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1933年，是毛泽东的“不惑之年”。在此之前，毛泽东领导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可却在中央根据地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的许多正确的主张被指责、被批判。在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逆境中，毛泽东没有迷惑，而是以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经受了考验。

领导指挥三次反“围剿”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大举进攻。毛泽东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依靠群众，利用地形地利，在运动中寻机破敌。可中央苏区正推行“进攻路线”，地方干部和群众也怕打烂了坛坛罐罐。因此，实行诱敌深入的战术，还有一定的难度。

时任红四军35团政委刘亚楼回忆：“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坛坛罐罐，就要使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

此时，因红军内部肃反扩大化而发生了富田事变，红20军部分领导人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敌28师师长张辉瓒以为有机可乘，立即出动，向红军主力集中的龙冈推进。红军早在这里设好了陷阱。12月30日凌晨，细雨浓雾中，张辉瓒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战斗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6点结束，全歼敌28师近一万人，活捉了张辉瓒。

1931年2月初，蒋介石调集18个师另3个旅共20万人，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此时，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成立了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

当时红军只有3万多人，敌众我寡，有人主张红军撤出根据地，另寻出路。项英等也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主力应转移到根据地以外，这样才可以保全红军的实力。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依托根据地，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军民击破敌军的“围剿”。

大敌当前，苏区中央局意见不统一。毛泽东提议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参加扩大会议的军事指挥员们大多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不同意红军撤出根据地。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将部队隐蔽在东固山区，待机歼敌。从5月16日至31日，红军连续取得五次胜仗，自东向西横扫700里，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获悉捷报，欣然填词《渔家傲》：“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红军取胜仅隔一个月，蒋介石又调动30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并聘请德、日、英军事顾问，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于同年7月1日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当时，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分散于闽西各地。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朱德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收缩集中，决定绕道千里，回师赣南，打破这次“围剿”。

红军主力于7月下旬集中于兴国，毛泽东、朱德召开军事会议作出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红军一部将敌人主力7个师引向兴国以西和西北地区。8月4日，红军主力趁夜从敌人一个20公里的空隙地带向东突击。8月7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主力，在莲塘地区歼敌一个多营。接着，又乘胜北进，歼敌54师一部。毛泽东、朱德发布命令：以全力消灭龙岗之敌。8月1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进到黄陂附近，歼敌一部。当得知敌主力已接近黄陂，立即命令停止追击，当夜撤出黄陂，转到君埠以东地区休整。敌军发现后，立即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逼近君埠以东地区，企图消灭红军主力。

红军主力处于敌军8个师的三面包围中，这是第三次反“围剿”以来最艰苦的时刻。毛泽东主持临时总前委会议，分析敌情，认为红军主力应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部伪装成红军主力向乐安佯动，以牵敌于东北方向。同时，红军主力利用夜色从敌第一军团和第二路进击军之间10公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跳出敌军包围圈，向西返回兴国县境内休整，观察敌军动向，待机歼敌。9月初，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偷越出包围圈，转移到兴国境内集结休整。

国民党军寻找红军主力一再扑空，已是精疲力竭，士气低落。此时，国民党内部的宁粤两派矛盾激化，两广方面的联军趁蒋介石主力陷于苏区之际，大举北进，进入湖南。9月4日，“围剿”的国民党军退却。9月7日至8日，红军趁此发起大反击，在老营盘歼敌第9师一个旅，在高兴圩给敌第19路军以沉重打击。9月15日，在方石岭歼敌第52师。至此，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

赣南会议毛泽东被排挤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 1931年10月14日，毛泽东、朱德发布训令，消灭土豪劣绅的土围子炮楼。红军在赣南、闽西共拔除了几百个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三次反“围剿”刚结束，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中日矛盾已经上升到主要地位，国内的阶级关系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动。可是，临时中央却无视全国局势，无视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无视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仍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仍然把“进攻路线”作为党的指导路线，凡对此有不同意见者，一概斥之为“保守”“退却”和右倾机会主义。

1931年11月初，中央代表團在瑞金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身份出席会议。会议在根据地、军事、土地革命等问题上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在会上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支持毛泽东。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临时中央八月来信的口径，指责苏区中央局“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赣南会议把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说成是“狭隘经验论”，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说成是“富农路线”；批评红军是“游击主义”，忽视“阵地战”“街市战”。会议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开始排挤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会后，中革军委进行了调整，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仅是排名第六的委员。

11月27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军事职务只有中革军委委员一职。赣南会议淡化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作用。即使这样，临时中央仍批评赣南会议“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许多年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谈起了赣南会议：“后来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山里头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在山里头，城里头就有马克思主义。”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的发动下，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当月上旬，毛泽东得知第26路军即将起义的消息后，立即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会上，有人主张一个旅起义，毛泽东指出要争取整个26路军起义。宁都起义后，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负责指导26路军改编为红五军团的工作。

