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迎刚,王 潇

(山东大学 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共产党员网,https://www.12371.cn/2021/07/01/ARTI1625122624003841.shtml,访问时间2022 年4 月10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22—23 页。。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其基本含义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其参照对象既可以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也可以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当然也可以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途径。就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判断。这一判断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晚清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化之路的各种曲折,更有助于我们清醒理解通往未来现代化之路上的不同选择。

汉语语境中的“现代”,主要含义是相对于过去年代而言的一个时间概念,历史研究中经常会把过去年代的不同时期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一般学术研究中所谓“现代”,指的实际上就是介于近代和当代之间的一段时期。然而,就文化或者社会形态的转型过程而言,“现代”的含义却远远超出其时间性含义。文化或者社会转型意义上的“现代化”,意味着前后两个时期文化或者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开始与结束,并不取决于时间推移,而是取决于新旧性质何时转换完成。于是,所谓“现代化”,意味着文化类型和社会形态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亦即前后两个时期的文化或者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过程。然而,实际上准确描述这一过程却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当然,逻辑上讲,可以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始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但历史地看,这一过程应该是更长的,至少应该追溯到共产主义思想传到中国的那些更为遥远的年代。如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一样,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美学之现代化进程,也必然是一个起点不甚明确,终点尚未到来的过程。然而,与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思路一样,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具有中国当代文化特色的文艺美学之现代化进程,应当始于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下的文学艺术活动的出现,而最终将在我们自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文艺美学研究领域而言,这一判断同样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文艺学美学现代化之路上的各种曲折,更有助于我们清醒理解文艺美学的未来发展之路。

一、作为文艺美学学科发展背景的“现代化”进程

清季以降,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不断打击下,中国延续上千年的封建制度逐渐土崩瓦解,随之发生剧烈变化的,不只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文化观念也渐次为泊自西方的种种“新观念”渗透、改变。近代以来,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的这些变化,经常被称之为“现代化”。通常认为,“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关于“现代化”的具体含义与发展逻辑,一百多年来却见仁见智,歧见纷出。

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很多人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我们按照西方人的政治观念改造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权,我们也按照西方人的生产方式改造我们的社会生产,但这些变革并未带来现代中国的富裕和强大,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民国政府一退再退,政治经济发展都让位于救亡图存,所谓“现代化”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

如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在“共产国际”的引导下实现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组成部分之一。共产党成立的目的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因而,实现共产主义必然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理解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23—24 页。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一方面将“现代化”理解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次第实现,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我们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现实差距,于是大力发展工业化,力图尽快实现“赶英超美”的近期目标。历史地看,这一发展思路一方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其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工业化建设基础的形成,成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快速腾飞的坚强基石。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人类整体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理性追求,是一场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社会、技术、教育等各方面广泛的社会变迁”②王强,李敏:《从“四个现代化”到“四个全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及其经验》,《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5 期。。这是一段似是而非的表述,现代化显然并不能被简单地描述为“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以笔者之见,现代化与社会生产方式转型之间的关系应该理解为: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实现工业化却并非现代化的终点。如果仅仅将“现代化”理解为“工业化”,我们也可以认为我国的“现代化”已经基本实现。然而,放眼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已经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我们国家的某些发达地区,也已经跨越工业化阶段,赶上甚至超过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发展步伐,与其一起进入“后工业”时代,也一起向着更新的社会形态进发③“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一词语出[美]丹尼尔·贝尔(Bell.D.):《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一书,该书初版于1973 年,原书名还有一个副标题:“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半个世纪过去,预测在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成为现实,且在世界范围内渐次展开。。然而,我国的现代化并没有到此完成,发展依然在继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之一。这意味着,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国的“现代化”依然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面向未来,我们终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梦想的指引下,穿越“后工业社会”的重重迷雾,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共产党员网,https://www.12371.cn/2017/10/27/ARTI1509103656574313.shtml,访问时间2022 年4 月12 日。。

在这样一种面向未来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文学艺术,以及文艺美学这一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将会担负何种历史使命呢?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艺美学的当代使命

