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边界
2023-07-20阿栩
阿栩
胡倩：建筑是凝聚社会人文的艺术
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见到胡倩时，她为了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几乎一夜没睡，可脸上却不见一丝疲惫，依旧兴致盎然地和我们聊起自己近期的魔鬼日程。
作为建筑师，尤其是一名专注于文化演出建筑的建筑师，胡倩很难将生活与工作完全分开。每一个项目，对于建筑师而言，都需要调动自己全部的知识体系与艺术素养。技术层面、人文层面，乃至运营层面，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建筑师需要去设想一棟建筑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很多人觉得建筑师和运营没有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尤其是在设计公共建筑时，建筑师需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在短时间内去设想好运营的可能性，这就需要平时的各种观察、各种积累、各种思考。”
受到日本建筑教育的影响，又师承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矶崎新，胡倩始终认为建筑师同时也是艺术家。但人文创作从来没有固定的标准，建筑人文亦是一条小众而艰难的道路。比之纯粹的艺术，建筑师不能纸上谈兵，而应在异想天开与务实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二者之间的博弈便是让胡倩痛苦又兴奋之处。
“每一个项目都需要挑战你自己，挑战各种社会制度，但又不能只是空想，因为你还需要和团队一起把它做出来，这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艰巨的过程，但它带来的精神层面的反馈是无与伦比的。”
绝对的原创，是胡倩进入每一个项目时对自己和团队最高的要求。跨一步，又退半步。“原创”二字说来容易，但真正到了实际操作中，胡倩意识到每个项目里能有一个点是绝对的原创，已经十分不容易。材料、空间、环境、人文、哲学，有时艰难地跨出原创的第一步之后，胡倩和团队才发现它可能根本无法操作。
收到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项目的任务书时，甲方其实只给设计师提出了一个要求：打造出世界一流、中国顶尖的声学条件。尽管国内还没有声学条件达到一流的交响音乐厅，但这对于胡倩而言并不是一个难题。或者说，在胡倩看来，一个交响音乐厅拥有顶尖的声学条件只是必要条件，但绝不能止步于此。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甘肃定西一中
“要达到世界一流的声学条件是有难度的，但对于建筑师来说，不能只按照这个目标去做。如果只是想达到这个条件，那我去看看世界上最好的交响乐团音乐厅是什么样，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不就好了。这从我的素养和职业操守上来说，是远远不够，也是绝不能接受的。”
如何在交响乐团音乐厅里实现一点绝对的原创，成为了设计这栋建筑时最大的挑战。最终，她将自己的落点放在了交响乐与时代的关联上。现在大部分的交响音乐厅都是为古典乐修建，但胡倩希望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是一个可以适应未来的文化演出场所。胡倩的好朋友谭盾会在演出时使用投影等新媒体手段，这给予了设计师灵感，将投影屏幕、声学设计与音乐厅的内墙相结合。
“我们考虑的是未来的演出会有怎样的可能性，它可能不只会有交响乐，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配合手段。对于未来的演奏者来说，他们需要的也不只是古典乐，可能还有更多的形式。我们希望在声音之上去引领未来，这就是一栋文化建筑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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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一小城南校区扩建
Q&A
Q：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在上海设计了很多建筑，你如何在建筑设计中融入上海本土的文化？
A：哪怕只是上海这一座城市，它各个区域的特征也是不同的。比如上海喜马拉雅中心，当时浦东那一片还没有太多建筑，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希望它是一个有昭示性的地标建筑。但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它位于衡复保护区，我们希望它的形态能更好地融入周边的氛围，去尊重这一片的城市特征。到了朱家角水乐堂，我们引入了水系，对一些当地特殊建筑进行了借景，希望在建筑里除了符合风貌外还融入水乡文化的特征。
