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美

(青海大学财经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0)

引言

绿色农业源于我国20多年来对于绿色食品发展实践中经验的总结，以及世界各国长达半个世纪对于各种农业模式的探索与研究，同时综合我国国情对未来农业的走向做出的形势判断。在2003年10月由中国绿色食品协会主办的“亚太地区绿色食品与有机农业建设国际研讨会”上，我国与会专家首次提出了“绿色农业”的概念。

自“绿色农业”概念提出，已经过去了18个年头。绿色农业经历了从萌芽、成长、发展，到现在的不断壮大，我国绿色农业发展总体水平明显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指数提升3.63%，在产地环境保护、农业资源利用、农民增收和绿色农产品供应4个方面均实现不同程度的正向增长。农业生产方式持续向绿色化转型，标准化种植和生态养殖持续向好，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水平不断提升；农业“四废”治理取得突破性成就，我国农业资源环境问题得到初步遏制，农业生态系统保护进展明显，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但是，自2004年来我国出现的农产品贸易逆差和长久以来资源环境压力无不把矛头指向我国农业的高成本、低效率；温饱问题解决的同时，粮食安全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农村消费步入“全要素购买时代”，但农民收入低下，难承受这样的高消费；农村富余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业和农村吸引力下降。绿色农业为这些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解决办法。绿色农业以及绿色食品均出自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有效缓解食品安全问题；绿色农业所追求的优质性、生态性和安全性均符合我国食品发展的目标；多元结合的绿色大农业，是解决边远地区脱贫问题的有效途径。

1 绿色农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出现于二战后，随着人们对于“社会发展”概念认识的加深，并且伴随着由于人类社会发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的环境、资源问题。可持续发展第一次被提出于1980年出版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为了可持续发展的生存资源保护》，其基本的理念是保护生物圈。后来，其概念延伸至社会、经济和科技等多个方面。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在发展过程中注重经济、生态和社会3方面的协调统一，具体是指人类在注重经济效率提高的同时注重生态和谐和社会公平，最终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目标。

1.2 绿色生产力理论

绿色生产力理论起源于欧洲，那时出现于人口密集地区环境问题刺激了这种“绿色”意识萌发。我国绿色生产力理论首次出现于2003年北京召开的第十二届生产力大会，且专家一致认为应该把发展绿色生产力作为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绿色生产力，狭义是指环保产业的生产力因素及系统；广义则是无公害、无污染的生产力因素和系统的总称，其主要内容包括绿色责任制度、排污权市场化、绿色国民账户制度、绿色保证金制度以及庇古税制度。

1.3 环境经济思想

起源于亚当·斯密时代的环境经济思想，也被称为古典资源环境经济思想。那个时期的学者在探讨自然资源是否对经济增长有限制，进而衍化出对资源认识截然不同的2个流派：“乐观的李嘉图”和“悲观的马尔萨斯”。“乐观的李嘉图”又称为相对自然稀缺理论，该理论认为自然资源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界限，但存在边际递减效应，没有绝对的限制。“悲观的马尔萨斯”又称为绝对自然资源稀缺理论，该理论认为数量有限的耕地会成为以后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2 绿色农业的研究现状

目前，对于绿色农业的研究局限于绿色农业发展问题、绿色农业效率、绿色农业机制、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和行为、绿色技术采纳等几个方面。

2.1 绿色农业发展问题研究

早在20世纪70—80年代绿色农业发展思想就已经在我国萌芽，但“绿色”概念提出于20世纪90年代，且官方正式提出“绿色农业”概念已是2003年。步入21世纪以后，我国绿色农业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目前，我国专家主要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城市绿色农产品品牌化，以及其他阻碍绿色农业发展的因素进行研究。

陈来生等提出，青海省门源盆地存在环境等多方面的优势，发展绿色农业可以一改其往日贫困困境，避免农村农业发展的“高碳陷阱”，让该地区直接进入绿色，现代化的状态[1]。陈占全等通过对青藏地区绿色农业资源进行调查和划分区域，根据青藏高原地区绿色食品产销状况进行市场定位、构建了市场营销体系，提出应当加大宣传力度和技术研究的建议[2]。张正斌等提出，中国绿色农业指标体系建设的指导原则和构架[3]。罗娟等基于第一批国家40个国家绿色发展先行区，运用数据统计和案例分析总结得出5种典型的农业绿色发展模式[6]。朱训泳提出，城市在发展绿色农业过程中，应进行全面统筹布局规划、打造农产品公用品牌，且加大资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4]。许烜等认为，在当前湖南省绿色农业发展过程中，技术是制约其发展，也是促进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强化绿色农业政策和农技沟通，可能成为未来促进绿色农业发展的新增长点[5]。曹前满梳理了农业绿色发展3个层次的价值取向，从价值层面的资源稀缺性与保障性供需结构、资源配置的社会空间结构关系，认识当今社会农业发展中平衡与均衡的多重困扰、生态农业所能解决的问题；从农业经济的政策取向与伦理关照，讨论了农业绿色发展的必要性、导向性、适应性以及主体选择绿色农业的必要条件[17]。

