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宁馨

［摘 要］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首次采用相互套和的铜鼓作为二次葬的葬具，铜鼓纹饰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从空间性、时间性、物质性三个角度对墓葬铜鼓进行综合分析，可以看出铜鼓作为葬具建构出了现实与观念上的双重神圣空间，它所建构出的空间具有过去性与现在性的统一，铜鼓的纹饰丰富了死者与生者对死后世界和空间的想象，展现出远古先民渴望直接沟通天人，并通过沟通天人将灾异转变成祥瑞的美好愿景。

［关键词］西林铜鼓墓葬；仪式；空间性；时间性；物质性

广西的铜鼓数量十分可观，仅河池地区收集到的铜鼓就达到1500面，其中真正从古墓葬中出土的铜鼓有9面。在这9面铜鼓之中，本文的研究对象广西西林县普驮墓葬就占了4面。关于广西出土的墓葬铜鼓研究，学界有以下一些讨论。陈左眉等学者就铜鼓出土的形式、类型以及铜鼓的重要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铜鼓上的特色纹饰是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区别于中原文化的表现。洪声的《广西古代铜鼓研究》宏观地考察了广西铜鼓的历史分期和年代，认为他们把铜鼓作为自己的统治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是古代先民对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看法的反映。张伟在《多元一体维度下石寨山型铜鼓纹饰的文化解读》一文中将石寨山型铜鼓纹饰进行分类，结合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在中华多元一体的历史维度下，探讨铜鼓纹饰形成的动力及其在由祀入礼、神权建构中的功用及意义。周志清在《浅析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葬》中通过分析墓葬及出土器物的特征探讨了墓主族属与身份，认为墓葬的主人是句町部落集合体中具有显赫权威的精神领袖巫师。

综上所述，针对广西铜鼓以及墓葬铜鼓的研究主要是偏向于类型化分析，根据铜鼓本身的形式与特征进行分类，并考察单个类型或主题纹饰的形成路径以及功用和意义。

西林县铜鼓墓葬属于大中型古墓葬，其陪葬品种类众多，价值极高。其中，铜鼓首次作为葬具出现，这对于研究铜鼓的象征意义、考察二次葬的发展与流变以及探讨广西丧葬仪式、风俗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基于此研究现状与西林普驮铜鼓墓葬的特殊性，本文选择其为研究对象，并从整体考察铜鼓作为储存尸骨场所具有的独特空间性与时间性，分析铜鼓纹饰之间的相互关系，挖掘其中的潜在逻辑，发现其具有记录和再现仪式的功能。同时，将铜鼓纹饰与图像放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下，观察鸟图腾在西汉时期的具体表现形态，考察铜鼓图像与仪式之间的配合关系，发掘其中蕴含的古代先民的空间与时间观念。

一、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葬铜鼓概况

西林普驮铜鼓墓葬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其独特之处在于是以四件相互套合的铜鼓作为葬具，在最内层的铜鼓内放置死者的骨骸，在外侧的铜鼓放置一些随葬品，根据骨骸堆放的情况断定为二次葬。其中随葬品众多且价值不菲，一部分分散在铜鼓周围，另一部分则放在铜鼓内部。关于此墓所处的年代，学界有诸多的讨论，多数学者认为此墓所在的年代为汉代。蒋廷瑜先生根据出土的器物将下葬的年代划定在西汉前期到西汉中期的范围内，墓葬的主人身份被认为是百濮一支的句町族首领。

西林县墓葬中共出土铜鼓4面，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这里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对这四面铜鼓进行编号：西·普M1：1、西·普M1：2、西·普M1：3、西·普M1：4。以形制和纹饰为分类的依据将四面铜鼓分为两类：西·普M1：1与西·普M1：2属于石寨山型铜鼓；西·普M1：3与西·普M1：4属于冷水冲型早期铜鼓。本文分析的重点为两个石寨山型铜鼓西·普M1：1与西·普M1：2。

二、空间性：内棺外椁——铜鼓作为墓葬空间

墓葬是一个时空统一体。在古代中国思想中，“天”是与仪式和象征紧密结合的，仪式以暗示的方式，在人们心目中有规律、有目的地重复关于“天”的观念与实践。“天”的观念在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上生动地存在于先民的思想之中，仪式本身有空间与时间上的规则，因此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上去考察在铜鼓墓葬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根深蒂固的象征与宗教观念是有合理性的。在空间布局上思考铜鼓墓葬与现实世界、观念世界的联系，在时间上考察墓葬时间系统，观察墓葬与仪式对“过去”“现在”“未来”的表现与象征方式，综合两者思考古人的宇宙观以及他们对天的态度。

