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全国人民正集中力量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时，却再次面临着外部侵略的威胁。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的考虑，不仅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还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军为主，英、法等15个国家有少量部队参加的“联合国军”，进一步扩大侵朝战争。更为过分的是，美军一面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阻挠中国统一大业；一面无视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并多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国家安全。

在战况陡转危急的关头，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两次请求，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讨论，最后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8日晚，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入朝作战命令。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了同朝鲜军民的配合作战。同时，国内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也随即展开。重庆人民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和重庆市委领导下，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抗美援朝运动。

开展广泛宣传 教育动员群众

重庆是国民党盘踞大陆的最后巢穴，也是大陆解放较晚的地区之一。在抗美援朝初期，一些人对什么是抗美援朝、如何投身抗美援朝运动等问题存在模糊认识，有人表现出喜忧参半的矛盾心理，担心“引火烧身”“惹祸上门”，更有个别城市居民和乡村农民连朝鲜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都弄不清楚，甚至闹出“男（南朝鲜）、女朝鲜”的笑话。为此，广泛、深入、持久、有效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便成为整个运动的当务之急。

1950年11月23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重庆分会（即重庆抗美援朝分会）成立，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任白戈任主席。分会办公室设在市委宣传部内，其成员由市委宣传部、市工会、市妇联、市团委、市青联和市群众团体及民主党派的干部组成。全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干部群众中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当月，市委便组织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的干部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系统学习，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向各阶层普及深入宣传。

1951年1月中旬召开的重庆市党代会和2月初召开的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专门强调了党委领导是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根本保证，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抗美援朝的思想教育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并责成各级党委成立宣传委员会，广泛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和各民主党派，组成宣传队伍，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宣传工作充分运用报刊广播、资料图片、板报壁报、文艺节目等形式，采取座谈会、学习会、报告会、展览会等，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热潮。

特别是每逢妇女节、劳动节、建军节、国庆节、重庆解放纪念日以及春节等，都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游行示威、签名等活动。比如1951年的春节，全市文艺工作者就创作了戏曲剧本100余个，歌曲100首，曲艺20多篇，各种油画、漫画、连环画1000多幅，其他文艺作品200多篇，极大地鼓舞了全市市民。五一节，全市又分区举行了集会游行，参加群众达100余万人，拥护和平公约签名者超过130万。

为了加强对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全市还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性政治运动。在机关党员和干部中，通过整风整党，针对部分同志认为“抗美援朝与己无关”“抗美援朝会妨碍工作，影响和平建设”，以及对抗美援朝盲目乐观等错误思想，进行了耐心的教育、谈心、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通过党代会进一步統一了全体党员的思想认识，保证全体党员在抗美援朝各个阶段各项工作中始终走在前面。在知识界、文化教育界，开展了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一些以前有着“崇美”“亲美”思想的专家学者和青年知识分子，逐步转变原有立场、观点，逐渐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培养了对劳动人民和志愿军的感情。在工厂企业和农村，通过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运动，摧毁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体会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自觉参加抗美援朝各项活动。这一系列运动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有力地支持了全市抗美援朝运动的顺利进行。

踊跃参军参战 立志保家卫国

重庆各界青年积极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参军参战。1950年底，重庆市委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关于开办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迅速成立重庆市军事干部学校招生委员会，在各区设立办事处，招收学历在中学以上的青年学生。

经过短暂宣传动员，全市学校一片沸腾，纷纷表决心，有的学生两次写血书要求报考从军、赴朝参战；有的学校全班、全年级甚至全校学生集体报名投考军事干部学校。通过报名和报送两个渠道，以及体检、考试、政审三道筛选，至1951年底，据粗略统计，全市有1000余名青年学生被各级各类军事干部学校录取。

许多青年为了实现参军赴朝作战的愿望，在体检时，担心体重不够，往口袋里装几块鹅卵石上磅秤的有之；害怕身材矮，踮起脚跟量身高的也有之。有些一次体检不合格，二次三次反复要求重检。一时间，妻子送郎报名参军、母亲勉子杀敌立功、姐妹携手同报名、兄弟并肩上战场的佳话遍布城乡。

据市民政局和抗美援朝重庆分会1953年的统计，重庆先后有2696名青年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共有207人血洒疆场壮烈牺牲。这200多名烈士中，有普通战士、排连长、文工团员、卫生员、报务员、文化教员、干事、团政委，渡江战役、五次战役、上甘岭等几乎所有战役战斗中，都有重庆儿女英勇献身、立功受奖。

