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充当发表平台与引领学术发展是学术期刊的两项重要功能，其发挥离不开有效的策划。从办刊必然策划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学术期刊的上述两项功能分别对应平台式策划与引领式策划。平台式策划以有容乃大和文优则发为基本特征，但其中并非没有引领，而是内含散点透视式引领。引领式策划是学术期刊与办刊人主观能动性的极大体现，引领式策划绝不应该以打造“一言堂”为指归，而应通过充当焦点透视式的发表平台保持其学术公器本质。平台式策划与引领式策划可以优势互补，只要运用得当，都是学术界需要的正当策划。

【关  键  词】学术期刊；发表平台；引领学术；策划

【作者单位】邹晓东，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

【中图分类号】G237.5【文献标识码】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3.11.010

充当发表平台与引领学术发展是学术期刊的两项重要功能，但在办刊理念与实际操作上往往难以同时兼顾。站在充当发表平台的立场上看，追求引领学术发展容易把对稿件的主观印象带入学术期刊的选稿工作中。大多数胸怀引领学术发展抱负的办刊人，则会以古今中外的成功案例为鉴，主张学术期刊不应办成被动受容的公共平台，而是可以通过引领新学术潮流与优秀作者一道成为主动有为的学术史创造者［1］。这两种观点一直都处于对立状态，且难分高下。我们应如何看待学术期刊充当发表平台与引领学术发展这两项功能呢？

本文拟聚焦办刊必然策划、策划中必有引领这一基本事实，结合一些具体的办刊案例，参考充当发表平台与引领学术发展之争的相关论述，提出平台式策划与引领式策划的概念。与“是此非彼”的意气之争不同，本文将较为务实地看待这两种观念，并指出尽管两种策划风格有别，但有效的平台式策划往往内含散点透视式引领，主打引领式策划的学术期刊则堪称焦点透视的平台。换言之，两种策划的构成要素相同，差异在于主辅关系与要素配比。与其让“平台式策划—散点透视式引领”与“引领式策划—焦点透视的平台”因风格不同而在原则上相互否定，不如让它们优势互补地共同发挥学术期刊充当发表平台与引领学术发展的功能。

一、办刊必然策划

为深度协调平台论与引领论这两种学术期刊办刊理念，我们先要围绕下述问题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清理出一个地基，那就是办刊能否离得开策划？如果办刊离得开策划，那么“学术期刊作为完全中立的发表平台”的理念就具有现实可行性。如果办刊离不开策划，那么我们便可以从学术策划的角度去审视学术期刊引领学术发展的合理性及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

学术期刊是一种发表平台，就此而言，学术期刊本质上也是一种媒介。作为媒介意义上的发表平台，不同的学术期刊存在品牌差异。学术期刊发表文章的目的是使学术成果公之于众、传之久远。学术期刊的品牌效應越低下，上述目的的实现度就越小，小到一定程度，传播效果甚至就可以被忽略。反之，一本学术期刊的品牌效应越大，其作为发表平台的效能也就越强。处于上升期的学者与各种有抱负的名家，往往希望将自己的代表作放在名刊上发表，以期扩大传播力与影响力。从办刊角度看，有了较为卓越的品牌，一本学术期刊便拥有在“高位”上运行的资质。学术期刊的媒介本质决定了品牌建设是办刊的永恒功课。如何进行品牌建设？除了遵守政治纪律、遵守基本学术道德与遵守学术规范这些刚性要求，最能使学术期刊在品牌上拉开差距的，就是学术策划。一本学术期刊不可能通过平庸的学术策划长期屹立于学术期刊之林。

办刊必然策划。每期学术期刊至少都有自己的常规策划，包括本期的栏目设置、目录编排、封面文章等。一期刊物不可能包含本刊的全部常设栏目，必然要有所取舍。待发文库中的重磅文章也不能一次用完，要有细水长流的意识。水平相对平庸的文章更不宜扎堆，好的编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一篇文章放在哪个栏目，同一栏目内的文章如何排序，栏目次序如何排布，都是有讲究的。正如同一组词语可以组成不同的句子，学术期刊对同一批论文和栏目采取不同的分组与编排，能给读者带来不同的观感。这种观感对作为媒体、承担传播职能的学术刊物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有的学术期刊在目录之外另设封面文章，将本期重要作品的题目与作者名印在当期封面上，有时甚至还会将某一期封面放到报纸、网站上宣示刊物形象。我们切不可因为目录与封面是每期刊物必有的部分，就小看这其中的策划含量。在数据库阅读时代到来之前，栏目设置、目录编排、封面文章所显示的发稿风格，具有潜移默化地指导作者投稿、锁定核心读者群、吸引新读者关注的作用。

