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晶晶 夏文华 赵梓君

摘 要：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由1936年6月在瓦窑堡成立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发展而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等学府。1939年抗大主动挺进山西敌后与日伪斗争，经历了艰苦的流转和发展，克服了敌后威胁、物资匮乏、思想斗争等困难，积累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联系实际、灵活流动办学等丰富经验。作为抗大敌后办学的重镇，山西特殊的环境铸就了抗大独特的办学风格和模式。抗大在山西敌后流动办学的实践与经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关键词：抗大 敌后 流动办学 山西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的研究多以陇东、陕西、河北等地的抗大分校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山西地区抗大办学实践的研究较少。这些研究也大多考察屯留、武乡等个别重要地区，对山西全省敌后流动办学的实践缺乏系统性深入研究，对山西的特点及敌后条件也少有涉及。本文以抗大在山西的敌后办学为研究对象，从其挺进敌后的原因和路线发端，分析该校在山西办学的特殊性，希望通过考察抗大先辈在山西敌后的学习与生活、困难与成就，探讨抗大在敌后办学的成效、教育特色，总结抗大在山西敌后办学的实践经验与历史价值。

一、抗大成立与挺进山西

1936年5月8日，在陕北延长县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题为《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创建红军学校的问题。［1］同年6月1日，红军大学克服人手少、设备不足、资源匮乏等等困难，如期在瓦窑堡开学。随着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许多爱国青年与有志之士抵达延安，寻求救国之路。中央军委于1937年1月19日决定将“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2］自此，抗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抗大前四期共为前线培养了5000余名抗战骨干，到1939年第五期时，抗大接受了到敌后办分校的任務，开始挺进敌后办学。

抗大挺进敌后，有利于防患未然，也能缓解边区的压力。首先，这一举措便于吸收人才和培养更多抗日干部，从而能够更好地发动和组织群众，进一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抗大的学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部分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考验的红军老干部、老战士……一部分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或战士……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来自海外的爱国华侨青年。”［3］边区被封锁后，学子求学不易，抗大挺进敌后减轻了学子赴学的压力，也为培养干部扩充了来源。同时，从学员构成看，学员有的缺少实战经验，有的缺乏理论知识，在敌后学习，可以兼顾经验的积累与理论学习，培养优秀的中共干部。其次，抗大挺进敌后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进攻边区的反击。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度，不失时机地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罗瑞卿在抗大东迁大会上表示，既然日本帝国主义要来，我们就和它换防。就在同年9月下旬，东迁尚未完成的抗大便与晋察冀军区部队、八路军一二〇师联合作战，歼灭袭击陈庄的日伪军1500余人，从侧面证明了其特殊价值。

抗大以总校为先导，挺进山西敌后，开启了它“越抗越大”的辗转办学。抗大挺进山西缘于山西在抗战中无可比拟的价值。首先，山西与陕西隔河相望，作为离边区最近的省份，对于边区的防务具有十分突出的重要性。敌后根据地在山西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抗大的深入敌后，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日伪军在沦陷区的统治，减轻了对边区的压力，拱卫边区的同时也便于相互联系。不仅如此，山西也是延安党中央联系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各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通道。

山西的战略地位还体现在地理位置、军事意义和经济条件上。抗战时期，山西是全国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作为华北的屋脊，山西相对周边的冀、鲁、豫、陕、绥、察诸省具有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对于日军来说，想要在华北平原站稳，必须占领山西，所以山西也成为中日争夺的重要前沿阵地。而山西复杂的地形地貌，在敌我力量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是我军开展游击战的理想战场，同时在积累敌后作战经验和保护教学安全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山西的特殊性使其成为抗大挺进敌后的首选也在情理之中。表1详细梳理了抗大总校与分校在山西敌后流动办学的时空变化。

二、抗大在山西敌后流动办学的实践

（一）敌后的生存考验

抗大在敌后办学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危险和困难。处于敌后的抗大缺乏中央保护，又处于日、伪、顽三方的包围和限制之下，生存环境非常艰难。当时，日本帝国主义面临的战争压力越来越大，为获得更多的物资，加强了对沦陷区的掠夺。抗大在山西流动办学的过程中时常遭到日军的扫荡和围剿，如1939年7月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就曾被日军调集5万多兵力进行大规模扫荡，一分校也因此被迫转移到太行山南部的山岳地带。1942年2月，日军纠集1.2万余兵力对太行、太岳进行春季“扫荡”，接连进行“铁环合击”“辗转抉剔”，实行“三光政策”，还惨无人道地施放糜烂性毒剂，残害根据地军民。［4］面对日军暴行，抗大因时制宜，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在百团大战等战役中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与此同时，蒋介石集团继续坚持“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除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打压中共，甚至还派兵掠夺根据地，中共则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下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斗争。［5］

