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海云 李 宁，2 王金睿 邱凡硕 辛素飞

（1 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烟台 264025； 2 新疆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乌鲁木齐 830017）

1 引言

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指个体根据自身设定的标准对生活状况的总体性认知评估（池丽萍， 辛自强， 2002）。 已有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理性认知成分， 更能反映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具体状况（郑方辉等， 2015），也更好地体现了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政策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胡建国， 董景亮， 2020）。 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生活满意度受到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学者关注（刘松等， 2017； 宋娜， 王荔， 2017； 唐柏等， 2020）。 以往研究发现，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不仅会影响其内化情绪问题（如抑郁等）和外化行为问题（如网络成瘾等），还对未来的社会建设和发展有潜在影响（孟悌清， 陈香， 2012； 周惠玉等， 2020）。然而，目前关于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研究结果却存在分歧：多数研究者认为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栗新， 李红玉， 2014； 梁茵等， 2017）， 但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不容乐观（宋娜， 王荔， 2017）。出现上述争议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不同研究所选择的被试或为特殊群体（如贫困生）或来自不同的地区、专业；另一方面，生活满意度与社会环境质量、 经济状况等宏观环境的动态变化密切相关 （朱迪， 2016； Easterlin et al.，2012）。 而现有研究均为横断面研究，即只在某一时间点对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进行了测查， 无法精确地探究社会变迁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动态作用机制。此外，目前有关研究多聚焦于客观的人口学变量（如年级、专业）和主观的个体心理特性变量（感恩、自尊、心理韧性等）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刘松等， 2017）， 只有少部分实证研究探讨了个体近端环境（校园环境、师生关系、家庭成长环境等）以及宏观社会远端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生态环境等）与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梁茵 等， 2017； 孟悌清， 陈香， 2012； 朱迪， 2016）。 因此，为更系统地了解大学生生活满意度是否受社会变迁的动态影响， 并探寻社会宏观因素对其生活满意度可能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将采用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探究我国社会转型期间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趋势，并结合相关社会指标， 对影响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宏观社会因素进行深入探讨， 进而为高校心理健康工作的环境干预和群体干预提供理论思路。

1.1 中国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向好态势不断发展， 但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并不一定会随之增长。 有研究发现， 中国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从1990年开始下降， 直到2000—2005年期间出现转折（Easterlin et al.， 2012）。 这一变化趋势从侧面说明影响生活满意度的社会变迁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不仅包括经济发展状况，还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支持以及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等（朱迪， 2016）。近年来，政府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建设提供了大力支持，大学生作为其中主要的受益群体， 这一举措是否对其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有所助益？ 目前这一问题尚无定论。 有关大学生群体的横断历史研究表明（辛自强等， 2012； Cao et al.， 2020），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心理健康状况均得到改善， 且这两方面对生活满意度都有显著预测作用 （刘启刚， 2008； 田丽丽，2007），因此，大学生生活满意度可能呈上升趋势。但随着“内卷”“躺平”等网络词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流行（陈友华， 曹云鹤， 2021； 林扬千， 2021）， 似乎可以从中窥见大学生对生活的消极感知增加， 其生活满意度也可能呈消极走势。由此可见，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趋势这一问题存在争议。基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 该方法的核心就是利用横断研究“设计”的思路对大跨度时间内的某一心理变量随年代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此外，它还可以通过探究宏观社会指标与微观心理变量的关系， 为社会变迁如何影响群体心理发展提供解释框架 （辛自强， 张梅， 2009；Twenge， 2000）。故本研究拟采用此方法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趋势及其宏观社会影响因素进行探究，进一步拓展群体心理变迁潜在影响机制的思路，从而提升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干预效果。

