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金波

（宁夏大学，宁夏 银川 750021）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各民族对中国高度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这不仅为大量历史文献记载所证实，也为丰富的考古发现所确认。2021年中国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国考古的卓越成就，其中很多项目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近代以来，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大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不断被发现和发掘。这一方面使中华文明的历史因考古的新发现而延续增长，展示出中华五千年文明延绵不断的链条；另一方面结合历史文献互证，使历史信度增强，文明内容和细节大为丰富。考古的成就系统地揭示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加强了国人对祖国历史的认知，增强了文化自信，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向世界展示了丰富多彩、辉煌壮阔的中华文明。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角度对近百年考古成就作一番认真梳理，可以发现无论是在中原地区还是在周边地区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既突出地显示出中原地区发展的核心地位，也能领略到全国各地密切联系、共同发展进步的节奏。

一、展现中国远古的根脉，锻造中华文明雏形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状逐级下降。第一级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一带，海拔在4000米以上；第二级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地，海拔在1000~2000米；第三级主要分布在东部平原及沿海一带。阶梯状分布的特点，使大多数河流流向为自西向东，也形成大体上西北干燥、东部比较湿润的气候特点。中原地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促成经济社会发展较快，文化一般总是处于先进水平。

在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有5项：北京周口店遗址、河北阳原泥河湾遗址群、山西襄汾丁村遗址、辽宁营口金牛山遗址、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此外，还有云南元谋人遗址、陕西蓝田人遗址等大量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既有中原地区，又包括东北、西北、西南地区，涵盖距今170万年至1万年的各个阶段，复原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显示出中国境内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并呈现出广泛居处的态势。

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等33项新石器时代遗址，被选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些重要考古发现表明，中国的先民已在广大地区形成以中原黄河流域为中心、各地普遍发展并相互影响的发展格局。中原地区的遗址主要集中分布在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地。特别是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属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时期，其以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影响深远著称于世，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制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著名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也属仰韶文化（见图1）。仰韶文化遗存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湖北的西北部，西到甘肃、青海接壤地带，东至河南东部广大地区，开启了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其文化特质被继承和发展［1-2］。这一时期中国中原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处于先进水平并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逐渐显示出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同在河南的新郑裴李岗遗址则填补了我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也十分重要［3-5］。此外，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为山东龙山文化的本地来源找到线索，是又一重要文化区域［6］。

图1 陕西西安半坡遗址

在边远地区的一些重要遗址，既反映了边远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和影响，也显示出不同地域的特点，展现出多元共存的格局。

地处北方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揭示出当地文化特色，确定了辽河流域与黄河流域平行发展、相互影响的历史地位，该地区的文化对东北地区的文化兴起产生了推动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证明，在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就已经发展到原始文明的古国阶段，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提供了有力证据。

地处南方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为华南和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考古资料，也是史前中国多元一体进程的文化源流之一，承载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历史信息［7-8］。此外，在广西的柳江人遗址出土了中国乃至东亚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早期智人化石或晚期智人化石。与之相距仅2公里的白莲洞遗址，是一处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其时间跨度距今37000年至7000年。两者的相互结合对研究华南地区史前文化可起极大的促进作用。一般认为，“柳江人”是人类发展史上新人阶段的人类遗骸，是迄今所知东南亚地区新人阶段人类最早期代表；从遗存的头骨和部分肢骨化石判断其体质特征，“柳江人”比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进步，但比“山顶洞人”和“资阳人”原始，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9］。

位于青藏高原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为青藏高原人的祖源提供了重要资料，证实西藏早在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居住，后来与从河煌南下的氐羌系统的人融合成为青藏高原的先民。在河西走廊一带的青海民和喇家遗址，是黄河上游地区齐家文化的大型核心聚落，对推动黄河上游地区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齐家文化源自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是由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展而来。可知早在四千年前中原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就有密切联系［10］。

地处东南地区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是长江流域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发达的耜耕稻作农业、高超的干栏式建筑、独特的制陶技术为文化特征，反映了7000年前长江流域繁荣的史前文明，证明了东南地区也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同在浙江环太湖地区的余杭良渚遗址（见图2），距今5300年至4300年，以稻作农业为主，有复杂的社会分工，出现了阶层分化与城市文明。东南地区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翼。有专家认为，后来这里衍生出古越人文化［11-12］。

图2 2017年考察良渚遗址发掘现场

总之，中国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展现出中国远古的根脉，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在中国远古社会，尚未有民族之分。后来的历史文献记载了有关先民的历史传说，有的历史传说被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中国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地带，东北、北方、西北、西南多地先民集团各展风采，共同充实了中华早期文明的丰富内涵，培育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雏形。