除了处境危险，抗大还面临着物资奇缺的困难。在严峻的敌后办学环境中，抗大最基本的粮食供给主要依靠教职学员参加生产劳动来实现。1943年和1944年抗大总校广大教职学员响应党中央“建立革命家务”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先后开展两次大生产运动，成果丰硕。［6］又如，为响应第一二九师师部的生产号召，抗大六分校的学员们采用了避免与民争地，利用零散土地种菜的“麻雀战”。此外上级和群众也为抗大的粮食供给提供了一定的支持。1941年，晋东南抗大总校突破敌人的封锁，安排人员轮流到几十里外的和顺县去背粮。［7］此外，抗大还开展与敌夺粮斗争作为补充。粮食供给问题的缓解为抗大教育的顺利开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除了粮食，抗大还面临着衣物布匹、学习用品、医疗用品等方面的短缺，经济困难也使得办学环境更加恶劣。

然而，困难的环境也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抗大学员节衣缩食、参与生产、救助贫民，帮助群众抢收粮食和对抗日伪，赢得了群众的拥护，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树立了良好的声望，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也提升了学员、党员干部的能力。

（二）敌后办学实践与特色

抗大重视思想作风建设。抗大挺进山西敌后，继续开展群众大会、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保持党性，肃清党风，同时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开展整风运动。1942年，七分校进行整风运动，有效地整顿了党风、学风和校风，使全体教职学员划清了真假马列主义的界限，打击了教条主义，使教学内容更切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端正了办校治学的政治方向，对学校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8］

1. 教学内容切合实际

根据教学任务和方针，抗大以政治课、军事课和文化课为主干。政治課的内容包括三民主义、政治常识、马列主义、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日本问题、共产主义与共产党。［9］当时有些学员文化程度较高，但也受阎锡山影响较深，抗大六分校调整教学内容，加强了对这批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10］军事课则侧重游击战：游击战术、连以下之步兵战术、初步的军事理论的知识——战略学以及其他军事学术上（如筑城、地形，射击、兵器，特种兵等）必须具备之初步知识。［11］学校教员中也有不少身经百战的战士，抗大六分校担任炮兵教员的是全军著名的炮兵射击专家赵章成，教刺杀的是第一二九师有名的刺杀尖子高孚，他们授课时也会适时补充自己的实战体会。文化方面，曾任抗大总校副校长的滕代远在1942年7月撰写了《抗大文化教育试验教学的几点经验》，供抗大诸分校以及其他类似的训练班、教导队与组织在职干部文化教育时参考。［12］此外，抗大还会依据学员文化状况因材施教，如六分校将学员分为中学班、小学班和初小班，对少数学员则安排干部进行重点扫盲。

2. 教学常常与民运、战斗、生产相结合

客观来说，由于敌后环境艰苦，抗大学员缺乏教材、安全的学习环境以及充足的学习时间，无法进行系统理论的学习，但抗大趋利避害，利用敌后流动办学的灵活性，积极参与实践，如宪改运动、社会文化教育、武装建设与训练等。学员赵麦玲就曾回忆抗大启发女子参加群众集会抗日的活动。在战斗中，教员也注重教授学员如何把实际经验和理论相结合。此外，学员通过参加大生产运动将学习与劳动相结合，很好地实现了教学内容与生产、战斗相结合。

敌后紧张的局势迫使抗大加快了人才培养的速度，为此，抗大实行采用灵活学制、开展行军教育等举措。［13］由于处在敌后，抗大的学制不同于其他高校，教学周期从6个月至3年不等，具体的课时分配也会根据实际进行调整，因时制宜地压缩课程以适应敌后需要。有限的课时、紧张的抗日局势让抗大更加惜时，即使在行军时每名学员也都背着“学习牌”，写上字词、题目，让身后的学员在行军中学习。第六分校党委还提出背粮和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每次背粮前做好教学准备，把背粮当作有计划的教学活动。除此之外，短时休息时，学员常用木棍在地上练字；长时休整时，教员会上课或者组织学员讨论；宿营前，教员组织学员观察地形，拟定作战方案，防止敌人突袭。［14］

3. 十分重视应急性人才的培养

首先是军官，当时中共军队虽骁勇善战但文化水平略低，缺少具有系统理论的将才。对此，党中央便要求抗大设置战略课，即使排长也应有战略思维、全局意识。许多红军战士自愿或在上级指示下到抗大学习，开国元帅、大将中有17人在抗大深造过。其次是干部，由于军队扩大，战争需要等原因，我军一度出现军政干部不足的情况，抗大采用非常规性人才招收方式，招收学员门槛较低，除政治标准这个硬性条件外，其他标准较为宽松，极大地满足了战时需求。此外，抗大还设立特科营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组建防化训练队应急对抗日伪毒气攻击，等等。

4. 积极开展文体活动，秉持着乐观主义精神

总校文工团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用话剧、京剧、活报剧、歌舞等多种文艺形式创作并演出了大量富有战斗性、艺术性的节目，极大地充实了军民的精神生活。［15］体育锻炼方面，在1941年9月18日到27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举行的全师运动大会上，六分校学子在射击、投弹等项目上斩获佳绩。在日常生活中，抗大也经常开展排球、集体操和爬山等体育运动，与军事训练相结合，丰富课余生活的同时也增强了学员的身体素质。