“棺”是为死者所建造的永久性居住空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死者的生存与居住空间发生了转移，从现实中的自然与社会转移到了地下的密闭空间。“棺”的发明是墓葬史上无与伦比的重要事件，它是高度观念化的产物，为死者建构和凝固了一个特殊的、理想化的生存空间，其中承载了生者与死者对死后世界全部的想象与美好愿景。而“椁”的出现则在“棺”的基础上进一步复杂化，比单纯的“棺”在观念化程度上更近一步，常常用来存放随葬的器物。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考古发掘报告指出，墓葬中的四件铜鼓作为葬具相互套合，类似内棺外椁的墓葬形态。“棺”与“椁”一般是由木质构成，但在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之中，“棺”与“椁”都是由铜鼓构成的。外部的槨除了放置随葬品之外还起到保护死者骨骸的作用，将死者的骨骸隔绝在泥土之外，减少直接接触外界的可能性。这一形式构成了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空间，这是专属于死者，并将遗体与陪葬品结合起来、具有永久性的建筑空间。这一空间在保存遗体的功能之外，还凝聚了古代先民的宗教意识与空间观念。

铜鼓在这里作为二次葬的葬具而存在。二次葬是具有壮族特色的丧葬文化，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壮族二次葬是使寿终正寝者的魂魄聚入列祖列宗的仪式，是壮族人通过对先人魂魄聚居于祖坟地的想象来达到整合现实中的家族主义的文化设计。”以铜鼓作为葬具则是二次葬发展史中首次出现的现象，因此对研究二次葬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的意义。古代广西壮族部分先民的完整丧葬仪式分为两次：第一次是土葬，将死者的遗体放入棺中，此为一次葬；二次葬的发生时间在若干年之后，在肉身腐烂之后，打开棺材取出骨骸，将其装入精心准备的容器中，挑选另外的坟地下葬。在西林普驮铜鼓墓葬中，内层的铜鼓被选择为二次葬存放死者骨骸的容器。二次葬对死者和生者以及后代族人来说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壮族人认为，“万物有灵”，生理性的死亡并不是他们观念上的生命进程的终结，丧葬仪式与墓葬的设置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骨骸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是不会腐朽的，壮族先民选择以骨骸来代替完整的身体，期望祖先之“灵”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永存，因此铜鼓的地位与重要性可见一斑。

部分学者认为，铜鼓最初是作为南方礼仪活动的“重器”而得到重视的。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铜鼓的社会功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能占有铜鼓并举行祭祀仪式，铜鼓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汉代西林县是句町王国的重要活动地带，广西文物工作队认为该墓主生前的身份极高，很可能是古代句町王国的首领。学者洪声则认为，铜鼓是古代少数民族贵族从事战争的指挥信号和政治统治的工具，拥有铜鼓就是统治阶级的身份象征，同时铜鼓常作为向中央王朝进献的贡品，也是祭祀时所使用的乐器，是少数民族贵族神权统治的工具。这是铜鼓在被用作葬具之前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象征着身份、地位与权力，政治功用明显。

当铜鼓被用作葬具放入地下之时，除了保护尸骨的物质形式，更被认为是代表死者灵魂的骨骸在死后所生存的“主体”空间，其自身的象征意义开始转变并得到丰富。

多数铜鼓是作为随葬品而存在的，作为葬具放入地下则是首次，其中承载了死者与生者对黄泉世界的想象，以及从中得到庇护的愿望。铜鼓在少数民族贵族生前被占有使用，死后还用来埋葬，这其中包含生者与后人对死者的崇敬与期待，是广西古代少数民族贵族“事死如生”的墓葬观念的反映。使用铜鼓作为葬具能够向世人与后代强调死者与所属家族的公共形象与社会地位，一是为死者建造理想化的死后“幸福家园”，二是铜鼓本身带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象征意义。丧葬仪式作为社会程序的一部分，被重新定义为表达活人忠诚、孝顺和贞洁等情感的场合。

