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晓蒙 武茜璇

(1.广州大学，广东广州，510006；2.佛山开放大学，广东佛山，528000)

随着政府对全民阅读的倡导与持续推动，以及公众终身学习需求的不断增强，各种自发的民间公益性读书组织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作为一种新型学习型组织，民间读书会是推动全民阅读、形成终身学习氛围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途径。相关调研显示，我国民间读书会于2008年前后集中涌现，并于2010－2014年达到活跃高峰[1]。虽然我国民间读书会蓬勃发展，但研究者通过调研发现，民间读书会运行面临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政府政策和经费支持、场地和人员支持以及信息资源匮乏等多重困境[2]。民间读书会的生存和运行状态并不稳定，发展过程中退出和夭折者不断出现[3]。同时，当前我国民间读书会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经验介绍、活动推广等方面，对其运行机制、运营模式、组织结构、管理制度、学习模式等方面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难以支撑和满足民间读书会的可持续发展。尤其在个案研究方面，更是缺乏深度的运行机制研究。因此，本文以成立并良好运行8年的C民间读书会为例，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探讨其内在机理和可持续运行模式，为民间读书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

一、理论基础：行动者网络理论

本文所进行的民间读书会运行研究，不同于传统的管理模式、体制机制等视角的分析，而是旨在讨论参与到民间读书会的内外部诸要素是如何产生关联并共同建构这一学习型组织的，这就需要我们寻找到更为适合的理论作为研究基础。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等社会学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新的研究视角。

行动者网络理论又称异质建构论，研究了人与非人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并形成异质性网络的动态过程。该理论认为，科学技术实践是由多种异质成分彼此联系、相互建构而成的网络动态过程，自然和社会的变迁与演进都是通过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及其构成的网络决定的，应当依据“广义对称性原则”看待人类与非人类，倡导“追随行动者”的方法论原则，即从各种异质行动者中选择一个，通过追随行动者的方式，向公众展示以此行动者为中心的网络建构过程[4-6]。

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了行动者（actor）、转义者（mediator）和网络（network）三个核心概念。“行动者”既包括人类，也包括观念、技术、生物、组织、思想等非人的物体。二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去中心化的，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只不过非人行动者的“意愿”通“代言人”来表达。由此可见，行动者具有能动性和广泛性，他（它）必须是有行动的，要到行动过程中去寻找，每次评估行动者的地位和作用，都要通过行动进行重新解释。“转义者”的概念与行动者一样贯穿于整个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转义者可能通过改变（transformation）、转译(translation)、扭曲（distort）和修改（modify）四种方式对他们本应表达的意义或元素进行加工，造成无法预计的差异。拉图尔认为，任何行动者都是转义者，之所以要区分行动者和转义者，在于行动者强调自身在网络上的节点意义，而转义者更突出地强调行动者能动的“转译”作用，也就是“造成差异”的作用，转义者能够实现对行动者能动性的更深刻说明。“网络”是由行动者通过行动产生的联系形成的，网络节点就是行动者。行动者越活跃，行动越频繁，联系越密切，网络就越复杂，密度就越大，范围就越广。“网络”暗示了资源集中于“节点”，通过链条和网眼彼此联结，构成网络。每个人类或非人类的行动者都是网络节点[7]。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转译”提供了行动者联结成（相对）稳定网络的基本方法，它是指行动者不断把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兴趣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以实现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有行动者都处于转换和被转换之中，某一个行动者的角色通过其他行动者的转译得以界定。只有通过转译，行动者才能被组合在一起，建立起行动者网络。转译包括四个基本环节：问题呈现（problematization）、利益赋予(interessement)、征召(enrolment)和动员(mobilisation)。在问题呈现阶段，核心行动者需要明确其他行动者在网络中的位置与角色，并针对当前问题的解决提出方案和目标路径，形成“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使其成为所有行动者实现自己目标的必要选择。利益赋予是一系列过程，在这一阶段，核心行动者需要基于对其他行动者在网络创建过程中的获益情况进行分析，说服这些行动者相信自己所想与他们的自身利益一致，提升他们参与网络共建的动力。征召环节是各方行动者加入网络的过程，也就是通过有效手段赋予和协调行动者所扮演的角色和任务，使其成为网络成员。动员是核心行动者使用策略，将网络中所有行动者组织成拥有共同目标的联盟，维护网络运行。在以上四个阶段中，异议（dissidence）均有可能出现。因为异质行动者有不同的利益诉求，需要反复协商和转译，才能排除异议达成共识，提升网络稳定性[8]。拉图尔也强调，转译是引导转义者共存而非传递因果的关系[9]，因此，基于各个行动者主体性而产生的异议都要关注。