Q：设计像图书馆、美术馆这样的文化建筑时，你最看重的要素是什么？
A：是它在未来能够被一直运营下去的可能性。说到底，一栋建筑终究还是需要人去使用它、去运营它，它才能够拥有生命力。刚才已经提到过音乐厅和图书馆，美术馆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许多欧洲的古典美术馆在建立之初是将宫廷收藏向公众开放，之后美术馆有了现代性和公共性，空间就需要更多考虑如何突出现代作品的存在、如何让观众的体验更好。白盒子就是这种现代美术馆空间的诠释。到了当代以及未来，我们还应该考虑作品的未来特征，比如让展厅自身具有一定的变化，去鼓励和激发艺术家结合变化空间创造出更多新时代的作品。这些都是我们在考虑建筑空间和它的未来时，会有的出发点。
Q：你总是提到建筑的生命力，能用一个项目来具体解释一下吗？
A：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一个未完全实现既定目标的案例。我们在十多年前设计上海喜马拉雅中心时，希望内部有一个可以被混合使用的商业文化空间，进了酒店宴会厅就好比进了美术馆，进了美术馆就好比进了演艺厅。我们当时和业主说这个概念时，大家都觉得很好，但其实后来执行出来，发现我们对于“混合使用”的理解差别很大，最后就变成在不同的厅馆之间开了扇门，虽可以实现让几个独立功能之间相通，但这不是混合，即理念没有完全被体现出来。如果当初的设想能够实现，我相信这栋建筑的生命在未来会更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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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凌：可以生长的建筑就是适应未来的建筑
穹隆之花-临夏大剧院
钟凌生活、工作了多年的巴黎，在他看来是一座城市规划非常健康和成熟的城市。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巴黎仍然拥有一个对人非常友好的城市尺度，更通俗地说，哪怕只是用步行来丈量这座城市，依旧让人感到十分舒适。巴黎的城市规划模式同样深深影响着钟凌的建筑设计理念，“他们在做一些新的决策时，不会轻易推翻过往的成果，而是会非常慎重地去保护和传承，把创新融入其中”。
刚回到国内创业时，钟凌能明显感受到在国外吃香的工作模式，遭遇了水土不服。在建筑设计体系成熟的欧美，业主下达的任务书往往十分完善，也会给予建筑师足够的时间去细嚼慢咽、精准地推敲每一个方向。但在国内，大部分建筑的设计周期都不到国外的四分之一，许多业主并不清楚自己想要怎样的建筑。
“很多时候，一些适应能力不强的海外设计师来到中国，他的概念和方案都会因此夭折。我这些年最坚持的是建筑结构功能一体化，这在海外是一个很普遍的概念。但在国内大家习惯于先解决功能的需求，再去设计建筑，最后再来考虑结构问题，这是一个被动的融合。我希望在我们的项目里，让这三者形成一种有机的互动。”
在国内进行建筑设计多年，临夏大剧院的项目对于钟凌而言是最难忘的。面对一种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文化以及当地政府并不充裕的预算，这个体量不大的项目在最初给了钟凌很大的挑战。在完成这个项目的几年里，钟凌对于建筑师这个职业的终极目标进行了很多思考：比起完成建筑师本人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去帮助业主解决问题；比起把自己的创意卖给业主，更重要的是根据业主的需求去发挥自己的创意。
“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遇到了非常多的矛盾和争议。首先我们希望尊重当地的民族文化，我们也希望可以赋予这个建筑更多虚实之间的变化。最终的设计里，我们在大剧院的顶部做了一个镂空的设计，这样一个留白并不是业主要求的，但我们希望未来的某一天，大家可以发现这个空间并把它好好利用起来。”
Q&A
Q：你操刀过很多大型的项目，也设计过一些体量不大的建筑。这二者的异同在哪里？
A：共性是它们对于城市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最终要考虑的对象还是人本身。
大型城市规划更多考虑城市和周边区域的关联度、区域内部的组团关系以及建筑群的整体风貌，很多细节是需要放弃和忽略的。小型的建筑设计正相反，它需要关注人和空间的关系、外立面材质和周边建筑的关系，有时也需要跳出来，站在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
Q：中国的城市发展是很快速的，你觉得未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建筑？
A：在做中国内地的项目时，因为节奏很快，我们至少要保證它的骨骼和结构的吻合度是很高的，同时灵活性也是很高的，做一些适度的留白。一栋高楼大厦，只要它的结构和建筑本身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未来改造就有很多可能性。
Q：你设计过很多公共建筑，它们会怎么影响当代人的生活？
