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将“革命”一词引入文学领域并率先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自此，百余年来，文学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学创作是从内心出发的，是个人心灵的反映，个性很强，即使受到时代、政治环境的外在影响，尚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个性。正因为作家个性的不易毁灭，即便身处在政治严苛的时代，依然会有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无名氏的《无名书》，有被我们今天称之为“地下诗歌”的诗歌作品，等等。但是，文学批评受到时代的影响要大于文学创作，因为批评传达的是时代的声音，表达的是时代的要求。无论是“五四”、1937年的抗战、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等，时代都对文学批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在论述百年的文学批评发展时，是完全无法回避政治的，这或许也是现代以来文学批评的一个根本性特征。

一

在“启蒙”的鼓噪下，民国初期一批只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对数千年来的古老传统发起猛烈批判，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时间“跋扈飞扬为谁雄”。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将五四新文学运动看成是一种先锋文学运动，就是这一批敢为天下先的年轻人，站在启蒙的立场上振臂高呼，然后作家就追随批评家的文学主张进行创作，于是，白话文出来了，新诗产生了，话剧上演了，美文出现了……“文学要发生激变，批评会比创作更重要。”①“五四”新文学是理论先行，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也是理论先行，两次理论先行，都带来了文学观念的巨大变革和文学创作的高度繁荣。“五四”也好，20世纪80年代也罢，知识分子均是站在启蒙的制高点上，借思想之力，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文学的革新。

正是在“启蒙批评”的权威话语激励下，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提出了改革文学的“八事”，这是“五四”新文学革命的第一篇重要文章。为响应胡适，陈独秀紧接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正式张扬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兩员急先锋挟启蒙以号令天下，猛烈地向传统、向“旧文学”开火，呼唤新的文学，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门。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此文被胡适看作“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②。“五四”新文学革命的中心理论是建立“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至此，“文学革命”的中心理论已经构建起来。“人的文学”代表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在百年文学发展实践中逐渐凝聚成新文学传统，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人的文学”，也是当文学出现问题时，作为矫正文学发展方向的一个矫正器。如20世纪50年代末，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针对当时过分强调阶级论的矫正；20世纪80年代亦是在强调文学的“主体性”的呼声中，冲决了多年的政治教条堤岸，走上一条多元、健康的发展之路。

这一时期，虽然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为代表的各个文学团体提出各自的理论主张，但“人的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的文学成为文学的时代“共名”。作为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代批评家，他们不仅是开创者，也是批评范式的确立者。

陈思和先生在考察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时，创新性地提出了“无名”与“共名”两个概念，作为观察中国新文学变化发展的坐标。如移用陈思和先生的观念，那么，从1917年至1927年，亦是文学批评的“共名”时代。这个时期，主要是各种文学团体围绕自己的文学主张提倡自己的理论主张，虽然各个派别的批评家提出的主张不一，但仍旧笼罩在白话文学、“人的文学”和个性解放这个时代主题之下。在“共名”状态下，各种流派之间时有冲突、甚至相互攻击，但其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都由“共名”的时代理想派生出来，彼此都诚服在“共名”之下，即便有分歧，但大的共识是一致的，并且以压倒性的力量否定了反对白话文的旧势力。

陈思和总结共名状态下文学创作有三种情况③，文学批评亦可做如是观。第一种是非常主动、自觉地围绕时代主题，倡导和引导创作跟进，如胡适、陈独秀、鲁迅、沈雁冰、郭沫若等人的理论构建和倡导。第二种是批评家自己拥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和强大的精神立场，不愿意随波逐流，但本身是认同时代共名的，如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跑去“整理国故”了；陈独秀、李大钊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建党活动。他们追求不同，但维护新文学运动的大方向始终是一致的。第三种是拒绝时代共名，甚至反对时代共名，但在推动新文学运动，反对复古的主流立场始终未变，如周作人提倡自己的“胜业”和“美文”。

共名不是没有争论，不是一团和气，也不是所有人都无条件地诚服在共名之下。恰恰相反，共名时代争论是很多的，只是在共名时代，所有对时代主题的反叛和背离，都会遭到时代共名维护者的批驳。

二

1928年，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共名”被打破，有论者认为，“文学以‘阶级论替换‘人性论的价值重建，从选材到创作方法的奔赴革命性，都是釜底抽薪式的转变”④。“共名”破裂之下，文学批评向着更加多元和差异方向发展，马克思文艺理论、民族主义批评、京派批评家以及持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评家之间有了更多的对话空间，当然也不乏论争与挑战。