行动者网络理论偏向质性研究，注重经验案例分析，试图从行动者的中心视角考察网络建构过程，打开社会联结与内在机理的“黑箱”。本文将其作为研究基础，也正是希望通过运用它所确立的核心概念和转移过程，揭示民间读书会的运行机理和互动效果。

二、个案选择与研究方法

（一）个案选择

C民间读书会（以下简称“C读书会”）具有运行时间长、受众广、活跃度高等特点，具有深入挖掘和研究的价值，因此本文选择C读书会作为案例进行剖析，以理解民间读书会网络中的转译过程，把握网络中各个异质行动者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和关联机制，进而为民间读书会在实践中遇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提供全面深入的解释，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性案例”(revelatory case)基础。C读书会自2014年12月23日正式运行，2015年1月开展了第一场线下活动，在豆瓣、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中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现有活跃会员500余人。目前，C读书会管理团队共21人，包括会长、副会长和训练营营长，年均开展活动100余场，活动参与近2万人次，2020-2022年疫情期间每年坚持举办线上线下活动共120余场。该读书会组织中的发起人和轮值会长等核心行动者已形成相对稳定的网络，参与会员也对读书会形成了较高认同。

（二）研究方法

本文将个案研究和行动者网络理论有机结合，希望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观察以C读书会为个案的民间读书会运行情况。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凡是参与到C读书会的要素都是行动者，其中人类行动者包括个人和组织，非人类行动者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本文依据C读书会运行情况，选择了部分行动者作为访谈对象（表1）。在确定了核心行动者后，基于“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四个转译步骤，对调研和访谈资料进行全面梳理。个案研究通常采用观察法、访谈法或历史研究法等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对部分行动者（包括发起人、轮值会长、合作机构负责人、会员）的访谈资料、2015年4月－2023年1月间C读书会在自媒体（豆瓣、微博、微信公众号）中公开的信息资料以及与C读书会相关的新闻报道。访谈采用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方法。受疫情影响，部分访谈采用视频会议方式，每次访谈时间均在1-2小时左右。访谈主要通过现场录音和视频录制来记录，该过程在受访对象同意的情况下完成，并在访谈结束后将其逐字逐句转录为文字资料。在此基础上，依据行动者网络理论框架对所有材料进行综合，概括核心观点，发现潜在关联，为深入解释C读书会的运行过程和相关情况提供支撑。

表1 访谈对象及访谈内容

三、C读书会运行分析

（一）C读书会运行的关键要素

经过8年发展，C读书会从传统的“低频讲演模式”逐渐演变为线上线下联动的“社群化学习模式”，拓展出多个主题兴趣小组。随着活动内容的日益丰富，C读书会运行压力激增。此时，“轮值会长制度”发挥了关键作用，即每年选择不同的会长和副会长负责读书会运行。在该制度的安排下，C读书会的异质行动者数量快速增长，网络边界不断扩大，网络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这里我们对其网络关键要素进行辨别和梳理，以便更清晰地呈现C读书会的运行情况。