A：马丁·海德格尔讲的一句话很好：建筑的宿命超越了甲方、建筑师的个人意图，牵连着许许多多的人群。公共文化建筑更是如此，它本身就是在精神层面上对城市作出贡献的建筑，因此除了满足自身功能需求，还需要承担起一个区域里精神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做设计的时候，你就不能只研究业主的需求，需要更多去思考这座城市的在地文化，同时还要考虑在经过时间洗礼之后，这个建筑能够给这座城市留下些什么东西。
范蓓蕾是此次我们访问的建筑师中最年轻的一位。短发、黑衣，看起来干练的她说起话来亦是温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范蓓蕾将建筑师看作是一名个人创作者，这也是她成立亘建筑师事务所的初衷，给自己一个通过建筑发声的机会。
范蓓蕾常常会不自觉地关注到建筑设计中感性的部分，建筑同音乐、文学、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都是为了带给人某种当下的感受，只是建筑是通过空间和材料传递情绪，而非文字与画面。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建筑又不像其他艺术形式一样随心所欲，它需要理性的结构和技术去填充感性的想象。
“你需要对结构和技术有一定的理解，才能去对抗地心引力，让一栋建筑站起来。在满足技术需求的基础上，才能思考如何提升艺术层面的感受。”
让人在建筑中生活得更舒适，这已经成为当今建筑界的共识。但范蓓蕾有时却会陷入一种纠结与迷茫：建筑的舒适度是无止尽的，但过于舒适常常会让我们忘记，人是需要同环境互动的。人需要阳光，需要天空，需要树木，但许多建筑为了提高舒适度，常常抛弃了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
因此，在设计一庭亭时，范蓓蕾将它打造成了一个半开放的空间，使用者可以坐在院子里看远处的青山，听虫鸣和雨声，感受到天光与四季的变换。
“在城市里，傍晚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感觉；但在乡下，傍晚意味着天幕一下子蓝了，光的色温在快速变化。你说这个环境对我们的生活重要吗？我觉得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细腻的感受，人的生活就失去了诗意。大家去日本京都玩的时候，都喜欢去庭院，因为坐在院子里发呆看树看水，你就能感觉到每时每刻都是不一样的。我希望在城市里做各种项目时，我们也能保证人和自然、环境是有互动的，再不济我做个阳台也行。”
Q&A
Q：回看过往的建筑项目，你觉得自己在其中最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A：可能是我们对于空间的一种感受。建筑是为了给人的活动去营造一个环境，那么我们尽可能地去使环境变得丰富，更体谅人的感受，给予人更多的关怀。
Q：做过大大小小这么多项目，建筑仍然使你兴奋的地方是什么？
丁蜀成校的四方庭院
A：从无到有去创造一个环境的那种感受，尤其是做完一个项目之后，看到大家在里面人来人往地使用它，这样的画面和我想象中的似曾相识又有些不同，这种感觉特别让我兴奋。做丁蜀成校这个项目时，我们有意把它做成一个可以漫步的空间。当真的建成以后，我第一次到现场，发现有这么多人在院子里玩、散步，我就开始想：我下一次设计的时候还会这样吗？可能我之后再去设计一个学校，就会把课堂之外的空间，当作一个更重要的部分去考虑。
Q：刚才聊一庭亭的时候，你提到了环境对于建筑和人的影响，那么反过来，建筑对于周边环境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A：建筑会影响人们对环境的感受。如果一条道路的两边没有建筑只有围墙，那么人们行走在道路上的感受就会很差。而且无论未来如何发展，这条道路都很难有大的变化；如果一条道路的两边是沿街住宅或者店铺，那么随着城市的发展，沿街的建筑会根据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功能转变，它就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建筑的寿命通常会远长于当初任务书给出的设定，因此对建筑师来说，你需要考虑更长时间线里一座建筑和城市的关系。
黑色上衣、黑色半裙和黑色鞋子 均为私人物品
范蓓蕾：建筑要帮助人和环境更好地互动
黑色褶皱外套和黑色内搭上衣均为私人物品
王宁：建筑师是为公共服务的知识分子
拉萨唐卡艺术博物馆
苏州湾大剧院内部空间
上海奉贤索菲特绿奢酒店
一头微长的卷发，一件简约的黑色外套，一副黑框圆形眼镜，尽管已经回国执业多年，初见王宁，还是能感受到他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法国气质”。
2002年赴法留学，2005年开始在包赞巴克建筑事务所实习，王宁的建筑生涯一大半的时间都在法国度过。与德国、美国的建筑学注重技术与科技不同，法国的建筑学教育与人类学、社会学紧密相连。
在法国建筑理念的影响之下，王宁认为建筑师在社会上担任着传统知识分子的角色：思考建筑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反思人的居住方式和城市的发展。比起为个人私欲服务，王宁认为建筑的本质应该是为大众和公共服务，作为建筑师的他希望建筑幫助一座城市更加公平地进行社会再分配。
