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

二十一世纪初，两部关于西班牙帝国的著作面世。一本是英国历史学家亨利·卡门写于二○○三年的《西班牙帝国：走向全球霸权之路，1492-1763》（罗慧玲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以下简称《西班牙帝国》），另一本是法国历史学家塞尔日·格鲁金斯基写于二○○四年的《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李征译，东方出版社2022年；以下简称《世界的四个部分》）。

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全球史、帝国史的发展方向正悄然发生改变，而这两本书无意当中充当了变革的先行者。时隔二十年之后，在历史的又一个关键当口，这两部书被介绍到中国，可以让我们思考世界历史书写的范式变化和最新进展，也有助于洞察与我们命运攸关的世界局势。

一

西班牙帝国属于近代第一批全球性的帝国，在它之后才开启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帝国接力模式。关于西班牙帝国的著作很多，而亨利·卡门的这本《西班牙帝国》则揭示了帝国主角的多元性，他没有仅仅盯着双王（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和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哥伦布、科尔特斯、皮萨罗、耶稣会士等我们熟悉的开拓者，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些被传统历史书写所遗忘或忽略的人群，如为帝国扩张和战争提供资金的银行家们（尤其是热那亚、奥格斯堡、佛罗伦萨、低地地区的银行家），为西班牙统治尽忠效力的欧洲各地精英，乃至美洲和亚洲的土著。简言之，他关注的是那些处在政治权力中心以外的人们。

在作者看来，调配资源的能力（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是西班牙帝国最擅长的。它依靠美洲贵金属，令欧洲各国的金融家为其提供信贷。它广阔的殖民地和全球性网络，令各国出人出力、心甘情愿为其服务。它就像一个大型的国际企业，为各国搭建了一个全球性的平台，提供资源，但也要求各国为其提供金融、军事等服务。

西班牙帝国登上历史舞台伊始，就充分借助国际金融力量。十五世纪后期，西班牙对加那利群岛的征服，依靠的正是热那亚银行家的资助；而意大利、佛兰德尔、法国、英国的商人需要西班牙的羊毛、丝绸、橄榄、葡萄酒等产品，因此也资助了双王对西班牙半岛南部摩尔人的战争。当马拉加、加的斯等南方港口被西班牙占领后，热那亚金融家族很快入驻，成为主导性的力量。到西班牙支持哥伦布发现和开发美洲时，更是离不开欧洲各地资本的介入。这些银行家看准方向进行投资，获得丰厚的回报，如大加那利岛一半以上生产蔗糖的土地都掌握在热那亚人手中。很多意大利银行在塞维利亚有分行，热那亚银行家在西班牙的活动和网络，也为哥伦布的“横空出世”提供了条件。查理五世（1516年至1556年在位）获得佛兰德尔商人的资助，德意志银行家，尤其是奥格斯堡的韦尔泽家族、富格尔家族，以其雄厚的资金、强大的借贷能力，成为这位西班牙国王的重要力量，俨然“影子帝国”。当然，他们换取的是帝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特权。热那亚人乐于借贷，是因为美洲的财富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入塞维利亚；他们还控制了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蔗糖生产，并逐渐扩展至其他岛屿和美洲大陆。韦尔泽家族，竟然以在委内瑞拉的探索、开发和定居的特权作为向查理五世放贷的条件。富格尔家族也雄心勃勃想要进入美洲。此外，低地地区、德意志的商人家族还帮助西班牙维持便利的邮政和通信，他们参与了建设这个庞大的帝国。

金融力量也为西班牙在欧洲范围内征战提供支持。在西班牙与法国争夺意大利的斗争中，获得了来自意大利金融家的财力支持。十六世纪，热那亚、佛罗伦萨、威尼斯的金融家已经控制了伊比利亚半岛的绝大部分贸易；而在西班牙控制了意大利以后，这些人也成了西班牙帝国在意大利政策的支柱。