1.核心行动者。C读书会的核心行动者包括发起人S和历任轮值会长。行动者网络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一般是核心行动者。C读书会发起人S，2014年从全国C品牌读书会发源地获得了F市的代理权，随即便实施了C读书会的成立和招募，并为读书会架构了一套以“轮值会长”为代表的运行制度，对维持和扩大C读书会行动者网络、促进不同行动者利益实现起到了关键作用。历任轮值会长是在C读书会活动中层层筛选出来的，他们从会员、核心会员、管理员、核心管理员、副会长逐渐成长，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极高的执行力。每任轮值会长在当值之年，既要处理成员招募、活动组织、公众宣传、对外合作等日常运行管理事务，也要着眼于读书会构思策划、内容创新等整体发展规划。

2.强制通行点。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看，强制通行点是整个读书会行动者网络建构中的必经之点，也是为了达成共同目标、实现行动者利益诉求而需要排除的困难和障碍。C读书会的创立与我国“全民阅读”推广以及“学习型社会”建设实践紧密相关，因此其强制通行点应当重点考虑以下三方面因素：一是核心行动者的利益诉求。在C读书会，发起人S及轮值会长的核心利益诉求是坚持纯公益性运行，实现“抱团式成长”。二是C读书会的自身价值。作为自发的非正式学习型组织，民间读书会在促进会员个人成长、推动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是C读书会运行过程中必须排除的难题。主要是缺少来自外界的财、物、场地等的支持，以及因组织者个人精力衰退、团队创新不足导致的读书会发展乏力和运行力不足等问题。因此，C读书会的强制通行点可概括为“通过克服发展中的困难和障碍，实现持续社群化学习、纯公益性运行，促进会员个人成长，彰显读书会价值”。

3.异质性行动者。C读书会的运行不仅是管理团队组织运行的过程，也是异质行动者共同参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在C读书会运行期间，异质性行动者不断加入，丰富了读书会行动者网络。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既包括传统意义上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行动者，也包括能够改变事件运转状态的一切客观体，即非人类行动者[10]。参考相关研究对异质行动者的分类，并结合对C读书会资料的分析，可对其行动者进行细分（表2）。其中，“人类-个体行动者”是指发起人、轮值会长、核心管理员、会员、合作机构人员等；“人类－组织行动者”包括C读书会及其合作机构；“非人类－物质行动者”以图书、场馆、资金、智能设备、互联网等为主；“非人类-非物质行动者”涉及政策、制度、技术、知识、技能、经验、信息等。以上所有行动者都随着C读书会的发展，陆续参与了其网络建构并付诸于行动，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彼此协作、共同演化的过程。

表2 C 读书会网络的异质行动者组成

（二）C读书会运行的转译过程

拉图尔强调，“转译”是链接行动者、促使行动者网络建构的必然过程[11]。C读书会行动者网络建构的关键在于行动者，但真正运行起来需要通过“转译”实现。C读书会的运行需要诸多行动者共同参与，但只有核心行动者行使权威，通过构建科学的运行机制、协调行动者合理分工，才能去除异质性障碍、达成共识，形成相对稳定的网络秩序。C读书会的转译过程包括以下四个步骤（图1）。

图1 C 读书会网络中异质行动者的转译过程

1.问题呈现。C读书会致力于创设“社群化阅读+”学习型组织，但随着参与行动者数量的快速增加和行动者网络的不断扩大，大规模运行成为其发展的必然趋势，由此带来的外力支持匮乏和内部组织活力衰退等问题，制约着C读书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突破读书会运行中面临的约束和制约，更好地实现会员的学习积累和成长转变？这些挑战必须由核心行动者来解决。基于此，发起人S厘清了C读书会中各行动者的关切问题后，设置了“强制通行点”，并与其他核心行动者一同围绕四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实践。一是坚持“小而美”，不断迭代更新以读书为核心的活动内容，体现F市地方特色，增强读书会粘性；二是坚持纯公益性，排除各种可能的商业因素干扰，凝聚核心成员；三是实行轮值会长制度，保持组织活力和创造力；四是“以情聚人”，相互分享和协助，形成“后天家人”关系。强制通行点的提出，消融了C读书会多元核心行动者主体之间的界限，使不同行动者的目标诉求逐渐统一，行动方向更加明晰，开启了C读书会行动者网络从“相对分散”到“多元共融”的动态建构过程。