“留法在我身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我们对于社会人文有一个更整体、更宏观的认知，这会推动我们在建筑中做出很多不一样的设计，也会塑造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2013年，包赞巴克建筑事务所开始投入上音歌剧院的设计工作，王宁频繁往返于上海、巴黎两座城市之间。在上海生活、工作的时间里，王宁在中国看到了大量的发展机会与多元化的项目。和包赞巴克一起工作的近十年，王宁大多操刀一些大型的国家级项目，但如果回国创业，便可以接触到更多小型的、多元的、奇奇怪怪的项目。
2015年，王宁回到上海，与合伙人Duccio Cardelli（杜秋·卡尔岱里）一起共同创立了AND studio。“我们不想再做那种特别宏大叙事的事务所，而是希望成为一种连接，AND studio是各种元素、不同领域之间的桥梁，而不是以建筑师为第一人称发生的。”
回到国内的几年时间里，王宁和他的团队既操刀过雄安新区、北京怀柔科学城雁栖小镇等大型城市规划的项目，也设计过拉萨唐卡艺术博物馆、8342长三角路演中心等小型的建筑。对王宁来说，设计不同尺度的作品，从技术上来说会有不同，但整体的核心却是一致的：为人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在当下的中国，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建筑师面临的挑战也是空前的：在巨变的时代下，如何让一座建筑的生命延续到五十年、一百年而不过时？在王宁看来，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其实人与建筑的本质关系是不变的。比起关注变化，建筑师更应当去理解城市与社会背后不变的东西，去创造“真善美”的建筑。
“比如你看到一座房子，可能会想到天气好的时候，在洒满阳光的露台上，和亲朋好友一起吃东西。人类对于好的空间的想象，其实几千年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大改变。建筑师应当看清这种长期主义的东西，而不是功利而投机地去做事情，急切地想要看到可观的变化。我们讲建筑要实现真善美，但其实特别难做到。”
Q&A
Q：你提到建筑师作为知识分子，会有一个终极目标。你在这个职业上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A：在现在网络和科技的快速发展之下，包括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慢发展的状态，很多人认为建筑师这个职业变得鸡肋了。其实恰恰相反，现在是最需要建筑师的时期，因为在高速发展的时期，人往往是没有时间思考的，但现在我们建筑师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自己的终极目标。我觉得推动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底层原动力，就是去思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空间的关系以及城市如何对资源进行再分配。
建筑师既可以去思考一些抽象的、高屋建瓴的东西，也需要去创造物理意义上的真实空间，这在其他行业是很难得的。由于我们这个行业本身的特性，你设计出来的建筑会在未来的五十到一百年被人合理地使用，为大家提供幸福感和真正的价值，这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有满足感的。
Q：现在中国还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怎么保证一座建筑在未来的一百年都能为使用者带来幸福感？
A：城市会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变化，但建筑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巴黎是一座规划于18、19世纪的城市，但直到今天它仍是现代城市的标杆，就是因为它保持住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一座建筑它过去可能是住宅，现在可以是美术馆，未来还可以用作办公室、旅馆，它可以随着城市的发展不断流动。只要你的原则是对的，你的建筑是美的，你的街道是美的，那无论是到22世纪还是24世纪，它永远都会是一座高质量的城市。
Q：创立AND studio后，你操刀过不少小型的文化建筑，这带给你什么样的启发？
A：作为建筑师，我们一方面要给业主提供一个他们满意的方案，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做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項目时，也会学习到很多东西。拉萨唐卡艺术博物馆是我们新近完工的一个项目，在设计这个特殊的项目时，我自己学习了很多佛教的宗教知识，对历史上一些唐卡艺术作品的来源和含义有了更具体的了解。这种不停充实自己的经历，是我这几年在AND studio最大的收获。
