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田

中西功，1910年出生于日本三重县多气郡西外成田村。中学毕业后，于1929年以公费留学生身份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读书，1930年在中共党员王学文的领导下，开始参与中国革命。中西功在隐蔽战线做出了让中共中央称道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贡献，为了信仰，舍生忘死和临危慷慨凛然的气概连敌人也为之惊叹。1973年，中西功因病去世。翌年，其自传体遗著《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出版。本文所介绍内容均取材于该书，相关史料均首次在国内公布。由于隐蔽战线的特殊工作属性，中西功及其中共友人留下的史料极其有限。借以此文丰富中西功及当年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英勇事迹。

关于中西功的两个认知误区

首先，中西功是否加入過中国共产党？

现在国内很多展览、纪录片和著作文章等在介绍中西功时，习惯称其为中共党员。这是错误的。中西功在其回忆录《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中介绍了自己为何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我可以确定的是，西里龙夫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但我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从来没有递交过入党申请书，在外人看来这也许有些不够积极，但我当时的考虑是：在中国参加革命，与中共发生联系并接受其指导就已经足够了。我们是日本共产主义者，有自己的小团体，我们与中共是合作，并肩战斗的同志关系，并不是从属关系，所以我一直没有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虽然中西功没有加入中共，但他仍然定期向中共党组织捐款。他解释说：“因为我不是中共党员，所以我无需缴纳党费，但我依然跟正式党员一样定期向中共党组织捐款，从我内心来说，相当于变相的一种缴纳党费吧！”

中西功是中共党员的错误论断可能也正是由此而来。不妨大胆猜测，当时的党费收缴人员收到中西功的捐款后，很有可能将其误记为党费，而后来的研究人员看到中西功有缴纳党费的记录，又错误地认为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其次，中西功是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返回过日本？

国内一些纪录片和著作在介绍中西功时，习惯使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西功冒着生命危险潜回日本，秘密收集情报，经他综合研判得出了日本最有可能在1941年12月份第一个周的周末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情报”的表述。这一表述是错误的。中西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根本没有回过日本。

据《中西功略年谱》记载，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西功最后一次回日本是1940年5月，应日本有关方面的邀请返回东京，在参谋本部、海军省、兴亚院等多个机构举行了关于中国战力情况的报告。当时日本警视厅破获了企画院中国问题研究会一案，进而发现了中西功参与革命的线索，计划在中西功作完巡回报告后第二天逮捕他。但万幸的是，在结束东京巡回报告当天，中西功突然接到上海满铁事务所的电报，要求他乘坐第二天凌晨的飞机尽快返回上海，然后赴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部作报告。第二天凌晨4点左右，中西功从东京羽田机场乘机飞回上海。等天亮后，警视厅去抓他时，飞机早已起飞。中西功在回忆录中写道：“对我来说，日本内地已经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1940年12月，满铁调查部的“中国战力第三次调查委员会”在上海举行第三次报告会，尾崎秀实从东京飞到上海参会。在尾崎秀实下榻的酒店房间内，中西功和尾崎秀实进行了一次长谈。尾崎秀实告诉他：“你千万不要回日本。你已经在警视厅内挂上号了。你一回去，他们就会抓你。另外，最近我觉得自己身边也变得怪怪的，也许我们再也无法见面了。不管最终怎么样，我们要把联络暗号定下来。”

尾崎秀实和中西功约定了“无甚大事”“加强戒备”“赶紧逃跑”三种情况下使用的暗号。1941年10月，尾崎秀实和佐尔格被捕。1942年1月，尾崎秀实托人以“白川”的名字向中西功发来暗号电报，要求中西功“快逃”。

此外，关于获取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期，中西功在回忆录中写道：“11月下旬，日本将要对英美作战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满铁的密码电报已经收到了日美谈判的相关情况和即将调往南方的日军部队的编成表。大家都明白，日美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是战争会在哪一天爆发。11月30日，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召开重要会议，很快传出日本将于12月上旬的某个周日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消息。”