二、中原奠定华夏牢固基石，群星灿烂共创中华文明

中国在夏朝以前是原始部落时代，夏、商和西周时期为奴隶制时代。后人所说的“华夏”，即源于夏朝。夏商时期进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有江西新干商代大墓等10项。其中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见图3）有一座王朝大都，揭开了古老“夏都”的面貌，中原王朝成为广域王权国家，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其文明底蕴通过商周时代王朝间的传承扬弃，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

图3 2002年参观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是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系统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和最早的成熟汉字，确立了中原地区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13-14］。在汉字产生之前，各民族历史口耳相传，在汉字产生之后，又对这些口耳相传的历史予以追述。先秦时期，所见的各地先民情况都是由汉字的直接前身用甲骨、钟鼎和竹简记述的。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也是内涵十分丰富的古城、古国、古文化遗址。这里发掘的大量文物如青铜纵目面具（见图4）等都很有特色，同时也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图4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

地处西北部的新疆若羌小河墓地，是夏商时期塔里木盆地独具特色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距今约4000年至3400年，遗存显示出其文化的独特性、多元性和复杂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对新疆乃至中亚地区早期历史、人群迁徙、文化交流、人地关系等具有重要科研价值［15］。

台湾卑南遗址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史前时代遗址，年代约跨于台湾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时间，距今3000年至2000年，发现和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是20世纪台湾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环太平洋及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石板棺墓葬群遗址，同时也揭示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密切联系［16］。

两周时期有北京琉璃河遗址等15项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琉璃河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址，包括古城址、墓葬区、居住址三部分。出土的不少青铜器上铸有铭文，还出土刻有“成周”文字的甲骨，为确定燕都城址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遗址，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史记·燕世家》记载，周武王灭商纣以后，封召公于燕，位于北京及河北中、北部［17］。燕国居民构成复杂，其北面是少数民族山戎。

甘肃张家川马家塬遗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木河乡桃园村马家塬，属常山、齐家类型的文化遗存。其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和战国时期祭祀坑、墓葬群等大型遗址，为探讨战国时期西戎文化、秦戎关系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也揭开了西戎族群的早期历史篇章。

有些文物是偶然发现，但价值巨大。如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贾村塬的何尊，是西周早期贵族“何”铸造的一件青铜酒器，其内底铸铭文12行122字（见图5），铭文中已出现“中国”一词，表明了西周统治上层明确的“中国”意识［18-19］。

图5 何尊及铭文

大量考古新收获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可知商、周时期已进入阶级社会，关于各民族先民的记载也逐渐增多。商代文献中开始把周边族群与四方对应起来，以突出商的中心位置。以殷墟为代表的殷商中原文化，有规模巨大的城市，有成熟的文字，影响辐射四方，这使得中原地区成为华夏文明的发达地区，奠定了其核心和基石地位。而华夏其他广大地区也呈现出群星灿烂，各有特色又相互影响，共创中华文明的态势。西周时期，中原诸侯形成了诸夏意识，至春秋战国时期，对华夏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同时在以华夏为主体的历史记述中开始以“夷”“蛮”“戎”“狄”泛称周边民族，并不断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

三、汉族主体地位的形成，各民族地区协同发展

秦朝统一了中原，北部、西北和南方都有较大势力的少数民族。汉朝以先秦时期的华夏人为核心，融合了很多其他部落成分形成了汉族。这一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原王朝对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方法，形成了各民族密切交往、相互依存的共同发展局面。

在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属于这一时期的有北京大葆台汉墓、河北满城汉墓等16项。其中，在北部的北京大葆台汉墓和河北满城汉墓中分别发现了震惊学界的西汉帝王陵寝椁室黄肠题奏和殓服金缕玉衣（见图6）。

图6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

关中的陕西秦咸阳城遗址和汉长安城遗址凸显出其重要地位。秦咸阳城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其遗址是秦帝国巅峰的见证。汉长安城在西汉200多年中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古丝绸之路起点，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它见证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形成和发展，是当时中原王朝与四周少数民族联系的中心。

位于东北的吉林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展现了高句丽鼎盛时期珍贵的历史遗迹，揭示了高句丽在崛起初期的文化面貌以及与周边族群交流、融合的进程，体现了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关系［20］。

位于南方的广东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是西汉南越国的都城王宫核心区和秦统一岭南以来历代地方官署所在地，是广州作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及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发展和持续繁荣的重要历史见证，出土1000多件（套）文物中，有汉文“文帝行玺”金印和“赵眜”玉印，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古代帝王玺印之一，证明当地行用汉文，反映了两千多年前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见证了古越族与中原地区多方位的密切交往。

