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南朝诔文的衰微

2023-08-03刘雪莹

美与时代·下 2023年6期

关键词：佛教

摘要：诔是从古代祭祀礼仪中产生的哀悼性文体。它成型于汉代，盛于魏晋，至南朝渐显衰微之势。诔文的衰微，既有文体自身演变的原因，也与南朝的社会文化思潮密切相关。佛教的兴盛便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伴随佛教典籍在中土被大量译出，其中充满浓烈艳情色彩的书写和各种关于灵魂不灭、生死轮回的教义在提高诔文审美价值、缓解民众死亡恐惧的同时，也导致了诔文实用功能的弱化和集体生命意识的淡薄，使诔文渐趋衰落。

关键词：诔文；衰微；南朝；佛教

一、诔文演进概述

《说文解字》曰：“诔，谥也。”[1]黄金明指出：“诔文主要是在诔辞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体，而古代诔辞主要为命谥。”[2]16由此，诔辞与命谥相伴而生，诔辞是为命谥服务的。关于命谥的起源，目前主要存在三种看法：其一，命谥源于周。《周书·谥法解》云：“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遂作谥法。”[3]68葛洪《抱朴子》：“上古无谥，始于周家。”[3]70刘勰《文心雕龙·诔碑》：“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夏商以前，其词靡闻。”[4]108再有《太平御览》引《礼记外传》曰：“古者生无爵，死无谥，谥法，周公所为也。”[3]68其二，命谥源于周前。应劭《风俗通义》称：“自尧以上，王者子孙据国而起，功德浸盛，故造谥。”[3]69陈立于《白虎通疏证》亦言：“黄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万世不易，后世虽圣，莫能与同也。”[3]80其三，命谥起于战国。关于命谥首现于周前的說法，已有学者提出质疑，理由为在社会生产水平低下且尚未建立起成熟文字系统的原始部族时期，难以举行“定谥”这一对个体生命价值进行整体评定的复杂情感活动。此种从生产力角度去考察社会文化现象的思路有其合理性。至于“战国说”，《左传·襄公十三年》曰：“秋，楚共王卒。子囊谋谥。”[5]898《春秋》载：“秋七月，葬郑庄公。”[5]104这里的“郑庄公”即为郑伯的谥号。作为一部史类文学作品，《春秋》对人物称号的审查必定有严格的规定，其真实性也是较高的。故谥法出现的时间应不晚于战国。目前来看，命谥起于周代，是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所以，这里不妨暂且得出一个结论：诔大致源于周代，它是在命谥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关于诔的功能，郑玄有注：“诔者，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6]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亦言：“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4]108因此，诔是一种用于丧葬场合，通过赞颂亡者生平功勋德行来弘扬其不朽精神的饰终礼文。需要注意的是，春秋之前，诔只限于“士”以上的贵族，即“周虽有诔，未被于士。又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其在万乘，则称天以诔之”[4]359。至春秋时期，鲁庄公始为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作诔，于是打破了“周虽有诔，未披于士”的传统。此外，当时还出现了《柳下惠诔》和《孔子诔》。前者意味着私谥的诞生，后者则显示诔已开始脱离制谥的目的独立出来。

两汉是诔文的成型期。所谓“成型”，主要是指诔文书写体制的基本确立。汉初诔文，因多为礼仪诵说之辞，故大多没有保存下来。待扬雄作《元后诔》，方使诔“由口头诵说到书面写作，由礼仪之辞到典制之文”[2]20，标志着诔作为一种文体正式形成。较于此前，汉代诔文在文辞上趋于细致典雅。它注重语句连贯、句式工整，并能使用一些基本的艺术手法来增强文章的画面感，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扬雄的《元后诔》、傅毅的《北海王诔》、苏顺的《和帝诔》即为代表。至东汉后期，伴随诔文对生命的高歌礼赞，人们对生命价值也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一些士人慢慢疏离了群体性的政教圈子，转向个人的内心世界。就诔文来看，本时期蔡邕的《济北相崔君夫人诔》中，叙哀的成分大量增多，出现了如“于是孝子长号，气绝复苏。号呼告哀，不知其辜”[7]898这样的句子。它表明，到汉代后期，叙哀的笔触多由众人转向一人，同时也意味着一个作诔以悼亲友、制文以抒私情时代的到来。