中西功首先判断可能会是12月1日，但是战争没有爆发。之后中西功又判断可能会是12月8日。直到12月7日晚上一切都还正常，上床睡觉前，中西功又判断可能会是12月15日。结果在12月8日凌晨，中西功听到了日本海军炮击驻上海的英美军舰的枪炮声。中西功当时不禁感叹：“果然是今日。”

上述内容详细记述了中西功获得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情报来源及其本人的研判经过。在已深知自己返回日本会面临被捕的险境，且情报来源又非常丰富的情况下，中西功根本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返回日本收集情报。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王学文在早期中日革命关系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曾在京都大学学习，师从河上肇，日语流利，是一位出色的理论家。1927年回国后，他在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左翼文化运动，曾担任中央文委书记，后调入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

1930年初，东亚同文书院的校内民主化运动蓬勃发展，学生们成立了各种协会组织。中西功当时19岁，参加了由左翼学生组织的中国问题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邀请王学文为辅导老师，讨论的首个题目是《中国社会的性质》。当时，王学文等比较知名的学者正在与托派就中国社会的性质展开激烈争论。

中西功与王学文的接触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0年中西功参加中国问题研究会至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这段时期中西功作为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在王学文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反战宣传活动。之后，中西功随东亚同文书院撤回日本。第二阶段是1936年中西功到上海恢复与中共党组织的联系到1937年王学文离开上海去延安。这段时期中西功作为满铁的工作人员，在王学文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情报搜集活动。

1935年，上海党组织遭受严重打击，很多组织遭到破坏，但是王学文领导的组织幸存下来。西里龙夫与王学文一直保持联系。1936年5月，中西功回到上海，通过西里龙夫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中西功回忆：“西里龙夫带我去见王学文，会面地点选在公共租界内的一家中国旅馆。王学文穿着素朴的中式长衫，体型消瘦，步履矫健。他用力地和我握手。终于又和中共党组织联系上了，我的内心非常激动。我们谈了很多。王学文问我，日方估算的东北抗联的人数是多少。我回答说两三万人。王学文哈哈大笑，告诉我这个估算数太少了，实际人数要多得多。”

在此次会面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公共租界的巡捕突然到会面旅馆检查。王学文、西里龙夫和中西功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同志，他们表现得很平静，平安无事地应付了过去。根据中西功回忆，当时他们聊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王学文留下一名同志，安排好下次中西功与这名同志的接头事项后，步履轻松地走了。西里龙夫还跟中西功开玩笑：“王学文没事的，他对上海的每个犄角旮旯都门儿清，什么地方安全，什么地方危险，他最清楚。”

1937年春，按照党组织安排，王学文离开上海前往延安，从此结束了与中西功等人的联系。中西功在回忆录中感慨：“日本警察和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一直都想抓住王学文，但最终也没能把他抓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他是一位非常可爱的中国青年”

陈一峰真名为倪兆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不久，其重要成员胡也频被捕牺牲。胡也频曾用过笔名一峰。西里龙夫和胡也频的关系非常好，胡也频牺牲后，西里龙夫很悲痛。后来党组织安排倪兆渔联络西里龙夫，为了安全起见，西里龙夫就给倪兆渔起了陈一峰这个化名。

1936年中西功到上海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后，陈一峰负责联络中西功。陈一峰每周和中西功、西里龙夫见一次面。中西功回忆：“陈一峰三十岁左右，革命经验丰富，个子不高，体型比较小，长着一张娃娃脸，性格开朗，说话直来直去，不喜欢拐弯抹角，而且很喜欢开玩笑，大家都很喜欢他。”

