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华夏文明哲学思想的源头，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认知自然、开展人文实践的理论根基。《周易》的哲学体系对中国和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认为，在过去两千多年来，《周易》和《圣经》一样，是世界文化典籍中阅读最多和评论最多的译本①。《周易》对于中国思想如此重要，其传播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发展史②。

《周易》是经传一体的系统，经指《易经》，传指《易传》。西周初至东周春秋前期是《易经》从成书到逐渐遗忘其本义的阶段。春秋后期开始，逐渐形成对《易经》哲学化阐释的《易传》。至汉代，经传一体共同经典化形成“易学”③。相较于“五经”中其余四部典籍，《周易》文本的高度简约决定了阐释、翻译的高难和多歧，此外《周易》版本问题和经传体系使其俄译更具特殊性。然而《周易》依旧是最早被俄罗斯汉学界研究的儒学典籍之一，其在俄罗斯的翻译和传播史，实质上是中国传统自然哲学系统在俄落地生根，成长嬗变的进程。

一

18世纪初，中俄两国政治经济交往日渐频繁，双方文化交流不可避免。18世纪30年代，德国语言学家、史学家拜耶尔（Gottlieb SiegfriedBayer）首次将《周易》的相关信息传入俄罗斯。拜耶尔不通俄语，作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首位研究汉学的院士，他于1730年出版了拉丁语两卷本《中文博览》（Museum Sinicum），首卷中包含介绍《易经》相关内容的部分。他论述了《易经》作为儒学典籍的地位，以及其公认的起源年代④。书中在描绘阴阳两仪、四象、八卦时出现了些许偏差，尤其是先天八卦图出现了上下颠倒。拜耶尔援引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以及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理论，对八卦中涉及的二进制算术进行了简要评述。受限于篇幅和拉丁语受众，拜耶尔对《易经》的节译与研究更多是引介性的，其读者群体主要为学者和教士，但仍旧为《周易》在俄传播铺下基石。

同时代的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列昂季耶夫（А.Л. Леонтьев）是18世纪推动俄国汉学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所编译的《大清会典》俄译本于1782年出版。在该书中，列昂季耶夫著有《中国典籍〈易经〉中的阴阳作用》一章，对《易经》片段进行了翻译，并配有解释性图片和相关论述⑤。列昂季耶夫在法国神甫尼古拉·博多（Nicolas Baudeau）的建议下，并未参照已有的拉丁语译名，开创性地用俄语阐释《易经》之书名，将“易”直译为容易、方便，将“经”意译为基本原理，进而将《易经》书名阐释为“方便的基本原理”。

列昂季耶夫在译文中再现了朱熹《周易本义》一书的开篇，将河图的白珠十字等命理占卜图案置于正文之前，以神秘学因素吸引潜在读者群体。列昂季耶夫受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 Francoise Foucquet）、郭中傅（Jean-Alexis de Gollet）、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三人的观点影响颇深，将《易经》视为中国的《圣经》，在二者间寻求相似性，还将伏羲与同历史年代的赛特⑥相提并论⑦。与此同时，他在论述过程当中承认，“只能尽自己所能翻译，作为发端，而书中更多的图形和术语，则无法翻译”⑧。列昂季耶夫翻译《易经》片段并介绍其辩证思想，是《周易》在俄罗斯翻译的起始。尽管当今对其翻译质量有不同评价，不妨碍其具有里程碑意义。拜耶尔与列昂季耶夫在18世纪对《周易》的研究和翻译限于《易经》，或有借助《易传》，但鲜有涉及《易传》之翻译。

18世纪百年可视作《周易》在俄罗斯翻译传播的萌芽时期。此后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周易》在俄的译介未见显著成果。