两个铜鼓相互套合，共同构成一个高度概念化的“生存”空间。死者被想象为一个仍然具有主体性和生命力的对象，仍然具有欲望与感觉。生者与后代以死者的视角去构思并设计死者主体所要求并幻想的空间，期望他们在死后继续关注并护佑着后代。因此生者与后代对“死后世界”有着高度的关注，用最高的规格与物件去表达自己对逝者的情感，以追求逝者对自身的保护。同时，丧葬仪式所拥有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又反过来对丧葬仪式以及生者与后代做出了具体的社会化的要求。

三、时间性：死亡与再生的桥梁

空间与时间是无法割裂的，空间的建构必然也涉及时间的参与。把西林普驮铜鼓墓葬视为建造者、生者与家族后代对死者死后空间与时间的建构，由此扩展对西林普驮铜鼓墓葬的解释。

铜鼓在下葬后发生了功能和含义上的变化，定义和连接了死者不同的时间性，架构起死亡和再生之间的桥梁。本文中提到的时间性指把自在的时间秩序化和系统化为某种特定的性质和状态。

铜鼓是少数民族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权力的现实表现形式，占有铜鼓意味着占有权力。在被当作葬具下葬之后，铜鼓原来所具有的政治意义转变为死者的“过去性”，是死者“过去的时间”，能够代表死者过去的生活、身份与地位，象征和意味着死者在现实世界中的时间，能够唤醒生者与后代对死者的记忆与崇拜，强调其作为先祖所具有的尊贵地位。西林墓葬铜鼓开始不仅作为一个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而存在，它的功能发生了转变，成为具有“棺椁”性质，甚至在意义上接近于“生器”的器物。铜鼓作为容器本身的意义因为所容纳的物件而得到丰富，这使死者在现实世界中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巫鸿先生在分析中国古代墓葬的建造和装饰时提出，墓葬装饰从不拘泥于一种单一的时间性，而总是把多种时间性综合到一个复杂的互动之中。二次葬在时间跨度上至少在五年以上，在死者肌肉和脏器完全腐烂之后再由族中有威望的族长主持整个二次葬的仪式。在二次葬的仪式背景之下，墓葬所象征的时间性有其特殊之处。

“下葬的实质就是给死者建新房，迁入新房。”首次下葬的仪式并不是死者生命的终结，在生者与后人的观念中，为死者所准备的丧葬过程和仪式没有结束，死者在他们的心理观念上依旧是存活的状态。负责二次葬的主家在收集死者的骨骸时有与其对话的程序，主家把死者当成是有意识、有生命力的对象，告知死者仪式进行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生者认为死者重新获得了生命。在二次葬之后，整个丧葬仪式结束，死者的身份发生彻底的转变，从逝者转变为不受现实世界的秩序所影响的祖先，以“被崇拜”的形式存在，成为全体族人崇拜的对象。先民将备受尊敬的首领的骨骸装进铜鼓之中，带有尊敬与期望意味，希望他们在黄泉之下能够庇护生者与后代。死者在死后世界继续执行着祖先崇拜的礼仪职责，在这一想象和联想系统之中，作为容器的铜鼓以及随葬的器物与死者、生者及后代建立起以亲缘关系为根基的深厚联系。祖先崇拜是中国文化的原始现象之一。死者在失去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之后，转换成了观念上的“永生”，成为后代的守护者，进入祖先崇拜的体系之中，成为祖先崇拜的一部分。这一仪式抹去了死亡所带来的断裂感，使死者的生命以另一种稳定而连续的方式存在。

四、物质性：再现与记录仪式

石寨山型铜鼓的纹饰十分独特，其中的写实性纹饰基本不在其他的青铜器上出现。这类铜鼓的特殊纹饰与特定的地理环境、政治历史背景以及祭祀仪式、图腾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视觉上的问题也同样是观念性的问题，图像的布局、设色与主题往往背后都有观念的因素在起作用。纹饰与图像往往能够反映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主观意识，但却切实影响并指导着人们行动的深刻思想观念。研究西林县铜鼓墓葬中的铜鼓纹饰，对理解壮族先民的墓葬仪式、天人观、生死观等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本文将铜鼓写实纹饰分为羽人纹饰与动物纹饰，在单独考察纹饰的内涵与象征意蕴之后，将其视为一个图像表现整体，思考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生死观念与时间、空间观念。