为了让双方的频繁见面不令人起疑，中西功特意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征募中国学友的广告。中西功将陈一峰混在众多应聘者中，最终选择了包含陈一峰在内的三名中国人来做学友。经此运作，中西功与陈一峰的联络就变得合情合理。那时上海四马路有很多高级的中餐馆，且有很多日本人出入。中西功特意选择四马路的餐馆，和陈一峰边吃边聊，在说说笑笑间就完成了情报交联任务。当需要花较长时间讨论的时候，中西功会找一家中国旅馆，订个房间双方慢慢聊。每次中西功和陈一峰会面，都会带上西里龙夫。所有的消费支出都由中西功或者西里龙夫负责，绝不会让陈一峰出钱。

中西功对陈一峰的印象非常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直至今日，我对陈一峰的印象都非常深。他是一位非常可爱的中国青年。”中西功还回忆了陈一峰的两件趣事：一是每次中西功或西里龙夫请吃饭，菜上來后，陈一峰都会招呼大家把菜“消灭掉”。一开始中西功还不知“消灭掉”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就是把菜吃完的意思。二是有一次中西功向陈一峰介绍日本的美丽景色，陈一峰流露出对日本美景的“无限憧憬”，还说：“等以后和平了，一定要去日本看看，充分感受一下日本的美景。”

1939年5月，西里龙夫被调往南京，负责创建中央电讯社。中共党组织安排陈一峰跟随西里龙夫前往南京，继续负责联络工作。为了合情合理地安排陈一峰进入中央电讯社，西里龙夫特意在报纸上登载征文广告，征文内容是谈“建设方略”，名义上是招募记者，其实主要意图是借机把陈一峰安插进去。陈一峰当时已是中共党员，决不可能为汪伪政权撰写建设方略，他找到中西功，求他帮自己写这篇文章。中西功先是用日文写了一篇，然后找人翻译成中文。陈一峰就把这篇文章交了上去。西里龙夫从众多征文中挑出五六篇，连同中西功代写的那一篇，一并提交给审查委员会评审。最终，陈一峰的文章获得第一名，他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中央电讯社，没有引起任何人怀疑。后来，在西里龙夫和陈一峰的努力下，更多的中共党员进入中央电讯社。

“中共党员的典范”

1938年前后，中西功情报小组发展迅速，原有联络员陈一峰已不能应付日益增多的情报传递任务，于是党组织决定再派一名联络员加入其中，此人就是郑文道。郑文道化名程和生，于1938年底加入中西功情报小组。

中西功对郑文道的评价很高：“郑文道很有日本范儿，看上去就像一位有教养的日本绅士。当我们一起走在大街上时，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一名中国人。他非常谦逊，说话温和，从不空谈革命理论，也从不炫耀自己多了不起。他是一位对党忠诚，性情温厚的年轻人。他很顾及别人的感受，不会做伤害他人感情的事。他就像‘圣人一样，身上几乎凝结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所有传统美德。”

中西功还评价道：“他不是一个消极的人，从与他的交谈中能够感受到他强烈的革命意志。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他的革命经历，但据和他相熟的同志介绍，他曾在山东参加游击战争，是一位优秀且勇敢的战士。”“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位经受过游击战争考验，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同志。”

1939年底，苏芬战争爆发。中西功对苏芬战争及当时的中国形势产生了很多疑问，于是通过郑文道向中共党组织提出请求，希望能够派同志答疑解惑。中共党组织答应了他的请求，派出一名同志，在法租界一名苏联大妈的家中与中西功进行了讨论交流。

据中西功回忆，党组织派出的同志30多岁。他不知道这位同志的名字、职务和经历。关于中国的农民问题、抗日战争问题和国民党问题，中西功更多的是采取倾听的态度，主要听那位同志讲。但是关于苏芬战争问题，中西功并不认同那位同志的观点。中西功对苏芬战争中的苏联一方持肯定态度，但是那名同志持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第二天早上，郑文道来接中西功，询问头晚的交流情况。中西功首先感谢了中共党组织派同志答疑解惑，但同时也如实地反馈了他并不认同那位同志关于苏芬战争的观点。郑文道建议他把自己的观点书面整理出来，由其正式提交给上级组织。中西功听从郑文道的建议，以书面形式向党组织报告了自己关于苏芬战争的看法。