二

时至19世纪末，俄罗斯汉学家中第一位科学院院士王西里（В.П. Васильев）在其巨著《中国文学史纲要》（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中论述中国文学史源头时，对《周易》进行了关联性的文献学评述。王西里对中国易学宣称的《周易》成书年代持怀疑态度⑨，他认为“中国人在开始写字的时候还不大会连词成句。然而，由于这种语言为卦书所特有，而这也正是《易经》的用途所在，所以，现在这种有关《易经》为儒家所知的时间要晚于其他文献的观点，让我们对该书中曾经可信的文字也疑窦丛生”⑩。此外，王西里认为《易传》中相当一部分言过其实的注疏和增补，在遣词用字上并非出自儒家，更像道家文献，至少也是儒家之外人士的手笔11。王西里一生翻译了诸多儒学典籍和佛經，对儒家思想有较为全面的整体认知，他对《周易》的研究以俄罗斯及欧洲汉学为立足点，受中国传统易学的影响较少，阐释了易学研究的俄国观点。

20世纪初，俄罗斯汉学界出现了一个杰出的名字：舒茨基（Ю.К. Щуцкий）。舒茨基是俄罗斯汉学史上首位系统性翻译研究《易经》的学者。他师从著名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В.М. Алексеев），早期研究唐代诗歌作品。舒茨基的中国哲学、古诗词和古汉语研究常常会溯源至《周易》，或需要引用《周易》的文本，致使他做出研究《周易》的决定。在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支持下，舒茨基以史学和文献学角度为切入点，深刻剖析了《易经》的文本内容及其结构特点，花费八年时间，于1935年完成了题为《中国典籍〈易经〉——语文学研究及翻译经验》的博士论文，并全文翻译了《易经》。值得关注的是，舒茨基还另辟蹊径，从神话学角度对《易经》进行命理学阐释，对其中包含的儒学传统、道教和佛教思想进行了详细注疏。舒茨基认为，《周易》的文本极有可能起源于古代占卜活动，后来才成为哲学思辨的土壤，因为这个晦涩且神秘的古老文本呈现了各类宽泛的创造性哲学思想12。

舒茨基对《周易》的翻译和研究超出了俄罗斯易学原有的框架。他没有走通过“传”研究“经”的传统路径，而选择关注《易经》本身。因此，他得以在有限的篇幅中为后世研究者解决《周易》研究的若干关键问题。舒茨基对《易经》翻译研究著述由两部分以及附录构成。第一部分为俄罗斯易学研究史，作者概述了《易经》在欧洲（包括俄罗斯部分）的传播和研究史，并耗费相当笔墨介绍了远东地区的非注解性翻译研究。第二部分是研究本体，舒茨基论述了《易经》文本结构完整性，肯定了其内容构思、逻辑严密性、语言技巧，进而对《易经》文本的可靠性做出肯定论断。他试述了《易经》全文各部分的编年顺序协调性问题，然后研究中国各注解学派对《易经》的解读，最后论述了《易经》对中国儒学传统、道教和佛教思想的影响。附录是舒茨基对《易经》的全文翻译，他按照六十四卦的顺序，借鉴中国和日本各注解学派的诠释，翻译了卦爻辞，配有详细的译者注、编者注和参考文献。

阿列克谢耶夫对舒茨基的翻译和研究给出了极高评价，也指出缺憾之处。他认为舒茨基并未阐明《周易》中是否有某种体系存在。根据阿列克谢耶夫的观点，卦象与卦辞之间，卦象间的语义结构联系中都应当存在一种体系13。由此，师徒二人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了潜在研究领域及其路标。

遗憾的是，由于社会政治原因，舒茨基于1937年离世，博士论文书稿被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雪藏，至1960年才以精简版《中国典籍〈易经〉》面世。该书一经问世即震动欧洲与俄罗斯汉学界。批评家儒兵（В.А. Рибин）写道：“毫不夸张地说，舒茨基的该本著作可被称为极高意义上的文化功绩与成就。”14贝科夫（Ф.С. Быков）指出，在舒茨基之前，欧洲尚无任何人尝试去解决这一极为复杂的工作15。该书于1979年被译至英语，在欧美陆续出版，为西方学者所广泛认可。全本直至1993年才在俄罗斯出版。