“中国新文学在确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时，自觉选择了苏联，借鉴苏联，这是以中国社会具体特点对文学的要求内在动力。而且，将中苏两国文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还有更强大的纽带，那就是时代。”⑤这个“时代”就是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此前坚持的“人的文学”的共名化为乌有，陷入了更加激进的斗争和更加深刻的反思。

1928年《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成仿吾发表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词序的一个简单颠倒，竟颠倒了一个时代”。“作为文学实践，‘无产阶级文学——或者称‘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并无建树，不过，作为精神现象它确不啻是现代文学史的一场原爆。它实际宣告仅仅短暂10年后，‘五四新文学便已被置于必须超越、扬弃和否定的对立面。”⑥

“五四”一代个人主义、“人的文学”的共名打破，集体主义的呼声日渐高涨。典型的如郭沫若，他是“五四”的代表作家，是浪漫主义的代表，是积极追求个人主义的先锋，但到了1928年，他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忽然喊出了：“文艺青年们应该做一个留声机——就是说，应该克服旧有的个人主义，而来参加具体的社会运动。”⑦在个人主义受挫后，集体主义已经转为了一种普遍情绪。

陈思和认为1928年到1937年抗战，这个时间段为无名状态。无名状态，没有一个主题能涵盖时代主题，价值多元、主题多样并存。谁也涵盖不了谁，谁也说服不了谁，彼此按照自己对时代的理解开展文学批评工作。

国民党在军事上暂时统一了中国，但在文化上，国民党的复古的、民族主义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1929年，国民党作出了“确定本党文艺政策的决议”，提出“三民主义文学”，企图对“五四”新文学的“人的文学”和个性主义文学进行反攻倒算，之后，又提出了“民族主义文学”。但响应者始终寥寥，并没有激發创作热情。

1928年，梁实秋、胡秋原等人一边维护五四新文学的人性至上的原则，一边反对左翼文艺的阶级斗争理论，他们或强调文学要表现“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或强调文学至死“也是自由的”，不能说他们的理论都不对，但是在当时阶级政治白热化的环境下，他们的理论不但不能流行，反而受到诸多责难和批判。

今天流行的文学史、批评史著作，大多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理论当成是那个时期的主流文学加以论述，这或许是受政治形态影响所致的人为建构，其实在当时，左翼文学并非主流，恰恰是处于地下或准地下状态的文学，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也不可能是当时的主流文学。

用今天的眼光看，1930年代的京派文学创作和京派文学批评，它的成就超过“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和追随者。在周作人、杨振声的主导下，朱光潜、沈从文、李健吾（刘西渭）、叶公超、梁宗岱、李长之等批评家各显神通，京派批评的出现，“宣告了一种纯美文学思想的到来。这一思想主张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因自身而存在而伟大”⑧。但很显然，京派文艺批评也左右不了当时的文学大势。

“如果在一个时期可以‘势均力敌，谁也无法马上说服谁压倒消灭对方，便会出现一种暂时的话语权力制衡，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⑨在这一无名状态下，正是左翼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京派自由主义批评、新月派批评、“第三种人”的批评、民族主义批评……就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性、文学与审美等重大理论问题方面出现的众说纷纭的各自表述，客观上推动了现代文学批评的繁荣和发展。

三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共之间的阶级和政党的矛盾被民族矛盾所代替，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整个时代的主要矛盾。抗战成为凌驾于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具有统率性的重大时代主题。“民族生死存亡的生活和情绪以空前深刻的力量规范了整个文学发展的过程，提出了许多迫切正当的要求。文学理论批评也被这种基本氛围笼盖，显示出相应的色彩：生气勃勃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原则、标准，甚至是唯一的选择。”⑩

抗战结束了1930年代的无名时代，重返共名，1937年直到抗战结束的共名就是抗战。国共两党的话语内涵不一样，但是在宣传抗战，号召国民爱国，要求统一舆论，反对个人主义、民族形式等问题上却是一致的。

