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审美与情感：杜甫诗歌的文学地理学阐释

2023-08-03王婷

美与时代·下 2023年6期

摘要：杜甫一生的漫游和宦游经历使其诗歌在不断挪移中呈现出空间上的地理学特征。作为一种地理实践的漫游，在杜甫体验地理空间的同时，将人本身和地理空间联系在一起，沟通人与万物，并在这其中生成意义。杜甫诗歌中的空间场景与地理意象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基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从空间、审美与情感三个维度观照杜甫的诗作，可以确证他漂泊的一生以及游历、宦游过程中的不同心态。其诗歌中的空间景象和文学建构，对于表现杜甫的乡愁意识和家国统一的情感意蕴具有重要意义。以文学地理学阐释杜甫的诗歌创作，是理解杜甫诗歌的一条崭新途径。

关键词：杜诗；文学地理学；地理空间；乡愁意识；家国情怀

地理空间的在场与文学空间的生成是双向互动的关系。曾大兴认为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辩证的关系：一方面是地理环境对文学的作用或影响，一方面则是文学对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的作用或影响”[1]。刘进同样认为文学空间是现实空间不可分割的部分，“文学需要依靠对文本的反复、多样化解读来实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表达；文学空间参与到现实并对现实进行有利的批判，需要借助文学阐释和研究这种空间结构”[2]。陆扬也指出，“文学与空间理论的关系不应当是从前那样的先后关系，文学不再是指点江山的局外人，而应变成参与其中的一部分。文学与空间不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个体，前者充分发挥想象之作用，后者则回归现实，两者相辅相成”[3]。地理空间和想象空间参与文学空间的建构，丰富了诗歌创作的空间形态，提升了作为客观物象的地理意象的审美意蕴，书写了杜甫的乡愁与家国情怀。

一、空间表达：

地理空间与文学空间的双重建构

文学地理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空间转向”的时代语境中。曾大兴指出，文学地理学就是“运用地理分析与文学分析相结合或文字与图表呈现相结合等方法观照文学作品中情感、思想、景观等地理空间要素”[4]。文学地理学以文学为研究对象，以地理学作为研究方法，分析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个体生存空间与生活环境，以及作家自身的生存处境。一方面，从外部入手分析空间与环境对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基于作品本体探究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与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地理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文学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法国学者米歇尔·柯罗认为：“（文学地理学）一是‘文学中的空间研究，二是‘空间中的文学研究，二者都与空间中的地点关系密切，但‘在第一层含义中，研究的对象可以有丰富的想象空间……在第二层含义中，研究的对象是真实的历史空间。”[5]

从地理学的層面观照“地理空间”，有自然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的区分。自然地理空间即是指“地球表层系统中各种地理现象、事物、过程等发生、存在、变化的空域性质”[6]。人文地理空间是指“人类为求生存和发展而在地球表面上进行的各种活动的分布和组合，涵盖了地球表面包括人口、民族、聚落、政治、社团、经济、交通军事等构成的社会、生产、生活、文化的特定圈层，因而较之自然地理空间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7]。人文地理空间参与诗歌创作并成为建构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以地理入诗的确证。班固《汉书·地理志》中提到“以诗证地”说明了人文地理空间与文学近乎同步产生。可见，从文学地理学层面而言的“地理空间”，是具有人的生命经验与情感体验参与其中并经过文学化的地理空间，是自然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在诗歌中的具体化表现。杜华平曾指出地理空间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伟大的作家，总是能以自己的精神生命与地理空间产生呼应与共鸣，于是人们生存的地理环境才具有了文学地理空间的意义。”[8]一方面，文学创作是以文学为表现手段对自然地理空间人文地理空间的再现。另一方面，作家以纯粹的文学想象在建构地理空间的同时，也丰富了文学空间的表现形式。

杜甫的诗歌创作从地理空间、地理符号、地理意象和地理想象等多种角度展开。地理空间是历代诗歌表现的内容之一。杜甫诗歌创作中对于地理空间的表达体现为以地理名词入诗。地理名词入诗一方面意味着地理空间对作品叙事的介入，对理解文学文本具有指导性。另一方面，作品对于地理空间的描述是杜甫漫游经历的展示与书写，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人物的空间经历与空间记忆。