舒茨基对《易经》的翻译研究为俄罗斯易学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杰出贡献，有力推动了《周易》在俄罗斯的传播。他的《易经》俄译本翻译质量高，加之解决了《周易》研究的基础性问题，让后世苏俄研究者可以登高望远。

舒茨基之后，著名汉学家、外交家费德林（Н.Т. Федоренко）于1978年出版了专著《中国文学古典名著》（Древн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其中详细介绍了《周易》及其研究史。他以古文字学为研究切入点，借鉴了中国古代易学研究者的普遍观点，指出《周易》是一本描述宇宙变化规律的经书，并给出了文献学论断，即《易经》是伏羲、周文王和孔子所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之间。费德林的研究循规蹈矩，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往来于中苏两国外交界及学界之间，客观上对《周易》在苏联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

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是《周易》在俄（苏）翻译与传播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俄罗斯易学的成就绝大部分是由翻译构成的，主要贡献可以说集中于舒茨基一身。存在零星的文献学研究成果，散落于各家著述当中。由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以及中苏两国关系经历波折，《周易》在俄（苏）的翻译与传播受到很大影响。

三

20世纪80年代，由于苏俄社会科学领域中计算机科学与数学研究方法的飞速发展，学者纷纷采用新方法对《周易》展开研究。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连续多年举办的“中国社会和国家”研讨会促进了该前沿领域的开拓。例如，利谢维奇（И.С. Лисевич）撰文《八卦介释问题》、科洛科洛夫（В.С. Колоколов）撰文《周易八卦及其在〈春秋〉一书中的应用》，提出要使用数学分析法和计算机方法来研究经卦和别卦，研究卦象分布的内在规律。科洛科洛夫还认为，别卦（即六十四卦）是行星和恒星在天穹上运动的图像表现。自80年代起，“中国社会和国家”年度研讨会上开始涌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周易》文本结构、其语义学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论文，数量逐年增加。系列研讨会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苏俄易学研究的主要路线，可分为四个方向：数学方向、命理学方向、医学方向和史学方向。值得一提的是，命理学研究方向的出现，标志了《周易》通俗化研究的萌芽。一些学者研究河图、洛书、卦象，试图将其与天象、内脏系统、疾病成因等建立关联，还研究古代中国的占卜仪式。这些新兴研究方向为《周易》在俄罗斯的普及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2年，卡拉佩季扬茨（А.М. Карапетьянц）选译单独翻译《易传》中的《说卦传》，开启了俄罗斯汉学界翻译《易传》十翼的新篇章。此后，苏俄汉学界开始关注《周易》经传一体系统的翻译与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原有的意识形态管控问题不复存在，《周易》在俄罗斯的翻译和传播迎来新阶段。俄罗斯处在思想紊乱，信仰缺失的过渡时期，急需挖掘历史的或寻求舶来的精神价值。中国改革开放后欣欣向荣的社会风貌，与俄罗斯国内形成极大对比。越来越多社会文化精英将目光转向中国，关注东方儒家哲学中修身、求道、治世的智慧。这一时期，雪藏逾半个世纪舒茨基的《中国典籍〈易经〉》重新回到社会视野，受到各阶层热捧，不断脱销不断再版。其中固有商业利益使然，究其根本，人民的精神需求才是決定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汉学界迎合社会需求，一批易学研究者开始开拓《周易》翻译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路径。其特点是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关注东方哲学与俄罗斯土壤的结合，尤其主张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来研究中国典籍。

卢基扬诺夫（А.Е. Лукьянов）于1991—1993年间翻译了《易传》十翼其六，包括《文言传》《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1993年将其结集出版为《易经之道》（Дао Книги Перемен）翻译注解本。卢基扬诺夫的研究主要关注《周易》中图形文字系统的构建，试图破译六十四卦中蕴含的“大道之谜”。在苏俄汉学界，他独辟蹊径地将道家对《周易》的阐释与儒家观点糅合，详细论述了两家“从神话到理性”16哲学思辨过程，拓宽了俄罗斯易学研究的方向。2018年，卢基扬诺夫出版了《周易》中俄对照翻译注释本，该书包含《易经》和《易传》十翼，补全了1993年未曾翻译的《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

