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严耕望（1916-1996）先生治学精深，却不写回忆录，但《治史三书》不妨当作其学术心史來读。再与《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互证，可见一部启迪来者的学人思想史。

一、历史学的两只脚

严耕望生于安庆城东北四十里的竹园村。严家世代务农，耕望为幼子，父亲为其取小名“耕旺”，盖望其勤于稼穑，兴家旺宅。

高小一年级时，严耕望得长兄严德明自安庆购回的商务版中国地图一册，内中分省地图非常详细，印装精美。严耕望每天抱着地图摩挲观看，对全国山川河流了如指掌，几乎能脱手绘出。后又购得一册相当详细的地理问答书，对照地图参看，由此奠定了对地理的兴趣。

一九三四年，严耕望由安庆高级中学师范科转到普通科。高中第一个纪念周上，严耕望听历史老师李则纲的学术演讲“历史演变的因素”，演讲主要是用唯物论的史学观点作解释，严耕望对此非常有兴趣。一日，又从同学手中借得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开夜车一气读完。遂萌生从事史学研究的志向。高中时代，严耕望得绰号“铁脑”，同学以为他头脑为铁打，可终日读书毫不昏倦。

一九三七年，严耕望考取武汉大学史学系，与南通的钱树棠成为好友。同学中称钱树棠为“大书橱”，严耕望为“二书橱”。抗战军兴，一九三八年春，严耕望与同学数人乘民生公司小轮，溯江入川。三峡中，昼驶夜泊，不止一日。严耕望终日手持《蜀中名胜记》一册，坐立船头，观赏风物，与古人诗文相印证，几于忘食。深感峡中不但风景奇绝，而气氛意境尤迥异人世，令人有凭虚凌云，飘飘欲仙之感，乃悟到巴蜀迷信意识特浓之故，巫山云雨之神话，不过诸般神话之特富浪漫情调者。道教非起自巴蜀，而巴蜀之道教最盛，自有其自然环境的背景。

一九四一年三月，钱穆自成都来到乐山武大，开“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和“秦汉史”两门课。讲堂原定在一间教室中，但听的人太多，临时改在大礼堂。钱穆一开讲，就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才有巩固的基础。其时，严耕望正对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发生浓厚兴趣，闻言非常兴奋，增加了研究这两门学问的信心。

钱穆在嘉定（今四川乐山）讲学期间，住在嘉乐门外一间平房中。晚上无电灯，油灯如豆，不能看书，严耕望数度晚间拜访。他的毕业论文《秦汉地方行政制度》近成第二章呈钱穆批阅。钱穆问他看了些什么书，他列举了些书名，内有《水经注》。钱穆问何以看此书？他说：一则喜欢看写景文，前人常说此书写景文优美；二则想考知秦代县名。钱穆笑道：能知道自《水经注》中考秦县，已是入门了！

钱穆指导严耕望学术后，垂询其毕业后作何打算，严耕望说：一人在外，尚无家累。听说武大历史系明年将办研究所，我想先到中学教一年书，明年再回校读研究所。钱穆说：教书颇费时间，既无家累，或许可到齐鲁研究所任助理员为佳。于是，一九四一年八月，严耕望到齐鲁研究所报到。

齐鲁研究所在成都西北三十余里的乡野间，离乡镇崇义桥尚有数里之遥，院子又称赖家花园。钱穆领严耕望到住处，对于一切起居饮食，乃至铺床叠被、整理书物诸琐事，都细心指点周到。而且在不足一天的时间内，来严耕望房间五六次之多，诚恳关切，宛如一位老人照顾自家子弟一般，令严耕望感到无比的温暖。

钱穆主理所务后，规定每月一同出去作短程旅行一次，当天回来。钱穆率诸生投身大自然中，有时坐在乡村茶馆，喝茶吃花生、闲谈；有时席地藉草，或坐或卧，看青天飞鸟，望白云幻变。诸生可随意提出问题请教，钱穆即海阔天空地随意漫谈。有一次，钱穆谈讲课的乐趣：“一登上讲坛，发言讲论，讲到得意处，不但不见下面有大群人，也浑忘天地人世，连自己都忘掉了，只是上下古今毫无顾忌任性尽情地发挥，淋漓尽致，其乐无比！”钱穆说得兴高采烈，最后得意地大笑：“哈哈！好痛快！”那状貌神情真像个天真的老小孩，严耕望也被逗得大笑。

