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论王跃文的《家山》

2023-08-06龙永干

南方文坛 2023年4期

虽然王跃文以官场叙事闻名于世，但乡土书写也一直是他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时期的未刊之作《山娘娘》①，1996年的《雾失故园》《冬日美丽》，1997年的《也算爱情》，2007年的《我的堂兄》，2008年的《桂爷》《乡村典故》，2012年的《漫水》，2015年的《蕨草青青》……无不寄托着他对乡土世界的深情审思和诗性念想。《家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的出版，可说让王跃文至深至浓的乡土情结和家园之念获得了全面的释放，也让他以故乡溆浦为原型写出了一部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

一

如何表现乡土的时代蜕变，一直是新文学积极探索的重要内容。从《暴风骤雨》《艳阳天》等以政治路线为纲的表现，到《古船》《浮躁》等将社会矛盾和家族冲突交织而进的书写，再到《白鹿原》《有生》等将家族矛盾和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处置……无不表明人们对乡土蜕变观照的日渐深入和全面。整体来看，《家山》的创作路向与《白鹿原》相近。它再现了重大社会政治事变，也写出了乡土家族的矛盾冲突，更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应有的审视和反思。但与《白鹿原》将政治斗争视为将乡村推向“鏊子”境遇的他者力量不同，《家山》对时代政治的书写要朴素自然得多，也从容沉静得多。《家山》中，政治斗争虽然不是文本表现的主体，但它依然是作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里，王跃文用朴素自然的笔触，还原了乡土生活中近百年的政治风云。辛亥革命、农民运动、国共合作、大革命失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改革开放……它们给沙湾带来了时代潮汐，也让先前超常稳定的乡村生活生发了蜕变。但乡土中的政治并不剑拔弩张，也不险象环生，而是含混在乡土生活中，融汇在村民日常处。在蒙昧颟顸中，扬高、修根等加入了国民党；在革命队伍的感染下，伍开运等村民加入了红军；在革命信念的引领下，齐峰、劭夫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朦胧的民族意识中五疤子、修碧等成为抗日队伍的一员；还有更多的村民出自善恶的直觉加入了齐天界人民解放自卫队……时代政治的变化，让乡村社会关系变得复杂了许多，也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土生活带来了新的变数。赋从租出造成的波澜，抽丁纳税产生的纷争，国共斗争引发的矛盾……无不积累着时代进步的力量，但这一切都在乡土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中朴素演进，不夸张，无渲染，自然而然，但又不失前进的必然。沙湾也在劭夫、齐峰、克文等代表历史发展必然方向的新生力量的引领下，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当然，在當下语境中表现政治的正确是实现社会安宁人民安康的政治保障，显得有些“卑之无甚高论”，但这是新时代文学“求真”初心书写的必然，“在最理想的美学体系中，要求为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服务的倾向，被看作是艺术的神圣职责”②。但《家山》绝不图解观念也不简化生活，它对时代蜕变的表现始终是立足于乡土的是非原则和民间的善恶逻辑。正如孟悦所说：“政治力量最初不过是民间伦理的一个功能。民间伦理逻辑乃是政治主体合法化的基础，批准者和权威……”③也正在这个层面，《家山》对乡土蜕变的观照和审视也进入了更为深厚、广袤和久远的乡村文化和民间伦理的无意识层面。