1.2 影响中国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社会因素

在探究我国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时，最初的研究着眼于性别、年级等人口学变量（王宇中， 时松和， 2003）。 后来研究者多聚焦于社会支持、 社交网站的使用等心理或行为变量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陈世民等， 2014； 王鹏飞， 贾林祥， 2021； 周宗奎等， 2017）。近年来，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多个角度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究，例如，有研究者从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背景出发， 发现大学生生活满意度和网络环境密切相关（唐柏等， 2020）；还有研究者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探究地域特点以及客观经济状况等远端环境因素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宋娜，王荔， 2017）。 然而，个体的心理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体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俞国良等， 2018）， 要改善我国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状况，研究者应从更加宏观的角度采取群体干预或环境干预等措施。基于此，本研究着眼于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结合已有研究和大学生群体的特点，从社会经济条件、高等教育状况、就业环境状况三个方面来探究宏观社会因素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首先，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经济条件是无法分离的 （俞国良 等， 2018；Xin ＆ Xin， 2016）。 多项横断历史研究发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化水平是大学生心理健康变迁趋势的重要预测因素（Cao et al.， 2020； Su ＆ Liu，2020），而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是其生活满意度提升的前提条件（刘启刚， 2008）。 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大学生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辛自强 等， 2012），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对未来更加乐观，对生活的期望也有所提高（陈世民等， 2014； 朱迪，2016）。 此外，逐年提高的城镇化水平带来了更现代、更多样的城市生活，满足了大学生多元化的心理需求（Steinberg et al.， 2017）。根据感觉寻求理论，大学生的需求得到满足会带来更多的积极体验，进而可能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基于以往理论探讨及实证研究，本研究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化水平（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 作为社会经济条件方面影响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潜在社会指标。

其次，教育经费决定着大学生获得课程和教师资源的数量与质量， 而这些均是影响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孟悌清， 陈香， 2012； 田丽丽， 2007）。一方面， 随着本科教育经费支出的逐年增加以及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更多学生可以享受到高等教育。国家统计局（2020）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由1999年的160 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915 万人，大学生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多，这可能使其对社会公平的感知有所增强， 而个体的社会公平感能正向预测其生活满意度（谭旭运等， 2020），因而本科教育经费支出可能是影响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也是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的重要指标 （毛建青， 吴君玲，2020）。 随着我国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规模不断扩大，高校也创设了更加丰富多样的人际交流空间（社团活动、联谊活动、课外实践等），而多种情境下的人际接触可能会提升大学生社会网络的规模和质量， 使其主观感知的社会支持增多，进而影响其生活满意度（宋佳萌，范会勇， 2013）。 据此，本研究选取本科教育经费支出和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作为高等教育状况方面影响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潜在社会指标。

最后，就业是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参照之一（李晶等， 2016）。 现实环境及网络环境对大学生就业环境状况大多持消极态度，特别是“内卷”现象以及“丧文化”的频繁出现（林扬千， 2021），似乎说明日益增加的竞争压力使大学生对生活的积极感知呈下降趋势。但从就业市场的发展来看，应届毕业生在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不断增加。 这从侧面说明了大学生的竞争优势提高（钟凯雄， 刘奕涛， 2013）、享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渠道。而且，国家和政府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愈加重视（温雅， 2015），这可能使大学生的就业信心增加，对社会、他人和自己往往多持积极态度（方杰， 翟苑琳， 2018），进而在生活中感知到更多的积极体验。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了本科毕业生与就业人数之比（本科毕业生占对应年份就业人数的百分比）作为就业环境状况的潜在社会指标。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目前我国用来测量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工具有很多，但多数研究选用的是张兴贵等人（2004）编制的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该量表共36 道题目（包含6个因子），采用1～7 级评分，能够有效地反映个体在不同生活领域的满意度水平（栗新， 李红玉， 2014）。 因此，本研究拟采用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作为研究工具， 以该量表的总分均值作为衡量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指标。

2.2 文献搜集和筛选的标准

基于已有研究的经验， 本研究制定了如下文献搜集标准（必须同时满足下述所有标准，否则予以排除）：研究必须使用张兴贵等人（2004）编制的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文献中报告了均值、标准差和样本量； 考察对象是中国大陆地区的大学生（本科生）；文献搜集截至2020年12月底；相同作者发表的不同文章，如果数据取自同一批样本，那么只选用发表时间最早的一篇。

