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昊臣

摘 要：鄂伦春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面临着危机，许多传统文化现象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逐步消失。为了从鄂伦春族民族文化的内核中探究保护对策，文章采用了符号学的视角，将鄂伦春族民族文化中的典型元素符号用皮尔斯意指三分式进行分析，指出如今鄂伦春族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并探究相应策略，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符号学 民族符号 鄂伦春族 文化保护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3）07-222-02

引言

鄂伦春族是生活在我国东北部寒冷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前过着原始游猎生活。1953年，黑龙江省爱辉、逊克县内鄂伦春族在党和政府的扶助下建立村落，鄂伦春族人民从此下山定居，而这也促成了他们原始生产方式的淘汰。原生态民族文化在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中逐步衰退甚至消亡。如何将鄂伦春民族文化良好地传承下来并进一步发展需要一定的策略。

当前，学术界对于鄂伦春民族文化发展困境的研究成果颇丰，从民族心理、地理环境、民俗旅游等诸多角度探讨了鄂伦春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符号学作为一门研究符号（sign）的产生、意义、传播的人文科学，以文化为研究范围是其重要特质。不论是索绪尔对符号“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两个部分的阐述，还是皮尔斯将符号划分为：“再现体”（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解释项”（interpretant）[1]三个部分，都表明了人类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创造着符号，赋予世间万物其独特的意义。同时，不同民族的人们由于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创设了不同的民族符号，民族符号在传承与传播中不断丰富意义，逐步形成一个民族符号系统，成为一个民族独有的象征。因此基于符号学理论，对鄂伦春民族符号系统进行分析与研究极具现实意义，能够在剖析民族文化中精神内涵的同时，探究当代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相应策略。

一、鄂伦春族典型民族符号的构成

在符号学中，符号根据物的来源，可以分为三类，见表1。

同多数满—通古斯语族一样，鄂伦春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这使得其民族符号的载体多为客观物质。因而在研究鄂伦春族民族符号系统的具体构成时，可以参照该分类方法进行符号分析。

（一）萨满文化

据文献《北史》卷九十四列传第八十二记载，大兴安岭地区的“深末怛室韦”“饶獐鹿，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凿冰没水而网取鱼鳖。”，而他们是鄂伦春族先民的主要来源。如今多数生活在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埃文基族和生活在大、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族曾是同一民族，后因中俄边界的划分以及生活区域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分化。鄂伦春族的生产方式围绕着狩猎、捕鱼和采集展开，保持着人与自然最为直接简单的关系[2]。因此，山林在鄂伦春人心中有着特殊的符号意义，成为了人们感激、敬畏的对象，也催生了有关山神、树神的独特民族符号。“猎人出猎能否猎获野兽及猎获多少，全凭山神的恩赐。因此，山神备受鄂伦春人的尊崇。有关山神的传说，在鄂伦春人中广泛流传。在鄂伦春人的心目中，森林是有灵性的。[3]”这些符号经过演化逐步形成系统，成为原始萨满文化的来源。“萨满”一词是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族民与神明沟通的使者。正如他们本族人所认为的，萨满这一职务自世界诞生之初便存在，每一代的萨满从他们的长辈那里传承延续萨满教文化。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萨满，不同的萨满有着不同的天赋本领：有的据说能预知未来，有的能够治愈伤患。

萨满的服饰由神帽、披肩、长袍、鞋靴以及服饰上的各式图案纹样组成，袍子由柔软的鹿皮缝制而成。长袍上多绣有各类动物部分特征形象，如鹿角、熊爪等，多为鄂伦春族狩猎时需要对付的攻击物。这些兽爪兽角与鄂伦春人对于服饰纹样能够使服饰富有灵性的意识构想结合，成为了萨满的代表性符号之一。萨满服饰的颜色选择也颇具符号意义，如萨满的头饰选用了红黄蓝三种颜色的布带，象征着“彩虹”，而彩虹这一自然事物也被赋予了“人间与天界相连之物[4]”的符号内涵，同时也与穿戴者的身份相契合。

（二）居住文化

不同民族的房屋住宅会受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产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态各异，如草原上游牧民族方便迁移的蒙古包，生活在多雨潮湿地区民族的吊脚楼等。对于生活在大、小兴安岭，过着游猎生活的鄂伦春族而言，短暂而炎热的暖季和寒冷而漫长的冬季使得居住地既要方便迁移又要能在冬季驱寒保暖。鄂伦春人的房屋名为“斜仁柱”，在鄂伦春语中，“斜仁”指树杆、木杆，“柱”为“房屋”一词的音译。由此可以看出，“斜仁柱”是一种木框架的建筑形式[5]。此类建筑由木杆搭成的圆锥形框架、狍皮制成的覆盖物以及皮帘或柳条帘制成的门帘所组成。有关具体的搭建方法与构造，属于该事物实用价值的研究范畴，故本文不多赘述。值得一提的是，鄂伦春人在屋地的中央放置火塘，用于供暖、照明、保存延续火种和烹饪。火塘可以驱走寒冷、烘焙食物，所以它在鄂伦春人心目中有着神圣的符号意义，因而跨越火塘，往火上洒水、吐痰等行为皆为禁忌。鄂伦春人在每一次遷徙之时，都要精心地将火种保存好，带到新的驻地。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便一直关心着我国少数民族的生活问题。到1953年，黑龙江省的鄂伦春族搬进了现代土木结构的房屋中，宣告了鄂伦春族“斜仁柱”居住史的结束。如今，部分鄂伦春人在山林中狩猎生产时仍搭建“斜仁柱”作为临时住所。“斜仁柱”依然成为鄂伦春民族独特的符号，是鄂伦春民族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依托。