“乡村自有乡村的伦理尺度，也自有乡村的是非标准。”④中国乡土社会中聚族而居的村落，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基层单元。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它以宗族血缘为基础，强调长幼有序、仁爱为本、道义为则、和谐为贵，建构起独特的伦理规范和价值秩序。但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在现代/传统、进步/反动的二元对立意识中，乡土文化往往被视为封建礼教的渊薮和社会发展的魔障。《家山》开篇时沙湾和舒家坪两村间的野蛮械斗，桃香的强制女儿月桂裹小脚……似乎在继续五四以来的启蒙叙事，但随着故事的展开，作品却还原出极具原初意味的乡土生活图景。在这里，原先社会政治学视野中的地主/农民、族长/族属的雇佣——被雇佣、统治——被统治的关系不复存在，彼此之间也没有紧张的阶级矛盾，也没有尖锐的贫富冲突。佑德公、逸公等人，不是残酷阴险的邪恶势力，也不是顽冥不化的朽旧代表，他们和长工有喜、家旺、伍海、伍开运、翠银等之间，和扬高、齐岳等之间，不是简单的主佃和主雇关系，更不是敌对的地主和农民关系，而是长辈和小辈、家人与族人、乡亭叔侄和邻里伴当的关系。他们不会欺凌孤门细族，更不会压迫贫苦之人。曾做过前清知县的逸公将房子转给贫穷的达公，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富足的佑德公收养孤儿有喜，救济缺米少粮的族人，开释被捆绑的望达；修根虽然家境殷实，但勤俭节约谨小慎微无丝毫凶恶面孔……与此同时，《家山》的世界也并非简单的官/民、反动政府/革命人民紧张对立的世界，乡民们对于政治的变化不仅不敏感，而且迟滞迷糊。农民扬高、修根在鼓噪的时潮中懵懂地加入了国民党；人们面对赋从租出虽有怀疑，但也大体照章办事；面对抓丁征兵等迫压虽有不满，也是隐忍接受；抗战胜利时，激动的人们更是自发向政府贡献劳军粮……这是底层社会敦厚心性的表现，也是他们对于民族国家“忠”的真实行状，更是沙湾这一讲究“老规款”的村庄的必然情态。再有，就《家山》中的家庭关系看，虽然也有着如五疤子和齐树之间的矛盾，但代际之间整体上可谓父慈子孝情感深厚；兄弟之间虽然有着人生道路的不同，但却彼此惺惺相惜携手共进；夫妻间虽不免出现罅隙与不和，但总能长相厮守相濡以沫……

可以说，《家山》中的沙湾村多少带有陶渊明笔下桃源世界的印痕，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⑤的典范村落。在这里，人们遵循着各种“老规款”，讲究的是“做人要讲仁义”“做人有样子”“做人要硬棒”“好好做事做人，莫负天地良心”……正是这样一种仁义为本良知为上的价值秩序和精神纽带，让沙湾人彼此声气相通心理相与。在兴教办学、筹建水库等公益事业上，他们同心同德；在洪水泛滥家园毁坏时，他们彼此扶助；在抗日救国、捐粮慰军等民族大义上，他们当仁不让。他们虽然深受儒家仁义精神的泽润，坚守着乡村的伦理原则和价值秩序，但他们并未被愚化和奴化，而是始终保存着“终刚强兮不可凌”的独立精神和抗争意志。在反动政府不顾民生强征强派、残害百姓等残酷暴行面前，他们会揭竿而起血性凛然。当马朝云烧杀红军家属时，佑德公义愤填膺予以严厉斥责；反动政权以势迫人时，他更是大义凛然：“你守你的公职，我讲我的良心。”⑥国民政府不顾百姓死活，洪灾过后依然横征暴敛，他更是发出了激进的呼号：“今年我要反了！我领头做抗欠大户！”⑦可以说，这是与土地密切相连的原初血性和本能，也是沙湾乡土世界绵延千年生生不息的生命元气的精魂要义。

二

小说向来被人们视为“一个民族的秘史”。要深入表现民族发展的历史，要写出时代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也要写出社会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要勾勒出代际蜕变中的精神图景，也要把握住人性人心的心灵脉象。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先前聚焦一两个人物的乡土书写不同，《家山》中所要构型的不是个别乡土人物，而是沙湾村乡村父老、乡亭叔侄的群像。驰骋沙场、英俊潇洒的陈劭夫，勤俭吝啬、胆小怕事的修根，顽劣无赖、不学无术的五癞子，泼辣大方、爽快风火的桃香，贤惠纯良、不幸可怜的容秀，知性优雅、明丽动人的瑞萍……无不鲜明生动可亲可感。而在众多人物形象中最为突出的应是佑德公和扬卿，他们联结着沙湾的过去和现在，也寄托着王跃文回望乡土时的桃源念想和瞩目未来的愿景……