2.利益赋予。在利益赋予阶段C读书会的核心行动者利用各种手段吸引和稳定其他行动者，进一步强化在问题呈现阶段中给各个行动者所界定的角色。在C读书会网络中，不断增加的异质行动者需要获得与之能力、资源禀赋、发展定位等相适应的角色和位置，才能在读书会中获得持续成长，实现核心利益，进而才可能被征召为C读书会网络利益联盟的成员。发起人S和轮值会长在内的所有核心行动者，通过新增子社群、开设新职能等手段为其他行动者赋予角色，使他们能够在C读书会网络建构过程中发挥有效作用。如果核心行动者对不同行动主体的利益协调不佳，则可能致使读书会创新动力不足，造成读书会持续发展的条件无法得到满足。为实现作为强制通行点的“彰显读书会价值”，C读书会还联合公共事业单位、社区、书店等外部组织，将这些以实现“全民阅读”“学习型社会”为目标的相关行动者吸纳进入网络，以获得更广泛的外部支持。

3.征召。利益赋予的结果是行动者接受C读书会为他们设定的角色，成为C读书会网络利益联盟的成员。有责任感、有能力、有粘性的核心会员是C读书会持续运行的基础。在征召阶段，C读书会的核心行动者通过建立“漏斗状”机制筛选核心会员，即在读书会活动开展过程中，沉淀和筛选出参与频率高的会员成为核心会员，并通过参与组织活动及日常工作逐渐发展为管理员、子社群管理员、核心管理员、副会长及轮值会长。因此，行动者能更有效地确定自己在网络中的位置与角色，使他们能够在读书会创新发展网络建构过程中发挥有效作用。同时，C读书会的核心行动者还需要根据利益赋予情况和强制通行点实现招募会员，将原本不在行动者网络中的异质性行动者纳入进来，目的在于稳定参与人数、实现资源扩充和网络边界拓展。通过访谈发现，获得成就感、体验新事物、扩大人际交往等是会员加入C读书会的主要原因，并在读书会活动开展中得以实现。此外，合作机构的征召是一个主动吸引的过程，由于C读书会发展状态良好，且核心行动者具备足够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多个公益组织或机构如F市公共事业单位、书店等都对其给予了关注，并主动以项目合作方式加入网络。这些环节涉及了不同行动者之间的磋商，是一个动态和相互达成共同愿景的过程。

4.动员。动员是核心行动者作为网络“代言人”，将所有行动者的利益诉求进行转换后，将其高效率地组织起来，为实现共同目标而结成相对稳固的利益联盟。因此，只有进入动员阶段，C读书会的行动者网络才算形成。但网络中的各行动者因资源禀赋、利益诉求各不相同，问题和异议也难以避免。比如，在C读书会的异质性行动者网络中，核心行动者的诉求是抱团成长与读书会持续运行，普通会员的诉求是实现知识分享、认知转变和扩大交往，合作机构如图书馆等的诉求是促进全民终身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和扩大社会影响力，知识、经验、信息等非物质行动者的诉求是实现扩散与传递。不同行动者的不同利益诉求，既是双方合作的障碍，也是双方合作的动力。在访谈中，C读书会的核心行动者通过对内完善各项机制、创新子社群内容、增加新职能子部门，对外扩大宣传、沟通协调、拓展资源等策略，连续将不同行动者的利益进行转换，不断排除异议，最终达成各种合作行为，实现具有一定规模的读书会网络运行并持续拓展。