时至魏晋，在严峻残酷的社会环境和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下，“哀情成为这一文体的主导因素，叙哀也渐演为个体哀思的抒发，诔文由对生命的礼赞演变为对生命的伤悼”[2]145，其风格亦从汉代的庄重典雅、温柔敦厚转向华美绮丽、凄艳婉转。此种“新变”，明显地呈现于曹植的诔文创作中。曹植诔文现存主要有九篇，分别是《光禄大夫荀侯诔》《王仲宣诔》《武帝诔》《文帝诔》《卞太后诔》《平原懿公主诔》《任城王诔》《大司马曹休诔》《曹仲雍诔》。概观之，曹植诔文有四个值得关注的特点：其一，诔主多为作者近亲好友，且所诔对象范围扩大到幼童；其二，强调作者主体身份，叙述常采用第一、第二人称；其三，突显真挚哀情；其四，借用对比、托物言情等表现手法。这些皆为诔文写作中的重大突破，推动了包括诔文在内的整个古代抒情文学的发展。

迄至晋代，诔文数量继续增加。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统计，晋代诔文共49篇，其创作数量远远超过前代总和。从内容上看，本阶段诔文的个人色彩愈发明显，文学技法也更加成熟。在这之中，潘岳堪称集晋代诔文之大成者，其《杨荆州诔》《杨仲武诔》《马汧督诔》等均为传世佳作。《文心雕龙·指瑕》云：“潘岳为才，善于哀文。”[4]359梁代萧统《文选》选诔八篇，潘岳独占四篇，亦足以见其举足轻重的地位。民国学者刘师培道：“夫诔主述哀，贵乎情文相生。而情文相生之作法，或以缠绵传神，轻描淡写，哀思自寓其中；或以侧艳丧哀，情愈哀则词愈艳，词愈艳音节亦愈悲。古乐府之悲调，齐梁间之哀文，率皆类此。安仁诔文以后者胜。”[8]这里一方面概括了潘岳诔文的基本特色，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潘岳诔文对南朝诔文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要而言之，曹植与潘岳的诔文都突出了一个“情”字，它既是个体之情，亦是叙哀之情。动乱不宁的时代中，无处不在的生命死亡惨状引发了人们对生命的伤悼和对生命价值的重新审视，促使文人在文学创作中对自我的情感体验展开“沉浸式”的表达。

那么，就魏晋诔文而言，除了前面提到的两位代表作家和两篇具有典范性的文章外，东晋的释僧诔文也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可以说，释僧诔文的出现，是一个预示诔文即将走向衰微的重要信号。这里仅以释僧肇的《鸠摩罗什法师诔》为例，简要说明其原因。《什法师诔》全篇1054个字，皆以四言为主，文采秀丽斐然，手法上兼有叙事和抒情，同时还采用了一些文学技巧来表达伤悼之情。《什法师诔》整体文风的呈现，说明至东晋之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已不仅集中于佛经典籍的翻译和抽象教义的传播，而且实现了与文学的融合。历史显示，此一时期僧人与文人间的交流渐趋频繁，彼此之间的各种思想文化交流活动无疑为推动佛教走向世俗化乃至跃升为社会主流文化思潮提供了一个重要动源。而伴随佛教走向世俗化和主流化，人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慢慢发生了改变，诔文便是在这之中显露出了衰微之势。

二、佛教与南朝诔文的衰微

据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可知，南朝诔文的数量是自刘宋开始递减的。论及减少的原因，据黄金明的论述，大概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诔文作为典礼之文功能的丧失、其它哀悼性文体的兴起与各类哀悼文体的融合和佛教的兴盛。诔文之所以失去作为典礼之文的功能，主要与“哀策文”的出现有关。就内容和职能而言，哀策文与诔文均具有伤悼、述德的作用。但若從适用对象来看，二者则有所不同。南朝时，诔文已冲破周代严格的等级束缚，不再专属于统治阶层。哀策却仍为上层阶级独有，用以显示其贵族身份。因此，为了与南朝的称谥礼制相配合，朝廷便将重心转移到哀策，诔文作为官方典礼之文的职能则渐渐淡化。至于哀悼性文体的兴起及各类哀悼文体的融合，则正如黄金明所说：“南朝诔文，作为典章渐融于哀策文，并被哀策文取代，而抒发个体哀悼的诔文，又渐与哀辞、祭文融在一起。”[2]259不过，上述两种原因多是从文体自身演变发展的角度来谈的，除此之外，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应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下面将以南朝佛教的兴盛为切入点，从佛教教义与生命意识的淡薄化、佛典艳情书写与实用功能的弱化两方面来具体分析南朝诔文衰落的原因。