在新的时代主题下，从抗战开始，文艺界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1938年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是“五四”后第一次建立的全国性文艺组织。“文协”成立是文艺界统一战线正式建立的标志。大会选出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吴组缃、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张道藩、姚蓬子、陈西滢、王平陵等45人为理事，从这个理事名单上，我们不难看出持不同政见的人在抗战这个特殊事件上的互相认同。第二件事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当广大作家深入前线，深入农村向大众宣传抗战日的工作一开展，立刻就碰到他们的作品如何为人民大众所接受的问题，于是‘民族形式的讨论就摆上了议事日程。”11第三件是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一个新的战时文化的文学阶段已经初步形成。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马克思文艺理论逐渐占上风，这是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说‘五四是一个文学革命时代，则延安时代继它之后是20世纪上半叶又一次‘文学革命，两次文学革命分别引领了20世纪上下半期。”12

在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13。毛泽东的讲话为文艺批评划定了严格的、不容置疑的批评标准。“《讲话》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分水岭”，“《讲话》以后，中国文学的性质已经根本不同”1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批评制定的标准，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

虽然从批评史的角度看，1942年之后，依然有其他流派的批评在发挥着作用，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实际上就是宣告‘现代文学的纷杂的第一期结束了，从此，20世纪中国文学，转入了它的第二期——被一统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下的文学时代”15。

“先锋性特质使新文学本能地朝着激进政治力量靠拢，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治格局中，最激进的政治力量，先是北伐统一中国的国民党，后是从血泊中站立起来继续革命的中国共产党。”16在抗战时期，共产党的先锋性更强，大批文艺家奔赴延安，构筑起中国文学的更为广阔的空间。1944年春毛泽东说，“延安有六千知识分子”17。这六千具有先锋性的知识分子，最终成为拥护毛泽东《讲话》的星星之火。同时，《讲话》不仅在抗日根据地，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敌占区以至香港都被广泛传播18。这种宣传的密度和空间上的广度，也是国民党的文艺政策无法比拟的。

战争将文艺家的注意力全部凝聚到了国家的生死存亡上，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导向在抗战面前就显得不合时宜。虽然1942年9月，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主张“三民主义”的“民族文学”，梁实秋提出“与抗战无关论”，沈从文反对“抗战八股”，但他们亦是抗战的支持者，存在的只是具体如何创作的文艺观念的不同。

所有对共名的背离都会引起严厉地批判。典型的如1938年4月张天翼在《文艺阵地》创刊号上发表的《华威先生》，小说讽刺了“包办抗日”的国民党官僚形象，揭示了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华威先生》被翻译成日文，被日本人当成宣传材料诋毁抗日。于是引起了国民党和右翼的批判，认为“暴露黑暗就是帮助敌人”。此举也引起了茅盾等人的回应，形成了要不要“暴露和讽刺”的争论。同样，在延安，1942年3月13日和23日，王实味分两次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刊发了《野百合花》。王实味抨击了延安的“平均主义和等级制度”，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讲话中，专门讲道：“当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19）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19在此期间，延安还开展了对丁玲《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还是杂文的时代》和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等稍有不同见解的批判。

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批评和王实味、丁玲、萧军等人在延安受到的批判，性质虽然不同，但是在体现共名这一时代主题上却是一样的——无论持什么政治立场，只要违背时代主题，偏离时代共名，都会遭受批驳。

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起点。这也是新的“共名”时代的时间起点，随着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时代主题已经更新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

周扬在会上发表了影响中国文学创作数十年之久的讲话。周扬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20周扬在大会上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主要部分从“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四个方面，论述了何为“新”，这也是在《讲话》指导下对新中国文艺的一个具体要求，构成了具有最大权威性的时代新共名。

第一次文代会，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两支文艺大军的“胜利会师”。“‘胜利会师之后的文学批评队伍主要有三支：一支是解放区的文学批评家，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批主张如实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批评家，三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批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批评家（即通常所谓的‘胡风派）。随着解放区文学传统的经典化，解放区的文学批评传统也被经典化。”21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与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以及“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大批判，最终实现了三支队伍整合，文学批评实现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一体化”。

“从批评史的角度看，他（即毛泽东）无疑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头号文艺批评家，他的批评权威从一九五○年代至一九七○年代的整个文坛，几乎所有重大批评事件均由他发起，跟他相比，别的批评家只是缺乏个性的复述者。”22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批评家的核心思想和观点是传达党的文艺路线和政策，复述毛泽东关于文艺的指示精神，这是唯一的时代声音，也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代的最高的共名。

四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邓小平强调，“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23。

20世紀80年代初，胡乔木在中宣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其中专门谈到继承、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问题。胡乔木修正了毛泽东在《讲话》阐述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定义，建议修改为“文艺为人民服务”和“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从文本看，胡乔木对“二为”方针的重新解释，仅仅置换了几个关键词，使得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战略思维更加符合新的时代需求，把文艺方向从目的性明显的“工农兵”和“政治”，转向了更多人数、也更全面的“人民”和“社会主义”，唯有这样才能保证文艺多元性、多样性的呈现24。