毛泽东在与即将就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的萧劲光谈话时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迎，发给路费，来去自愿。”由于宁都起义部队只相信日本士官生、留学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中革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给红五军团派去了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如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

宁都起义的胜利和红五军团的建立，都离不开毛泽东的具体指导。宁都起义极大增强了红军的主力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

坚持由毛泽东任总政委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由上海到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次年1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讨论临时中央提出攻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反对意见，可是，多数与会者坚持主张打赣州，有人还说：打下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攻打赣州的战斗历时33天，久攻不下，伤亡达3000多人。

陈士榘将军回忆：“苏区中央局执行‘进攻路线，部署我们一方面军攻打赣州时，毛泽东就不赞成，结果久攻不下，反被援军包围，造成严重伤亡。在这种危机时刻，毛泽东顾全大局，抱病下山，起用第五兵团（即红五军团）猛攻敌后，终于解救了红军主力。毛泽东再一次明确表示不该打赣州的意思，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率中路军北上，根据掌握的敌情进行分析，他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苏区中央局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前去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毛泽东在长汀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后，又向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周恩来十分重视，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会后，毛泽东从汀江坐船赶往上杭。在上杭，毛泽东经过调查后知道，敌军有一部已入福建，便致电周恩来说，为抢占先机，应立即集中部队，发起战役。4月10日，红一军团趁敌不备，向龙岩发起攻击，一举拿下龙岩。红三军团于14日在龙岩与红一军团会合。毛泽东以红五军团第13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供应线。第3军随红一军团南下进攻漳州。19日拂晓，对漳州发起进攻。战斗进行了一天，即占领漳州城。

赣州和漳州同是赣南重镇，毛泽东为什么反对攻打赣州而又力主“直下漳州”呢？

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给出了答案。他说：“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勝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逆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伸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

当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打龙岩、漳州时，项英到上海向临时中央汇报赣南会议的情况。临时中央对赣南会议并不满意，认为对毛泽东的批评远远不够，还没有提高到反对机会主义路线的高度。临时中央在4月14日和5月20日接连发出信件，指示苏区中央局要继续推行“进攻路线”。毛泽东在阅读了临时中央的来信后，立即复电苏区中央局，认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临时中央多次来电批评苏区中央局，说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不够。苏区中央局也就不得不否定和批评了毛泽东对临时中央的意见。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没有恢复，改由周恩来兼任，毛泽东仍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

周恩来等为恢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意见。7月25日，周恩来等致电苏区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职，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苏区中央局并不同意，周恩来再次去信阐述，“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坚持由毛泽东任总政委，强调“由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8月初，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召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委员会，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前后

1932年兴国会议后，苏区中央局分为前方、后方。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军事最高会议，周恩来为主席；后方由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留守瑞金。8月下旬，宜黄、乐安、南丰被攻克后，前方指挥军事的同志主张挥师东进，攻打南城，以打开赣东局面。可当部队进至南城时却发现这里有敌军3个师固守，且有援军赶来，地形条件对我军十分不利。于是，周、毛、朱、王当机立断放弃攻城，将红军主力撤至宁都以北休整，以寻求战机。

可是，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人不同意这一部署，一再催促红军主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前方、后方就此开始了电报往还的争论。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向红一方面军发出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在敌军对中央苏区和红军实行总攻时，要有把握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粉碎敌军四次‘围剿，消灭援敌，夺取敌军据点，以展开江西局面。”

苏区中央局不同意这一训令，于9月29日致电周、毛、朱、王，批评这一训令“完全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并告知“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

会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批评毛泽东是“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把他在三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宁都会议提出毛泽东应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前方的军事指挥交由周恩来负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坚持应该将毛泽东留在前方，“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收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并提出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领导岗位。但由于毛泽东没有承认所谓错误，苏区中央局便认为“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苏区中央局的信任和理解，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

会议最后采纳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会后，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送别。毛泽东向周恩来表示，如果前方军事急需，什么时候电召，什么时候就上前方。随后，毛泽东回长汀福音医院休养。

毛泽东的处境更加艰难，可他丝毫没有改变初心，反而利用这难得的闲暇读书学习。后来，毛泽东与人谈起这段经历：“1932年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统统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这本，又读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毛泽东说：“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1934年1月中旬，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没有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月22日，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时担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改由张闻天担任。

4月下旬，毛泽东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会昌县城西北有一处高峰叫岚山岭，7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迎着朝霞登上这座山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根据地的面积越缩越小，敌人的重兵已经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推进。毛泽东思虑到此，心情郁闷，随口吟诗《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作者系文史学者

编辑/吴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