广西合浦汉墓群，从1957年至今已发掘墓葬一千余座，墓葬年代从西汉早期到六朝时期，以汉墓居多，出土文物一万多件（套），其中舶来品文物及带有海外因素的器物数量众多、种类丰富，还出土了大量中原地区的五铢钱。研究证实，合浦在南越国时期是两汉合浦郡的郡治所在地，是朝廷经略岭南及海外的支点，是对外交流贸易的窗口，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也是研究汉代岭南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密切关系的重要文化遗产［21］。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为战国至汉代古滇国墓葬遗址群，所出土的“滇王之印”，与司马迁《史记》的记载相佐证，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出兵征讨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在其地设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对当地实行羁縻统治［22］。该印是汉代云南隶属中央的物证，真实地再现了中原王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管辖和治理［23］。

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是塔里木盆地南缘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为史书所记汉代丝绸之路南道重要绿洲城邦——“精绝国”故地，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汉文和佉卢文简牍文书，以及钱币、陶器、饰物等。特别是一墓中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为稀世珍品。此锦护臂色彩绚丽，上缀凤凰、鸾鸟，穿插织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8个小篆文字，体现汉代阴阳五行思想，表明中原地区对西域的强大影响，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资料。

汉朝以后历经三国、魏晋南北朝的政权分立时期，各民族互动频繁，社会动荡较大。南方各王朝偏安江南，递相更替；北方则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建立多个政权，至隋唐时期达到统一。唐朝统治近3个世纪，对部分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建立羁縻府州。

三国至隋唐时期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有河北临漳邺城遗址及磁县北朝墓群等9项。其中有河南汉魏洛阳城遗址和隋唐洛阳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代表了东汉至北魏历代中原王朝的文明与文化特征，见证了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大融合而产生的独特城市文化。隋唐洛阳城遗址显示出隋唐时期洛阳城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是不多见的大都市。联系到两个时期北魏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见图7）和洛阳龙门石窟（见图8），两地遥相呼应，展示出多民族弘扬、继承佛教文化和石刻艺术的深刻内涵。

图7 1981年考察云冈石窟

图8 2002年考察龙门石窟

这一时期在东北有黑龙江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渤海国是以靺鞨族为主体建立的受唐王朝册封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上京是其都城，见证了渤海国的历史，反映了肃慎族系的靺鞨族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渤海国的都城表现出了浓郁的汉唐文化风貌，创造出具有本地区特色的建筑形制，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见证［24］。

甘肃敦煌莫高窟坐落于河西走廊的西部，其开凿从十六国时期至元代，是中国古代多民族共同创建的一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重要见证。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这里包含着多民族的艺术，除大量中原王朝隋唐的壁画、塑像外，还有鲜卑族、藏族、回鹘、党项、蒙古族的艺术表现，是多民族艺术展示和交流的大平台。敦煌藏经洞出土了大量文书，其中也包括多种民族文字的文书，反映出当地丰富多彩的各民族历史的交融和互动（见图9、图10）。

图9 1964年在敦煌莫高窟调查

图10 敦煌西千佛洞（左第二人常书鸿、右第二人王静如、右第一人史金波）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于1982年被发现，属唐代早期吐蕃、吐谷浑大型墓葬群，共有墓葬200余座，对研究吐蕃、吐谷浑历史，以及唐代文化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均有重要价值。墓葬中出土的大量丝织品，有力地证明了从南北朝晚期到中唐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干线和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25］。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东南火焰山南麓冲积地带，是3—8世纪高昌城官民的公共墓地，存墓葬500余座，出土以文书、墓志、丝织品为代表的文物上万件及大量干尸。墓葬分属晋至十六国（高昌郡）、麹氏高昌、唐西州三个时期，依姓氏家族分区埋葬，墓中多葬汉人，也不乏车师、匈奴、昭武九姓等人群，是新疆晋唐时期多民族文化的典型墓葬，这里与河西乃至中原一脉相承的墓葬形制与聚族而葬的丧葬方式，是西域各族居民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及对中华文化深刻认同的生动展示［26］。

从秦汉时期至隋唐时期，汉族在与各民族交往中不断发展，其在国家的主体地位愈发显著，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处于先进水平，并对周边民族地区影响不断扩大，而各民族地区在吸纳和继承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创新进步，为国家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四、各民族认同中国，统一是大势所趋