面向未来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具备跨越“后工业社会”的眼光,为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到来做好准备。在这一面向未来社会的未雨绸缪式的布局过程中,文学艺术,以及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的文艺美学学科,具有了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新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45 页。根据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审美是人们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的高级需求之一②马斯洛(Abraham H.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在其影响深远的《动机与人格》一书中得到详细阐释。该书初版于1954 年,1970 年第二版面世,同年马斯洛去世。1987 年罗伯特·弗雷格(Robert Frager)编辑出版了该书的第三版。在马斯洛自己定稿的第二版中,他在原有的五个层次之中加入了认知和审美两个方面的内容。有人认为认知和审美是两个独立的层次,有人则认为不是,对此笔者不持确定的结论。但显而易见的是,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审美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因素。相关论述参见[美] 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版。许金声在该书“译者前言”中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不同观点作了详细说明。。而在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之后,审美需求就有可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实践已经证明,在被称为“后工业”的时代,社会生产的任务已经不只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随着物质财富需求的日渐满足,人们对于富于审美意味的文化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于是,经由“后工业社会”抵达新的社会形态的历史进程中,作为精神内涵载体的“文化”产品,尤其是具有审美意味的文艺作品,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这也就是我国包括“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内的文化建设蓬勃发展的历史依据,同时也预示了文化建设的未来发展方向③新时期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始终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虽然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依然面临许多现实问题,但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笔者以为,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分,以及其后对两者之间互相支撑关系的确认。“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别主要是手段不同,前者是公益性的,后者是经营性的,但二者存在的目的都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即注重社会效益的实现。这一点与西方国家基于运营目的对文化组织所作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区分是不同的。。

无论中西,学者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可谓千差万别。根据美国文化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一文的说法,他们搜集到的关于“文化”的定义多达160 余种,这些定义分别来自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家、精神病学家以及其他学者,该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揭示了文化内涵与外延的宽泛性④克鲁伯和克拉克洪《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一书英文名为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出版于1952 年,相关内容虽在国内学术界广为流传,但迄今尚未见到完整的中译本。本文相关评介内容参见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78 页。。然而,并非所有文化现象都有助于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因而对于推动社会文化“现代化”进程而言,我们既不需要也不可能穷尽所有文化现象。从世界范围内的“后工业”生产现状看来,与社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化因素,就是感染力最强的、最富于审美意味的文学艺术现象。回顾人类社会生产的历史,文学艺术从未像今天这样,堂而皇之地成为了社会生产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

于是,一向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学艺术现象,终于在经由“后工业社会”抵达新的社会形态的历史进程中,重新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进入社会生产的关键环节,具有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社会角色的扩充,也使得人们看待文学艺术的眼光有了新的变化,在今天,文学艺术不仅可以是高雅的,也可以是通俗的;文学艺术不只可以是不切实用的,也可以融入文化生产,成为最实用的文化产品;文学艺术不仅可以抚慰受伤的心灵,也可以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充满诗意。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实践美学”相互作用,不断刷新人们关于文艺、关于审美的理解;文化产业也在人们的质疑声中,逐步发展成为面向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之一。

随着文化产业、创意经济等新的经济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文学艺术融入社会生产,成为推动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文化元素,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一过程中,文学艺术现象得以转化为生产要素的最重要特性,就是其审美属性。于是,以关注文学实践之审美特性作为最重要学科特征的文艺美学⑤关于文艺美学的学科特征,数十年来众说纷纭,笔者曾专门撰文探讨过这一问题。参见高迎刚:《文艺美学应有的学科属性》,《山东社会科学》,2008 年第12 期。,也具备了立足文艺现象,关注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使命。