其一，诔文自产生之初便与儒家的丧葬仪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儒家崇丧重葬，认为“慎终追远”方可“民德归厚”，丧葬礼仪有着传扬忠孝之道和规范社会风气的作用。诔文是丧葬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颂述亡者功德，叙写悲情以寄哀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生死观念及伦理道德观念”[2]239。魏晋之际，玄学兴起。受玄学思想的影响，民众的生存之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就玄学本身而言，其根本是要通过“对自然的关照、体贴”和“对情感的推重”，导引出一种“缘情的诗学”[9]。换言之，魏晋玄学并不否定人的世俗情感，故诔文仍是供大众述哀表怀的重要文体。而进入南朝，随着佛教的兴盛，特别是佛教义理的广泛传播，诔文的社会地位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论及佛教在南朝的盛行，自然与当时统治阶级和士子文人的大力支持，以及佛教自身的创新发展密不可分。从现存史料来看，南朝帝王多信佛，士子文人与僧侣亦常有往来。帝王而言，宋文帝刘义隆便极其崇尚佛教义理之学。《高僧传·慧严传》：“帝自是信心乃立，乃致意佛经。及见（慧）严、（慧）观诸僧，辄论道义理。”[10]又有《南齐书·萧子良传》称子良“与文惠太子同好释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笃，数于抵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11]526。梁武帝萧衍更是痴迷佛教。《梁书·武帝纪》载：“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盘》《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11]81梁武帝不仅把佛教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时常在皇宫内讲解佛经，还带领众多宫廷子弟一同“受戒”。至于士子文人，如谢灵运、宗炳、颜延之、范晔、鲍照等，均是当时倾心于佛教的名士。就佛教自身发展而言，从东晋开始，即有大批僧侣积极创新佛教义理的传播方式。他们跃出纯粹理性思考和抽象概念阐释的圈子，借助一些艺术技巧来为佛教义理宣传服务。于是，佛教整体风貌趋于平实灵动，不再像之前那样晦涩艰深。这也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伴随佛教在中国的普及，其宣扬的教义自然也逐渐深入人心。一方面，佛家相信“形尽神不灭”（灵魂不灭），认为人的生命并非一次性的，而是由一个又一个生命阶段，如生有、死有、中有、本有所构成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生命是永恒的，死亡不是生的终结，而是一种特殊的生命存在形式。另外，它还廉价出售前往极乐净土的门票，甚至以迥异于俗世的方式赞颂死亡。正如鸠摩罗什所译《阿弥陀经》言：“若有善男子、善女子，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12]照此说法，人不需经过累世艰苦修行，只要在临终时持有强烈的愿望，死后便可离苦得乐，飞升极乐净土。极乐净土清净庄严，奇幻美妙，符合人们对仙界乐土的想象。这对于那些在世俗社会中饱受苦难，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民众来说，无疑起到了慰藉心灵的作用。还需注意的是，“净土”在佛教世界中常被视为“自性”的象征。正如《维摩诘经·佛国品》所言：“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13]真如自性乃佛教修行的最高目的。因此，佛教徒在面对死亡时并不感到恐惧，反而将其视为对自性的回归，并感到由衷的欢喜与平静。如东晋名僧释僧肇就曾在临刑前说了四句偈：“四大元无主，五阴本来空。将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14]释僧肇将死亡描写得从容而洒脱，如此心境绝非常人可比。另一方面，与儒、道重生不同，佛家既不重生也不重死，而是信奉缘起性空，因缘和合。“缘”为“条件”，世间万物皆为条件的产物，都随着条件而变化。条件具备，事物就产生；条件不存在，事物就消失。所以，万物皆为无自性的“空”，三界如梦幻泡影，世间不存在常住不变之物，一切都处在永恒变化之中。

人死了，却可往生极乐净土世界，于是死的恐惧消减了；亲友虽离世，而灵魂不灭，尚可转世，悲痛之情也由此得到抚慰；世间万物无常，来去皆为因缘，故能生死随缘，自在荣枯。南朝时，佛教成为众多民众心灵的皈依，其伤悼之情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排解与安顿。而当死亡的哀恸、焦虑得到缓解，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便不再如此前般紧迫，甚至对生死表现出异于平常的淡漠和冷静。在此之下，伤悼性作品不断减少，诔文当然也不例外。