世纪之交，俄罗斯出现了两种《周易》新译本。分别是1998年出版的雅科夫列夫（В.М. Яковлев）所作《易经及其经典注释》17，以及1999年出版的维诺格罗茨基（Б.Б. Виногродский）所作《周易：易之系统与循环之变》18。此两种新译本标志着《周易》在俄罗斯的传播进入了新阶段，即从学院派的纯学术性易学研究中分化出了世俗化、平民化的《周易》民间实践派。雅科夫列夫属前者，其新译的《周易》以中西译学界的普遍公认的观点为基础，并无太多理论创新之处。维诺格罗茨基则是后者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解体后的俄罗斯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国家前途个人命运错综复杂，普遍陷入迷惘，对命理学、占卜观星的兴趣提升。维诺格罗茨基对《周易》的翻译研究着重关注命理学领域，提出若干种新式的占卜实践，正迎合普通民众对易学的庸俗化需求，同时客观上促进了《周易》的自然哲学思想及人文实践在当代俄罗斯的普及。

2002年，苏联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叶列梅耶夫（В.Е. Еремеев）出版专著《周易之符号与数字》。书中纳入了叶列梅耶夫翻译的《易经》以及《易传》十翼其五，包括《系辞传（上下篇）》《说卦傳》《序卦传》《杂卦传》。叶列梅耶夫试图重建蕴含于《周易》中的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他专注研究《周易》象数学，详细考证了中国古代心理学、伦理学、天文学、医学以及乐理中运用的符号系统。叶列梅耶夫认为，在《周易》的文本之下，在复杂的符号组合之中隐藏有一套强大且发达的符号语义体系，如同在全息图版的碎片中可以隐约辨认出图像整体轮廓19。叶列梅耶夫将该符号语义体系视作一个世界观方法论统一体，而纯理性主义是该统一体的构建原则。由此，叶列梅耶夫与舒茨基的意见产生分野，后者认为《周易》中的知识构建体系是原始且非理性的。

即便意见相左，《周易之符号与数字》一书在结构上向舒茨基致敬，同样分为两部分和附录。第一部分以中国和海外汉学普遍认可的学术成果为基础，概述《周易》与中国古代算术、乐理、天文、医学等之间的联系。第二部分中，叶列梅耶夫尝试逐步重构《周易》的符号语义体系。附录是对《易经》以及《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的翻译注解。

叶列梅耶夫在对《周易》进行翻译之外，还意图证明《周易》是建立在理性原则之上的自洽系统。他旁征博引占卜、炼金、天文观测、宗教、医学等各个领域的古代实践活动，尝试重建若干理性原则，并认为中国古代先民并未穷尽《周易》理性原则的潜力。另一方面，叶列梅耶夫提出的考古学、认知心理学两大论证策略却暗含否定这种重建的可能。考古学层面上，现有的古籍和文物不足以支持叶氏的重建；心理学层面上，科学界普遍认为知识是线性进步的，进而可推导出《周易》成书的年代极不可能存在完美且自洽的知识系统。作为《周易》的深度研究者，叶列梅耶夫敏锐地察觉出这种危险倾向，指出研究者应避免“过度解读出复杂结构”，不自觉地“从重建变为新建原本不存在的东西”20。

叶列梅耶夫最终得出结论，《周易》中存在一个符号语义体系，但该论断的成立基于特定先决条件，要求特定的卦象组合和排列顺序。应当承认，叶列梅耶夫的翻译研究活动在一众俄罗斯易学研究者中特立独行，他有意在前人研究成果之外，以《周易》相关的古代人类活动为基础，以全新论证路径对《周易》的哲学体系进行重构。如此雄心勃勃的尝试最终被作者部分否定，却仍旧为全球易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周易之符号与数字》出版后，叶列梅耶夫于2005年加入科布泽夫、卢基扬诺夫、季塔连科团队，共同编写六卷本百科全书《中国精神文化大典》（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在该丛书中，他以自身前期成果为基础，对《易经》若干片段进行了相对精确的翻译解读，并对《易经》中的符号与数字进行了详细注解论述。《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于2006—2010年间陆续出版，全套丛书获得俄罗斯国家奖。此外，叶列梅耶夫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八卦的三度空间构建》《易经变化法重建》《洛书三无原则和变化法》《周易之逻辑和语文拼图版》等，为《周易》在当代俄罗斯的传播做出了较大贡献。