宋辽夏金时期是中国王朝分立时期，前期是北宋与辽、西夏的对峙，后期是南宋与金和西夏的鼎立。宋朝据有中原和南方，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优势，经济繁荣，文化发展，是中国的主干。辽、金、西夏是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多民族王朝，都吸纳中原成法，表现出对中国国家的认同［27-28］。

北宋都城开封府因黄河泛滥淤积，而被埋于地表8米以下，通过考古发现仍能了解到这一当时中国最大城市的依稀面貌，而北宋画家张择端留下的《清明上河图》则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开封府的繁华。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浙江杭州南宋临安城遗址及官窑遗址，是南宋的都城遗址及同时期的官窑遗址。开封城和临安城分别是北宋和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十分繁荣，也是各民族王朝使节来往聚会之地。

内蒙古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是以契丹族为统治者的辽朝皇都上京的遗址，为辽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的草原都城之一，遗存有皇城残墙（见图11）、雕花柱础及大量珍贵文物。其中皇城为宫殿衙署所在，为皇亲国戚、达官贵族住地；汉城是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作坊遍布。该遗址反映了辽朝多民族共存、关系密切的史实。

图11 辽上京西城墙遗址

黑龙江金上京会宁府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是金王朝修筑和使用的第一座都城，是金代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体现以女真族为主体的北方渔猎民族发展进程的标志，显示出宋、辽、金三朝都城建制的密切关系。金上京城的规划理念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对于探索认识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西夏陵位于宁夏银川市西贺兰山下，东临银川平原，是西夏皇家陵墓，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见图12）。西夏陵分布9座帝陵，270余座王侯勋戚的陪葬墓，另有陵邑遗址1处，还有专为陵区烧制建筑材料的砖瓦窑址和石灰窑址数十座。陵区规模宏伟，布局严整，其建筑吸收了自秦汉以来唐宋帝陵之所长，同时其陵台为密檐式的多层实心高塔建筑，在中国陵园建筑中颇具特色，显然受到了佛教丧葬的巨大影响，使汉族文化、佛教文化和党项族文化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构成皇室丧葬制度中别具一格的形式。在陵墓的碑亭遗址出土了大量汉文和西夏文残碑块，证实当时碑亭中有两种文字墓碑，反映出当时汉文和西夏文都是通用文字，汉文化和党项民族文化的深度交融［29］。

图12 西夏陵三号陵

贵州遵义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见图13）是始于唐而终于明的中国土司遗址，展示出播州杨氏土司司治、关囤、墓葬、庄田四套遗存体系共存的格局，特别是海龙屯、养马城遗址和其司治的两套城池体系，均兼具军事和行政功能，可以了解到其与中央王朝之间政治演变关系，了解中央王朝对边疆文化的影响，深化对羁縻土司制度的认识［30］。2015年此遗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联合代表的中国土司遗址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图13 2016年考察贵州播州土司遗址

元朝是中国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建立的全国性王朝。蒙古族统治者大力吸收和发展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兴学立教，尊经重儒。元代对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中央对民族地区的管理比羁縻制度时期要紧密得多，汉文化在民族地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深化。

内蒙古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是蒙古国、元王朝前期的首都。遗址以宫殿遗址为中心，分层放射状分布，既有土木为主的宫殿、庙宇建筑群，又有游牧民族传统的蒙古包式建筑，显示出高度繁荣的草原都城的宏大气派，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的产物，是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融合的杰出典范［31］。

此外，有元一代留下了很多反映民族关系的重要考古文物遗址，作为元大都的北京城保存有不少重要元代遗存，如元大都城墙等。特别是坐落在北京西城的白塔寺是蒙古文佛经的翻译刻印中心。白塔寺于至元八年（1271年）修建喇嘛塔，后以塔为中心建寺庙名大圣寿万安寺，明重修寺庙，更名妙应寺。这里是将佛经翻译和印刷成回鹘式蒙古文的中心，参与元代译经活动的译师是多民族的，有蒙、汉、回鹘、吐蕃、西夏等民族译师，译经的母本也有梵、藏、汉等多种文字。这种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献翻译活动大大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远在西域的吐鲁番出土的蒙古文佛经就记载为“大都白塔寺内刻印”，可见北京白塔寺翻译刻印的佛经远传至新疆一带［32-34］。著名的北京居庸关过街塔云台门洞内，两壁刻有四大天王，壁间有梵文、汉文、藏文、八思巴字、西夏文和回鹘文六种文字题刻的《陀罗尼经咒》和《造塔功德记》，刻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突出地反映出元代多种民族文化并存、美美与共的和谐关系［35］。