杜甫一系列以地理名称作为诗题的诗歌作品既是其游历路线的文学记录，同样也在文学的角度，历时地、象征性地为读者勾勒、还原出其游经的地理空间。从《游龙门奉先寺》《望岳》到《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陪李公北海宴历下亭》再到《送孔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曲江三章五句》等，众多以地理名称为题目的诗歌串联起杜甫的游览经历，一定程度上记录了不同地域环境和地理条件下杜甫迥异的创作心境。以《游龙门奉先寺》和《望岳》为例。《河南总志》记载了“龙门”所处的地理位置：“阙赛山，在洛阳县西南三十里，又名‘伊阙，俗名‘龙门，又名‘阙口。”[9]即龙门在杜甫的出生地洛阳附近，由诗作中杜甫所游览的地理位置和创作年代足以推断出杜甫此时的漫游经历。《望岳》中杜甫书写的地理空间已然不再是故乡洛阳，诗歌开篇就言：“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岱宗”与“齐鲁”无不在强调杜甫此时所处地理环境的异质性。不同于河洛平原的自然环境、气候类型与地势条件，突立在天地之间高峻的泰山，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影响了杜甫。从洛阳到齐赵的漫游增加了杜甫的见识与阅历，同时也改变着杜甫的心境。与此后杜甫沉郁顿挫的主流风格不同，在齐赵游历的杜甫是刚走出故乡，尚未经历人间坎坷的青年。“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他怀抱着美好的希冀，在诗歌中展现出意气风发的盛唐精神，展现出自己勇于攀顶的勇气。曾大兴指出：“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自然会对新的所见、所闻、所感做出自己的理解、判断或是反应，并把这一切表现在自己的作品当中。”[10]杜甫的诗歌风格也在其不断迁徙游历过程中沉淀、内化、升华。

以地理名词入诗是杜甫将地理空间与文学空间联系起来的前提。杜甫“水槛温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庙，洗药浣沙溪”四句话中每句都有地理名词。地理名词入诗既是文学作品中地理空间的真实再现，又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诗人复杂而又微妙的情感。杜甫《今夕行》曰：“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这是杜甫从齐、赵向西行至咸阳时所作的一首诗。“今夕”点明了时间，“咸阳客舍”这一处所点明空间。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在场一方面真实记录了杜甫的游历之路，另一方面隐含着杜甫除夕之夜西至咸阳的处境以及心境。从空间距离上看，“咸阳”接近唐代的都城长安，从心理距离上看，“客舍”是漂泊在外的游子无可奈何的居所。在除夕之夜，旅居客舍的游子本该充满对故乡以及家人的思念，但因为即将到达长安，都城长安意味着更多的机遇和更灿烂的前程，所以尽管佳节客居他乡，但杜甫丝毫没有伤怀与悲观，而是在与众人游戏输掉财物之后感慨“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非良图。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家无儋石输百万”。“咸阳客舍”这一寻常的地理空间展现了杜甫困顿不得志的处境和仍想有一番作为的决心。

曹胜高认为文学空间是一种想象的存在，“即便是那些写实的作品，也是作者抽取现实的某些物象，进行典型化、细节化和意象化处理的结果，在有意味的形式中，建构起一个或陌生、或熟悉的想象空间。”[11]5-10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文学空间建构的两个基本路径：“一是熟悉化的想象，意在塑造一个接近于现实感受的空间，让读者在切己的氛围中身临其境地感受现实生活。而陌生化的想象，则意在建构一个完全异己的空间，形成完全不同于现实逻辑的客观存在，作为对现实的超越。”[11]5-10杜甫作品一般被认为大多描写真实的生活经历和生命经验，但实际上想象力同样参与了其诗作的书写与建构。其文学文本中的空间表达正是从熟悉化的想象和陌生化的想象两个维度出发，在构建真实的外部空间时同样建构了一个属于文学文本的想象性空间。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首联和尾联均涉及真实存在的物理空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剑外”“蓟北”“巴峡”“巫峡”“襄阳”“洛阳”等几个词语都是对具体地理空间的刻画，但是首尾二句却不尽相同。首句中以“剑外”和“蓟北”等真实的地理空间参与叙事，是催发情感生成的逻辑线。安史之乱河南河北长时间沦陷，官兵收复河南河北，诗中不断转换的地理空间是杜甫看到故乡收复后的激动，是其内心喜悦的表达。“巴峡”“巫峡”“襄阳”“洛阳”在杜甫的想象中介入诗歌的文本构建，在几重地理空间的转换中已然“神驰故乡”。