三、当代文艺美学理论体系的“辐辏式”多元结构

作为最富于创造力的人类精神现象,文学艺术的存在形态总是不断在创新、在变化。在文化产业、创意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文学艺术不仅可以是“自律”的,也可以是“他律”的;不仅可以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已经在实际上渗入人们的物质生活。“后工业时代”“消费时代”“后物欲时代”①“后工业时代”“消费时代”之类说法均源自西方,前者出自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可参见[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 版。后者由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提出,可参见[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后物欲时代”一说则出自中国学者郑也夫,参见郑也夫:《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不管人们如何称呼这个逐渐模糊了现实与虚幻、物质与精神、创造与消费的新的时代,文学艺术都不再是少数人的精神游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文学艺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学艺术社会角色的这些变革,也对文艺美学的当代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向未来的文艺美学学科建设,不只应该坚持重视文艺实践、关注文艺审美属性的一贯主张,更应该立足文学艺术新的社会角色,全方位推进关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研究。

与“文化”含义变迁的历史相似,“审美”也是另一个含义非常宽泛、边界却不甚清晰的现代汉语词汇②文化、审美都是在现代汉语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词汇,其基本含义也都是在现代汉语发展的过程中获得的,因而与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类似说法含义完全不同。“文化”一词的含义早已不是“人文化成”可以涵盖,“审美”的对象也并不局限于美的事物。关于“审美”一词含义的变迁,参见高迎刚:《艺术、美以及审美之间的关系辨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 年第1 期。。如同文学艺术现象一样,“审美”也从曾经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冷境界,逐渐融入现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呈现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代景观。

对于文艺美学学科的现代发展而言,其研究对象(文学艺术)范围不断扩展,其核心范畴(审美)的含义也正在得到大幅拓展,因而其理论体系也不能再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社会经济文化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客观上要求文艺美学也必须与时俱进,为文学艺术更好地融入现实生产生活提供理论依据。

从文艺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角度看,当代文艺美学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文艺学(本质论、作品论、创作论、接受论)与传统美学(本质、类别、范畴、美感)的体系建构方式③此所谓“传统文艺学”或“传统美学”之“传统”,均相对“文艺美学”而言,实际上指的是二十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发展起来的文艺学与美学学科,而非指中国古代社会相对应的理论现象。对比一下影响较大的几本文学理论、美学原理之类教材,就会发现其基本框架大同小异,且均深受西方相对应的理论体系影响。,而在事实上采取了更具包容性和可操作性的“核心—分支—边界”的体系建构方式。这是一种“辐辏式”的体系形态,核心指的是研究对象的核心特征,边界指的是研究对象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界限,分支则是基于不同视角和方法而形成的研究领域。《老子》有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④(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26 页。,正是这种“辐辏式”体系结构最形象的说明。

关于文艺美学的理论体系,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四十年来一直没有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偶有提及,基本上也都是沿用文艺学(或艺术学)、美学的理论体系,或者是二者的结合体⑤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艺美学学科形成以来,关于文艺美学的理论体系的专门研究相对比较少见。据中国知网数据,无论是使用关键词还是篇名,将“文艺美学”与“理论体系”结合起来检索,结果基本都是空的。当然,许多学者会在讨论文艺美学学科特征时提及文艺美学的知识框架或知识谱系,但大都是基于学科的理论资源讨论其学科特性,鲜少涉及文艺美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其理论体系的独特性与合理性问题。。作为文艺美学领域影响最大的一本教材,曾繁仁先生主编的《文艺美学教程》采取的就是一种较为全面的艺术学与美学理论体系的“结合体”。全书除“导言”“后记”外,一共十章。前四章分别论及“艺术的审美经验”“艺术的审美范畴”“艺术创作的审美特性”“艺术文本的审美特性”,核心就是艺术领域的审美“经验”“范畴”“特性”,显示出文艺美学以美学视角关注艺术现象的学科特征。第五至九章分别论及“艺术的接受”“艺术的分类”“艺术的发展形态”“艺术的传播”,以及“中西艺术比较”,基本上是艺术理论的核心内容。最后一章谈“艺术与人的审美化生存”,则把美学和艺术学绾合在了一起,并将其提升到人的生存意义这一终极性维度⑥参见曾繁仁主编:《文艺美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作为教材,这样的结构安排既较为妥帖地说明了文艺美学交叉、融合的学科属性,也相对合理地展示了文艺美学重视艺术实践与审美属性的学科特征,而并未尝试探求文艺美学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总体看来,国内学术界四十年来关于文艺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科定位、研究对象,以及文艺美学的主要观念、范式之类命题,其理论体系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存在①新世纪以来,关于文艺美学学术史回顾的学术论文已经有很多篇,其写作思路大致可以分为按照发展阶段,基本问题,或者代表学者梳理三种方式。总体看来,这一学科虽然已经存在了近半个世纪,但相关学术群体依然焦虑于其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理论特征等基本问题。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文艺学、美学等理论资源的丰富是其优势,但也容易桎梏其发展。笔者以为,与其纠结于其学科定位等抽象问题,不如从其现实功能入手,以便确定其作为一门新学科的独具观念与理论形态。。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文艺美学独特的学科属性与历史使命,必然促使其形成不同于以往类似学科的理论体系;无论学术界是否意识到构建其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文艺美学自身的理论发展都会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本文所谓“辐辏式”理论体系结构。梳理一下四十年来文艺美学的研究历史与发展趋势,就会发现各种看似散漫的研究成果之间,其实存在一种有机的、必然的联系,不期然就形成了由中心沿着不同角度向边缘拓展的“辐辏式”理论体系结构。