明朝统一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部分蒙古族在长城以北，有时与明朝对抗，有时归顺明朝。明朝对民族地区继续实行土司制度，中、后期逐渐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清代是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多民族大一统王朝，对民族地区加强管理，大力推进改土归流政策。

纳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明清时期的发现仅有北京明定陵等3项。当然这一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和文物遗址远不止这些。明清时期反映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的遗产非常丰富。

北京市的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有24位皇帝相继在此登基执政，至今已有600年左右的历史，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构建筑群。故宫中的殿、宫、门的牌匾都是汉文和满文合璧的，显示出清代满族的统治地位和汉族的主体地位。

承德避暑山庄又名“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中心北部，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历经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建成，成为中国现存占地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见图14）。其中的寺庙有藏式寺庙、汉式寺庙和汉藏结合式寺庙，融合了汉、藏等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是当时清廷为了团结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而修建的标志性建筑群。

图14 1980年考察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

中国从宋辽夏金时期至明清时期，既有政权分立时期，又有全国各民族大统一时期，但无论在何种格局下，各民族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对中国的认同，对统一的坚持和渴望，各民族彼此的交往愈益密切，互相之间的关系愈趋牢固，中原王朝对民族地区管理愈显成熟，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强了共性。

五、结语

纵观中国百年考古，可谓成就巨大、收获颇丰，见证了中华民族璀璨悠久的文明，为系统梳理、研究、总结中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实物资料。这些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与中国传统的文献记载相结合，构建出中国生动而多彩的历史画卷，同时也能显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并可提炼出一些重要认识和历史经验。

第一，以大量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为依托，可以证实在远古时代的中国大地上，中原地区的先民以及周边各地的先民相互影响、共同进步，谱写了中国早期社会发展的篇章，再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国早期国家诞生的情景，奠定了此后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

第二，秦汉以来，主要居住于中原地带的汉族逐渐形成并率先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并不断容纳了很多少数民族，成为人口占中国绝大多数、居住地域越来越广阔的民族，造就了其为中华民族核心的地位，成为中国不间断发展、壮大、巩固的基石。

第三，中国在汉族形成的同时，各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也陆续登上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并与中原地区产生密切关系，吸纳、继承中原地区优长，创造并展现自己的特色，为中国历史发展作出显著贡献。有的民族发展成为当代的少数民族，也有不少民族融入汉族等其他民族而消失。少数民族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第四，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全国统一时期，还是王朝政权分立时期，各民族多表现出对中国的高度认同，即便是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政权也冀望中国的统一。不少少数民族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地区无疑始终起着压舱石的稳定作用，而汉族则是维护国家统一的中坚力量。

第五，经过历史的长期锤炼，在中国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联系、稳定而关系密切的经济活动，以及在互相理解和认知的心理素质中而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随着各民族的交往日益深入，中央王朝管辖范围逐步扩大，民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原王朝对民族地区管理越来越直接、具体、细密；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增强，各民族在传承、保留一定民族特点的同时，共性越来越多。

第六，各民族结成一体，使中国物质和精神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中国的中原地区以农耕文化为主，而在北方和西北地区则主要是草原文化，东北一些地区有渔猎文化，南方一些地区分别有稻作文化、山地文化。这些文化又往往相互杂糅渗透，形成混合类型的文化。这些因自然条件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类型物质文化，又衍生出相应的五彩纷呈的精神文化。

第七，历代王朝的都城，特别是中原王朝的都城成为各民族密切交往的中心，不仅各民族使节往来汇集此地，而且很多少数民族居住此处，或为官，或学习，或贸易，是各民族荟萃之地。这些都城同时也往往有域外人员往来，成为与周边国家交往交流的中心。边疆民族地区是对外交往的窗口，是与国外直接交往的地区。中国很多精美的物产如丝绸、瓷器等通过这些地区输往国外，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也首先通过这些地区传至世界各地。同样，其他国家的一些中国所需的物品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以这些地区为通道，传入中国。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不少分布于沿边和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对中国的对外交流与国际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八，历史经验证明，各民族之间要加强交流、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在新时代各民族应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加强、深化交流交往交融，提倡、促进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互动合作，在民族平等的前提下，增强中华民族一体的观念，在保护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共性，强化祖国意识、公民意识，加强民族团结，进一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各地要认真做好文物保护和考古成果的宣传工作，为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贡献。各族人民要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要做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促进派，要做各民族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促进派，要做各民族互相交流和学习、共同发展繁荣的促进派。各民族要团结一致，共同发展进步，合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