举例来说，创刊于2002年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2008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并于2011年、2014年、2017年连续入围。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该刊自2006年开始在哲学板块原本就偏强的基础上，通过持续邀约哲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发文、在目录编排上以哲学为先、在数量上让哲学类文章占整本期刊半壁江山、在封面设计上让哲学类文章长期主导封面等措施进一步强化哲学品牌，以有主有次的学科倾斜特色在高度同质化的高校文科学报中占据优势地位。其持续进入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与相关评委认可其较为强大的哲学板块有很大关系。

在如今的数据库阅读时代，学术文章的单篇传播或通过检索引擎按主题、关键词成组传播的模式已经成为业界常态［2］。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学者很少接触学术期刊的封面、目录等信息。尽管数据库会提供每一本学术期刊的原版封面及目录链接，但急于检索所需文章的研究者往往无暇浏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栏目设置、目录编排、封面文章等信息失去了价值，相反，这些信息所组成的“大合唱”仍然是学界宏观气候、学科宏观动态、期刊用稿取向最直观的反映。尽管数据库传播模式大大提高了研究者检索文章的效率，但其对栏目设置、目录编排、封面文章等面上信息的遮蔽效应是较为明显的缺陷。针对数据库传播的这一短板，期刊界与学界可以更具针对性地在各个渠道推送每一期封面及目录，阶段性地组织针对封面和目录的相关品评，让这些常规策划所蕴含的宏观信息更好地引起学界反响。

选题与主题策划具有很强的实质性，关涉一本期刊的内容品质。一期刊物的封面文章主打什么篇目？栏目设置与目录编排体现什么理念？期与期之间如何呼应？言之有物的办刊宗旨如何有章有法地践行？这些事关刊物风格与办刊传统的问题，全都需要选题与主题策划来回答。有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学术策划太过老套，无法适应当下流行的引用率、转载率等量化评刊模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部分期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向量化指标看齐，甚至用各种手段提高引用率与转载率。一方面，轻学术策划而重指标的运作模式可能在短期内得到立竿见影的评价效果，但从学术期刊的品牌建设角度来看，这种方式必然经不起岁月的淘洗，因为学术界从根本上讲不是由外在的指標与僵化的测评机制统治的，位居学术金字塔顶端的学术品位才是学术界的终极示范力量。另一方面，学术期刊量化评价机构同样能够感受到高品质学术示范力量的实在性，故而也会通过增设“有效引用”标准、增设“半衰期”指标、改变不同指标的权重等方式不断调整测算模型，使量化测评结果与期刊的学术品质更相称。就此而言，高品质的学术策划仍然是办好学术期刊的王道。

二、平台式策划蕴含散点透视式引领

任何一本期刊在面世之前，都需要经过一定的策划。办刊如逆水行舟，不在学术策划上求进，就会在期刊的品牌形象上后退。即便一些优秀的学者型主编不提倡通过办刊引领学术潮流，但也会顺从这种办刊规律，通过主动策划营造刊物的新气象。而学术期刊一旦开始策划，便不可能不产生引领效应，差别只在限度和效果。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前主编吴承学先生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曾提出编辑不要妄谈“引领学术”［3］，并曾撰文表示“编辑工作是为作者服务的，是为学术共同体服务的”。尽管如此，吴先生并不在一般意义上否认学术期刊的引领功能，而是对之进行了解析和限定：一是“引领学术”不是学术刊物所独有的，也不是学术刊物天生具有的品格与能力；二是“引领学术”是一种很崇高的理想，不宜“妄谈”，否则可能陡然助长办刊人的傲慢，严重扭曲编辑与作者、学刊与学界的关系；三是较之“引领学术”，“引领学风”可能更为实际。以《文学遗产》为例，吴先生指出，像这种有崇高地位和巨大学术影响力的专业期刊，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在引领优秀的学风，它刊发什么风格的稿件都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关于哪些学风特别值得引领，吴先生着重推荐了如下形式性（而非内容性）的学术价值观：严谨切实、兼重创新性与科学性，问题要比知识重要，想法要比材料重要，识力要比功力重要，创意要比严谨重要，片面的深刻要比周全的肤浅重要，有思想、有个性、有新意的“重复”研究（这里指传统话题）要比纯粹为了“填补空白”的琐碎与生僻的“创新”重要［4］。如果学术期刊将引领功能限定在普泛的学风与形式性的学术价值观方面，其就应该在办刊实践上走平台式策划之路，而非走设置议题、推荐视角、暗示立场、诱导观点、优选进路等内容性策划之路。但为了加强品牌建设，主打学风引领的平台式策划需要不断突出特色，内容引领的成分难免随之增加。