佑德公是沙湾村的大户，但他不是启蒙叙事中伪善邪恶的封建礼教维护者，也不是革命叙事中无恶不作的地主恶霸。他宅心仁厚，待人真诚，扶危济困，与人为善，有地位，有声望，是典型的“乡贤”形象。“乡贤”，是乡村社会中独特的阶层，他们往往或有过仕宦经历，或受过一定教育，有着高于乡村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和地位声望，以维护践行儒家道德理念和价值原则为己任，在上传民情下达王权，沟通官府和民间，维护地方稳定和风化上有着重要的作用，是中国社会组织中“所特具的一群人物”⑧。他们在乡土基层社会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声望，是底层民众的“领袖”。他们之所以能积累起社会地位声望，除开自身的政治和物质条件外，更与他们的道德品质和人格魅力有着重要的因素，因为他们“被要求具有卓越的人格魅力特征和高尚的道德素养”⑨。佑德公作为沙湾村的乡贤，是《家山》的灵魂人物。他祖上敬远公为清廷靖难，因军功而官至提督。宅心仁厚，与人为善，家山为本，良知至上，是他最为突出的特征。虽然儿子劭夫位高权重，但他从不豪横强势，而是克勤克俭，规矩和顺，守着沙湾的各种老规款。虽然已是古稀之年，进出村子时依然谨遵“文官落轿，武官下马”的古训；与佃户一块车水下地，同吃同住。他与人为善，宽和细致，周全老到。抚养有喜长大成人，安排有强身后之事，调解沙湾和其他村落之间的矛盾。当反动政府捕杀红属时，他更是尽力帮助人们逃往齐天界躲避劫难。在各种矛盾出现时，他以和为贵，懂得综合考量，妥善处置。县里军警来抓捕四跛子时，他会从中周旋，避免矛盾激化；乡绅大户联名检举县长时，他会明哲保身拒绝签字；国共两党暂时借住时，他不惊不乍从容应对。他通达事理，明了是非。当年轻人兴教办学时，他积极资助；筹建红花溪水库时，他捐资捐物；知晓齐峰为革命奔走时，他多方帮衬；红军战略借道时，他积极掩护；抗日胜利后，他率先捐粮劳军；洪水泛滥时，他尽心援助受灾村民。面对外来势力，他也有着凛然的气节和勇气。当反动政府逼人太甚时，他会无畏无惧以民生为重带头抗税……他有隐忍苟且、谨慎保守的一面，但他作为家山的守护者和庇护人，慈爱、宽和与包容是其性情中的主体因素。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善良和宽厚，更集聚着乡村社会仁者和长者的可亲可贵。或许，这就是乡村之所以能够从风雨纵横的历史进程中得以保全的根由，也是家山之所以成为让人念兹在兹精神原乡的根由。

如果说佑德公象征着乡土世界过去“乡贤”的话，那么扬卿则是承载着时代发展理想的“新乡贤”。与其他人不同，扬卿是《家山》中守护在故园又有着海外留学背景的年轻人。时局动荡中对政治的失望，让他退居乡下过着隐者般的生活。他却并非“异类”，更非乡土生活的“搅局者”。虽言行情状与众不同，但他并不忤逆父辈敌视乡土，而是在沉静恬淡、朴素明慧中，与乡土传统构建出了新的相与关系。他与父母乡亲和谐相处以尽孝道，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心性自律自立。他既尊重乡土的风俗习惯，也不懈研习现代科学；他于家常日用无所用心，却于乡土发展用心用力。他能感受乡土的醇厚和朴素，又能明觉乡土的不足和弊病。他反对旧式的宗法家法，却能为孩子教育问题苦口婆心四处劝学；他抵制扬高的强横和狭隘，但支持克文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学习。他是承载乡村过去和将来的桥梁，也是正在成长的新一代乡贤的典范。他恪守正道，以继承者的心态传承乡土的优良基因，扶危济困、帮助弱小、与人为善，如祖婆对逸公所说：“卿儿样样都种你，肯读书，肯做事，肯帮人。”⑩对于乡土传统，他也是有着明确的传承态度：“我们活在前人的光芒里，这是宿命，也是福气。”11“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Bewahrung）。”12在扬卿的意识中，传统不是异己他者，而是个体成长所应承续的力量，是发展中的活跃因素和积极力量。但扬卿并非墨守成规，而是以新的价值理念和生活追求悄然改造着乡村的守旧与愚昧。他反对愚昧的械斗，不肯加入与舒家坪的冲突。虽闲居鄉下，却坚持良好生活习惯。为造福乡土，他筹建红花溪水库，沐风栉雨勘测考察，在山水间走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为兴办新式教育，他出资出力筚路蓝缕，为乡村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婚姻爱情上，他更是为乡村带来了自由恋爱的新气象。沙湾人的婚姻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齐明和来芳、齐峰与禾青等；或是长辈做主撮合成事，如有喜和瓜儿、云枝和劭夫。这些婚姻虽然多是幸福的，但多少带有旧时代的“血腥气”。扬卿则不同，要进步自主得多。没有中意的对象，他绝不苟合，更不胡来。他坚持爱情的守候，更珍视心仪的对象。瑞萍出现后，他在尊重、理解、付出和共同的追求中收获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爱情，也为乡村生活注入新的生机带去了新的气象……