政治的松绑，为1980年代文学批评走上了一条相对独立、多元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基础。尤其是1985年的方法热，直接打破了之前长达三十五年之久的阶级论主导下的政治社会学批评的一统局面。

1984年初，林兴宅在《鲁迅研究月刊》发表了《论阿Q性格系统》，成为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滥觞。之后，时任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刘再复发表了《用系统方法分析文学形象的尝试——读〈论阿Q性格系统〉》等文章加以支持。1985年3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将刘再复关于“方法论变革”的一系列主张推向高潮。同年底，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分两期刊发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和1986年第1期。这是向“五四”时期“人的文学”主张的回归，也是新时期文学批评步入审美层面的开启。

“方法热”直接的后果，一是大量西方的文学理论被介绍进来，对此前单一的政治社会学批评形成了极大冲击。同时，国内也组织出版了一批青年学者的丛书和专辑，如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走向未来丛书”、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新人文论”、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探索书系”和“牛犊丛书”等，《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3期还专门推出了“第五代批评家专辑”。二是各省市文联、作协或社科院也纷纷创办了自主性的文学批评刊物。这是之前没有过，之后也不再重现的辉煌。如1984年1月25日，《当代作家评论》在辽宁省创刊，9月《文艺评论》（前身为《文艺评论报》）在哈尔滨创刊，10月上海比较文学的机关刊物《中国比较文学》出版；1985年1月《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办、《当代文艺探索》在福州创刊，4月《文艺新世纪》在广东创刊，4月10日《批评家》在太原创刊，5月《文艺评论家》在济南创刊；1986年1月，《文艺争鸣》《文艺理论家》分别在吉林和江西创刊；1987年2月《上海文论》在上海创刊；1987年，《南方文坛》在南宁创刊，6月《理论与创作》在长沙创刊，等等。三是批评家队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批评家基本上都是文艺界的领导干部，要么是中国作协的领导，要么是主要报刊的主编、副主编或者理论版面的负责人。他们既是文艺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具体文学现象和文本的阐释者、批评者，教练员和裁判员集一身，高高在上，把握着文艺发展的方向。1985年前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迎来它的黄金时代，文学批评起到了引领时代风潮的作用。时势造英雄，第四代批评家正在披荆斩棘开创思想解放的批评道路，第五代批评家也是在这个时期顺利走入批评领域。如果说，以周扬、冯牧为代表的第三代、第四代批评家大多数都是党的文艺干部，他们的批评与阐释党的文艺政策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具有较大的权威话语权，对文艺作品也有较大的威慑力，那么第五代批评家（包括一部分第四代批评家），则是依靠对文学的审美构建而成为一代承上启下的批评家。第五代批评家，大都在高校里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随即留校任教，逐渐形成了学院批评的特点。这是文艺批评最为根本性的变化。批评家的主要力量转入高校，批评的性质和功能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再具备审查作品、指导作家创作的权力。四是方法热延续到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倡导的“重写文学史”。没有新方法对传统方法的解构，对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现象的重新评价就无法开展。

可以说，第四、第五代批评家，从事纯粹的文艺批评者并不多，他们更大兴趣是从史的角度对文学进行系统化研究。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洪子诚撰写《中国当代文学史》，陈平原撰写过《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册）、《中国散文小说史》，钱理群参与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丁帆主编《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等。所以，称他们为学者化的批评家更为合适。