与叶列梅耶夫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克鲁申斯基（А.А. Крушинский），他从康德的先验图式论出发，分析阐释《周易》中的具体卦象。他认为，在卦象研究中引入康德纯粹理性的图式论思想，一方面可为识别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机制提供必要标准，另一方面也可实质上澄清卦象之象征21。在实际论证中，克鲁申斯基的惯常路径是先解析象形文字的意向，再论述其图式论机制，最后将该机制与卦辞阐释联系起来。由此，克鲁申斯基另辟蹊径，将东方传统哲学研究与西方古典哲学相结合。克鲁申斯基撰写了诸多易学研究领域的论文，虽未直接翻译《周易》，却积沙成塔式地解读了《周易》部分文本。同时期另一些当代俄罗斯汉学家在研究其他中国古籍和古代文化时，趁便翻译研究了零星《周易》元素。例如，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马斯洛夫（А.А. Маслов）在《失落的文明》（Утраченн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一书中选译了《周易》片段，并进行符号学解读。此类翻译研究不是系统性的，但对于《周易》在俄罗斯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是《周易》在俄罗斯翻译与传播的第二阶段。研究范围上，《周易》翻译研究的重心由《易经》转向经传一体系统。研究深度上，译者和学者从多学科角度探究易学，取得多种跨学科研究成果。技术层面上，包括计算机技术在内的现代科学技术成为易学研究的有力辅助。政治气候上，对《周易》翻译研究的隐形限制不复存在。《周易》在俄罗斯的译介迎来繁荣发展时期。

除此以外，当今俄罗斯图书市场还存在一些普及性的《周易》俄译本，或称《周易》衍生读物。其译者、作者普遍非专业研究人员出身，不具有汉学背景，出于兴趣爱好或者商业利益对《周易》翻译解读，存在对《周易》的过度解读、曲解、误读等现象。这类译本或衍生读物的质量良莠不齐，特别是其中一些由小型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制作周期畸短，压缩翻译校对时间，忽视必要的注解，使译本的可读性无法得到保证。譬如，施维茨（А.В. Швец）抛开中文本源，以舒茨基的译本为基础“重译”了《易经》，根据自身观念进行多处改写，并加入了若干契合当代俄罗斯社会的解读。

2010年以来，由于俄罗斯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自媒体低成本运营的加持，《周易》电子类读物在俄罗斯的传播呈现去中心化趋势。俄罗斯互联网以《周易》《易经》为主题的网站逾20000家22；在最大的社交媒体软件VK（ВКонтакте）中，与《周易》《易经》相关的社团群组数以千计，近一年发布的以《周易》为主题的音乐12651条，视频（包括短视频）15865条，新闻2821条，商品数量11626条，其中书籍4026条；值得一提的是，近一年发布的与《周易》相关的个人状态达151748条，按年龄组划分，其中18—45岁组发布状态92458条，占比60.9%23。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周易》传播呈现受众以中青年为主的态势。

种种现象表明，《周易》在俄罗斯的译传开始迈入全新阶段。传统的学院派翻译研究，其人员主要来自科研院所和高校，翻译研究目的是纯学术的，旨在探究中国古典哲学认知世界、认知自我的方法。近十几年来，《周易》在俄罗斯译传则呈现出一个新方向，两条新路径：普及性翻译研究是蓬勃发展新兴方向，其从业人员来源多元，既有学院派专业人士，也有资本推动的初级研究者，还有民间爱好者，其翻译研究目的是迎合俄罗斯各阶层对于中国语言文化的兴趣，普及《周易》的哲学思想，在命理学、占卜等领域赢得社会声望和经济利益。新兴的普及性译介又分化出两条路线：一条走传统的旧书新译、图书宣发的路子，其效果温和而绵长；另一条依靠互联网产业，走快译快发、碎片化阅读、《周易》概念变现、网红带货的路子，迎合当代人生活节奏，其效果迅猛但易产生美学疲劳。