2.3 文献检索的结果

在中国知网、 万方、 维普资讯和Wiley、Elsevier等中外文数据库中，分别以“青少年”“大学生”“生活满意度”“college students”和“life satisfaction”等中英文词汇进行全文检索。 最终共得到发表在2005 至2020年间的55 篇符合要求的文献（其中有一篇文献的数据来自两个不同质的被试群体， 将其拆开使用，共有56 组数据）（见表1）。 参照以往横断历史研究的惯例，除注明具体数据收集年代（下文简称“年代”）的文献，其余文献的年代均按照“发表年代减去两年”的方式计算（辛自强， 张梅， 2009）。 因此，本研究的年代跨度为2004 至2019，共16年，涉及34183 名大学生，参与元分析的文献情况详见表1。

表1 纳入分析的原始研究的基本信息和变量编码赋值表

2.4 变量编码与数据整理

本研究在建立数据库时参照了以往横断历史研究的经验 （辛自强， 张梅， 2009； Twenge，2000）。 首先，把每篇文献的发表年代、数据收集年代和样本量，以及生活满意度总分均值和标准差等信息录入数据库，而对只提供子研究（亚群体）数据的文献， 利用公式1 （=∑xini/∑ni） 和公式2 （ST=将其合成再录入（其中ni，xi和Si分别代表某篇文献中的子研究的样本量、平均数和标准差，和ST分别代表某篇文献合成后的平均数和标准差）。然后，再对期刊类型、被试来源地（简称“地区”）和女性比例进行编码（见表1）。

2.5 社会指标的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了三个方面的5 项社会指标， 即反映社会经济条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化水平”， 反映高等教育状况的“本科教育经费支出”和“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以及反映就业环境状况的“本科毕业生与就业人数之比”，来探究宏观社会与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其数据均来自我国历年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或《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3 研究结果

3.1 大学生生活满意度随年代的整体变化情况

为了考察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与数据收集年代（下文简称“年代”）之间的关系，对生活满意度总分均值与年代之间的散点图进行了分析 （见图1），发现2004 至2019年， 生活满意度总分均值随年代均呈上升趋势。

图1 大学生生活满意度总分的变化（2004～2019）

为准确地量化描述大学生生活满意度随年代的变化， 我们参照以往研究的数据处理方法（Twenge＆ Campbell， 2001），对样本量进行加权，以年代（看作连续变量）为自变量、生活满意度总分均值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年代可以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总分均值（β＝0.51，p＜0.001）。 与传统元分析相似，本研究的结果可能也会受到文献特点（如期刊类型和地区等） 的影响 （Twenge ＆ Campbell，2001）。 为控制这些额外因素的影响，在样本量加权的同时，以生活满意度总分均值为因变量，将期刊类型和地区（编码为哑变量），连同数据收集年代和女性比例作为自变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先将期刊类型、 地区和女性比例作为自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模型的第一层中， 然后再将数据收集年代作为自变量放入回归模型的第二层中）。 结果表明，在加权样本量的同时，纳入期刊类型、地区和女性比例后，年代依然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总分均值（β＝0.49，p＜0.01）。 这进一步说明，16年来我国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上升趋势不受期刊类型、 被试来源地区和被试性别比例等变量的明显影响。

3.2 大学生生活满意度随年代的变化量

为明确16年来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变化量，我们参照以往研究的做法 （Twenge ＆ Campbell，2001），通过计算效果量（d）来衡量。 首先，以生活满意度总分均值为因变量（y），年代为自变量（x），对样本量进行加权，建立回归方程（y＝Bx＋C）。 然后，分别将年代2004 和2019 代入回归方程， 获得y2004和y2019。 最后，计算y变化（y变化＝y2019－y2004），再除以16年间的平均标准差MSD（即所有研究标准差的均值），即可得到d 值（d＝y变化/MSD）。 经计算，2004 和2019年的生活满意度总分均值分别为3.26 分和3.97 分，16年间生活满意度总分均值上升了0.71 分，平均标准差（MSD）为0.68，也就是下降了1.05个标准差（d＝1.05）。 根据Cohen（1992）的划分标准：效果量（绝对值） 等于0.80 为大效果量，0.50 为中等效果量，0.20则为小效果量， 本研究中生活满意度总分的变化量高于大效果量。