这代人最大的特征是，他们的文学养料和精神传承主要是从“五四”源头来的。20世纪80年代，一批在高校或学术机构的著名学者恢复了权威的学术地位，李何林、王瑶、唐弢、贾植芳、钱谷融、徐中玉等，这些老先生都是“五四”一代学人的弟子，他们也是大多数第五代批评家的授业恩师。钱理群、陈平原的导师王瑶，早年师从朱自清，这一师承使得王瑶身上有鲜明的“五四”传统和鲁迅传统。王瑶“因自己的导师和弟子而声名益著，而弟子们也以他为中介，把‘五四的文化传统，链接到当代的思潮中”25。在《我的精神自传》中，钱理群说：“我受两个传统的影响，一个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思潮和‘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80年代我的主要任务是要摆脱革命思想对我的消极影响和束缚，以便走出‘文革的专制主义的阴影。”26王富仁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师从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先生，王富仁多次说“鲁迅改变了我一生”，他本人的鲁迅研究，开启了鲁迅研究的新天地。陈思和说：“贾植芳先生对‘五四传统是非常认可的，如果现在我问你什么是‘五四，你可能搞不大清楚，他们是很具体的，‘五四就是跟着胡风，胡风就是跟着鲁迅，鲁迅就是‘五四精神，他们的脑子里面这个线是很清楚。”27从精神传承上来说，贾植芳先生深受鲁迅的影响，他本人也是胡风的弟子兼诤友。陈思和作为贾植芳先生的弟子，身上流淌着的自然也是“五四”的血脉。在《陈思和文集》研讨会上，一位思和先生的同代批评家说，陈思和在研究巴金、胡风等“五四”一代作家的历程，使他自己逐渐成为他研究对象的那种人格，似乎就是最好的注脚。

“共和国文学上下60年，唯独在‘八十年代理论批评做到了与创作并驾齐驱，甚至略占优势。以《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60年文学评论精选》为例，在入选的38篇论文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4篇，粉碎‘四人帮后至1979年收录3篇，‘八十年代占到了1篇，1990年代至今为17篇。这一分布，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八十年代理论批评在60年历史中的分量比重。”28李洁非、杨劼的统计，充分说明了80年代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极大成就。

这也是我主编“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的主要原因所在。在我看来，谢冕、钱理群、洪子诚、陈思和、陈平原、丁帆、南帆、王富仁八位先生，他们不但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其言说的方式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评论提供了范式。同时，这代人，上接“五四”传统，又是新的审美化批评范式的确立者，直接影响、带动了第六代、第七代批评家的成长。从批评史的角度看，至少到目前为止，除了“五四”一代批评家，对文学批评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这代批評家。

五

20世纪90年代，共名再次破裂，批评界的分化或者说多元化趋势更趋明显。共名消失，整齐划一的声音被众声喧哗替代。尤其是商品化、市场化对人文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侵扰，致使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不可能像80年代一样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这是所谓“批评缺席”“批评失语”指责的重要原因所在。

和大多论者判断相反，陈思和不认为90年代是“批评缺席”的时代，他认为，恰恰是90年代后，文学批评回归到了本位，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是更加生机蓬勃了。在他看来，80年代后期批评家开始分化了，这其实是一个好事。因为“看上去批评的功能是减弱了，但是其实是走对的，因为功能减弱了以后，批评家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就贯通起来了，他有创作作为依据，本来模糊的、理念化的东西就变得实践化了”29。

所谓的“批评缺席”，我以为是怀念1980年代那种一呼百应的英雄形象或是更早之前文学批评那种生杀予夺的权力。8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非常态化的时代，在非常态化的时代，文学或者文学批评自然会受到很多的关注。从整个文学的发展来看，这似乎也是不正常的，文学最终的归宿就是小众化，全民都热气沸腾地喜欢文学，是不正常的。

无论是“批评缺席”论，还是陈思和的“批评繁荣论”，背后无法回避的是90年代后文学批评更加分化的事实，典型的是出现了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两大板块。90年代，是都市媒体发展的黄金时期，媒体发达催生了媒体批评。媒体批评反应快速、尖锐，一度左右了新书的营销宣传和图书市场。但是媒体批评和利益绑架得太深，过度追求新意，甚至是吸引眼球，负面性也较大。学院批评的繁荣，和高等院校硕士、博士的扩招和培养机制的健全有密切关系，高校在源源不断地为文学批评输送优秀人才的同时，自身的问题也逐渐暴露，过度量化的考核，对学术GDP的无限度追求，导致学院批评在加强学理化的同时也和文学现场的亲密度不够了。

从批评家身份来说，分化也非常明显，过去那种和政治、文艺政策绑得很紧密的批评家几乎消失了，9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第六代批评家陈晓明、孟繁华、李敬泽、吴义勤、张清华、王彬彬、郜元宝、张新颖、谢有顺等，基本上都是高校毕业的硕士、博士，身份已经民间化了，即便在作协担任领导职务，其话语方式也和前几代作协批评家不同了。这代批评家，不管在高校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还是在作协系统担任一定的领导职位，文艺批评的属性基本没有改变，还是延续了第五代批评家开创的范式。同时，高校的研究生培养体制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相对成熟，这批身在高校的批评家，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更年轻的文学研究者。目前，第七代批评家，即2010年后，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兴起后成长起来的批评家，以及《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重点关注、培养的青年批评家基本上都是第五、第六代批评家的弟子。