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葬中出土的铜鼓鼓面、鼓胸与鼓腰都有写实型纹饰存在。其中两件编号分别为西·普M1：1与西·普M1：2的鼓面上有20只翔鹭环绕着中间的鼓芒而飞，在鼓胸有6组“羽人划船纹”，每船8到11人，头戴羽冠，身着羽衣。船头和船尾分别有鸬鹚纹和鱼纹，鼓腰共分为12格，每格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两到三只鹿纹不等，下层是两名羽人，分别做出不同的舞蹈姿势。

羽人纹饰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出土的铜鼓上，是戴着高高羽冠的人物跳舞和划船的形象。如图1所示，鼓胸上所呈现的船上的羽人身上的裝饰与动作各有不同，这说明每个巫师相互之间的分工是极为明确的。为首的一名羽人的服饰与动作与他人不同，双手持一根羽杖，在仪式中起到主导的作用，其他羽人则动作一致，仿佛是在听从为首巫师的号令。周志清先生认为“羽人划船纹”表现的是一种祭祀河神的仪式，画面中的“羽人”是主持该仪式活动的巫师。

“人”是鼓胸图像的视觉中心，鸬鹚纹和鱼纹起到点缀的作用。“图像不仅用模拟表达着取向，以位置传递着评价，以比例暗示着观念，更以变异凸显着想象。”图像中所呈现出来的布局也反映了先民心目中对仪式活动的认知。张法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提出，中国原始仪式的一大特点是“人”，也就是仪式对主要实施者的重视。之所以重视仪式中的“人”，是因为“人”才是仪式活动中的主体。

原始仪式与巫舞主要是由身上有文身的人来组织实施的。文身并不是单纯的审美追求，而是象征着身份的转变。一旦巫师身上有这些具有高度象征性的图案与符号，就意味着有了沟通天地的可能性。在仪式的演变过程中，“文”的表现形式从文身变为画身，最后发展为服饰和面具。原始思维中的“互渗律”让人们相信在外形上相似就可以得到模仿对象的“神力”。壮族人民是古越人的后代，鸟与日是其主要的崇拜对象，鸟的形象大量地出现在仪式过程与相应的器物之中，呈现出符号化的特征，各类形象也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在图像中，巫师头戴羽冠，身着羽衣，是模仿心目中鸟图腾的装饰，尽力向鸟形象靠拢。如图1中的纹饰显示，巫师身上所穿戴的羽冠与羽衣都是身份与能力的象征，他们文身后不再是自然之躯体，他们的身份发生了转变，成为承载了社会意义和宗教意义的人。在鼓腰上出现的羽人头戴羽冠，身着羽衣，呈现出舞蹈的姿态。巫舞作为图像的主题广泛出现在原始器物当中。“巫术舞蹈是最早的人类独有的精神文化活动。”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先民为化解自然界中的种种危机，在遇到灾异之时需要借助其他的力量，以求得在思想和现实两个层面的安稳。先民通过巫术和巫舞来获得信心与力量，摆脱灾异，获得祥瑞。巫术与巫舞通过模仿先民心目中具有强大力量的客观实在来获得力量。“巫术成为人和祖之间的沟通手段，成为祭祖活动中趋吉避凶的法式。”

巫舞具有强大的力量，在舞蹈的过程中，舞蹈的节奏、与舞蹈相契合的音乐能影响到巫师本人以及观看者的心理状态，仪式的主体与观看者同时进入一种神秘的身心体验之中，音乐和舞蹈使巫师在精神上极度兴奋，能更好地进入迷幻状态。巫和礼的神圣性是在活动中出现的。在这种迷狂的身心体验之中，“神”与力量都逐渐显现出来。“神”是从过程中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人真切地感受到与上天的交流与融合，达到人神的互渗，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

铜鼓是具有象征性的器物，是先民关于仪式思想的集中体现，铜鼓承担着复杂的社会和文化意义，是二次葬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铜鼓所呈现的图像纹饰使仪式实现了视觉性转化，这使铜鼓本身所蕴涵的意义更加丰富。

动物纹饰是西林普驮墓葬铜鼓纹饰中的另一组成部分。图像表现的既是先民日常渔猎活动的场景，也是祭祀的场景，祭祀场景与日常生活有着强烈的相关性，壮族先民的原始社会生活场景在仪式图像中得以重建。图像中虽然没有描绘江河的部分，但通过展现羽人的不同动作表现出划船的过程。将鱼纹、鸬鹚纹与羽人纹放在同一个图像空间之中，羽人祭祀活动与动物的辅助作为仪式的主要内容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让观看者能想象到西汉时期少数民族人民在河中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景。

