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铮 黄斌

［摘 要］民国以来的广西粤剧批评，大致经历了自发、自觉、挫折、自信四个阶段。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广西粤剧批评从一开始的“偏于属于广东的粤剧在广西流布的批评”，发展为“关于广西的粤剧批评”，进而发展为“阐说广西粤剧艺术的价值特色，让广西粤剧彰显姓‘桂属性的批评”。目前，这种阐说与彰显的工作才刚刚启动，尚需广西粤剧批评界勠力同心，继往开来。

总之，在当时，粤剧批评并不是广西戏剧批评的主流，专论文章甚少，大部分评点都是出于市场宣传的需要而夹杂在广告中出现的，自发而为的特点鲜明，没有形成将广西粤剧作为独立的主体进行讨论的自觉。不过，这些零散的评论不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提及了一些与广西粤剧有关的概念和术语，可为当前广西粤剧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术语资源，为今后广西粤剧批评的发展开启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可惜的是，广西粤剧批评界一直未曾对这一时期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考察，导致史料价值湮灭，理论建设也有失全面，亟须改进。

二、自觉阶段（1949—1966）

在这一阶段中，广西戏剧界深化了对广西粤剧的独立性价值与主体性地位的认知，发出了展开广西粤剧批评的声音。例如，在1954年8月14日，广西文联与戏改会共同发布《广西省省文联、省戏改会粤剧剧本工作组计划（草案）》，该草案不但使用文置评，而广西粤剧批评的论者大多名不见经传。最后，桂剧和话剧与西南剧展、广西剧运等文艺运动结合较紧密，影响较大，而粤剧的演剧活动及批评实践则与文艺运动联系较少，显得波澜不惊。例如，吴广略在《论目前广西之剧运》中，虽然也提到要把粤剧改革一番，但只是一笔带过，重心全在桂剧与话剧。

总体来看，当时的粤剧评论界（尤其是广东方面）普遍认为“粤剧”的“粤”就是“广东（省）”的意思，“粤剧”就是“广东（人的）戏剧”。例如，李德煊《谈粤剧》就将“粤剧”解释为“广东戏剧”，简秀琼则指出“提起了‘粤剧，我想大家都会知道它就是广东戏剧，是广东人的娱乐品”。当时广西方面专论粤剧的文章鲜见，广西粤剧批评最主要的方式是载录于广西地方报刊中的游艺会广告。作为市场逐利宣传的手段，游艺会广告自然聚焦于实力更强的广东戏班与艺人，对广西粤剧班社与艺人所论较少。一个鲜明的体现是，在《南宁民国日报》的游艺会广告中，几乎每条广告都强调了组织者远赴广东聘请粤剧名班（伶）来桂演出的信息。例如，1931年1月14日，广西红十字会的游艺会广告云：“派会员李耀光、姚一梅、颜德三等赴粤聘请戏班……兹查李等东下赴粤后，已经聘就粤剧文武生黄侣侠、花旦杨素卿、谭玉兰等。”在当时，广东粤剧名班（伶）不仅是游艺会的主要卖点，甚至是成败的关键。1933年12月20日，南宁精武体育会为筹集会款而拟办一场百戏杂陈的游艺大会，特地聘请了“粤班新马剧团等到会”，孰料“该班奉令递解出境”，最终导致该游艺会在其他娱乐形式已经就位的情况下仍“遂暂停举行”的结局。总之，当时的广西粤剧批评几乎成了广东粤剧在广西演出与流布的宣传与评点。

这一特点与广西粤剧当时的发展状况是相应的。清末民初，广西本地组建了一些粤剧戏班，例如1904年在崇善县（今崇左市）太平镇组建的业余粤剧班“太平班”，1913年在来宾县（今来宾市兴宾区）迁江街成立的业余粤剧班“振环球”等。20世纪20年代前后，以省港大班为代表的广东粤剧在“薛马争胜”的都市演剧环境中，进行了大力改革，面目一新。受此影响，广西本地的粤剧戏班进一步增多，甚至连“同志乐”“长塘班”“刘圩班”等邕剧戏班，也在这一时期改演或兼演粤剧。虽然广西本地粤剧戏班不断增多，但还是以业余班和过山班为主，适应都市演剧的专业名班和名伶较少。因此，这些都市报刊中的演剧广告对广西粤剧班与艺人的介绍和评价也偏少。