目前，绿色农业发展研究方向主要为运用数据统计分析和实地调研方法分析作者所研究地区绿色农业发展现状，指出该地绿色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在实地调研或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总结研究地区绿色农业发展的典型模式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2 绿色农业效率研究

绿色农业效率评价，即评估当前投入和技术条件下我国农业经济资源的利用程度。通过对绿色农业效率进行评价，可以有效衡量和判定当前绿色农业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发现当前绿色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当前绿色农业效率研究大致包括：横向多地区绿色农业发展效率比较、单个地区纵向的不同时期绿色农业发展效率比较、分析影响绿色农业发展的某些因素效率与绿色农业发展的关系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进而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黄安胜等运用DEA模型和熵值法测算我国绿色农业产出和绿色农业技术效率，并且分析了各省间差异，得出我国2/3的省份处于绿色农业技术效率低下但处于增长的态势的结论[10]；张春梅等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度我国2003—2017年的绿色粮食生产效率，运用Tobit模型检验绿色粮食生产效率与绿色农业中各项补贴政策的作用关系，证实农业政策支持与生产效率呈正相关，但是农机购置补贴与生产效率不显著负相关的结果，应优化补贴结构、规范补贴机制、强化绩效管理的政策建议[12]。

杨枝茂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建模软件评价了河南农业绿色发展效率，认为河南省处于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模式，是一种较为粗放的农业生产模式，并提出应当加强绿色农业组织建设和科技创新的相关建议[11]；尚杰等利用山东省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结合“短板效应”运用SBM-DEA三段分析方法测算山东省各个经济圈内地级市的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指出基础设施是阻碍当地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提升的因素；山东省存在农业资源调配不合理现象，应注重绿色农业绿色农业发展后续过程的三产融合，重视山东省绿色农业均衡发展，因地制宜合理电镀资源配置，注重优良地级市的带动效应[24]。

张昀倩通过描述性统计、DEA-BCC模型、多原线性回归角度研究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同时分析绿色农业技术效率的时空演变，得出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规模对农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13]。

全要素生产率，即生产活动在某一时间段的效率。该指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可以衡量科技进步的程度，主要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葛鹏飞等依据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和统计数据的口径资料重塑农业投入产出指标，通过SBM-DDF方法的Luenberger指数对2001—2015年中国31个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变和收敛性，指出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处在较低的水平，应加强省际间交流合作、提升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以缩小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差距[19]。袁芳等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西北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得出该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不明显和农业投资效率呈现空间离散的特征，应提高农业生产资料利用效率、改进农业管理体制机制的建议。

在绿色农业效率研究方面，主题不再局限于绿色农业效率测算；研究方法仍主要为DEA模型；在政策建议方面，多数学者在技术创新、技术交流以及加强管理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2.3 绿色农业机制研究

机制，即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者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机理。引申到绿色农业机制，就是构成绿色农业的各个要素及其作用的机理。目前，对于绿色农业机制的研究主要包括动力机制、财政金融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区域协同和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几个方面。

在绿色农业发展动力和驱动力等方面，赵大伟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了促进绿色农业内外的动力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和途径，构建完善的了绿色农业发展系统动力模型[7]。

在绿色农业财政金融机制方面，胡雪萍等对绿色农业发展所面临资金困难的成因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指出绿色农业发展存在内生性和财政支农资金作用受限、金融资金供给不足和社会资金投入有限3大外生性的资金困境；内生性资金困境造成绿色农业发展的外生性困境，同时外生性资金困境加剧绿色农业发展的内生性困境，应加强绿色农业投融资机制建设的顶层设计，推动和构建绿色农业认证体系和信用体系的构建，发挥财政、金融和保险的联合作用，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绿色农业发展的资金困难[16]。张伟等通过对农村金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引入互联网金融工具，构架以信贷支持、保险保障、价格保护为基础的绿色农业金融诱导机制，提出应当通过积极的政策激励农民发展绿色农业[20]。

在绿色农业生态补偿方面，严立冬等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认为绿色农业生态资本积累是绿色农业生态资本运营的基础，健全的机制与完善的政策是绿色农业生态资本积累的保障[8]；邓远建等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分析法从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3个方面剖析了武汉市东西湖地区绿色农业产地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认为生态补偿政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要进一步提升实施效果需要从政策实施、生态资本利用效率等方面做出努力[15]；何寿奎在分析了农村生态环境存在问题和生态环境补偿及农村绿色发展政策的实施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二者协同推进的内外动力机制，提出在完善生态补偿范围与技术体系等多方面的建议[9]。

