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亭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年末，中国全国人口为14.1175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中国人口出现60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管是国家还是地方政府，近年都频繁出台了支持生育的政策。

普遍的共识是，与大多数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不同，中国的人口基数和结构差异大，且经济发展阶段还未到达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中国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这也导致我们提出以下问题：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是不可逆的吗？在一个“劳动力多且廉价”的国家，人口基数和结构的变化将带来怎样的社会及经济变革？如何理解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劳动力增值与失业率上升之间的矛盾？人口负增长的事实可以为经济和社会福利改革带来怎样的机会？

在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等热词和不同的计量数据的背后，我们更应该关注什么？这是我们对两位访谈对象提出的共同问题，邀请他们从人口结构、社会福利和宏观经济政策等不同层面来分析当下的人口现状。

在对两位人口学研究者的访谈中，他们都认同，事实上，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并非新鲜事，早在三十年前就发生了。人口问题得到的广泛关注，不必看成一次危机，而是政府与公众一起检阅经济发展、公共事务应如何改革的一次机会。

王广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Yi：YiMagazine

W：王广州

Yi：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年末，中国全国人口为14.1175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中国人口出现60多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这在你或其他人口学家的预期之内吗？

W：根据原来在常态下的估计，我们认为中国人口会在2026年至2027年进入负增长。当时我们是按照抽样调查0.59的二孩递进生育率来模拟和预测的，也就是已生育一孩的女性有59%的概率会生育二孩。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2020年全国的数据出来之后，我们判断中国随时都可能进入负增长阶段，因为死亡人数上升得非常快。

中国实际进入负增长比我们原来的预期要更早一些。其中新冠疫情对于人口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比如疫情带来的健康损失、备孕的不便、死亡人数的增长等。但我们一直强调，人口负增长迟早会到来，只是时间的问题。

人口由增长变成负增长必定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因为变化趋势的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了。有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相当于你原来挣的钱再少，你是不欠钱的，现在你未必挣得少，但你是欠钱的。而我们以往几乎所有的社会发展规划都是按照增长来设计的，没有按可能负增长来设计。

Yi：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中国人口可能进入负增长阶段，又是如何作出的判断？

W：我们最早看到的是生育率的问题。国际上通常把总和生育率2 .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平均每对夫妇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实现上下两代人的人数相等。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为1.18，但也有研究者估计的总和生育率达到了1.66左右，我当时估计的总和生育率在1.38左右甚至更低一些，反而属于“少数派”，而总和生育率降到1.5已经算进入低生育率陷阱。但不管是哪种推测结果，总和生育率都已经低于当时1.8的生育率目标，更不用说2.1的人口更替水平了。

另一方面，中国各地的人口具有异质性，生育率有高有低，也不能只看全国平均水平。我们当时就提出，有些地区的生育率已经极低，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时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就不到1.0。东北地区早在1980年代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0，根据出生规模估计，2020年东北地区总和生育率仅为0.86。

可以看到，中国整体的生育率趋势是在下降的，实际的生育率与目标生育率有差距，并且从区域来看，下降的趋势也是在蔓延和扩大的。所以在2013年以前，我们就在呼吁尽快实行全面两孩政策，原因就是在长周期之下生育率仍体现出了这样的规律性，那我们肯定会面临负增长，甚至很难达成缓慢的负增长。

Yi：从绝对数量和规模上说，中国不同年龄段的规模分别是什么状况，近年来又有哪些突出的变化趋势？

W：中国的人口总量是大的，所以几个年龄段的人口规模都还是大的。但出生人口逐渐减少，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原来几乎所有的预测都认为，每年10 0 0万人以上的出生人口规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至少能保持在990萬人以上。但现在看起来很难，2022年中国的出生人口一下掉到了956万人，并且这个变化趋势和越来越宽松的生育政策是相反的。2015年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出台的时候理论上应是生育高峰，因为处于最佳育龄期（25到34岁）的女性比2010年增加了1588万，而15到24岁年龄组的女性减少了2849万，所以2016年到2017年应该会出现生育突增。然而，2016年作为新生育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人数为1786万，2017年则降到1723万，预想之中的高峰并没有到来，也没有达到一些学者预测的2200万至2700万。