（三）C读书会运行的效果分析

依据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观点，除行动者网络要素识别和异质行动者转译过程分析外，网络运行效果检验也是行动者网络研究涉及的一个主要环节[12]。在C读书会网络构建过程中，核心行动者通过确定强制通行点，招募和动员更多异质性行动者进入网络建设，实现多方共赢，共同促进了网络结构的稳定和边界的持续拓展。研究发现，不管是C读书会的发起人、参与者，还是读书会的合作者、协作方，在读书会运行活动过程中都能在较大程度上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

1.个人层面。C读书会以强制通行点为共同愿景，采取“社群化阅读+”模式，广泛开展了读书、讲座、演讲、观影、沙龙、看展、户外活动、手账等形式丰富的线上线下活动，引领会员主要在三个方面实现了“抱团式成长”：一是知识分享，包括阅读能力提升和阅读范围拓展。阅读和知识分享是C读书会最核心的活动内容，而会员群体动力可以有效激发个体阅读兴趣，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提升选择读物、理解读物和批判分析的能力，实现思想、知识的流动和共振。“线下交流的时候，你会通过一本书，和大家一起进入深层次讨论，你会感受到每个人不同的观点，还有（不同）角度。”（P1）二是认知转变，实现能力迁移和综合素养提升。C读书会设置了各类兴趣营，会员可根据意愿自主选择活动，极大地满足了个体的多领域学习需求。“一群人和你一起做你会觉得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更容易坚持下来……对我来说，有很多人可以相互学习，尤其是那些很厉害的人，参加活动之后就会收获很多，还有一些深层次的交流。”（P3）三是情感弥合，主要是扩大人际交往。C读书会属于次级社会群体，摆脱了传统的亲缘关系和熟人关系，以阅读为纽带形成了新的互动交流方式，在这个不断现代化和个性化的社会，通过互利的活动促进个体之间交流互动，使群体之间更具信任和凝聚力。“我们这个读书会组织里很多都不是本地人，大家出于相同爱好聚合在一起……我以前确实对这个城市谈不上感情，就是工作……刚好有这样一个组织，在办活动过程中，越办就越熟悉，然后让你与这个城市多了一些联结的东西。”（P2）

2.社会组织层面。图书馆、学校、书店等社会组织与C读书会构建了“公正、公益、互益”的联动链条，为C读书会运行提供了高质量的空间、图书、资金、设备等资源和支持，实现了多重社会文化服务功能，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全民阅读，营造终身学习氛围。图书馆、学校等机构是推进全民阅读、营造终身学习氛围的重要力量，而C读书会作为一种非正式学习型组织，其非正式性、公益性、灵活性能够较大程度地综合各方利益、消弭异议，促进双方共建行动者网络，所达成的合作方式也更有助于扩大宣传普及效力，提升大众参与意愿、激发参与者学习兴趣和提高群体学习效果。同时，这种合作机制还可以创造一个深度学习交流的平台，为更多人群提供非正式、半专业化的阅读服务，实现政策、知识、信息和技术等非人类行动者的有序流动和传播，起到了良好的阅读推广作用。二是培育公共性，提供公共利益。C读书会行动者网络是面向大众的开放性网络，任何个人或组织都有机会进入网络，成为网络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可以“容纳多样的意见表达，丰富公共论坛的多元性”[13]，更加强调公共性和批判性。C读书会行动者网络作为开放、公众的领域，其公共性体现为“公共言论生产功能和公共服务提供功能”[14]。在C读书会，公众可以就公共议题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见解,并且通过阅读交流等进行集体学习，获得共同利益。“我觉得有一些特别好的活动，……那些分享者会把整个人的心路历程说出来，就会比较容易触动嘛。”（P4）“读了之后确实是有这种分享输出，输出才会刺激大家进一步地去思考。”（P3）三是提升服务效能，增进社会认可度。社会组织以提高服务效能为导向，需要寻找优势互补的联盟合作来实现优质高效的发展。例如，C读书会与机构甲的合作始于2016年，为“全民阅读”深入本土民间作出了较大贡献。“他们（C读书会）很早就加入了我们F市阅读联盟，每年固定在这里举办的有两个品牌活动，取得的反响和影响力都挺好的，可以说场场爆满，每次最多能有300多人参加。”（A1）机构乙通过与C读书会的项目合作，制作了终身学习课程。“我看了他们的公众号后觉得做得很好，很有吸引力，所以主动联系了他们。见面沟通后觉得是一群很有想法的年轻人……就尝试从一些有一定基础的课程开始合作……整个过程很愉快……”（A2）