即便如此，这些偏少的广西粤剧批评还是有着独特的史料与理论价值。例如，《南宁民国日报》多次评介隶属南宁市邮政系统的“阳秋乐艺团”，先后重点评点过何家照、绮文姑娘、紫兰女等艺人。关于紫兰女，该报云：“旦角紫兰女色艺超卓，唱工绝妙，久为观众所倾倒，而《燕子楼》一曲，尤为紫兰女拿手好戏。”1933年8月，柳州雒容镇举办航空救国游艺会，在当地驻扎的国民党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五团的“同乐会粤剧组”上演粤剧《双个何佩秋》，《南宁民国日报》评云：“情节奇异，看之令人想入非非，加之剧员落力拍演，表情颇为周到，布景得当，服装新鲜，观众甚为赞扬，甚至有些直看至散会还不想返家。”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南宁民国日报》多次使用“邕剧”“钦剧”等与广西粤剧密切相关的术语，为当前广西粤剧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话语资源。限于篇幅，于此僅拈举学界从未论及的钦剧聊加说明。1932年6月至12月，大新世界男女班（亦称“大世界班”）多次在南宁市总商会游艺场上演《三气周瑜》《辕门斩子》《高唐进表》《女将军》《忠心报国》等钦剧剧目。虽然这些载录只是一笔带过，并未说明何谓“钦剧”，但综合各方面材料来看，钦剧与广西（南派）粤剧有密切关联，理由有三：其一，民国期间，钦州尚属广东省“下四府”中的廉州府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归广西管辖，而“下四府”粤剧又以南派粤剧著称，与省港大班的都市粤剧差异较为明显。其二，这些钦剧剧目都侧重表现南派武功（打），属于典型的南派粤剧剧目。其三，南宁粤剧与“下四府”都是南派粤剧的区域性发展，而且因为毗邻的关系而交流密切。因此，钦剧实际上就是当时广西对钦州一带的南派粤剧的一种历史性与地方性的称谓，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称谓没有被广泛接受，没有流行罢了。

总之，在当时，粤剧批评并不是广西戏剧批评的主流，专论文章甚少，大部分评点都是出于市场宣传的需要而夹杂在广告中出现的，自发而为的特点鲜明，没有形成将广西粤剧作为独立的主体进行讨论的自觉。不过，这些零散的评论不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提及了一些与广西粤剧有关的概念和术语，可为当前广西粤剧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术语资源，为今后广西粤剧批评的发展开启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可惜的是，广西粤剧批评界一直未曾对这一时期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考察，导致史料价值湮灭，理论建设也有失全面，亟须改进。

二、自觉阶段（1949—1966）

在这一阶段中，广西戏剧界深化了对广西粤剧的独立性价值与主体性地位的认知，发出了展开广西粤剧批评的声音。例如，在1954年8月14日，广西文联与戏改会共同发布《广西省省文联、省戏改会粤剧剧本工作组计划（草案）》，该草案不但使用“本省粤剧艺术”的提法，而且将南宁确定为广西粤剧工作的中心。该草案还指出：“过去本省对粤剧创作及改编的批评太少，在进行创作改编的同时，还应通过各种座谈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使我们的创作改编水平不断提高。”“本省粤剧创作”与“批评太少”的表述表明当时已经形成立足广西全省与通论广西粤剧的批评视野，形成加强对广西自己的粤剧剧团、艺人、剧目进行评点的批评自觉。

受这一批评自觉的推动，本阶段的广西粤剧批评较之上一阶段，取得了五方面的成就：其一，批评文章（尤其是专论性批评）的数量与质量大幅提升。其二，就广西本地剧团、艺人、剧目展开评论的文章大量增加，超过了对广东粤剧的关注，将上一阶段偏于广东粤剧在广西流布的批评，扭转为关于广西自己的粤剧的批评。其三，有组织的、专题式的批评文章大量增加。例如，1965年2月，南宁市凤凰粤剧团上演粤剧现代戏《江姐》，《广西日报》在2月23日第4版的整个版面集中登载尉迟仁《激情浓墨写英雄》、黄学超《从后台看作风》、戴洁意《塑造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等评论文章。其四，出现不少对当下仍有裨益的真知灼见。例如，季华结合粤剧现代戏《山乡风云》的评论，对当时大演现代革命戏曲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指出了戏剧现代化的同时，应当遵循戏曲化的原则，而戏曲化的遵循“不等于传统化，不是照搬传统的程式”，而是“包括剧本编写在内的多方面的戏曲化”。这样的批评见解，即便置于当下的语境来考察，也依然熠熠生辉。其五，以蒋细增《漫谈邕剧》为代表的文章，对广西粤剧与邕剧的密切关系进行充分的讨论，以方蕾《南派武打一枝花》为代表的批评文章，对广西粤剧的“南派（武打）”特色进行充分的论说。