佑德公与扬卿作为沙湾村的两代乡贤，构建起乡土发展的代际传承的链条。与佑德公相比，扬卿不仅继承了前人的优秀传统，更具备了科学、进步、独立的现代性特征……他的出现，是沙湾世界新质的萌蘖和生长，是乡土突破既定文化区隔和时代制约，积极开放地拥抱和容纳新时代的先声。其文化值域不是传统的儒道互补或者援佛入儒，而是新学/传统、东方/西方的互补和会融，是乡土新的可能和新的发展的文化征象。

三

在流派纷呈技法耀眼的当代文坛，王跃文是少有的传统写作者。他多次表示：“不太刻意在小说形式上的创新，习惯秉承非常传统的小说观念去写作。”13“作家能够把日常状态写好，不但见功底，而且见骨血。真实的生活不是天天发生离奇故事的，更不是时刻惊天动地的。庸常而平淡，才是生活的真实状态。”14“越是日常化的生活，越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越能反映生活的本质。”15

《家山》中的主体背景虽是中国风云际会动荡不安的20世纪上半叶，但叙述笔触不夸饰，不猎奇，更不诡异怪诞。无论是辛亥革命、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还是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无不是大事小说，贴地写作，让其在沙湾日常生活中得到深浅显隐的表现。或许有的一笔带过，有的多向具化；有的明线推进，有的潜行迂回。无论哪种，他们都是在沙湾生活的棱镜中进行体现和折射，所取的是沙湾人的视角和心理，给读者以极具质地的生活感和极具余味的隽永感。逸公从知县任上返乡，封建帝制的结束与辛亥革命的成功就已翻篇。但极富意味的是武功超群的放公却怅然若失，“拍着梭镖子喊后悔，怪自己糊涂。如今皇帝没有了，武状元就不考了，有什么好处呢？”16将辛亥革命这一重大事件放置在沙湾老人的眼光中进行表现，不仅写出了乡村的可悲与可笑，更写出了时代发展在个体心理产生的复杂反应。国共斗争是现代中国政治的渊薮，作者并不正面切入，而是立足乡土进行管中窥豹式叙写。红军首长和国民政府官员都曾借住佑德公家中，两者在佑德公的眼光下高下立判：一者纪律严明，爱民敬民，一箩筐炭火都出钱购买；一者令从口出，横征暴敛，肆意妄为，将有喜的马儿折磨得瘦骨嶙峋。一句“他们哪把马当人？”不仅写出了佑德公对牲口的疼爱，更是道出了两个不同政党的是非善恶和命运走向。征兵，是沙湾生活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无论是抗日战争的征召，还是国民党政府的抓丁，作品没有义正词严的宣讲，也没有呼天抢地的抗争。或请人顶包，或捉人替代，或出钱购买，或抓阄认命，扬高借用职权的心机和纠结，五疤子将乡长向远丰送上战场的得意扬扬……无不是乡村人的方式和乡村人的心思，点点滴滴，零零碎碎，既具体形象又生动自然，无不给人以既亲切细致又措置裕如的隽永之感。