四、民间读书会可持续运行和发展的策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民间读书会的良好运行需要不同行动者建立有效联结，在复杂网络中正确发挥作用，保证各自的角色认同和诉求满足。这不仅需要民间读书会内部建立良好的运作机制，还需要政府、社会等外部环境的帮助和支持。

（一）通过拓展合作边界凝聚多方力量加入“网络”

民间读书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既有赖于自身组织建设，也“需要得到更多的法律政策、资金物资、活动场地、传播宣传和专业知识等方面的支持”[15]。随着建设书香社会、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成为社会共识，政策、社会观念、文化等非人类行动者对民间读书会运行网络中的人类行动者产生了深层次影响。民间读书会可通过加强与政府部门、图书馆、学校等社会主体的多边合作，动员更多异质性行动者进入“网络”运营和拓展中来，以共同利益和目标凝聚共识，最大程度确保行动者网络利益联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政府部门需要从立法、政策、制度、资金、公共服务等非人类行动者方面为不同类型的民间读书会提供保障和支持，推动图书馆、学校等社会力量为民间读书会提供专业化服务，实现与民间读书会的良性互动，为民间读书会的发展创造适宜环境。

（二）通过加强运维团队建设推动核心行动者的多元化

民间读书会发展的质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营和维护团队的管理能力。很多民间读书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皆因过于依赖发起人而导致团队建设不足、缺乏韧劲。在发起人或运维团队因工作繁忙、生活琐碎、精力衰退、创新不足等无法持续投入时，读书会就会面临活动危机，进而成为影响读书会持续性发展的生存问题，最后不了了之。因此，应加强民间读书会管理团队建设，保持核心行动者的稳定和有序更替，实现从单一依赖向多元共建转换，确保始终由有热情、有精力的组织者去运行和维护。另一方面，图书馆等公共服务机构可以参考新加坡、我国台湾地区等地做法，定期开设读书会领导人和骨干培训，推动民间读书有意识地建立核心运维团队，维持和发展组织生命力。

（三）学习成果纳入官方认证系统以保障民间读书会“合法性”

民间读书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其充分发挥满足成员终身学习需求的功能，更需要被纳入国家的学习成果认证系统中，其学习成果需获得官方认可，才能保证其“合法性”。非正式学习成果的认证，具有提升个人自尊、激励终身学习、增强就业能力等重要价值和社会功能[1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建议世界各国将非正式学习成果认证“作为国家终身学习战略的重要构成”，“建设面向所有人的学习成果认证制度”[17]。我国《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提出了“建立面向全民的终身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公共服务平台”[18]的要求。因此，针对民间读书会等非正式学习型组织，应从认证标准、机构、方法、质量和经费保障等多方面开展非正式学习成果认证探索，突破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之间的藩篱，以学习成果认证为桥梁实现不同教育类型、学习类型的相互衔接、融通共生，促进全民阅读和终身学习落地深化。例如，探索应用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系统精确形成“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建设去中心化的“学分银行”，实现不同类型和等级学习成果之间的等值融通[19]；通过“微认证”，推进我国非正式学习成果认定体系，搭建个体学习更加灵活、开放的资历成长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