从纵向发展来看，广西粤剧批评取得了五方面的成就，但从横向对比层面来看，则有不足。1954年《广西省民间职业剧团的领导和管理工作情况》载：“本省民间职业剧团共有三十个（桂剧八个，粤剧十四个，京剧三个，邕剧一个，杂技二个，彩调二个），内有十一个民营公助剧团（桂剧五个，粤剧五个，邕剧一个）。”显然，粤剧是当时广西最为流行、最有影响力的剧种，但广西方面并未给予粤剧以足够的重视。对此，我们可以结合两个鲜明的例证来窥见。其一，广西在1956—1957年先后成立广西桂剧传统剧目鉴定委员会、广西邕剧传统剧目鉴定委员会、南宁市师公戏研究会等组织，但“十七年”（1949—1966）间最盛行的粤剧却并无相似的组织机构。其二，有关部门在1962年分别出版《彩调传统剧目故事集》《广西文场传统剧目》等剧目选集，在1963—1965年间出版总共61集的《广西戏曲传统剧目汇编》，内含邕剧、桂剧、彩调剧三个剧种，粤剧也被排除在外。显然，当时的广西并没有将广西粤剧置于应有的地位。

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还是受到广西粤剧姓“粤”不姓“桂”的看法的误导。对此，《会演：广西戏曲发展60年的一个考察视角》一文已有所涉笔，可惜该文未曾援引文献展开论述，故于此引用两份当时的文件加以说明。其一，1954年《广西省省文联、省戏改会粤剧剧本工作组计划（草案）》第九条写道：“应多向广东省戏改会取得联系，必要时派员赴粤联系及搜集粤省关于审修、创作改编的工作经验。同时对粤省经审订的粤剧剧目，亦可作为本组清理本省演出粤剧剧本的参考。”其二，196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局关于加强戏剧创作和改编审定传统剧目工作的几项措施（草案）》规定：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审定工作由自治区和各专（区）、市按剧种来分工负责。其中，桂剧、彩调传统剧目，由区文化局、桂林市和柳州市文化局共同负责，邕剧由南宁市文化局负责，壮剧由百色专署文教局负责，而关于粤剧，“我们准备与广东省文化局协商，以广东为主，分工合作，由区文化局、梧州市和南宁市文化局协助”。从“多向广东省戏改会取得联系”与“以广东为主”的表述来看，广西虽然加强了对广西粤剧的重视，但尚缺乏足够的艺术自信，还是认为广西粤剧姓“粤”而不姓“桂”，这对广西粤剧艺术的发展与广西粤剧批评的展开而言，都有消极影响。

三、挫折阶段（“文革”期间）

“文革”期间，全国演剧活动遭受重大挫折，戏剧批评也陷入低潮，广西粤剧艺术与广西粤剧批评也不例外。在此期间，广西上演过《智取威虎山》《滩险灯红》《落班的时候》《快马加鞭》《荔枝树下》《春花向阳》《锋芒初露》《碧山金梅》《对着干》等反响较好的粤剧现代戏，也有相应的评论文章，但数量太少。

四、自信阶段（改革开放以后）

在这一阶段，广西粤剧批评成就颇丰，展现了艺术与理论的自信，具体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批评术语的使用不断丰富与发展。1949年10月至1966年，广西虽已有总体考察广西粤剧的批评自觉，但独立使用“广西粤剧”这一批评术语的情况仍不多见。而本阶段不但发表了大量专论广西粤剧的批评文章，使得“广西粤剧”成为一个独立而流行的批评术语，而且这些批评文章还倡举多种表述。例如：羅文使用“桂味粤剧”与“广西粤剧的桂味风格”的表述；莫俊“桂系粤剧”的表述则借用自澳门戏迷给予广西粤剧的美誉；张福伟在发展广西粤剧的问题上，高举“桂系粤剧”的旗帜；洪珏则认为“广西粤剧取名‘西路粤剧比较合适”。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张福伟与洪珏二人不但倡举彰显广西粤剧独特性的批评术语，而且都进行了一定的阐释，具有自觉的批评理论建构意识。