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钱穆、严耕望师生三年日夕相处，颇为融洽。一次晚饭后，谈到中国学人读书之不易，钱穆说：“中国读书人在未成名之前，要找一碗饭吃，都不太容易。一旦成名了，又是东也拉，西也扯，让你不能坐下来好好安心读书！”钱穆又告诫严耕望：“你将来必然要成名，只是时间问题。希望你成名后，要自己把持得住，不要失去重心。如能埋头苦学，迟些成名最好！”

二、充分利用“史语所”的优良环境

一九四五年春，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到北碚，严耕望带着刚出版不久的长篇论文《两汉郡县属吏考》去看他。王星拱告诉严耕望：他计划下年度每系设立一个研究助理的名额，届时严耕望可回到母校专心读书。不想王星拱回校后不久就辞职了，严耕望的希望自成泡影。此时，严耕望兴起了进入“中研院史语所”的愿望，但苦于没有适当的人推荐；因此也曾想到毛遂自荐，又觉得不大可能。严耕望的妻子段畹兰的好友曾祥和（后为沈刚伯妻子）说：“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脾气比较特别，请有名的人介绍，未必能成功，不如自己寄几篇论文去申请入所，他如果欣赏，就可能成功。那年七月中旬，严耕望写了一封申请书，连同已出版与未出版的三篇论文，直接寄呈傅斯年。八月二十一日就接到傅斯年的一封快信：“抚五先生（王星拱）赐书及惠书先后敬悉，弟病多事多，未能早覆，至歉至歉！大著匆匆拜读，甚佩。敝所近年亦甚凋零，辱承不弃，何幸如之！”

严耕望到“史语所”工作后，深得傅斯年信任和照顾。抗战胜利后，经济状况不佳，物价波动很大，严耕望待遇颇低，适长子严晓田出生，用度较大，常常感到周转不灵。傅斯年知道了严耕望的经济状况，送给了严耕望一笔钱。傅斯年又嘱严耕望写一张段畹兰的履历表，立刻亲自步行到左邻的“考试院”，希望能给她安排一个职位，解决严家的生活问题，但未成功。傅斯年马上又写信到编译馆，终于成功了。其实那时傅斯年极忙，来访的政要人士络绎不绝，但他仍记挂严耕望这个小职员的生活。严耕望回忆：“当时他拿着内子的履历表走出‘史语所大门的步履姿态，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这刻走笔至此，不禁涕泪交流，不能成字！”

一九九一年，严耕望在“傅斯年汉学讲座”中说：“我之能有今天这一点成就，一大半当归功于‘史語所的优良环境—图书丰富，工作自由，并且生活安定。一个研究工作者，在这样环境中，只要内心能把持得住，不怕坐冷板凳，不为外物所牵，不为权位名利所役，加以头脑稍稍灵活一点，他之能有相当成就，是绝对可以预期的。诚如李济之先生所说，我是充分利用了‘史语所的优良环境！”

三、功力深细而又能见其大

一九五六年七月，严耕望的《唐仆尚丞郎表》作为“史语所专刊”之三十六出版，循例分赠与“史语所”有关之人文社会科学界学人，胡适亦受赠一部。是年九月五日，胡适给严耕望写信：“将来加州大学的前夕，收到本所寄赠的大作《唐仆尚丞郎表》四册。百忙中翻阅，甚佩服你的功力的详细谨慎！将来我若能仔细检看，一定能得很大的益处。”严耕望收到信后，于九月十八日复信胡适，两人开始在书信中论学。胡适在写给李济的信中说道：“近来与严耕望先生通信，我很得益处，举此一例，可见朋友襄助之大益。”

这一年严耕望四十岁。哈佛燕京学社自上年起开始函请“史语所”青年学人赴该社访问研究，一九五七年轮次应当是严耕望，但因严耕望英语甚差，他人不免有争先之想。时严耕望已届哈佛燕京学社邀约之最高年龄，故不得不事先向所长李济表示，自己也有出去看看的意愿。