二、审美意蕴：作为审美形态的客观物象

地域意识与空间营造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早已转化为一种审美形态，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大发展。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屈原的《离骚》，南北文风的分野显而易见。孔子也曾指出十五国风中“郑声淫”，而“周南”中的《关雎》则是“乐而不淫”。对不同物理空间、地理区域的记录中足见诗歌的文学表现、内在蕴含、文学风格等在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在差异和对比中强化诗歌的审美蕴含、思想感情。邹进先认为，“杜诗作为中国古代文人诗歌的高峰，是各种审美因素有机构成的丰富复杂的审美世界，写实与想象、工与拙、巧与壮、风华绮丽与平淡自然、雅与俗在杜诗中有最充分的展现”[12]。

师力斌认为，杜诗中的地理名词是诗歌文化意蕴与审美意蕴生成的关键：“如果抽掉名词，换成别的词汇，杜诗的时空感、气象、格局、力度、历史感，甚至那种特定的、公共性的历史情绪，都会大打折扣。”[13]将地理名词审美化既能增强诗歌的审美效果，同时也扩大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被审美化的地理名词既是诗歌空间坐标，也是诗歌骨骼肌理。

杜甫诗歌中同样蕴含着众多的地理意象，对这些意象进行分析、归纳、对比，一定程度上能揭示不同时期杜甫的心境，体会杜甫在诗歌创作的同时地理意象与文化身份。关于“意象”，袁行霈先生在其文章《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中下过定义：“物象是客观的，……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14]但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出发阐释“意象”则又有所不同。地理学者将意象看作“客观事物在人类主观世界中的反映”，也即“主体对地理客体的主观感知”。杜甫诗中的地理意象有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指地理名称，即地名意象，如杜甫诗歌中的“长安”“洛阳”“白帝城”等；第二个面向指与地理现象相关的指称，如“月”“风”“江河”“落日”等；第三个面向是指与人类实践活动有关的人文意象。如“舟船”“茅屋”“岳阳楼”等以文字符号出现在杜甫的诗歌中，具有贯通时空的作用。地理意象对诗歌的介入或者说诗歌对地理意象的应用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对地理空间的描述以线性形式串联起游历者即诗人的生平轨迹，既是地理空间文化延续性的表现，同样表达了作者对“地方”的独特情感；另一方面，作为地理意象的地理空间既是地理空间与生存状态上的存在，同时也作为杜甫精神的寄托所与审美意蕴的生发地而存在，丰富了诗歌的审美内涵，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审美形态与审美境界。

地理名词作为物象看似客观，实际上在诗歌的书写中同样是以罗兰·巴特“符号”的形式出现。客观物象在与别的物象共存的过程中，产生意象之间的内在关联，既在营造意境，同时也在传达情感，表现诗意。“长安”意象在杜甫的诗歌中屡屡出现。作为唐代都城的“长安”，无论是从地理环境还是文化环境的维度而言，都具有典型的地理学特征。从地理环境而言，长安是唐代的地缘中心，成为文人科举求官的目的地；从创作理念的视角来看，地理意象表现为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形态上，具体的地理环境、地理场域所蕴含的文化属性，其呈现出来的是抽象性或单一性的思想意念。在对文本语境和情感的分析中，抽象的地理意象变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表现形象、阐释情感。杜甫以长安作为描写对象的诗歌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兒女，未解忆长安”（《月夜》），这是杜甫被安、史叛军俘获之后押回长安时所作。真实的地理空间在诗歌中以想象空间的形式呈现，此处的“长安”作为想象空间既是对亲人的思念，也是对陷落的长安的无限追思。“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小寒食舟中作》），沈德潜称：“二语以往来自在，反兴欲归老长安而不得也。”[15]时逢寒食节，外在景物呈现出一片萧条的景象，此时此景映照在诗人的内心，也折射出已然老去但犹未回归长安的愁绪。