第二，批评理论体系的探讨日益全面而深入，而且触及广西粤剧究竟姓“桂”还是姓“粤”的根本性问题。例如，王兆椿就广东学者关元光《广戏即广府戏就是粤剧》的论述进行争鸣商榷。他将邕剧、广戏、广府戏、粤剧进行综合考察，推进了广西粤剧历史的研究，确立了广西粤剧的独立价值。曾宁与何国佳撰文指出：广东粤剧界之所以在粤剧形成的看法上各有不同的见解，主要是受了“粤剧”之“粤”的迷惑，将“粤”字狭隘地理解为广东的别称，误以为粤剧发祥在广东。在指出这一问题之后，二人从官话语言的角度切入，将粤剧的历史追溯至使用官话而非粤语的阶段，进而借助邕剧戏棚官话语言的考察，认为粤剧的老根在广西。这些争鸣文章颇具启发价值。此后，王建平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切中肯綮地指出：“广西粤剧艺术家对粤剧的认识上也存在一些观念上的偏差，特别是在粤剧的归属上，认为粤剧姓粤不姓桂，于是产生依附广东、向广东看齐的思想，从而影响粤剧在广西的发展。”在他看来，“古时岭南均为百粤之地，广西和广东分别为粤东和粤西，亦称两粤……所以，广西也是‘粤”，因而他得出了“粤剧姓粤也姓桂”的结论。王建平的观点，在当前不乏回响，许燕滨指出：“广西粤剧要在当代语境中实现华丽转身，就必须克服‘粤剧姓粤不姓桂的观念。”总之，当前广西基本上已经形成倡举并建构广西粤剧姓“桂”的共同价值追求。

第三，在批评的主体上，自治区内外的艺术家与批评家共同参与广西粤剧的讨论，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推动了广西粤剧批评的发展。在“十七年”间，虽有一些区外的批评家关注并评点广西的粤剧，但大多聚焦于具体剧目，缺乏整体考察，而且数量也不是太多。本阶段不但数量变多，整体考察也变多了。例如，粤剧泰斗红线女在1990年首届羊城国际粤剧节上说，“如果没有广西的参与，等于粤剧少了半边天”，给予广西粤剧极高评价。粤剧学者黄鹤鸣先后发表《广西粤剧话沧桑》《邕剧粤剧结亲缘》《为粤剧奔走呼号望振兴——记广西粤剧老艺人曾宁》等与广西粤剧有关的文章。北京“前海学派”学者毛小雨则指出：“广西粤剧是粤剧这个大系统中的独立单元，加上当地桂柳文化的影响，广西粤剧已成了粤剧中‘是与非是的变体，有必要从个体角度进行研究。”由此，他认为“提出广西粤剧概念、开掘广西粤剧的金矿”势在必行。有了这些区外专家的声音，广西粤剧批评没有陷入为了彰显自我特色而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也获得了更多的启示。

第四，就广西粤剧的价值特色、发展路径等方面，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讨论。本阶段不但涌现了一批从单个剧目讨论广西粤剧的价值与特色的批評文章，而且也出现了不少整体观照广西粤剧价值与特色的批评文章。廖华指出，广西粤剧较多地保留着粤剧传统艺术的“粤”味，彰显出广西特色的“桂”味，具有追求时代精神的“鲜”味。李永秀指出，地域民族特色是广西粤剧剧目的优势所在、艺术个性与特色所在，在新时代下，人们的审美渴望不断提高，广西粤剧的剧目创作也应如岭南经济发展般大步踏前，大胆创新，做到三个统一：守正与创新和谐统一，地域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和谐统一，人性与诗性和谐统一，这样才能使广西粤剧引领地方戏剧潮流文化，再创时代经典。洪珏指出：“当前人们热议的‘广西粤剧，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提法，‘广西粤剧要成为一个公认的戏曲品种，成为权威工具书里的一个词条，还有待继续努力，进行更多的探索性艺术实践，付出更多创造性的劳动。”与这一阶段的批评成就相呼应，广西也提高了对广西粤剧的重视程度，二者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南宁市粤剧团在1980年编辑印行刊物《粤剧与观众》，虽然该刊只出一期便停，但它毕竟是广西第一本专门介绍与评论粤剧的刊物，而且该刊的《邕城戏经》等栏目还突出了广西与南宁的地方特色。此外，1983年，广西举行全区粤剧会演，1986年举办两广粤剧与邕剧历史讨论会，2006年举办广西粤剧名家名剧大汇演，2008年举行南宁粤剧演出黄金周以及广西北部湾粤剧研讨会，从2012到2019年，梧州市先后举办四届广西粤剧节。这些都是广西粤剧“唱主角”的盛会，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

着力阐发广西粤剧的丽与美、味与道，在广西粤剧与青年观众之间搭建起沟通与对话的桥梁，培育广西粤剧的青年观众群，是今后一段时期广西粤剧批评的责任与目标。这一责任与目标的落实，当然需要广西粤剧批评将“广西粤剧姓‘桂”的认知，进一步深化到“广西粤剧如何姓‘桂”的层面，并以此为中心大力展开长期的批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