结语

《周易》在俄罗斯的翻译与传播自18世纪发端，迄今已有近300年历史。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被动开展文化交流，《周易》哲学思想在北国近邻生根发芽。其间经历意识形态冲突、两国交恶，其翻译研究虽有硕果却不见于枝头。至当代，乘中国文化软实力东风，《周易》哲学思想的西渐进入繁荣兴盛期，其对俄罗斯社会的影响逐渐见诸现实。《周易》所传达的“阴阳平衡，在变化中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暗合俄罗斯的“双头鹰”视野，日益为社会文化精英所接受。他们关注易学中的大道、发展规律、灾祸预兆、朝代更替等，试图从中寻得东方文明的治国理政之道。在民间，俄罗斯民众对命理、堪舆、占卜等易学实践兴致盎然，日常生活中常常追寻周易之道，以求身体、精神与自然的和谐。

需要承认的是，相较于其他儒家经典，俄罗斯的《周易》翻译研究成果仍显单薄。随着中俄文化交往不断加深，汉学家们纷纷从更多元化的角度对“五经”开展研究和解读。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势必在俄罗斯获得更多关注，其研究内容也会更加丰富，为两国易学交流提供辩证的俄国观点。

【注释】

①Shaughnessy E. I Ching：The Classic of Change：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Second Century BC Mawangdui Texts，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96，p. 1.

②杨平：《易经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6期。

③王晓农：《论〈易经〉英译文本批评的四重复合模式——兼谈先秦典籍外译文本批评》，《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4期。

④Bayeri Th. S. Museum Sinicum In quo Sinicae Linguae et Litteraturae ratio explicatur. T. 1. Petropoli：Academiae imperatoriae，1730，p. 94-98.

⑤⑦⑧Леонтьев А.Л. Тайцин Гурунь и Ухери Коли，то есть все законы 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а ныне манчжурского）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Перевел с манчжурского на российский язык. Т. II. СПб.：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1782，c. 303-313，c. 303，c. 301.

⑥亞当夏娃第三子。

⑨⑩11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孔子学院，2013，第43、57、219页。

12Щуцкий Ю. К.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перемен》/составл.，вступ. ст.，коммент.，примеч. и ред. А. И. Кобзева. М.：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93；переизд. 1997，2003，с. 112.

13Алексеев В. М.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М.：ГРВЛ，1982，с. 379-380.

14Щуцкий Ю.К.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Книга перемен”. Вестник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 1961，№3，с. 136.

15Быков Ф.С. ［Рец. на：］Щуцкий Ю.К.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Книга перемен”.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63，№1，с. 214，216.

16Лукьянов А.Е. Дао 《Книги перемен》. М.：ИНСАН，1993，с. 3.

17Яковлев В.М. И цзин Книга Перемен и её канонические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Янус-К，1998.

18Виногродский Б.Б. И Цзин-Чжоу И. Система Перемен-Циклические Перемены. М.：Северный Ковш，1999.

19Еремеев В.Е. Символы и числа《Книги перемен》. М.：АСМ，2002，с. 129.

20Еремеев В.Е. Символы и числа 《Книги перемен》. 2-е изд.，испр. и доп. М.：Ладомир，2005，с. 131.

21Крушинский А.А. Что такое гексаграммы И Цзина？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XXXV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М.：Вост.лит-ра，2005，с. 205-213.

22数据基于Яндекс搜索引擎2023年2月1日结果。

23数据基于Вконтакте搜索结果，跨度为2022年2月5日—2023年2月4日。

［刘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五经在俄罗斯的译传与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1YJC75101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交叉学科背景下的儒学典籍外（俄）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722022BY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