在鼓胸图像中出现的鸬鹚属于水鸟，在铜鼓鸟纹的分类中属于写实鸟纹，处于栖息的状态，在数量上以偶数成对出现。鸬鹚出现在祭祀仪式图像中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图像的主要叙事内容是羽人划船，在地点和事件上相匹配。其次，广西盛产鸟类，尤其是水鸟，鸬鹚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帮助的作用。其优美的外形与姿态也使得鸬鹚成为审美的对象，鸬鹚非凡的生存能力和生殖能力使得人们将其视为图腾崇拜之一。同时，鸟崇拜的特色文化也是其出现在祭祀仪式图像中的原因之一。壮族对鸟的崇拜让鸟类在先民心目中拥有了强大的力量，成为巫师在仪式中的助手。

鱼纹出现在羽人划船纹的左侧，对先民来说，鱼类是捕猎的对象，是必不可少的食物。鱼纹表现出农耕文明中先民对于生存的朴素愿望。

鹿纹出现在鼓腰之上，以两到三只为一组，造型生动活泼。每一组都有线条将其隔开，呈现出单独的方格空间。鹿纹与牛纹经常在祭祀仪式中出现，鹿在先民心中是敏捷、祥瑞的象征。每组图像中的鹿纹中有一只能看到明显的生殖器，学者张伟认为这寓意着生生不息，阴阳和谐。

张光直先生在《美术·神话与祭祀》中认为，带有动物纹样的商周青铜礼器是政治、财富的象征。商周艺术中的动物是巫师沟通天地的主要媒介，独占沟通手段就意味着对知识和权力的控制。巫师的作用是沟通人间与神界，动物是天地沟通仪式中的必备之物，是沟通人神的助手。由此，西林墓葬铜鼓图像中的鹭鸟、鱼、鹿的存在对巫师沟通天地具有辅助作用，这是动物纹饰出现在铜鼓图像上的原因，延续了商周青铜文化的传统。将图像纹在器物当中，这样的操作能将先民心目中的动物能量转移集中到器物上，通过抽象追求形似以获得其能量，以达到沟通天地的目的。

结语

空间性的建构与时间性的建构具有同时性。互相套合的铜鼓构成二次葬的墓葬空间，它超越了其本身的物理属性，成为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空间，寄托了生者与后代对于死者去世后生存空间的美好期望。生者企图为祖先建构出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永久性生存空间，对铜鼓墓葬的建造体现出壮族先民的空间观念。

铜鼓墓葬空间是双重意义上的空间，首先是在实践中真实存在的现实空间，是铜鼓所形成的隔绝外界的空间，其次是包含先民的感觉、想象、情感和意义的象征性空间，是先民所认为的能够让死者也就是观念上的祖先体验到的“幸福家园”，是灵魂得以栖息的场所。祭祀仪式出现在墓葬空间当中，是生者期望巫师及其助手能够免除死者的灾厄，通过巫舞得以娱神而免于惩罚，灵魂能够顺利地与上天沟通。

在时间性上，二次葬的方式与铜鼓作为葬具为死者凝滞了时间，达到另一种意义上的“永生”。生者在建构墓葬空间的同时确保了时间上的永恒。对于死者来说，铜鼓以及随葬品共同组成的墓葬空间具有独特性，器物与死者的紧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建构出死者的形象，反映出其在死亡之前的状态。对于生者以及后代来说，死者作为“被崇拜”这一形式存在，通过墓葬所处的物理空间与被建构并不断丰富的心理空间得以长久地保存并流传下去，成为崇拜的对象，是“过去性”与“现在性”的合一，铜鼓因此被赋予了一定的礼仪功能。

在物质性上，铜鼓纹饰具有再现和记录仪式的功能，是对先民祭祀仪式和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壮族先民的社会生活场景得以重建。上天對于先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崇高的，生存能力和生产力低下的先民是不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来直接接触到上天的，所以需要借助他者的力量达到沟通天人这个目标。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探讨墓葬铜鼓所反映出的壮族先民的思想与信仰，有利于我们重新体验和感知历史，思想所存在并得以生长的社会生活场景的重建，需要借助“文物”来增加“现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