这种“辐辏式”理论体系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核心、分支、边界。核心指的是研究对象的核心特征,边界指的是研究对象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界限,分支则是基于不同视角和方法而形成的研究领域。下面我们将结合文艺美学学科形成以来的研究历程,作一简要分析。

关于文艺美学研究的核心观念,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王一川先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美学研究“先后经历美学论、文化论和语言艺术论三次转向”,这是立足于“文艺美学作为一个运用美学原理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进行系统研究的学问”的观点说的②王一川:《回到语言艺术原点——文艺美学的三次转向与当前文学的间性特征》,《文学评论》,2019 年第2 期。。实际上,如果我们站在文艺美学应该涵盖对所有艺术门类的美学研究这一学术立场上③关于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另外一个众说不一的话题。笔者以为,我们应该尊重文艺美学学科成立以来学术史呈现出来的一般观念,即文艺美学在学科发展的实践中是以研究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艺术门类之审美现象为主的。,则可以认为王一川先生所描述的三次转向,实际上是体现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回归”行为:始于文学界对文学艺术之审美属性的强调,经过二十世纪末开始的“泛文化论”的发展阶段,于近些年回归到强调以文学为代表的艺术之审美属性的新阶段。总体看来,这一研究历程凸显了文艺美学最为核心的理念:文艺美学关注文艺实践,强调审美属性。陶水平先生在回顾文艺美学研究历程的基础上,总结出文艺美学学科研究的几种具有“学术原创性”的理论范式:“胡经之的‘体验论’文艺美学;童庆炳的‘阐释论’文艺美学;周来祥‘和谐论’文艺美学;杜书瀛的‘价值论’文艺美学以及朱立元的‘意象论’文艺美学等”,并指出“这些理论范式均以审美活动论为基点,对文艺美学学科定位、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理论范畴等作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建构”④陶水平,朱媛:《当代中国文艺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与学科演进》,《中州学刊》,2008 年第5 期。;同样强调了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美学领域的最有影响的几位学者,对于文学艺术之审美属性的强调;同时也看出诸位大家在文艺美学之理论体系方面,对于传统文艺学、美学学科理论体系的下意识认同。

关于文艺美学研究的边界,也有各种不同意见,范围大的如胡经之先生为代表的“泛文化论”,试图将文艺美学扩充为“文化美学”⑤参见胡经之:《文艺美学与文化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范围小的如王一川先生为代表的“语言艺术论”,主张将文艺美学理解为“文学美学”⑥参见王一川:《今日文艺美学的限度与开放》,《当代文坛》,2006 年第6 期。;还有一种相对更为灵活的意见,将文艺美学理解为诸部门艺术美学的“元理论”学科,可以称之为“元理论说”,这种意见可以马龙潜先生的意见为代表,主张文艺美学“以各部门艺术美学为基础,系统研究文学艺术现象的审美特征和活动规律”⑦参见马龙潜:《文艺美学与文艺研究诸相邻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山东社会科学》,2008 年12 期。。相对看来,“元理论说”对于文艺美学研究边界的界定较为灵活,也更能体现文艺美学研究“边界”与“核心”之间的关系:文艺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文艺实践”,因此不宜扩充至整个文化现象;审美属性是文学艺术的根本属性之一,因而应当体现于所有文艺现象。