Yi：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口在结构上呈现出了怎样的特征？

W：现在中国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其中不仅仅包括年龄结构，还有空间结构、性别结构 等。

从年龄结构上说，现在少子化比较严重。我们有个指标叫基准出生人口比例，即实际出生人口与基准出生人口的比例。我们把年龄结构不变、出生率等于死亡率的状态称为静止人口，在不同的预期寿命和人口规模背景下，静止人口状态的预期出生人口规模即基准出生人口。当基准出生人口比例接近1时，人口结构可以维持一个相对稳定和平衡的状态。1995年前，中国这个比例是大于1的，也就是仍处于新增人口增长型时期。而1995年之后，这个比例不仅小于1，且越来越低，根据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基准出生人口比例约为0.63，相比2000年和2010年的0.79和0.77大幅下降，这意味着新增人口快速衰减，并且在加速减少。

还有一个重大转变是，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首次超过了0到14岁的少儿人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超过了18%，我们面临着人口的快速老龄化。而这还有另一层表现是劳动力的老化，就是在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以上的劳动力占比越来越高，且增长速度也很快，甚至比老龄化的速度更快。

从空间结构上说，一方面是城乡结构，2010年人口普查的时候中国的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基本上各占五成，而202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城镇人口占比超过了60%，这意味着社会结构、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回到人口本身，总体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和女性就业率提升或保持较高水平都会促进晚婚晚育，使得低龄人口占比不断下降，整体形成了人口年龄结构循环下降的趋势，也就是所谓的负惯性。另一方面是区域结构，人口在一些热点城市不断大规模聚集，而一些东北、西北等地区人口大量向外迁移，这种冷点越来越冷、热点越来越热的不均衡状态也需要警惕。

至于性别结构，除了我们通常关注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高龄化的阶段我们也会面临性别结构的问题。目前老年人口中无配偶男性约为1/3，无配偶女性则在2/3以上，而男女的预期寿命差距在逐渐扩大，未来老年女性无配偶的比例会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男性与女性在老年阶段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男性大体为10个月左右，女性为18个月左右。那么女性预期寿命更长，不能自理的时间也更长，而女性目前在社会中的收入水平是相对低的，这就会带来养老的问题，是我们未来要认真解决的。

Yi：你也提到了城乡结构的问题，我们知道城乡生育意愿和生育率是存在差异的，这对人口结构有怎样的影响？

W：它会影响城乡劳动力的供给。原来城镇生育率比农村低很多，而城镇的经济体量和快速城镇化发展趋势又需要很多劳动力，所以就形成了从农村到城镇的流动人口，也就是所谓的农民工进城。但我们现在观察到，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流动人口“老了”，原来15到44岁年龄组约占了流动人口的85%甚至90%以上，但现在45岁以上的流动人口逐渐增加了。还有一个现象是，农村的生育率下降得很快。一个原因是农村的育儿成本增加了，比如原来乡村小孩在村镇的学校上学就可以了，现在几乎都要去县城，在县城或中心城镇买房基本是标配和迅速增长态势。另外还存在婚姻挤压问题，也就是处于适婚年龄的男女人数不平衡，结婚难。农村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高于城镇地区，2005年出生男女性别比甚至达到120∶10 0，那么预计2025年这批人到了适婚年龄，男性人数就大大多于女性。我前几年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区域调研，他们出生男女性别比最高时超过了125∶100，30岁左右的性别比甚至高达140∶100，多出的这些男性结婚都存在问题，更不用说生育了。