杜甫游历的每一处地理空间出现在诗歌中时都经历了从“空间”到“地方”的转变。这些地理区位，既是客观存在于中国地理版图上独一无二的地理意象，又是寄托了诗人丰富情感与想象的诗歌意象，具有地理意象和诗歌意象的双重特质。“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秦山指位于长安以南的终南山和秦岭，泾渭指流经长安的黄河支流的泾河和渭河。这几句是杜甫登塔之后俯观到的美景。从塔上望去相间的群山高低起伏，大地似乎被切成了许多碎块；泾河和渭河混淆在一起，山河破碎，清浊难分。“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秦州杂诗·其七》）这首诗是杜甫从长安出发，途径秦州（今甘肃天水）时所作。秦州位于陇东山地的渭河上游山谷之中，四面环山。以北和以东盘踞着高峻的六盘山及其支脉，以西和以南分别有冢山和鸟鼠山，群峰环绕，山岭重叠，地理形势险要。杜甫的宦游经历决定了其地理意象书写的丰富性。作为地理意象，其标注了杜甫一生的游览路线，是地理区位的真实再现；而作为诗歌意象，主观情感的介入赋予“地方”审美性与观赏性，实现了历史感与现实感的交叉。诗作在地理层面上唤起读者对关中平原辽远开阔的审美想象，形成关中文化地理风貌的另一审美形态，运用地理意象表达空间更具思想深度与审美感染力。

对地理意象的描写不只是对物理空间的单向度诠释，地理意象同样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是诗人表达情感最适宜的地理语境。“地理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使人类能够反复地出入于自然和人文之间。离开自然，人类就会变成游魂；离开人文，人类就会变成野兽。自然和人文的融合，养育着人类，升华出人类肉体和精神。”[16]都城长安与山水景观、人文景观，都成为杜甫诗歌中的胜景，亦是杜甫自然地理、人文景观与诗美境界和谐交融的代表。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作为山水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地理意象走向人文意义的纵深，晚唐诗风以及杜甫沉郁顿挫的美学风神便籍由江山之助力逐渐得以形成。

三、地理书写的情感要素与文化逻辑

地理意象与地理书写中隐藏着诗人的情感，这种情感在杜甫诗歌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乡愁意识。“乡愁”与距离有关，是对故乡的感情和思念，是一种对家乡眷恋的情感状态。尽管乡愁是一种跨文化现象，并不为传统中国所独有，但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情感经验的独特性。第二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主体对共同体的一种认同，既是仁爱之心的外化，也是家国同构和共同体意识的外在表现，是归属感、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形象表达。

（一）乡愁意识

曾大兴教授在分析文学地理学的功能时，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解读和揭示乡愁。他注意到乡愁不仅仅与时间观念有关，而且更主要的是和空间的变化有着更为内在的关系：“乡愁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是时间感，第二是空间感。乡愁得以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空间的阻隔，人们难以从异乡回到家乡；另一方面是由于时间流逝，人们即使回到家乡也无法由现实的空间回到记忆中的空间。第一个原因是空间阻隔，第二个原因是空间异质。”[17]在文学作品中感知和认识乡愁就意味着对作品时间和空间的关注，尤其是空间。因此要在作品的空间结构以及对空间诸要素的描写中认识乡愁、感受乡愁。具体的空间是乡愁得以延续的物质载体。

杜甫的漫游生涯影响了他的乡愁书写，使之成为其诗歌创作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唐代科举制造成了士人的大规模流动，从乡村进入都城成为士人拜官求学的重要途径。一般而言，科举制造成的人员迁徙展示了游子与空间三种类型的互动关系：家乡—游子—他乡、乡村—游子—城市、地方—游宦—地方。家乡—游子—他乡的互动关系在地理意义上打破了空间区隔，“游子”以他乡的外来者身份参与公共空间的互动与建构，“乡愁”意识就诞生在游子外来者的身份和话语中。乡村—游子—城市互动关系的生成是游子打破社会阶层壁垒的途径。在社会意义上，游子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从士人到官员的阶层跨越。此时的“游子”尽管远离故乡并身在他乡，但在某种意义上，游子已经不再是“无根的浮萍”，相反，他们在寻求功名的都城之中找寻归属感，寻而不得是此时游子“乡愁”产生的真正原因。地方—游宦—地方中，“游子”已经在社会中找到自己可以容身的位置，拥有官职，有相对固定的居住环境。官宦的身份意味着其社会地位的提升、生活环境与状况的优化。表面看来，“乡愁”产生的社会土壤与心理因素似乎都在淡化。实际上，由于交通的不发达，从一个地理空间转向另一个地理空间的过程是困难的、耗时的，新的地理风貌与人文环境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旧的地方之间存在异质性。地区之间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语境等自然与人文风物侵占着游子的记忆空间，游宦辗转多地的过程同样滋生着其乡愁意识的生成与乡愁的产生。