关于文艺美学研究的分支,可以从史实和观点两个角度分析。从史实看,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文艺美学的研究已经呈现出诸多不同形态;从观点看,关于这些研究形态的定位说法不一,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研究的确都是围绕文艺美学展开的。曾经有学者将当代中国文艺美学的研究分为三种不同形态:“一是基础性的文艺美学研究,倡导者有胡经之、杜书瀛等。二是延异性的文艺美学研究,倡导者有周来祥、曾繁仁等。三是拓展性的文艺美学研究,倡导者有王岳川、陆贵山等”⑧王昌树 :《当代中国文艺美学研究的三种形态》,《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5 期。。虽然这种区分对于不同形态“倡导者”的说法还值得商榷——比如将胡经之先生归入“基础性”研究的倡导者,其实是有些偏颇的,但这种区分文艺美学不同研究形态的眼光还是值得肯定的。从基础性到延异性再到拓展性,恰好展示出文艺美学研究从核心向边界扩展的不同形态。基础性研究体现出对于文艺美学“核心”观念的强调,“基础性文艺美学研究是一种对文艺审美的多层次研究,是一种落实于文艺本身规律的基础性研究”;延异性研究“注重吸收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和内容来丰富文艺美学的研究内涵,由此向文艺学的其它分支学科延伸和关联,来展现文艺的多层价值”,由此形成的,已经不再是文艺学的分支,对于审美内涵的强调,使这些研究在事实上成为了文艺美学的“分支”;拓展性研究“更注重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文艺美学功用性价值的拓展,从更大的视域和方面来谈论文艺美学的发展前景和学科价值”,这一看似打破了文艺美学研究“边界”的做法,实际上恰好以社会功能区分、而非学科属性界定的方式,为文艺美学的当代研究划定了新的疆域①王昌树:《当代中国文艺美学研究的三种形态》,《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5 期。。正如王岳川先生所说,“文艺美学将从关注小文本的阐释,即词语、修辞、人物、寓意等小文本阐释走向关注大文本的文化阐释,即阶级、性别、文化、民族、话语压迫、权力运作等,这是因为文学的接受对象变了,文学的研究对象变了,文学的传播机制变了,因此文学价值的功能也就转变了”②王岳川:《当代中国文艺美学的学术拓展》,《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1 期。。文艺美学的当代研究之所以能够关注社会这一“大文本”,其原因就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催生了人们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消费需求,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演变为对精神世界的关注,文艺美学适时以文艺的形式、审美的视角,进入当代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边界的形成,并非立足于传统的学科划分,或者国家或者民族界限,而是着眼于文学艺术审美功能的实现。

回顾文艺美学相关理论研究在我国四十余年来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这一由中心沿着不同角度向边缘拓展的“辐辏式”体系多元结构,既是文艺美学理论建构趋势的自然呈现,也是其实现所承担的独特历史使命的必然结果,同时又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相应和,仍处于自身的完善发展进程之中。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不仅有着坚实的学理依据,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动因。正如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并非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历史可以上推至清代末年,在那些包括共产主义思想在内的新思潮涌入中国思想界的遥远年代便已初露端倪,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得到蓬勃发展;“现代化”进程也并没有止步于工业化的实现,今天我们依然处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文艺美学学科的诞生,虽然发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但其历史动因早在“现代化”之初就已萌生;文艺美学学科的形成,虽然奠基于传统的文艺学与美学理论,却在面向新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突破原有边界,与其所关注的文学艺术现象一起,越来越深入地融入未来社会的生产与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