其中，“易家父子三人，个个英雄好汉”是当时广为传颂的代表之一。一等功臣易毅，在1951年至1952年的朝鲜战场侦察工作中，由于机智勇敢、表现突出，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他的弟弟也参加了志愿军，立二等功一次。父亲易登瀛被评为一等军属模范、甲等生产模范，成为区人民代表，曾两次参加赴朝慰问团。

后来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和“最美奋斗者”的邱少云，为了不暴露潜伏目标，任凭烈火烧身岿然不动，更是严守纪律、勇于牺牲的典型。他以青春与热血诠释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此外，重庆市在抗美援朝期间还三次组织医疗救护队赴朝救死扶伤，多次选派以汽车驾驶员为主体的技术工人赴朝辅助作战，他们以忘我的精神、顽强的意志、精湛的技术，乃至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中朝军队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自发捐款捐物 积极支援前线

为全力支援前线战斗，从1950年11月起，重庆各界群众纷纷自发捐钱捐物。起初主要是毛巾、肥皂、鞋袜、手表、钢笔等日用品和现金。据不完全统计，到1951年初，全市自发零星捐献现金10多亿元（旧币，下同），毛巾2万多条，其他衣物日用品5万余件。同年2月，全市开展有组织的生产竞赛、捐款捐物和订立爱国公约活动，迅速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热潮。6月，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后，市委立即作出部署，并于当月发出《关于开展捐献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群众团体和民主党派必须做到捐献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相结合，做到完全出于群众自觉自愿。

为此，全市各厂矿企业的工人都提出加紧生产，“把工厂当作战场”的口号，通过技术革新、科学管理、节约原料、增加产量、提高质量等途径展开生产竞赛活动。许多工厂还专门规定了每个月的“爱国增产捐献日”，充分体现出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和主人翁精神。其中涌现出的典型有101轧钢厂打破每班轧钢114根的最高纪录，创造了135根的新纪录。全厂职工以增产所得奖金捐献了1架飞机，命名“钢铁101号”；四川水泥厂过去使用的美国旋窑砖最多只能烧49天时间，工人自行研制的旋窑砖能烧65.5天，大大超过了美国货的质量；102厂的赵文学小组不仅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还利用废料建成一座炼钢炉，为国家节省了财富。

广大群众慷慨解囊，踊跃捐献，有的捐出了每月工资收入的一部分，有的捐献了全部的加班工资、超额奖金，有的捐出了多年的积蓄，不少小手工业者把每天经营收入的一半捐出来，一些作者表示要多写作多发表，稿费全部捐献。不少工商界人士表示，要通过改革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以最快的速度生产质量最优的产品支援前线。

大量现金、银元、黄金首饰、珠宝珍玩甚至外币、房地产等源源不断捐献出来。其中，家住曾家岩的彭素贞老人在临终前嘱咐邻居，把她一生替人浆洗衣服的积蓄3枚金戒指、5枚银元和一栋房子全部捐献给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这般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动人场面，时有出现。

据重庆抗美援朝分会统计，截至1952年2月，全市人民自愿捐款800多亿元，可购买战斗机54架。另外还收到零星捐献的慰问金、慰问品代金70多亿元，各种慰问品、慰问袋近10万件。这些财物凝聚了全市人民对志愿军的深情厚谊，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战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高昂斗志。

组织赴朝慰问 鼓舞战斗士气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重庆先后三次组织党政领导、军烈属代表和各界人士等参加西南赴朝慰问团和慰问文工团。他们冒着炮火硝烟，深入朝鲜前线，通过曲艺、杂技表演等各种方式慰问志愿军将士和朝鲜军民，向志愿军将士介绍祖国后方的建设成就，带去家乡的消息和祖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抗美杀敌、立功报国的斗志。

每次赴朝慰问团归国返渝后，都要组织大范围的报告会或座谈会，介绍朝鲜前线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和辉煌战果。比如参与第一届赴朝慰问团的人员于1951年6月末到7月中旬，分别向全市各界人民作报告100余次，听报告群众达50多万人，还举行了一次广播晚会，收听者超过27万人。许多单位由听报告的同志回去再进行传达，组织座谈讨论。不少听了报告的群众纷纷表示，“志愿军在前线那么艰苦不断打胜仗，我们在后方不加倍努力工作，就对不住他们”。

1952年9月，由工农业劳动模范、文化教育工作者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和各民主党派等60多人组成的第二届赴朝慰问团，从重庆朝天门码头乘船出发。历时近一个月后，终于抵达朝鲜伊川郡谷山附近的志愿军三兵团部驻地。