一九五七年九月，严耕望抵哈佛大学，以“唐代人文地理”为访问研究期间的第一中心课题。九月九日，严耕望致信胡适，并将带给胡适的茶叶寄往其纽约寓所。九月十一日，胡适回信：“我早知道你可以来美国的消息。昨天收到你九月九日的信，十分高兴！‘既聋且哑，又兼半瞎，这是人生最难得的境界，可以充分利用作争取不聋不哑的鞭策，想在短时期中就可以做到‘视听稍有进步的地步了。千万不要失望，也不必着急。”九月十二日，胡适在致杨联陞的信末特嘱其关照严耕望：“严耕望先生已到康桥，来信说他‘既聋且哑，又兼半瞎。此君的校史工作，能见其细，又能见其大，甚不易得。望老兄特别指导他，使他的时间可以用在最有益处。”

在哈佛大学，严耕望每天早晨九点不到，即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前等待开门。进馆后，遍阅有关唐代人文地理的中日文书籍，并作详细的笔记。下午五点，图书馆关门，方始离开。回寓所赶看日文书，因时间有限，往往读至深夜两三点钟，为平生唯一的例外。

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严耕望致信胡适：“常思治史极非易事，必当精深而又能见其大。精为基本功夫，然并不顶难，能深入而又能见其大，则甚难。若于大问题下断语能恰到好处，则极难矣。盖在此分际，最易犯先生所谓‘太整齐的系统化之毛病也。后学常常反省，即觉时有此病。不但浅薄如后学者，即笃实如寅恪先生，遇大问题亦常常犯此毛病，乃知‘允执厥中实殊难做到。读此一函，盖思自勉矣。”

四、充实而有光辉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七日，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李卓敏出任校长。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为其成员书院，钱穆仍任新亚书院校长。一九六四年八月，受钱穆之邀，严耕望举家赴港。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入“史语所”，至是年恰十九年整。

在香港，严耕望依然全身心投入学术世界。一九七三年五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牟润孙将于秋间退休，讲座教授一席空出，乃登广告征聘。友朋力劝严耕望应征此职，然因讲座教授需兼行政，严耕望一直认为此一职位对自己有害无益，绝不作考虑。至于一般人的看法，不关紧要。当时新亚书院校长梅贻宝与新亚研究所所长唐君毅也一致希望严耕望出任。五月十七日，严耕望写长信一封，给梅、唐两先生，说明担任讲座教授一职对个人有百害而无一利，对新亚也不能有所贡献。

一九七三年六月初，严耕望写信给钱穆，谈到不应征教授之故。钱穆来信说：“……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唯老弟能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

钱穆一九六七年迁寓台北外双溪新居“素书楼”。自一九七四年以后，严耕望屡次到台北，每去必到素书楼晋谒，陪侍院中散步，钱穆一草一木历历指点，有悠然自得意。严耕望说：“我观小园，稍见高踞，草木栽培，疏松有致，令人感到自然闲适，这正是先生人生境界。去年曾参观久已闻名的张大千摩耶精舍，谷底溪边，夏日山洪暴发，有浸灌之虞；而举目四顾，只丈尺许，群山环堵，如在釜底，地方局促，花木壅塞，全无艺术气息，以视林语堂旧居，高坡旷远、自然朴质之气氛尚远不如，何耶？殆由缺乏书卷气，究难脱俗欤！”

在一次谈话中，钱穆问严耕望：“你到香港教书，现在想来，是得计抑或失计？”严耕望说：自觉得计。若不到香港，《唐代交通图考》当已写成，但可能无现今之精密，因为能看到的新材料较少，地图也较少。至于整体学术规模更不会有现今这般大。因为“史语所”工作，无外界压力与刺激，势必愈做愈专。而教书不能专讲自己研究的专题，必得扩大注意面。且在授课时，往往刺激自己，涌现新意见。

五、前辈史学四大家

严耕望治学，以中国中古政治制度与历史地理为主要研究领域。而《治史经验谈》与《治史答问》二册，通透精深，创见层出，远非专家之学。

《治史经验谈》是严耕望数十年治学的心得体会，意在启迪青年学人。严耕望认为，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来新的成果，“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决不是标新立异，务以新奇取胜，更非必欲推翻前人旧说，别立新说。最主要的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非必标新立异。比如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严耕望认为是近五十年来就某一时代的某一方面问题作研究中最有成就的论著之一。然而汤用彤用的材料，也没有什么新的。据说汤用彤衣袋中随时都带着一本《高僧传》，正可见他的研究基础是建筑在旧史料上。再如陈寅恪懂得的语文极多，能接触到新史料的机会也不少，但陈寅恪一生的论文中运用新史料写出来的也不算多，其主要成绩也是从普通史料中抽绎出来的。