文学批评更大的分化，或者说将无名时代文学批评众声喧哗推到极致的是新世纪开始的互联网时代，以及稍后的手机智能化的普及带来的新变。互联网时代，传统纸质刊物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只要愿意写，就不愁没有发表平台。一边是热火朝天地写，另一边是读者蜂拥而至的评论。尤其是豆瓣平台，专业度非常高，完全不亚于所谓的专业评论。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新媒介批评的出现打破了文学批评的精英主义属性，文学批评不再是专业批评家的专属领地，也不再是各种晦涩难懂的理论、主义、知识的场域，更不是遵循既有的批评成规和定式，进行格式化批评的生产。新媒介的出现为文学批评构筑了广阔而自由的发展空间，使文学批评呈现出新的态势”30。

六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就中国梦做了理论阐释。习总书记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内涵丰富，涉及面广，在逐渐成为时代新的共名。从文学上讲，“中国梦的提出，为变局与困窘中的当代文学再接地气，重现辉煌，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新的路向，提供了新的能量”31。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第五个问题“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中专门讲到了文艺评论，他说，“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32。

2021年8月，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

2021年12月14日，中国文联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张宏森在第十次作代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举伟大旗帜 全面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提出了“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33。

在经历了自90年代以来的无名时代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共同主题下，文学创作的新的共名已经在形成中。新的转化在悄然发生。文学评论新的发展也在酝酿之中。■

【注释】

①29陈思和、金理：《做同代人的批评家》，载《昙花现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70、70页。

②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第29页。

③陈思和说，在通常情况下，在共名的文化状态下的文学创作会出现三种可能，第一种是作家自觉地把握了时代的主题，并在艺术创作中进行图解。第二种是作家拥有独立的精神立场，他也认同时代共名。第三种是作家拒绝时代共名，有意回避时代的主题，他们以较强烈的个人因素突破时代共名的限制，在创作里完全表现个人的生活经验、审美情绪和精神立场。参见陈思和：《共名与无名：百年文学管窥》，载《思和文存》第二卷，黄山书社，2013，第138-140页。

④姚玳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第二卷（1928—1937）：多元共生》，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第3页。

⑤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25页。

⑥12142228李洁非、杨劼：《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5-6、19、47、9、184页。

⑦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文化批判》1928年3月15日第3号。

⑧刘锋杰：《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第325页。

⑨许子东：《“五四”以来文学批评的类型及变化》，载王德威、季进主编《世界主义的人文视景》，江苏大学出版社，2019，第77页。

⑩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第3页。

11陈思和：《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载《思和文存》第二卷，黄山书社，2013，第147页。关于抗战后，文艺界发生的三件事，亦参考自陈思和此文。

13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人民出版社，1966，第24-27页。

15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第116页。

1624陈思和：《建党百年与当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17曾瑞炎：《延安中国女子大学述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3辑，中国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18《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自1943年3月13日在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以来，在解放区、根据地广泛地传播着，除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外，在国民党统治区、敌占区以至在香港，都以不同的印刷传播着。如1944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在《新华副刊》上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刊发讲话摘要，4月，何其芳、刘白羽到重庆传达《讲话》精神召开座谈会。1945年在上海，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文化》半月刊，在香港，1946年2月，中国灯塔出版社出版的《文艺问题》和1949年新民主出版社的《论文艺问题》，都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实际上是讲话的单行本。至1953年，国内已发行的单行本就达93种。参见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史》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第314-316页。

19转引自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史》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第226页。

20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载《周扬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第371页。

21丁帆、王世城：《“颂歌”与“战歌”的时代——“十七年文学”论纲》，新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2016年，第262页。

23邓小平：《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载中国文联编《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第7、8页。

25孙郁：《王瑶：拖着历史长影》，载《百年苦梦：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群言出版社，1997，第233页。

26钱理群、楊庆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

27陈思和、杨庆祥：《知识分子精神与“重写文学史”——陈思和访谈录》，《当代文坛》2009年第5期。

30杨丹丹：《政治·审美·知识·技术——新中国文学批评70年的回顾与反思》，《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9期。

31白烨：《中国梦：文学的新动能》，《文艺报》2014年4月11日。

3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第117、118页。

33张宏森：《高举伟大旗帜 全面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文艺报》2021年12月20日。

（周明全，复旦大学中文系、《大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