在绿色农业区域协同发展和城乡产业链协同发展方面，刘刚等认为京津冀在发展绿色农业协作分工机制方面存在广度、深度和协作内容不够的问题，要构建起紧密型分工协作机制，就要在区域内政府助推的前提下，完善产业对接机制、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完善基础设施、进行政策支持[14]；熊肖雷基于乡村振兴视角，提出城乡农业产业链协同的概念和运作机理和构建相关要素流动制度供给等多方面因素产业链协同发展理论模型，得出制度、公共服务和创新环境对城乡创新要素双向流动有直接影响，同时也是影响城乡绿色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等根本因素和关键，应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城乡绿色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23]。

在绿色农业机制研究方面表现出相互交融的特点，也从侧面体现出绿色农业运行机制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体系。同时，绝大部分研究财政金融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学者都会提出健全绿色农业信用和保险机制的建议；在区域协同合作机制研究方面，多数学者在政府支持和制度供给支持方面达成共识。

2.4 农户生产意愿、行为以及绿色技术采纳

生产意愿和绿色技术采纳，即农户进行绿色生产行为的想法和实际行动。该方面的研究是在提出相关假设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该地所得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假设，总结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吴雪莲等基于调研数据运用Ordinal probit模型和ISM模型，剖析了影响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程度的因素和层级结构，总结得出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有一定的认知广度，但存在认知深度不足问题，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为农户进行绿色农业技术的宣传和普及来解决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认知不足的问题[25]。李明月等在感知理论的基础上，分析河南省产粮大县645户农民的调查数据，得出感知利益的多少决定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强烈程度，感知风险决定农户是否会实施绿色农业生产行为；激励性政策和约束性政策都对农户实施绿色农业生产行为有督促作用，但激励性政策在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和行为路径的效果更好，因此应该加大绿色农业生产政策的激励力度[18]。栗滢超等在行为经济学和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结合认知-行为逻辑一致性原则，探析现阶段影响农户绿色农业认知和绿色农业行为的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认为政府应该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多维度引领和充实农业绿色发展的内容，激发农户主动参与绿色农业的意识和行为[21]。张童朝等聚焦于跨期技术属性，提出了基于我国情景的年龄对农民跨期绿色技术采纳的倒U型假说，并以冀鲁皖鄂4省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验证，证实了该假说的正确性，提出应当加强农民技术培训改善乡村医疗条件来维持和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在根本上完善农业经营体系、培育职业农民吸引更多的人从事农业专业化生产，更要健全和建立农业风险保障制度[22]。

在农户生产意愿和行为以及绿色技术采纳研究方面，研究对象从影响农民技术认知程度和层次的因素、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和绿色行为关联度、影响农户绿色农业认知和绿色行为因素到农民年龄对跨期绿色技术采纳的影响；研究方法从Ordinal probit模型和ISM模型、SEM模型到中介效应模型，总体呈现出综合性增强、实用性变广的特点。

3 研究存在问题和未来的研究趋势

3.1 研究系统性不强

目前研究中，对于绿色农业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学科体系，大部分研究仍局限于理论方面。由于绿色农业涵盖绿色农产品生产种植、加工运输以及群众消费等多个方面，我国要实现从现代高投入农业到绿色环境农业的转变，就应当把眼界放宽，注重整个大的农业生态生产系统整体性、系统性和稳定的发展方式转变。在绿色农业的研究中，绿色农业这一研究主体的范围在学者间尚未达成共识。未来研究中，只有明确“绿色农业”这一主体，才有可能探索出绿色农业的发展路径，真正实现我国由替代农业到农业绿色发展的跨越性转变。现有文献多从绿色农业发展角度出发，却较少涉及绿色农业发展中的问题。

在绿色农业相关法律制度方面，目前我国缺乏必要的绿色农业法律支撑体系，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管理体系以及绿色产品定价标准，致使当前绿色产品与普通农产品难以区分，最终导致绿色农业生态补偿的盲目性，农民和农企也失去发展绿色农业和实施绿色农业的积极性。同时，在绿色农业机制中，较为关键绿色农业信用机制和保险机制缺失，使得绿色农业从业者承受多于替代农业的风险。未来研究应针对绿色农业信用机制和绿色农业保险机制怎样建立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3.2 缺乏案例分析和定量化研究

现有研究多从定性分析的角度分析绿色农业发展现状和问题，鲜有文章以案例剖析方法剖析绿色农业及其发展问题，使绿色农业问题研究仅停留在研究阶段。对绿色农业研究多是单个问题的研究，在政策措施建议方面缺乏新颖性、实操性。绿色农业发展是个实际问题，应该根据研究者所研究地区的地貌特征、环境、民族等多实际因素，进行实地调研，寻找当地较好的案例，进行分析，解释绿色农业发展的共性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总之，农业绿色发展是当前我国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环节，是持续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我国农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绿色农业是保证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发挥正外部性和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新型农业，需要整个社会对其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在当前全球变暖和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就要大力推广发展绿色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