其二，南朝诔文的另一突出特点是语言普遍浮华艳丽，骈俪之句比比皆是。如谢灵运的《武帝诔》：“匪月匪日，无晏无早，如何一旦，缅邈穹昊。徽容未远，圣灵超然，收泪即路，含戚何言。风霜萧瑟，山海苍茫，地苦情矜，节速心伤。孰是幽哀，实恋我皇。情思如环，萱苏岂忘。”[7]2618《武帝诔》全篇900余字，正文部分几乎全为精致对偶的骈体之句。再有谢庄的《宋孝武宣贵妃诔》。该诔首先赞颂了宣贵妃的姿容嘉行：“高唐渫雨，巫山郁云。诞发兰仪，光启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栖景宸轩。处丽絺绤，出懋蘋繁。”而后又以楚辞体反复表达哀情：“移气朔兮变罗纨，白露凝兮岁将阑。庭树惊兮中帷响，金釭暖兮玉座寒。纯孝擗其俱毁，共气摧其同栾。仰昊天之莫报，怨凯风之徒攀。茫昧与善，寂寥馀庆。丧过乎哀，毁实灭性。世覆冲华，国虚渊令。呜呼哀哉！”[7]2631作者将自然景物融入诔文，强化渲染了人之哀情。又如江淹的《齐太祖高皇帝诔》：“日月郁华，风云黯色。伤动紫微，悲幣璿极。呜呼哀哉。……帷宮低景，辇路险巇光。恻柏门之黯黯，泣松帐之茫茫。上宮擗而詔御咽，群后慕而侍卫伤。……素月夜横，翠烟晓结。虚摐金而下欷，吟空箫而增绝。呜呼哀哉！”[7]3175诸如此类，后世均以丽辞迭出、华缛绮丽评之。除此之外，释僧诔文，如谢灵运的《庐山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以及张畅的《若耶山敬法师诔》皆为骈体，讲究对偶押韵，醉心于对语言形式、修辞技巧的研究。由是观之，较前代诔文，南朝诔文最大的特点便是讲究形式技巧，追求华美哀艳、缠绵悱恻的文风。论及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除了与南朝士族实际政治地位下降有关，再有就是受到了佛教艳情书写的影响。

作为宗教，佛教提倡禁欲主义，制定了一套清规戒律。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佛教又显示出了包容性与灵活性。在中国佛教史上，奢靡淫乱、追逐声色的僧侣并不少见，这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得道高僧。如后秦之主姚兴就曾将十名伎女赐予鸠摩罗什法师，对此，罗什只自解为“采莲勿取丑泥”，佛教则将其命名为“秽解脱法”。另外，与世界各民族在其发展早期都有过性崇拜、生殖崇拜一样，印度天竺文化中也存在对性和生殖狂热推崇的现象。许华应所著《佛教文化》一书中就提到，天竺佛教并未完全禁止一切佛教徒的性生活，婚恋并不影响僧侣的修行。在此之下，佛典中不乏对性文化的介绍。如《佛本行经》卷二中就有关于释迦太子与众宫女同浴的描写：“众女池中，光耀众华，令重藕画，失其精光。太子手臂，犹如杂华，缠着金柱。女妆涂香，水洗皆堕，栴檀木櫁，水成香池。”[2]187此段文字比起世俗中的艳情书写，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又如《方广大庄严经》中对释迦之母的形容：“她有黑蜂似的美发，纤巧的手足，迦邻陀衣似的柔软身体，清莲嫩瓣似的明眸，曲如彩虹的玉臂，频婆果（相思果）似的朱唇，须摩那（茉莉花）似的皓齿，弓形的腹，深藏的脐……”[2]182如此细致入微、极尽笔墨地刻画女性美好的姿态容貌，在佛经中并不少见。而提到文笔的奇幻华美，还需特别关注的便是佛教典籍中的“净土想象”。《阿弥陀经》言：“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旁阶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严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15]佛教关于净土世界的描写是尽善尽美的，而在佛、文互通，上至帝王、下至文人平民皆崇佛的南北朝，此种书写方式无疑对世俗文学，尤其是对其中场景的描绘渲染方面，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诔文文风的新变也是这一风气盛行的产物。

然而，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文学都应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各种形式的演绎都需要一定精神內容的支撑，唯此，作品才不会显得单薄浅显、空泛无力。南朝诔文，与同时代众多文体一样，其重心已明显偏向了外在的形式技巧，在各种技巧和语言形式的角逐中渐渐失去了主体情感精神和深层价值光芒的烛照。因而，由诔文占据伤悼文学主位的时代注定要迎来尾声。

三、结语

作为中国古代早期表达生死之情的文学样式，诔文开创了哀悼类文体的先河，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它既传达了人们对扬名立功、树德建言的理想人生的追崇与向往，也流露出了广大民众对沉浮不定的社会现实的无奈与感伤。但是，即便是这样一种积淀深厚、兼具文学性和实用性的文体，也难以摆脱走向衰微的局面。对此，我们不仅要从文体内部寻找原因，更要结合社会文化思潮的整体性变迁进行深入剖析。南朝佛教的兴盛只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此外还有更为丰富的内容等待着我们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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