从西班牙帝国到“影子帝国”的转变，可以说卡门继承了年鉴学派的精神，从经济方面解读帝国。史学巨擘布罗代尔最早就是研究西班牙帝国的，但他发展出了中长时段的方法，奠定了整體史的基础。他指导的许多学生都从事十六世纪商人、贵金属、汇票、资本主义等相关课题的研究，这些“中时段”研究有助于理解西班牙帝国的经济基础。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西班牙初期的人力、资源、能力都欠缺，其成功崛起离不开盟国的支持，但更离不开各国金融家和资本的力量。以一五六六年为分水岭，此前由于禁止白银出口，各国金融家结账需要到西班牙，因而推动了西班牙经济的发展；此后，由于允许白银出口，西班牙以外的城市成为大型结算中心，如安特卫普、热那亚、威尼斯等，西班牙的经济深受打击，成为衰落的重要原因。

西班牙的成功也依靠其治下各地精英的齐心合力。人们一般津津乐道哈布斯堡家族的联姻策略，通过谋划和运气实现了领地倍增。然而，西班牙国王也利用欧洲各地的精英为其服务，如热那亚的多利亚家族和斯皮诺拉家族，都是财力雄厚的商人家族，西班牙的海陆霸权离不开他们，前者为帝国提供了海上征战必不可少的舰队，后者帮助帝国解决了低地地区的动乱。担任那不勒斯总督、米兰总督、西西里总督的贵族家族并不是西班牙人，这些来自欧洲各地的家族共同烘托起帝国，成为主宰帝国命运的精英群体。作者指出，帝国的各种安排表面上看是国王做出的决定，实际上是由直接掌权的贵族阶层做出的。

甚至在国家的安全防御层面，西班牙同样借助了其他国家的力量。由于资金的匮乏和人力的短缺，西班牙不得不将防御责任转嫁到各个盟国身上，由其保护庞大的帝国边疆。这似乎体现了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西班牙虽然在战争中屡败给新兴的欧洲强国，但又能驱使这些国家为自己保驾护航，如荷兰、英国、法国，都在不同的时期与其结盟，以便获益。即使在西班牙帝国谢幕时，也能够充分借助他国的力量。当法国的军事潜力被充分发掘出来以后，西班牙便与海上劲敌英格兰联手；曾经奋战了八十年获得独立的荷兰，又成为与其共同对抗英法的盟友；而法国最后也成为它的盟友，由波旁王朝取代了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的衰落显得极其优雅，在后来居上的各个强国的护持下缓缓退场。西班牙是利用了各国的资源才获得了成功，而各国在共同参与设计帝国图景的同时，也借助西班牙享受了帝国带来的便利。因此，到最后，新兴强国都不愿意这个垂垂老矣的帝国倒下，宁可它一直在那里。

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也与中央政府关系不大，除了西班牙人，也有大量欧洲各地人参与拓殖和开发。如意大利人在拉普拉塔河口，德国人在巴拉圭的移民，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为西班牙从非洲购买黑奴。印第安人、中国人，也被卷入西班牙帝国的建构当中。可以说，一部西班牙帝国史，恰恰是“国际合作的产物，而不是国家能力的产物”。

虽然西班牙的崛起得到了诸多外力的帮助，但在西班牙的历史书写中，仍然忽略了本国以外的因素，而将大部分成就归功于本土，当时的历史学家甚至做了大量篡改。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在书写西班牙时创造了“黑色传说”（Black Legend），正是对西班牙人自绝于外、以自我为中心的做法的抨击。而亨利·卡门的这部《西班牙帝国》正是要改变这种由民族主义主导的历史叙事。同时，这本书也改变了我们以往对帝国的想象，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四处扩张、所向披靡、四方来朝、无远弗届；西班牙帝国更多是借助四方的资源、人力和财力建立起来的。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西班牙从来都不是完全依靠自身的资源或贡献，也从未拥有过足以超越其他国家的“创新优势”，西班牙的成功完全依赖于与其他人、其他国家的合作；只有建立一个广泛而有效的网络进行资源调配，并且充分组织和维护这个国际关系网，帝国才得以存续。西班牙成功的秘诀即善于利用外界的资源。

