发展动力机制的潜存优势和动能，有效利用机制系统内在的积极因素，不断改造消极因素，化腐朽为神奇、变消极为积极、转反向为正向，形成积极作用下的确定不移、永占绝对优势之力量格局。要形成这种利我格局，必须持续地深化改革，依托并充分发挥百余年来党在实践中构建起来的三大动力机制独特优势，强化价值引领机制、锚定关系协同机制、守护利益维护机制等三大传统有效动力发展机制，以组织的不断自我革新实现党的发展动力机制的自我更新。

其次，不懈激发党的自我革命的发展动力潜能。“自我革命”是近年来党的建设领域中极具召唤力的高频词语。自我革命的功能目标是永葆党的生机活力。从近年来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实施的有效性察知，党的自我革命激活了党的发展动力的活力源。党的自我革命激发了党的发展动力的巨大潜能，也为社会革命提供了推动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17］。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论证指出：“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18］，“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19］。以什么方式“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20］就是以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执着，通过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不断疏通“经络”，使蕴藏于执政党各级组织中的革命性潜能得到有效施放，不断产生新动力，提高党的生命活力。

再次，积极创新优化政治组织秩序的结构组合。本质上讲，我们党无论是进行严厉的“打虎拍蝇”，还是温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自我革命的实现形式，是组织建设中必要的自洁与纠偏机制，其工具理性的价值功用直指政党组织的有序化。回顾中国共产党一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党的政治元素总是在不断发展、创新和调适中展开，从思想、组织、作风的“三位一体”建设，到政治、思想、组织、纪律、作风的“五位一体”建设要素的重塑，以及“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的建构逻辑，党的组织动力机制不断地被激活，在这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实质上是秩序化的要素优化组合与能动安排，以系统结构的秩序化持续性创新，不懈地排序筑基，不断提振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力能效。从我们党早期的“支部建在连上”的秩序化制度创造，到今天党组织的网格化秩序锁定，以及“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党建秩序重排，灵活机动的秩序化组织战略，回应着环境和形势变迁的需要。

最后，时刻保持大党机制建构的战略目标清醒。机制之精妙，在于人为之建构，而及时预见到问题的产生，并且发现问题出在何处，无不是抓住时机、迎来机制创造和创新进而去故就新的又一个新契机。其一，百年大党从无数次闯关夺隘中走来，容易滋生“骄傲”情绪，从而导致新的实践中的认识错觉与行为偏向，为此需要在战略认知上，时刻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紧张与清醒，深刻审视急骤变革的内外时势，以党的能动力不断撬动自身改革和自我更新的机制杠杆。其二，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易于产生系统性“惰性”而缺乏活力，因此需要不断激活沉淀层，盘活组织资源，刷新内在机制以激发新的动力，提高组织的韧度和抗力，便于在这个充满许多“不确定性”的世界大变局中永远具有“打胜仗”的能力。其三，处在非竞争性体制下的一党长期执政容易出现系统性“懈怠”，故此特别需要对组织内部的秩序进行常态化的梳理，预见问题与挑战，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21］，加强自我监督，及时清除梗阻，弥补外在压力之不足（承平时期较少出现战争年代那种生死危险之虞）情形下的自满与陶醉。其四，建立健全全体社会的监督监控体系，乃是激发党的发展动力机制实现常态化“升级”更新的必要之举，使组织永远处在良性秩序的动态发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