《家山》不重故事不炫情节，静水深流处引人入胜，靠的是叙述者对故园的深情回望，对人物命运的真诚共情，对生活点、线、面的有效融摄与整合。而细节，则是其中最为重要也最具审美功能的基本单元。《家山》中遍布着无数让人击节叹赏的细节，它们让日常生活摇曳动人，让人物形象熠熠生辉，更让情节推动张弛有度。桃香上县里打官司，她“站在法官面前不开腔，等扬高把老虫皮放在凳上铺好，她才慢慢坐了上去。她果然看见扬高进退都弓着腰，心上就想平日在沙湾高声大气的高叔，进了县衙门人就矮了。”17扬高的弓着腰与平日神气活现形成鲜明对比，活画出他外强中干怯懦畏官的奴性心理。有喜不愿在有恩于他的沙湾村买地，因为“族上世代守在一堆，屋场就是那些屋场，田地就是那些田地。你多我少，你倒我好。有喜不想置沙湾的田地，就是不想看到沙湾有人家败落。”18寥寥数语，贴心贴肺地道出了有喜的善良心思，也尽写了他仁义的秉性。修根家里遭劫，妻子满莲心疼不已，“看见床上堆着烟黄的棉絮被，大嚷起来：‘剁脑壳的强盗啊！你讲一声啊，我给你找个包袱啊！你把被面子通下来当包袱！修根还坐在地上，骂道：‘牛都去了，你哭牛尾巴。”19写出了满莲的可笑荒唐，更写出了她平日的克勤克俭。瑞萍和扬卿是自由恋爱的典范，夫妻情感深厚。抗战胜利消息传来后，扬卿祭告父亲后主动帮抗属去收割，“瑞萍望着扬卿，目光柔得像一池春水”20。仅仅一眼，不仅和盘托出瑞萍对扬卿的深浓爱意，也在无形中写出了瑞萍的温婉可爱明丽动人，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写小说就是写语言”21。《家山》的语言可谓是特色鲜明，炉火纯青。与当下小说追逐叙述语言的翻新出奇，叙述者的“一统天下”不同，《家山》叙述故事时大量使用了溆浦的方言土语，塑造人物时更是大量使用人物对话，真正做到了生活化、地方化和个性化的高度统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产物，也是生活的直接呈现，要表现乡土生活，就当在作品中再现乡土语言。这一点王跃文可说是继承了同乡作家沈从文、周立波的优良传统。方言土语看似鄙陋俚俗，却源自生活，有着为一般语言所未能有的活泼泼的生机和魅力，也有着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让人余味无穷。“酾茶”“醒气”“尖小”“葛仇”“抬阿娘”“种阳春”“日噘人”等溆浦方言的运用，是王跃文对家乡深厚久远文化的亲近和喜爱，也是对古土话语料的持存。“天气热得猪打栏”“抬起脑壳哭黄天”“田是累字头，种田人总是苦的”“朱达望只要酒灌进肚子，嘴巴拿牛屎都封不住”“拖檐底下定规款，见不得人”“坐得黄包车，颠得屁股肿”“人要实心，火要空心”等白话和俗谚既是农民对生活的直觉性传达，也是沙湾独特生活经验的话语总结。其中蕴藏着久积的生命体验，也有着民间的幽默和智慧，还体现出沙湾人的文化心理和个性气质。看似俚俗鄙陋、土气粗鲁，但经过作者的调配和创化，却是极为形象生动，也极为自然醇厚，仔细揣摩令人感觉唇齿生香、气韵生动，甚至击节叹赏……

当然，《家山》并非就是迂持方言，而是以乡土语言为基础，以表现生活塑造人物为鹄的，融方言土语、现代白话和古典文言为一炉，形成了自然生动、洗练丰富的风格。文告训令，庄重严肃；亲人书信，则是亲切自然；叙事状物生动贴切，写景抒情则是含蓄蕴藉。至于人物语言，则更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开口就响。佑德公的语言朴实自然宽和温煦，逸公语言典雅文气简练丰厚；修根沉默寡言，欲言又止中有隐忍；扬高装腔作势，高声大气中有诡谲；齐峰的语言自然明快，朴实中有深意；桃香的语言四六句不离，泼辣爽利；瑞萍的语言则是优雅清新，诗意葱茏。可说有多少人物，就有多少性格化的语言；有怎样的场景情境，就有怎样贴切精准的表现。“不是作家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道说艺术（包括文学）”。22它们和乡土融为一体，与人物个性有机統一，写出了原乡故土的神韵，也写出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3……

【注释】

①龙永干：《王跃文和他的文学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第40页。

②卡·李卜克内西：《反对否定社会内容的艺术》，载《艺术论集——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现代派文艺的评述》，姜其煌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第73-74页。

③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载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第58页。

④1314王跃文：《王跃文文学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第175、39、74页。

⑤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16，第268页。

⑥⑦⑩111617181920王跃文：《家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第455、635、355、356、11、48-49、225、279、581页。

⑧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第232页。

⑨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33页。

12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译文出版社，2004，第363页。

15王跃文：《喊山应》，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第85页。

2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