Yi：你之前还曾提及，家庭规模的缩小是中国人口特征的一大根本性变化。具体表现是怎样的，为什么说这是根本性的变化？

W：2016年我和韩国专家交流的时候，对方问我中国的一人户占家庭户的比重是多少，我发现我都没有特别关注过这个数据。后来我特意查了一下，2010年中國的一人户占比约为14.7%，当时日本和韩国大概为28%到30%。到了2020年，中国一人户的占比已经增加到25.39%，超过了1/4，我们从原来的两人户和三人户为主，变成了现在的一人户和两人户为主。

这是家庭小型化的重大转变，它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变化，社会系统运行的底层逻辑发生了变化。具体来说，更多人独居也意味着更多的人晚婚或不婚，从人口学上看，我们的生育率还会继续下降。

还有另一个佐证数据是平均初婚年龄。2020年，中国人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而2019年为27.68岁，仅仅一年就增长了一岁，这个速度非常快，原来需要四五年才会增长一岁。从生育的角度来说，生育推迟一个月都会影响生育率，更不用说推迟一年了。

根据2020年的数据，男性的初婚年龄接近30岁，女性接近28岁，那么初次生育的年龄基本要在30岁以上了，其实剩下的最佳生育时间就不多了，之后想多生都生不了了。理想生育间隔一般为3年左右，那么生二孩、生三孩就要在35岁甚至40岁以上了。而从自然生育率的角度看，35岁以上自然生育率就下降得厉害，40岁以上就更低了。这也是我强调的人口负惯性作用，人们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低迷。

Yi：在你看来，当前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型处于什么阶段，未来中国人口变化的趋势是怎样的？为什么？

W：从理论上讲，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变。第一次人口转变是指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大致降到更替水平。而第二次人口转变是指生育率继续下降，且主要原因是人们婚育、家庭等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表现为结婚减少、离婚率增加、非婚同居和生育增加、单亲家庭增加等。中国现在已经可以观察到一些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征，离婚率和终身不婚的比例上升都非常快，性少数群体也在增加。

未来中国的人口规模会快速下降，根据目前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状况结果来看，未来10到20年内，我们10多年前研究认为中国有40%至60%的育龄妇女育二孩的情景可能性更大，达到80%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总人口的高峰达到或超过14.5亿的可能性很小。当下我所担忧的不是负增长，而是加速的人口负增长，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越来越快。我们原来预计在“十四五”期间每年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会少100万人左右，但现在显然要多多了。2017年以来，出生人口规模持续下降，每年相比上一年下降的幅度为63万人、200万人、58万人和265万人，总体降幅超过580万人，到2025年前后降幅可能就会达到900万人以上。

中国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趋势很难逆转了，我们目前的结构问题已经是积累了20年以上的问题。自从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调整以来，全国性和区域性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都表现出了稳定性。国家卫健委2017年和2019年的调查结果中，理想子女数为2个的比例分别是80%和78%，理想子女数为3个的则是6%和5%。而现在即使我们已经放开了三孩政策，也没能维持出生人口规模和总和生育率的稳定。

我们已经进入了低生育陷阱，这不仅仅是基于生育率水平，更重要的是影响生育率下降的条件和作用机制。欧洲学者提出了低生育陷阱的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原理，其中包括潜在母亲的减少、年轻队列的理想家庭规模小于年长队列、年轻队列个人的消费愿望与收入预期差距过大等多重因素导致的生育率下降。而这些方面我们都已经有所体现，初婚人口规模大幅度减少，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增加促进生育水平和未来生育预期下降，年轻人口的大城市化和房价的快速上涨也是当前抑制生育的关键因素。而所谓的陷阱，意味着一旦下去就很难上来了。从长期变化趋势来看，2020年以前我们研究认为，未来总和生育率能维持在1.2到1.4之间就很不错了，超过1.4的可能性不大。

老年人口比例持续、快速上升的趋势也是不会发生改变的。我们预计在未来30年，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将迅速增长到30%以上。此后，老年人口比例将长期处于一个高比例水平，下降的可能性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