杜甫的诗作主要从家乡—游子—他乡和城市—游宦—城市这两个维度出发，《月夜忆舍弟》诠释了家乡—游子—他乡这一互动关系。“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既有时间上的不同，又有空间上的对比，隐含着异质的地理空间。“戍鼓”和“边秋”侧面写出了杜甫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时节——边塞的秋天。站在秦州仰望头顶月色，秦州的月亮竟然都没有洛阳的月亮大吗？杜甫显然不是从自然现象的角度来阐发月亮的不同。“月是故乡明”，这里的“月亮”是情感抒发的中介，“故乡”这一物理空间是远在他乡的游子情感生发的原点，决定着情感的生成逻辑。在思念之地洛阳与所在之地秦州产生的巨大的空间间隔中实现家乡与他乡在情感上的转换。不同物理空间中特定景观所形成的不同感受是其“乡愁”与“乡思”的隐秘表达。

“洛阳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城市—游宦—城市是《恨别》中乡愁意识生成的文化逻辑。《恨别》是杜甫在安史之乱的背景下离别故乡、回华州参军任所时所作。但在中途杜甫又弃官客居秦州、同谷等地，最后落脚成都，辗转四千余里。这首诗涉及时间的更迭和城市空间的转换，首句就指出安史之乱的时间背景和杜甫在此背景之下阔别故土，辗转各地。安史之乱的爆发让原本一心为官的士人群体看到了动荡不安的政治时局，杜甫更是在颠沛流离中看到血雨腥风的战争让中原各地区的百姓生灵涂炭。时局所致，为官途中弃官而去，此时的杜甫在国家飘摇中沦落蜀中，时序变迁但故乡難回，思家心切但又无可奈何。尽管举家居住成都，但国土被叛军的铁骑蹂躏，自己半生却功业未竟，对自身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忧虑触发其炙热而又浓烈的思乡之情。

这两首作于不同情境中的乡愁之诗都涉及特定的时空场景，从不同的物理空间出发，回归相同的地理空间。以对地理场景的细致描写代指乡愁，表达宦游在外的游子对故土的思念。这种思念实际上暗含着身份的变化与迁徙。但不管身份如何变化，在外宦游的游子对故乡的情感只增不减。“月”在两首诗中都是情感表达的中介，对月这一自然现象的书写，承续了以“月”写团圆、思乡的文化传统，是文化延续性的表现。但在以“月”延续文化传统的同时似乎又有某种断裂。从不同地理空间出发描写故土，本身就是一种回望，而这种回望恰恰因为其本身的不在场，正是对故乡的缺席触发了杜甫的故土记忆，催生了其浓烈的思乡之情，因而其地理书写中也具有浓厚的乡愁意识。

（二）家国情怀

文学作品中的空间从来不单是客观的地理场所，也隐含着历史、文化等内容。杜甫诗作中的地理意象不仅是乡愁意识的原点，同样是情感的载体，浓郁的家国情怀渗透其中。既有身世之悲、离乱之苦，又有故园之思、家国之情，这在杜甫晚年的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所谓“家国情怀”，钱穆先生曾指出：“有家而有国，次亦是人文化成。中国俗语连称国家，便是化家成国，家国一体，固得连称。”[18]这就是说，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亲人和国家审慎地眷恋和关怀，家和国在此拥有同样的地位，因而，家国情怀不是局限于个人和亲朋的小爱，而是一种兼爱天下的大爱。杜甫的诗歌既蕴含着理性，又有丰富的情感，在情感与理性、物质与审美的交织中产生与其时代相适应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不但是个体对生命以及生活的审美向往的展现，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群体认同。杜甫家国情怀建构在其地理书写的基础之上。