三、抗大在山西敌后流动办学的经验

抗大总校与各分校在山西敌后流动办学，直接置身于敌后抗日战场，为抗大的教学提供了广阔的课堂和丰富的营养，抗大在艰难探索中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办学经验。

1. 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这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于民族而言，抗大与当时四万万同胞一样，坚持抗日的正确主张，挺进敌后与敌寇周旋是抗日救亡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目的是造就抗日军队中之初级军事政治的干部［16］；二是于党而言，抗大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等学府，坚持党的领导，学习马列主义，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采用《党的建设》《论持久战》等教材与读本，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在政治思想上与其他学府泾渭分明。正是由于抗大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重视思想教育，才培养出了一大批对党忠诚的干部，与群众保持紧密关系，使得抗大在敌后的艰难环境中得到发展。

2.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的重要原则，也是整风运动的一大主旨。在教学上，抗大自成立以来便坚持这一方针，始终坚持因材施教等教育理论，对知识基础薄弱的学员，着重“先讲必要的前提，然后才来发问……在教员诱导之下，从问题的各个侧面，了解到问题的全面”［17］；对理解能力较强，但缺乏实际经验的知识青年，采取讲演式和启发式为主，问答式为辅的教学方法；对于斗争经验丰富、理论基础扎实的干部，则开展研究性自学。［18］除此之外，抗大坚持生产与学习相结合，开展大生产运动。在整风运动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克服了理论上“左”倾等错误，也深化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观念，为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打下基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有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教学、战斗有机结合，抗大将战争中的经验与课堂紧密相连，很多学员学习的过程其实就是参与革命工作的过程，学员在这种有机融合中加速成才。

3. 坚持灵活的流动性办学

从教学方式的灵活性来看，抗大采取“向一切自然物学，向工人学、向农人学，向知识分子学”的措施，从启发式到研究式、实验式，学员通过自学与讨论配合课堂获得了长足进步。同时，从教学地点的流动性来看，抗大分校经常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军的侵扰而不断转移办学地点，艰险不仅是抗大发展的压力与阻力，也是其发展的动力，其利用教学方式的灵活性、教学地点的流动性等特点，将战争中的经验与课堂紧密相连，为新的战斗做好准备。

四、抗大在山西敌后流动办学的意义

在敌后办学的过程中，抗大创造性地总结了许多制度、经验、方法，开辟了一条在战争环境下培养人才的新途径。抗大在山西办学的7年时间里，共培养人才4万余人［19］，他们在山西敌后环境中学习、战斗、生产，巩固了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抗大学子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先锋人物，一些担任了国家的领导干部，还有一些成为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及科研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20］

抗大既是培养干部的阵地，也是与敌周旋的先锋。在山西敌后，抗大的办学与战斗已经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参加八路军的对敌斗争、巩固敌后根据地、歼灭敌军、收复失地到对抗扫荡、帮助群众、保护粮食、协助转移等方面，抗大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如红岭战役、三十亩地战斗、河凹反袭击战斗等，都是鲜活的例子，加速了抗战胜利的历史进程。

抗日战争年代，山西支持了抗大的生存、发展，而抗大也为山西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抗大挺进山西是在客观环境下积极主动的尝试，这种尝试减轻了边区的压力，扰乱了日伪的进攻，回应了抗日的潮流，也为抗大本身的生存发展创造了条件。山西多山的地形也为抗大的教学与敌后斗争提供了便利，使得抗大能够灵活地与敌军周旋。而且，抗大在山西的敌后办学也为其在河南、江苏等平原地带进行敌后办学积累了经验。可以说，山西是敌后办学的前沿试验田，在抗大敌后办学模式的形成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抗大也为山西培养了大量具有先进政治意识和军事理论的革命人才，如刘鼎、李绍璞、肖庆云等，不仅推动了山西物质层面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山西地区的封建残余和落后思想，促进了当地精神层面的解放，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等先进理论与党的主张，更是在解放山西與当地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五、结语

抗大的敌后办学经验也深刻影响了现代教育。抗大在办校治学实践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将战斗实践与办学治学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教育理论。抗大的教育教学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当今高等教育，包括国防大学在内的众多高等院校都承袭了抗大的教育理论，传承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风。同时，抗大精神也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指引了正确的办学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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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5］ 周来聚.战斗在太行山上的抗大文工团［J］.党史博采（纪实），2015（12）：52-54，58.

［9］ ［11］ ［16］ 罗瑞卿.抗大工作的检查总结与今后工作（续完） ［J］.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6）：61.

［10］ 刘忠.回忆抗大六分校［M］//院校·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324.

［12］ 《滕代远传》写作组.滕代远传［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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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海燕.抗大动态［M］.陕西：动员社，1938：76.

［19］ 郭新虎，郭御剑.抗大办学在山西［J］.党史文汇，2013（2）：48-51.

［20］ 殷学继.论抗大一分校敌后办学的历史功绩［J］.临沂大学学报，2012（1）：110-114.

基金项目：2021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山西地区‘抗大’遗址调查与研究” （202110118001），2021年度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山西抗日根据地廉政文化建设研究” （2021A080），山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规划课题“山西抗日根据地科学教育研究” （GH-21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