在吴承学先生出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的2007年之前，该刊与大多数高校文科学报与各地社科院的综合性期刊一样，采取以一级学科为单位的简单拼盘编排模式。这种完全依托既定学科建制的平淡无奇的版块设计，最大限度地淡化了刊物在学术内容上的宏观特色，品牌建设根本无从谈起。除了少数拥有历史光环和地缘优势的刊物，这些文科学术期刊高度同质化［2］，从学者们的情怀角度看，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放在这些高度同质化的任何一本刊物上发表都没有什么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品牌建设最有效的切入点就是进行有代表性的栏目设置。在吴承学先生担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的2007—2019年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两条腿走路”的方式进行特色栏目设置。2007年，该刊设立由刘小枫先生主持的《经典与解释》这唯一一个非学科分类意义上的栏目。在该刊2007年度总目录中，《经典与解释》作为栏目名俨然异类，横亘在3页总目录的正中间，率领着并不算多的3篇栏目论文。2008—2019年，此类栏目与专题设置的数量趋于占据总目录篇幅的3/8，且逐渐成为常设栏目，如《经典与解释》《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中国文体学研究》《香港问题专题研讨》等。这些栏目多由中山大学的知名学者主持，在较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山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强项与特色。

上述栏目之间几乎没有直接关联，相互之间也不构成呼应关系，平台式策划的不聚焦特点保持得比较充分。这种特色栏目因为与另5/8的拼盘式目录区分设立，自然易在各个专业界引起学者注意甚至引发模仿行为，既有助于增加所刊文章的被引用率、被转载率（基于有效关注、有效引领而增加被引用、被转载的频次，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也会在议题、视角、立场、观点、进路等内容性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引领效应。当然，由于平台式策划不追求合力效应，上述这些内容性引领并无主打焦点，可称之为散点透视式引领。

可以说，追求特色与品牌的平台式策划，其平台性体现为不同作者围绕特定栏目设置与选题倾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非栏目设置与选题倾向“全无定性”。在笔者有限的观察中，《探索与争鸣》杂志很好地享受了“平台式策划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红利。在2020—2022年，《探索与争鸣》将《重识中国与世界》特稿栏目由第17组做到了第39组，议题涉及中越制造业关系、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对外开放与双循环、美国意识形态极化现象、全球社会与国际秩序的重建、中国的外交战略新布局等。这些论文如果作为“树木”单独或分散地刊发出来，虽然不会减损其学术价值，但难以在短期内向更多读者呈现其描绘的国际前沿现象与社会科学动态。而一旦像《探索与争鸣》这样将这些文章按照更小的专题分组，再将这些分组全部纳入《重识中国与世界》的特稿栏目主题下，绝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很快便能从中领略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在性与复杂面向。平台式策划的引领效应由此可见一斑。众多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栏目与选题设置，共同构成了这个以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界进行高品质探索与争鸣为目标的具有散点透视式引领效应的发表平台。