作者在叙事时，将视野扩展到美洲和亚洲，并且将各个区域穿插讲述，与帝国的发展有机整合在一起，从而呈现出一个全球性的帝国，以及与西班牙帝国“平行的”世界。与其说这是一部西班牙史，不如说是一部西班牙视角下的欧洲史，甚至是一部包括了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全球史。

二

《世界的四个部分》采用了全球史的框架，事实上，也突破了传统的全球史，更加注重地方视角。甚至可以说，这部书也是一部墨西哥的民族志，作者如人类学家一般进入中美洲，从这个地方观察整个西班牙帝国的世界。

两本书恰好互补，对照着阅读最好。《西班牙帝国》偏重从西班牙出发，对墨西哥的记述虽然也不少，但《世界的四个部分》则直接切换视角，从墨西哥出发，用另一种身份进行叙事。如《西班牙帝国》提到，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命令在美洲采集知识，威尼斯和安特卫普由此成为出版中心；而《世界的四个部分》则强调了墨西哥城和果阿作为知识生产的中心，印刷业推动的知识传播远远超出了欧洲范围，推动了不同地区之间知识的交流。而且，在墨西哥城和果阿的伊比利亚学者结合当地经验，将医学、博物学、地理学、地图绘制等知识介绍并融入西欧的知识体系中，这些都离不开当地土著的帮助。

格鲁金斯基始终关注对历史叙事的批判。长期以来，现代性的叙事模式主导着我们的历史叙事，世界史必然是从欧洲开始讲起的，甚至全球史的线索也是从欧洲开始的。格鲁金斯基对传统的“现代性”概念做了反思，指出西班牙帝国时期的欧洲文明流向西班牙殖民地的同时，殖民地的文明也倒流到了西班牙，影響了西欧。因此，这一现代性没有走向民族国家或理性主义，而是将西葡帝国的其他地域、其他文明形态、其他参与者都卷入其中，大大超越了西欧的界限。他干脆从自己研究的区域—拉丁美洲—开始讲一部全球史。从题目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对于世界四方，他没有厚此薄彼，而是平等对待。所谓的“现代性”，可以在任何一个部分出现和发展。

格鲁金斯基一开始就选取了一个墨西哥土著历史学家齐马尔帕赫恩的记载，从其日记中看当时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如法国国王被刺杀、日本使团抵达墨西哥，等等。这种从边缘人群眼中看到的世界史，在我们熟悉的世界史中闻所未闻，作者是站在美洲去看待和记叙世界的，这与我们从西欧出发讲述世界史大相径庭。为何从墨西哥开始呢？也是因为作者将这里看作中心，也是人员、商品和信息往来的枢纽。一四九二年哥伦布抵达加勒比海，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四十年代前后西班牙征服南美，六十年代抵达菲律宾，至八十年代亚洲人及其商品已经定期抵达墨西哥，掀起了繁荣的贸易时代。基本上以二三十年为一个阶段，西班牙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织成了一张大网，而墨西哥城最终成为帝国的枢纽。一五八○年至一六四○年间，西葡合并更是成就了全球网络。由于美洲的白银，墨西哥城自然成了中心。流经这里的各类人员和书籍，能够形塑和体现当地人对世界的认知。西班牙诗人贝尔纳多·巴尔布埃纳在《伟大的墨西哥》中赞美了这幅世界图景，将其所在的墨西哥城视作连结起亚洲和欧洲的世界中心。

在西班牙帝国缔造的新的全球空间中，也不乏全球旅行者，如马丁·罗耀拉，其两次环球旅行从中国到拉普拉塔河，连结起亚洲、欧洲和美洲，并且挣脱地区的束缚，完善了对世界四方的认知。像这样具备全球视野，又有丰富的地方经验和充分的跨区域网络联系的人有很多，正是他们推动着西班牙帝国在全球的拓展。