严耕望有个想法：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因为青年时代，学力尚浅，但精力充沛，小问题牵涉的范围较小，易可控制，不出大毛病，但也要全副精神去大做特做。中年时代，自己见闻已博，学力渐深，或可说已入成熟阶段，而精神体力也正健旺未衰。换言之，已有做大问题的基本素养，又有大规模辛勤工作的体力与精神，这是一位学人的黄金时代，所以他可选择重大问题，做大规模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到达既博大又精深的境界，为学术界提出他可能做的最大贡献。人到老年，学力深厚，可谓学识已达最高阶段，但体力精神却渐衰退，很难支持大规模而精密的繁重工作，所以只能小规模做工作，写札记式的论文。严耕望常常奉劝老年学人，不必写繁重的研究性论文，只作语录式的笔记，最为轻松，而可把他一生数十年对于各种问题的想法写出来，留待将来研究者作参考。而严耕望自己的著作，也可作如是观。

严耕望不擅长演讲，但极讲究文章。他认为史学论文最重要的是搜录材料，等到材料搜集得很完备时才开始撰写，这样可以一气呵成。写成之后，只能续作补订，若要大改，就很麻烦。此如艺术品一般，绘一张画，写一幅字，布局着墨，都该有一定意趣与匠心。绘成写成之后，若要改动，一定很难显得完美。他甚至说：一个人在三十五岁以前，至迟四十岁以前，若不常常写作，以后就不大能写作了。

钱穆早年读过一本卫生书，谓人之不寿，多由忽略健康教育，自念父祖及不少亲长多不永年，可为殷鉴，遂痛下决心，力求日常生活规律化，作息散步有定时，至老不衰。严耕望更認为：有青年大文学家大科学家，但没有青年大史学家，史学有较大成就，总得在五十岁以后，至少近五十岁，最好能活七十八十，而且要身心健康。自己不乐观，心情不轻松，对人对事斤斤计较放不开，身体自然不会很健康。悲观，放不开，身体不健康的人，自然精神不济，无法有坚强的毅力达成他的远大志愿。

严耕望认为前一辈的中国史学界有四位大家：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陈垣与陈寅恪联称“史学二陈”。严耕望以为陈寅恪早期、中期诸作只是为学术而论著，晚年诸作多寄寓深远，不仅是为学术而学术了。严耕望将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与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作比较，两书都讲明季史事，也同样各有寄托，《柳如是别传》篇幅之大与辨析功夫之深都远超过《明季滇黔佛教考》，然而就意义言，就价值言，或者说就成功度言，《柳如是别传》似转有逊色。不过陈寅恪晚年不惜时间精力写此大书，对严耕望倒是有很大的鼓励作用：“因为我近十余年来专心致力写《唐代交通图考》，已成一百三四十万字，尚未竣事，每感此一论题花费时间精力太多，急切想早日结束，以便转移阵地，做其他早已经准备要做的较大论题。看了先生以那样不世之才，垂暮之年，专心一意写那样的小问题，不觉又自心宽意释了！”二陈都是历史考证学巨擘，陈寅恪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陈垣以平实自许，扎实稳健，而能见其大，易于追摩仿学。至就立身处世言，严耕望更深爱陈寅恪纯净学术人的风格，而强毅独立，不为名位诱，不为威武屈。

吕思勉是钱穆的中学老师，但两人治学蹊径也不相同。严耕望称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关于中国通史，严耕望建议导读可以钱穆《国史大纲》为主，以吕思勉的几部断代史为辅。因为钱书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吕书周赡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它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严耕望读吕思勉著作而心仪：“我想象他一定是一位朴质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无才子气，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计划，又有高度的耐性，锲而不舍地依照计划，不怕辛苦，不嫌刻板地坚持工作，才能有这些成就。”这一番描述，放在严耕望身上，不亦恰如其分？

严耕望最为推崇之师友，在前辈史学四大家之后是余英时。余英时则认为严耕望的治学途辙较近于陈垣与吕思勉，而稍远于陈寅恪与钱穆。然而，严耕望于四大家的优点能兼收并揽：规模宏大承自钱穆，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诚为史学界的“朴实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