二、鄂伦春民族符号系统问题分析

（一）少数民族符号在当代的转型问题

符号的形成需要客观物质即“对象”（object）作为载体，民族符号则需要一定的地域、历史和文化环境来承载其符号含义。而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地理界域的重新划分、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新文化的融入。而之所以会存在部分少数民族文化的濒危甚至消亡，正是由于原民族符号的载体逐步消失或被主流民族的相应符号系统所替代。部分独属于鄂伦春族的民族符号也面临现代化转型中的符号含义丧失问题，如表2所示。

现代化进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现代符号系统的融入下，少数民族的民族符号系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但根据索绪尔所提出的符号的任意性特征，即符号与其意义的连接虽由社会习俗规定，但符号本身与意义概念本无特定关联。换言之，符号自身不能导向其符号意义，而是要依靠社会文化来确定意义。虽然少数民族符号在当代处于被动适应的地位，但不存在新符号本身直接替代原民族某文化意义的情况，因此对于少数民族符号系统的保护更应当是本民族族民以及当地社会对于现有民族符号与现代符号的有机结合以及合理导向。

（二）民族符号与身份认同

“自我必须在与他人，与社会的符号交流中确定自身，它是一个社会构成，人际构成，在表意活动中确定自身。[1]”符号对于个人身份的构成需要对外的符号交流。而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民族符号系统中任何的符号单元的表意，都需要本族族民相应的身份，而且这样的身份既需要个人的意识与肯定，也需要得到交流对方的认可，否则民族符号的表意就会失效，进而影响到本族族民的身份认同。

由于汉语的广泛应用以及定居生活的普及，鄂伦春族人民逐渐失去了母语，并逐渐从原来的游猎生活转变为定居生产。依照鄂伦春族的民族符号系统，鄂伦春族人民对应的身份应是“猎民”，然而如今该身份却十分矛盾：“说是猎民却没有枪且禁止入山，说是农民却不会种地且基本没有土地。[6]”相比之下，俄罗斯境内的与之同源的埃文基族依旧被允许狩猎和驯鹿，使得其在民族符号表意中的“猎民”身份依旧清晰，更易获得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

三、民族符号系统传承与发展的策略探究

对于民族符号系统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困境，我们可从符号学中的意指三分式入手，分别以民族符号中“再现体”（符号形式）“对象”（符号所指的东西）“解释项”（符号意思）为视角进行分析。

再现体即符号的形式，鄂伦春民族符号的形式可以是如山林鸟兽等自然事物，也可以是房屋工具等人工制造的器物，也可以是如鄂伦春语、图腾等人工制造的纯符号。从这一角度来看，符号的形式需要行政力量和市场化的推动。例如，国家对于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政策，使得民族符号不会失去其载体，继而能够在当代继续丰富符号含义。

民族符号系统中的对象以及解释项可被视作符号的表层和深层精神内涵，而所指系统的发展不仅需要民族内部人民主观的感知与认同，更需要让更多人感悟到民族符号的意义，扩大符号系统的影响力。针对该需求，为民族符号的衍生化提供了思路。民族符号可以摆脱单一的符号形式，利用市场的力量，与符号消费有机结合。例如，鄂伦春族的萨满服饰花纹可以跳出其原本萨满服装的载体，融入到现代工藝品的设计当中。原本受众范围有限的服饰花纹融入到更广阔的受众当中，其各式飞禽走兽、兽角兽爪的图案符号能让更多人体会到鄂伦春族对于自然、对于图腾的崇拜，且该解释项能够凭外界受众自身的主观感知来不断丰富自身内涵。

上文所提到的有关民族符号与身份认同的问题，这不仅是本民族人民自我认同的问题，还牵涉到外界对于目标民族人民的认识问题。外界对于民族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的认识除了学术界的研究之外，对于大众而言最直观的仍是旅游。“旅游过程正是一种符号化的过程，民族地区之所以会成为游客趋之若鹜对象，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本身的符号意义。万里长城、长江、黄河、天安门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正是其独特的符号意义驱人向往。[7]”而旅游项目中往往为了迎合商业需求而对民族符号的含义进行粗浅展现，甚至会出现曲解情况，使得游客对于民族符号的解释项认知没有深入精神内涵，原本拥有着丰富内涵的民族符号需要当地旅游管理部门以及民族自身的正确导向和深入剖析，不断挖掘更多带有特殊意义的民族符号而不是单调的几个代表性符号。

四、结语

经过上述分析与探讨，民族符号的传承与发展需要我们从符号的特征入手，关注对象本身的发展问题，重视解释项含义的准确问题。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与其独特的民族符号系统共同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大符号系统，这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少数民族的民族符号在当代面临着符号载体生存危机以及符号意义曲解误解的困境，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民族符号可能会被同化、消失；但另一方面民族符号也在现代化符号形式和符号意义的丰富下获得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 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符号学丛书，201601.424.

[2] 王为华.文化生态学视域中的鄂伦春传统渔猎文化[J].学术交流，2009（06）：169-173.

[3] 胡绍财.鄂伦春族萨满教的特点[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07）：32-33.

[4] 陈婧男.鄂伦春族萨满服饰的造型与纹样图案浅析[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5（03）：141-145.DOI：10.16415/j.cnki.23-1021/c.2015.03.0

27.

[5] 包海凤.斜仁柱[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03）：82-83.DOI：10.16415/j.cnki.23-1021/c.2004.03.020.

[6] 乌日乌特.阈限存在——鄂伦春族跨界民族身份问题研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3（03）：88-95.

[7] 黄旭.民族符号传播与文化转型[D].南京大学，2014.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00）

（责编：若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