三、引领式策划堪称焦点透视的平台

引领式策划是办刊与策划的最高境界，实现起来有很大的偶然性。吴承学先生曾直言，“‘引领学术是一种很高的理想”，“我一时还没能想起在当代中国有多少由杂志‘引领学术的成功例子 ”［4］。在笔者看来，这不仅是因为成功的理想标准可以定得很高，也是因为即便名刊也并非总是具备引领学术的天时、地利、人和，所以鲜见长期稳定处于领跑状态的期刊。综合这两层因素，说由期刊引领学术的成功例子很少并不为过。但期刊若因此便放弃对高阶办刊境界的向往与追求，则会丧失高端的目标与努力方向，失去实质性提升的内动力。

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时期，人们的思想状态都在与国内外社会运行状态一起发生变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观点，每个时期的学者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观，即便是各种“向后看”的历史研究，其中的出类拔萃者也都在影响所属时代的“新潮流”［5］。既然如此，那么问题就是：高品质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及其高水平作者群体，是会满足于充当新潮流下的被裹挟者、被规定者，还是会跃跃欲试有介入新潮流生成与塑形的雄心呢？如果说高水平学者与高端期刊的办刊人皆具有自觉而强劲的“弄潮”心志，那肯定不符合实际。而如果说高水平学者与高端期刊的办刊人一概不具有或一概不应该具有“弄潮”的自觉，这同样也不符合统计学规律与人性全貌。更重要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始终都在以或显或隐的方式介入社会思潮的形成与演变——以“客观研究”“学术中立”等名义，从根本上拒绝对新潮流的生成与塑形加以“有温度”的介入，严格来讲是违背哲学社会科学之本质的。

当然，介入不等于引领。即便是高品质的学术期刊，也不是想引领学术就能引领的，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天时指的是当下确实属于思想气候变迁关键期的前夜或开端。若当下学界不存在結构性变迁的态势，学术期刊再怎么振臂呼喊也是徒劳。等到态势变迁进入大局已定的中后期，塑形意义上的引领空间也会少而又少。地利是指欲发挥引领作用的高品质学术期刊须拥有某种名正言顺的引领资格或来头。引领学术潮流所需的学术策划要与期刊的学科归属大致相合，期刊的段位、口碑或主事者（个人或团队）要大致具有与引领者角色相称的分量。人和是指办刊团队中有人具备“一叶知秋”般“领先一步”的前瞻能力［6］，而且要将有效的前瞻式研判及时转化为办刊共识与策划行动。只有同时兼具上述三个条件，高品质的学术期刊才能有效引领学术潮流。实事求是地讲，这确实是小概率事件。

但小概率事件不等于不可能事件。在此，笔者结合自身对《文史哲》观察，稍微描摹何为引领式策划。需要特别声明的是，选取《文史哲》作为标本，不是因为笔者认为《文史哲》在引领学术方面达到了理想状态，也不是因为国内学术期刊界找不到其他标本，而是因为笔者切身参与《文史哲》的出版工作，对其情况比较了解，而《文史哲》又恰好是一个具有“引领”自觉的老牌学术期刊。在过去近20年，《文史哲》以特色鲜明的栏目设置、文章发表、高端论坛、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与发布等一系列学术策划，深度介入了方兴未艾的中国人文学术的本土化转向。我们可以透过《重估儒学价值》这一栏目设置，观察《文史哲》相关策划的聚焦特征与平台属性。

儒学虽然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但在20世纪争议不断。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变革、改革与进步之间的关系，是在20世纪中国被反复提起的一大热门话题。此话题每次被提起，都导致各界对传统文化与改革关系产生大面积解构和更深刻的质疑。20世纪80年代，社会层面甚至存在一种想法，那就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是封闭、落后、僵化、保守、不能与时俱进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7］。面对这长达一个世纪的反传统与儒学批判基调，“重估儒学价值”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课题。

这一课题的凝练与提出，既非一时兴起，也非刻意反其道而行，而是基于连续的学术动态体察。在2001年刊发重估“东方美学的世界地位”大型笔谈组稿的基础上，《文史哲》编辑部于2008年举办“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人文高端论坛，并针对“西方中心主义”与“中国文论的失语”问题，通过会议报道发出“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应作方向性调整”的判断［8］。尽管已经感受到中国的人文学术气候有可能发生结构性变迁，但《文史哲》编辑部在那时并未提出“重估儒学价值”这一命题。2013年，在编辑部相关同仁的建议下，《文史哲》主编和编辑部拍板设立《重估儒学价值》栏目。这既是鉴于大环境的变迁允许较正式地对儒学价值进行重估，也是由于社会各界对儒学持同情甚或赞赏的研究力量较20世纪90年代已更具规模，“重估儒学价值”课题的开展有了较为强大的研究力量基础。仅《文史哲》一种期刊，在2001—2012年间便刊发了大量与“反传统”大异其趣的儒学研究论文。就此而言，《重估儒学价值》栏目的设立，正是天时、地利、人和三“美”皆具因势利导的结果。