长三角路演中心
Q：在上海生活了多年，这座城市最让你兴奋的地方是什么？
A：是包容性。比如我们做上音歌剧院的时候，出了十几版图稿，不同领域的专家帮助我们，希望把这座建筑设计得很有美感、很高贵、很得体，但又不过分夸张。上海的城市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它现在需要卓越的、务实的建筑，而不是在视觉上去建造一个地标，这和巴黎、纽约给我的感觉很相似。
文郁堂建筑
驱车一小时，我们终于到达王灏位于上海宝山的工作室。工作室尚未完工，但一进门的木质建筑模型已然彰显了主人建筑师的身份。将工作室选址在远离市区的宝山，是王灏有意为之。
这片土地原本是仓库，后来被改造成为一个创意文化园区，但仍保持了一种工业化的粗粝质感。在王灏看来，这代表着上海的另一种气质，完全不同于梧桐区的精致，这里特有的朴素与工业感，完全符合他对于自己未来事务所的设想。为了每个细节都更加匹配他心中理想的工作空间，王灏从墙面的选择、家具的打造都亲力亲为，就连一条窄窄的楼梯他也有意打造出了一种上海弄堂的拥挤感。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不愿意在市区直接租下一间装修精美的办公室作为工作室，“如果一幢房子已经装修好了，但它非常普通，那也不匹配我的工作”。
过去几年，王灏投入大量精力也最为大众熟知的项目，是位于安徽徽州古村的即下山·文郁堂，一座坐落于黄山脚下、由明代古宅修缮改建而成的私人收藏酒店。在接触文郁堂之前，王灏对于明代古建的了解几乎为零，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感到巨大的挑战。
“当时我们还是很有信心把这个项目搞定的，因为中国传统建筑其实很重要一部分就是线条的组合，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你要能看懂它的密码。”
修缮改建过程中，王灏不希望“修旧如旧”，反而希望用更多现代的建筑理念去重新诠释明代古建。比如将原本的厨房空间改造成一个清水混凝土建造的条形画廊，将一间废弃的农房收购改造为一个废墟咖啡馆。
“这是一个让不同层面的人都感动的建筑，在不同方面都成为了大家理想中的当代徽州建筑，因为它内部有很多当代空间。”
除了对于建筑本身的修缮，王灏和团队将大量的精力投注在了周边系统的匹配上：水系、植物系统、家具与灯具系统等等。比如在文郁堂中，王灏为每个房间匹配了软体沙发、现代美人靠，既保留了一部分古代家具的线条结构和骨感美，也考虑到了现代人使用的舒适度。
“中国当代人的审美水平越来越高，大家对于建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建筑师慢慢变成了一个总导演的角色。你不需要对植物、家具、灯具等等每个方面都很精通，但你要学会平衡和综合考虑。我们很多中国建筑就是这样，它是失衡的状态，可能灯具花了很多钱，但是房子内部的装修很平庸，我更希望自己设计的建筑是齐头并进的状态。”
Q&A
Q：从业以来，你做了很多小型私人住宅的设计工作。这一领域在国内并没有很成熟，你为什么想要投入这么多精力？
A：设计私人住宅，思考的是当下人的生活方式，其中涉及的空间多样性与挤压性，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受到政策影响，大部分私人住宅的面积都是有限的，在一个小小道场里，人需要解决衣食住行等等重要行为，这反映的是当下中国人内心对空间最重要的诉求。很多客户的生活方式是不稳定的，这意味着很少有人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任务书，大家说不出我到底要什么。不论业主有没有财力，他们对于自己内心到底需要怎样的空间，其实是很迷茫的。另外一方面，随着家庭人口的减少，私人住宅里的很多空间变得没有意义了。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点，我们发现60后这个问题很突出，但是到了90后、00后他们又会对这种需求很敏感，会主动提出自己需要一个大书房、大健身房或者大花园，这是一种个性的释放。
Q：你尤其偏爱木质材料，为什么？
A：相比其他材料，我们中国人对于木质材料更加熟悉。十年前，我们去给一些农村的业主推荐混凝土，他们几乎是不可能接受的，在他们的想法里，这就是毛坯房，只有木质结构的建筑才是真正的房子。我们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木结构，而是希望它和更现代、更当代的材料形成一些关系。我们希望木结构在当下有一种身份的合理性，而不仅仅是一种情怀，这是我作为中国建筑师的一种使命。
Q：这些年你也做了很多村落的改建，你理想中的村落是什么样的？
A：我们要做的不是保卫传统村落，而是探索当代村落的不同形态。比如刚刚完工的天目湖方所文化村项目，我们就是希望做一个类似乌托邦的东西。在方村，我们用當代水乡的结构，通过各种各样现代的桥造出来一个现代的水系，它和传统的水下系统是相通的，但又是非常不同的。
粮仓
王灏：创造适合现代城市的木构建筑
棕黄色西装外套、棕黄色拉链衬衫和棕黄色针织上衣 均为Zeg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