没过多久，郑文道正式向中西功传达：“党组织非常重视你的观点，组织了专题研讨，上次那名同志也参加了。最终党组织认为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党组织让我转达对你的感谢。”

中西功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我的观点正确与否其实并不重要。但是，中共党组织对下级人员意见的高度重视，即便是再小的意见，也要组织讨论并认真给出答复的态度，让我非常感动。”

1941年，满铁上海事务所成立特别调查室，负责搜集中国的情报信息，委任中西功为主要负责人。中西功将特别调查室的办公地点选在法租界的交通银行，同时通过特殊运作将郑文道等中共党员安插至调查室工作。最终，该调查室除中西功外，所有员工全部为中共党员。

此外，中西功还兼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特约顾问和七号事务所的特约顾问。七号事务所是日本陆军省财务部门的下属机构，负责华中地区的物资调配。中西功在工作中发现，受七号事务所严格控制物资流通的影响，工业产品在上海与国统区、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价格差。上海的物价便宜，如果把上海的工业产品运往内地出售，可以获取巨大利益。

中西功利用自己特约顾问的身份，从七号事务所拿到出货许可证，然后委派特别调查室的郑文道等中共党员将货物运往内地。此外，中西功还从日本军方搞到特别通行证，调查室的中共党员可以凭通行证在上海与内地之间自由往来，将搜集到的资料和信息汇总到中西功处，由他加工处理后通过郑文道将成果报送给上级党组织。

1942年3月，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发电，要求协助逮捕中西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指派驻上海日军宪兵队对中西功进行了为期两周的秘密跟踪调查，最终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关东军宪兵队的逮捕请求。

3月底，满洲日报社上海分社社长河村好雄被日本警视厅逮捕。河村好雄是中西功东亚同文书院的同学，曾在佐爾格情报系统工作，后来转入潘汉年情报系统，与中西功并肩作战。

中西功意识到危险离自己越来越近。他找郑文道商量对策。郑文道建议他即刻离开上海，前往新四军控制地区，但是中西功颇为犹豫。他舍不得离开上海，自己从事革命工作多年，所有的关系都在满铁、上海和日本，一旦进入新四军控制区，将失去所有的工作条件，以后将难以再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4月初的一天，满铁上海事务所的前台突然告知中西功，有人找他。中西功从来人的气质、用语以及谈话内容判断，此人应该是日本警视厅的警察。那人走后，中西功再也没有回家，悄悄住进了原法租界的一个旅馆。

6月14日，在中西功上海家中留守的妻妹打来电话，说有两个年轻女孩经人介绍从日本来到上海，请求中西功帮忙找工作。中西功询问了住宅周边的情况，确定无可疑人员监视后，于6月15日返回家中并留宿。6月16日凌晨，中西功在家中被警视厅和领事馆的警察逮捕。

中西功被捕一个多月后，日本宪兵队逮捕了郑文道。在这期间，郑文道本可以逃跑，但他怕这样做可能会对中西功不利，所以冒着被捕牺牲的危险毅然留下，每天照常上班，同时搜集关于中西功的消息。

中西功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郑文道曾对他说过的一段话：“如果你被抓去，也许我也会被抓，我会为你掩护到底。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那么为了保卫组织，我将一死了之。”

郑文道被捕后，警察问了他几个最基本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他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于是决心牺牲自己来保护组织。郑文道从押送他的卡车上跳车自杀，但是没有成功。后来在审讯过程中，他趁敌人不备再次跳楼自杀，壮烈牺牲。郑文道的牺牲，使日本特务妄图通过他破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企图彻底破灭。

中西功在回忆录中称颂郑文道为“中共党员的典范”，他写道：“直到今天，只要周围无人，我就会想起他那亲切热情的双目。这是一对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眼睛，是一对永远慷慨、含笑就义的明珠。”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编辑/吴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