至于具体针对什么焦点去“重估儒学价值”，《文史哲》主编和同仁对此亦有考量。简单来说，就是针对20世纪初最先将“原罪”的烙印打在儒学头上的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既然这是儒学在现代性门槛上遭遇的重创，那么“重估儒学价值”的重中之重，就是让儒学与自由主义进行新一轮对话。沿此意向，《文史哲》编辑部先后于2015年、2017年、2018年三度策划举办“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并于2019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策划举办“儒学价值及其现代命运：五四运动百年纪念”人文高端论坛，发出“儒学与五四能否和解”之问［9］，以期在学理思辨与历史纵深两个方面厚植“重估儒学价值”的思想学术语境。

尽管“重估儒学价值”具有做翻案文章的意味，但作为一项思想学术工程，具体实施起来绝对不能简单地以“旧话反说”或“一言堂”的方式进行。“知出乎争”是《文史哲》办刊传统的基本信念之一，历史与实践也告诉我们，对待思想学术问题最得人心的办法就是在大讨论、大争鸣中让合理的立场和观点自行验明正身。正因此，在策划第一次“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论坛时，《文史哲》编辑部就努力寻找能尖锐地向儒学开炮的自由主义发言人，但实际情况是很难找到那么激进的自由主义者［10］，这也从侧面反映了 “重估儒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已是大势所趋。尽管如此，思想学术的事业仍然只能以思想学术的方式推进。鉴于对包括儒学在内的其他文明系统来说，自由主义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西方社会的主流乃至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主流［11］，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偏安一隅的“地方性知识”地位，就必须与这种现代西方理论展开正大光明的深度切磋，以期锻铸出令自己和世界都更加信服的当代儒学新形态。

充当发表平台与引领学术发展是学术期刊的两项重要功能，这两项功能的发挥皆离不开有效的策划。平台式策划以有容乃大和文优则发为基本特征，但其中并非没有引领。只要进行特色议题与品牌栏目设置，平台式策划中便蕴含着散点透视式引领。引领式策划需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条件皆备才能取得较理想的效果，才能积极有效地发挥学术期刊与办刊人创造性介入学术史的主观能动性。尽管学术期刊可以（甚至应该自觉）追求内容引领（而非仅形式或学风引领），但引领式策划绝对不能以打造“一言堂”为指归，而应通过充当焦点透视式的发表平台保持其学术公器本质。平台式策划与引领式策划可以优势互补，只要运用得当，都是学术繁荣发展所需要的正当策划。

｜参考文献｜

［1］王学典. 学术期刊如何引领学术潮流［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2）：88.

［2］朱剑. 雾里看花：谁的期刊 谁的评价［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2.

［3］计亚男. 编辑不要妄谈“引领学术”［N］. 光明日报，2009-06-22.

［4］吴承学. 学术史识与学术价值观［J］. 文学遗产，2013（6）：146-148.

［5］葛兆光. 预流的学问：重返学术史看陈寅恪的意义［J］. 文史哲，2015（5）：5-17+165.

［6］葛兆光 | 第一等的题目和第一等的书［EB/OL］.（2021-01-04）［2023-05-05］.https：//www.sohu.com/a/442389418_556536.

［7］王学典. 儒家文化与中国的改革［N］. 中华读书报，2017-01-18.

［8］刘培.“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应作方向性调整”：“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在山东大学举行［J］. 文史哲，2008（3）：167.

［9］邹晓东. 儒学与“五四”能和解吗？［N］. 中华读书报，2019-06-12.

［10］邹晓东. 自由主义从激进转向保守：第五届《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論坛侧记［N］. 中华读书报，2015-05-13.

［11］王学典.“双创”：文化强国建设之路［N］.人民政协报，2020-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