身处世界各地的知识搜集者，使西班牙帝国成为一个巨大的信息处理机器。在美洲，墨西哥的阿尔瓦·伊斯特利克希特尔书写特斯科科的历史，迭戈·穆尼奥斯·卡马戈书写特拉斯卡拉的地理与风俗史，秘鲁的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记载了印加人的传统，阿根廷的鲁伊·迪亚斯·德·古斯曼书写了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征服和移民编年史，也有方济各会修士贝纳迪诺·德·萨哈贡收集地方性知识。在印度，有加西亚·达·奥尔塔收集当地的医学和植物知识，还有迪奥戈·多·库托在果阿记载的莫卧儿帝国和亚洲的历史。在西非的佛得角，有阿尔瓦雷斯·德·阿尔马达记载当地的几内亚和曼丁哥人的政治文化。在中国，有加斯帕尔·达·克鲁斯对中国的记载。还有地理学者在各地搜集信息和绘制地图。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有行政官员，还有军人，有纯西葡人，有印第安人，也有西班牙裔拉美人、葡裔非洲人，以及各地的混血儿，他们成为西班牙帝国了解和掌控世界的工具，涓涓细流最终成就了西班牙的全球性帝国，也成为西班牙“全球化”的工具。不仅香料和贵金属，医学等知识、博物志、手稿、地方性的文本等也都随之流入欧洲，如萨哈贡的《佛罗伦萨手抄本》。人与物在伊比利亚和殖民地之间自由流动，带动了世界知识的混合和杂糅，从而促成了新的全球空间。当然，他们对知识的搜集，离不开当地土著的帮助，正是长时期的、耐心的，充满兴趣的跨文化交流，才使这些信息搜集成为可能。正是借助这些人的记载，格鲁金斯基探讨了地区历史和全球考量之间的关联。

欧洲艺术品和风格的全球化很多时候是靠美洲和亚洲的土著做出的，他们为了迎合欧洲消费者的需求而创作出符合欧洲样式主义的作品，包括绘画、雕刻、建筑、手工艺品，有时甚至超过欧洲的艺术家。亚洲的日本狩野画派，美洲的手抄本的插图，等等，其实都是用西化的方式结合了本地传统而为欧洲市场创作。相应地，欧洲艺术家会对来自殖民地的手工艺品进行再加工，同时也会借鉴美洲和亚洲的风格，在创作时掺入异国情调。这种混合强调了非欧洲土著的能动性，也体现了全球化文化的杂糅性。正如作者所说，伊比利亚全球化通过西化完成混合，通过混合完成西化。同样，在文学、哲学等思想方面也是如此。作者的用意在于，土著对于欧洲文明的扩张和演变亦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一贡献需要在全球史中予以承认。

与亨利·卡门类似，格鲁金斯基也试图在作品中反思传统的世界史和全球史。正如他所说：世界史专家也许可以鼓舞我们超越旧的国家视野，但其方法有时还是无法摆脱种族中心主义，尤其是当其观点从西欧出发，或从无意识地受西欧历史影响的问题出发，潜在的欧洲中心主义就会玷污其分析。帝国史研究也注重宗主国，对殖民地的作用或者语焉不详，或者缺乏兴趣，这些都导致了西方在世界史叙事中的中心地位得以延续。

三

二○○○年时，西方学术界其实已经出现撰写全球史的热潮，全球史著作被全球化裹挟着风靡一时，《白银资本》《大分流》等经典著作纷纷面世。本文探讨的两本书继其后，将全球史和帝国史继续向前推进，并且具有更深刻的批判性。二十年后，我们带着历史的纵深感阅读这两部书及其时代，甚至会发现，它们无意当中扭转了全球化初兴时期的那种充满乐观精神和必胜决心的世界史书写模式。