杜甫诗歌中山川、日月等自然景观构成了诗歌创作的文学景观，其诗歌中最能体现家国情怀的即杜甫晚年寓居夔州时创作的诗歌。夔州时期是杜甫晚年诗歌创作的高峰期，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致使他充满对往事的追忆和对故国的思念。表现家国情怀的诗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个人以及家庭生活经历的回忆；二是围绕国家盛衰变迁展开叙述。自然景观有“导航”的功能，可以对空间进行准确定位。同时，自然景观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将地名所对应的“点”与“线”和“面”联系起来，形成一种不以作者意志为转移的空间逻辑。清晰明朗的空间逻辑为文学景观的展现和考证提供真实准确的客观参照。

《壮游》《昔游》《往在》《遣怀》《八哀诗》《秋兴八首》等诗歌中，杜甫在提及往事时不同程度地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盛衰紧密结合，因此杜甫后期的诗歌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与人文关怀。《壮游》对杜甫一生的遭际叙述较为清晰，是具有自传性质的诗作。宋人赵次公评价道：“公之生平出处，莫详于此篇，而史官为传，当事人为墓志，后人为集序，皆不能考此以书之，甚可惜也。”[19]《壮游》这首长诗作于杜甫壮暮相交之时，同样也是国家兴衰之际。“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两宫各警跸，万里遥相望。崆峒杀气黑，少海旌旗黄。禹功亦命子，涿鹿亲戒行。翠华拥吴岳，螭虎啖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陆梁”。这些典型的地理特征是杜甫对其生平经历的回顾，其中既再现了杜甫一生的行踪，以沿途之风景写平生之经历，蕴含着漫游一生、漂泊四方的艰辛；“剡溪蕴秀异”又在写剡溪即曹娥江上游时，写出了清流潺湲，风景奇异的自然景观。但已垂垂老矣的杜甫着眼的不再是自然景观，经历了漫游齐赵、科举失第、长安十年以及安史之乱再滞留巴蜀之后，杜甫的心境显然已经不再如当初，历史的兴衰和人间的悲欢在他的诗作中以各种各样的意象展开。深陷叛军复杂的关系网之中，又亲自品尝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亲眼看到了胡兵的屠杀，杜甫的爱国精神在此得到了更为系统的表现。

《秋兴八首》亦以组诗的形式集中书写了杜甫的家国情怀。这组诗歌作于杜甫夔州时期，晚年多病，知交零落，壮志难酬，杜甫在及其寂寞悲凉的心境下创作出《秋兴八首》。沈德潜称其“怀乡阙恋，吊古伤今，老杜生平，具见于此。其才气之大，笔力之高，天风海涛，金钟大镛，莫能拟其所到”[20]。“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其一》）作为组诗的序曲，其一对杜甫所住之所的自然景观进行了一番描述，通过秋天萧瑟的巫山巫峡烘托萧森阴沉的环境和动荡不安的时局。“波浪”与“风云”既是眼前实景的真实再现，又是时事的形象表达，以景物寓时事，表达了诗人内心对时局动荡所产的不安情绪，隐喻了他前途未卜的处境以及作者胸中翻涌的故国忧思和郁勃不平之气。“孤舟一系故园心”，身居夔州的杜甫仍然惦记着遥远的都城——长安，在孤独寂寞的心境中抒发其忧国之情。峡谷深秋的悲凉、命途多舛的人生经历、家国沦丧的郁郁不平都囊括其中，其情感波澜壮阔，哀感深沉。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其二》）站在远方望着都城，当猿鸣碰到了日暮、秋暮和暮年，这凄厉的猿鸣便更具深意，伴随着凄厉的猿鸣，羁旅之愁，持家之艰，故国之悲也一起涌上心头。“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迟。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其四》）对杜甫而言，长安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地理概念，他在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居住长达十年，烙印在他心上的有爱慕，有欢笑，也有依恋和苦闷，国家残破，秋江冷清，个人孤苦，当所熟悉的长安景象浮现在脑海时，更触动了他的忧国之情。“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其五》）第五首中杜甫借用一系列典故委婉地表达出渴望回到长安的志向，将想象与现实结合，回忆与現实结合，感慨生平经历。

杜甫具有空间地理指向的诗歌在彰显一种空间意识的同时，让文学与地理学互动，并建立起两者的联系，对地理意象、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的书写都是地理空间的审美表现。因为杜甫的漫游以及宦游经历，其笔下描写的地理空间也在不断的变动，但仍有一些地理意象在杜甫的诗歌中多次出现，这些具有区域特征的艺术符号已成为其诗歌中独特的地理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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