志愿军三兵团是1951年初在四川组建完后即开赴朝鲜前线的，兵团辖12军、15军、60军，都是西南军区的部队，其中云、贵、川、康籍战士较多，也是这次慰问的主要部队。在朝慰问期间，正是“联合国军”发动“金化攻势”之时，慰问团翻山越岭，冒着敌人的炮火和空袭危险，到战斗最激烈的上甘岭、三八线附近的白马山前沿阵地，到后方医院、兵站进行慰问，文艺工作者们不辞辛苦，不避艰险，在敌机袭扰下，为广大志愿军指战员表演，把祖国人民的温暖送到战士们的心坎上。11月，慰问团从朝鲜出发踏上返国路程，于12月24日回到重庆。根据总团要求，从12月25日起，慰问团在云、贵、川、康四省的广大地区，向西南七千万人民传达报告朝鲜前线志愿军英勇作战、愈戰愈勇的事迹，带回了志愿军战士对祖国人民的祝愿和希望。

此外，重庆各界人民在1951年和1952年先后两次热情欢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在1952年和1954年又两次热情欢迎了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其中，1954年的访华代表团在重庆活动了6天时间，受到10余万群众热烈欢迎。有一场报告会恰逢下雨，临时决定改在室内进行。但3万余群众冒雨不散，最后坚持露天举行，朝鲜访问团的同志感动不已。

据统计，从1951年到1954年，赴朝慰问团、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在重庆共作了240余场报告，直接听众超过200万人次。代表们的报告生动具体、真实感人，极大鼓舞了重庆人民投身抗美援朝运动。

做好拥军优属 全力保障后勤

拥军优属工作是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也是重庆市委、市政府各级机关和全市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更好地完成过境部队的接待任务，重庆市专门成立了指挥部，下设招待、政工、卫生、财粮、管理、运输、秘书等7个组和办公室，依靠各区抗美援朝支分会、民政科、派出所等成立了拥军支前工作小组，开展拥军工作。不仅妥善安排部队食宿，还组织群众为战士洗涤衣物、召开联欢会、写慰问信等。为了让过境部队到达第二天就能看书读报，指挥部特地从军区政治部领来各种图书、画报和教材，并订送《新华日报》，保证每连一份。除此之外，还经常安排放映电影和文艺演出等。

为了确保过境部队战士的健康，指挥部设立了3个医疗站，动员全市医务工作者为志愿军服务，做到预防有效、治疗及时、大病迅速转院，使生病率逐渐下降，保证了过境部队能健康、愉快、斗志昂扬地奔赴前线。1952年3月，川东军区直属医院搬迁至江北县洛碛镇，1953年更名为西南军区陆军医院。其间，该医院收治了大量志愿军重伤员。其中15名官兵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辞世，就近葬于医院后山坡隆福寺下。1954年，为缅怀烈士，江北县人民政府出资整修了烈士墓，并在烈士墓前立碑题刻烈士姓名。

为了帮助城区的烈军属解决生活、生产、就业、就学等问题，帮助郊区农村烈军属解决代耕等问题，全市先后成立了50多个烈军属生产组织，开展互相合作，生产自救，在增加烈军属收入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同时，政府还以减收或免费的方式，资助近3000个烈军属子弟入学，基本解决了他们入学困难的问题。进而经过民政局等有关部门的安排，大体上解决了有就业条件的烈军属就业问题。此外，患病的烈军属一般都能得到减免费就医，对家庭经济困难的烈军属，逢年过节和夏冬之际，都定期给予补助。农村土地改革后，缺乏劳动力的烈军属都由同村其他农民代耕，代耕农民一般都能自觉遵守“先军属后自己”的原则，保证烈军属的庄稼比自己的管得好、产量高。

对于志愿军战士、伤病员和烈军属，政府和社会各界不仅在物质上给予一定的支持与帮助，而且在精神上给予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在政治上给予最崇高的荣誉和地位。每逢春节、建军节、国庆节、重庆解放纪念日等重大节日，都要组织群众到部队医院、荣军疗养院、部队驻地和烈军属家中进行慰问、座谈或联欢，送慰问信、慰问品、光荣花、光荣匾、锦旗等，每年市、区、乡各级都要召开志愿军烈军属代表会议、拥军优属先进代表会议，宣传他们的事迹，表彰他们的功绩，使他们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爱戴。据1953年统计，全市烈军属中被评为各类先进、模范的有上千人，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的有200多人，他们在各条战线上为重庆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吴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