实际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球范围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就已经重启了全球化。在充满喧嚣的九十年代，全球化浪潮发展迅猛，科技的突飞猛进，跨国公司的并购，全球资源进一步整合，一度令人产生“世界是平的”“历史的终结”之感。然而，竞争随之加剧，使这个时代充斥着不和谐的音调，导致了反全球化，也激发了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环境危机等问题。

如果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尼克松时代的战略收缩调整为界，美国的全球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六十年代，以芝加哥大学的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霍奇森为代表。他们的特点是将视野扩展到西方以外的广阔地区，并尽量将各地区的历史整合进一部更加宏大的人类史中去，仿佛从月球看地球一般。肯尼迪的新边疆纲领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理想，让那时候的全球史家自信而豪迈，从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可以看出来，这是对半个世纪之前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的回應。第二个阶段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新一波全球化和经济自由主义而再次活跃起来，这时期的全球史家提出了跨文化互动、物种传播与交流、移民与离散社群等议题，要将美国置于世界中，讲述整体的世界史。对贸易的注重体现了跨国公司全球并购扩张的时代背景。同时，由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特征凸显，帝国史也开始重新受到关注。二○○○年前后，安东尼奥·奈格里与迈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尼尔·弗格森关于英帝国和美帝国的著作相继出版，引发关注和讨论。

但是，这些世界历史的书写仍然多采用线性的、进步的、国家的视角，区分出发达与落后、现代与传统、科学与蒙昧、中心与边缘、西方与东方。全球史家虽然注重商品、人员、思想的流动，但也多认可是由西方主导的，“中心”控制着“边缘”，发展程度高的地方“剥削”生产较为传统的地方，开放程度低的地方从属于文明程度高的地方。这种预设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和辉格主义史观的鲜明特色，以此支配着历史叙述的节奏。全球史的通史著作恐怕也难以甩掉这种根深蒂固的模式。

帝国史与全球史的交叉产生了新帝国史，而全球化带来的欢欣鼓舞和焦虑犹疑也都体现在了新帝国史的转向上。新帝国史顺应自上而下的趋势，书写者将目光从中心投向边缘，强调“代理人”的能动作用。社会精英、金融资本家、奴隶、劳工等成为历史学家笔下的主角，弥补了以往只注重王室和个别英雄人物的不足。其实，新帝国史就是为了突破传统帝国史的民族国家视角，从更广的空间入手探索帝国运转。

其实，这种趋势可以往前追溯至二十世纪末的庶民研究、底层研究、后殖民研究等，历史学家的目光越来越投向下层和边缘人群。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意识也对传统史学构成了很大冲击，挑战着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模式。只是由于全球化带来红利，全球史的地方性这一面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弊端突出，批判的声音才有所增加。波兰裔的格鲁金斯基和印度裔的苏布拉曼亚姆都活跃在以批判性见长的法国学术界，他们提出了“相互关联的历史”，强调中心地带以外的世界不同部分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叉碰撞，以此阐释世界不同部分是如何互相连接起来的。而亨利·卡门作为英国历史学家，其对帝国史的叙述似乎也能看出英联邦的影子。他们的作品也使欧洲的全球史体现出与美国的全球史不同的特色。虽然身处西欧，但两位作者正是要在这个“中心”以外的广阔世界扎下根去，寻找不同区域的历史和独特性，并且在西班牙帝国时代这个横截面上进行更广泛的空间联系，从而使全球史迸发出新的意义。

最近二十年，是全球化在与在地化的纠葛中艰难前行的时期。世界历史的书写并未完全摆脱民族国家框架和西方中心叙事，反对西方中心的同时又容易掉入民族主义的泥淖，是否可以在两种极端之间寻找中间点呢？可以说，这两部书提供了一个范例，它们开了新的历史书写的先河。经历了金融危机、国际秩序危机、生态危机的全球史和帝国史，将不再是那种带有一往无前气魄的普世史，而是更加注重与“标准”不太一样的地方，从“边缘”看待“中心”，心态开放并尊重那些“失败”的地方，反思性地书写人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