3.3 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与社会指标之间的关系

如表2 所示，加权样本量后，当年的社会指标都能显著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总分均值。 为进一步探讨宏观社会变量对我国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本研究借鉴前人经验，采用滞后相关分析的方法，将一年前和三年前的这5 项社会指标分别与生活满意度总分均值匹配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一年前和三年前的社会指标均能显著预测生活满意度总分均值。 另外，本研究还将当年、一年前和三年前的5项社会指标分别与生活满意度6个因子的均值匹配并进行了回归分析， 结果发现这些社会指标也均能显著预测6个因子的均值（因篇幅限制，表2 仅以生活满意度总分均值与社会指标的结果为例）。综上说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化水平、本科教育经费支出、 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和本科毕业生与就业人数之比是预测我国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上升的重要因素。

表2 当年、一年前和三年前社会指标与大学生生活满意度总分的相关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横断历史研究的方法对我国大学生生活满意度进行分析后发现，16年来我国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逐年提高。 该研究结果与大多数学者对我国大学生生活满意度所持的乐观观点基本一致（栗新， 李红玉， 2014； 梁茵等， 2017），同时也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提升的相关研究相互印证（李双双， 李雪平， 2015； Su ＆ Liu， 2020）。 此外，与社会指标的相关分析表明， 宏观社会环境的变化会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变迁有显著影响。因此，基于研究结果，本文主要从社会经济条件、高等教育状况和就业环境状况三个方面探讨社会变迁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可能存在的影响。

4.1 宏观社会因素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首先，从社会经济条件来看，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与宏观经济向好发展有关。 本研究发现，当年、 一年前和三年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城镇化水平都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大学生所生活的环境不断优化（如便利的交通设施、 医疗条件的改善、 环境质量的提高）。同时，得益于经济的增长，大学生的奖助体系日趋完善，个体所获得的物质支持不断增多，其自我成就感等积极情感也随之增强 （宋文天， 任孝鹏，2018）。而且日渐优化的外界环境和不断累积的积极心理资本可能使得大学生对生活的主观感知更加积极，其生活满意度也随之提升。 另一方面，社会急剧转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让越来越多的城市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城市作为现代化的代名词，为大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生活方式， 这使得高感觉寻求的大学生群体得到了满足。 并且，在个体、群体与现代化环境的交互作用下， 大学生的人格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迁。 已有研究表明， 大学生的外倾性明显上升（Peng ＆ Luo， 202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个体更加自信，更敢于拓展自身的社会网络，从而在人际接触中可能会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同伴支持、线上支持等）和积极情绪体验（和红， 王硕， 2016）。总的来说，经济条件的稳定发展使大学生的支持源（物质支持、线上支持等）增多，这可能是大学生群体对生活的积极感知增多的关键因素之一。 但根据伊斯特林悖论，进入社会后，大学生面临的各种社会压力可能会削弱宏观经济环境的正向作用， 易陷入社会压力的困境， 因而高等教育下一步应该从提高大学生对未来经济环境变化的社会适应能力入手， 维持经济环境的长效正向激励作用， 提高国民整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其次，从高等教育状况来看，大学生生活满意度提升与高校教育状况改善有关。 本研究发现，当年、一年前和三年前的两项社会指标（本科教育经费支出、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与大学生生活满意度均呈显著正相关。 其一，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学校是与个体发展过程中关系最为密切的微观系统的组成部分（俞国良等， 2018），不断增加的本科教育经费支出提高了高校的基础设施和教师团队的专业水平，越来越多的高校大学生可以获得更加优质的教师和课程等教育资源。 根据阶段－环境匹配理论的观点，教育资源与大学生发展需求相匹配可能引起个体更多的积极情感体验，进而增加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其二， 逐年增长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心理健康课程与教育资源更加多元化、个性化，使得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逐渐完善 （罗晓路，2018），使高校可以及时发现并疏导大学生的消极情绪，进而促进其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综上，从我国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变迁趋势来看，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长期投入取得了显著的结果。 而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变迁的过程， 采用与社会变迁相宜的高校教育是社会各界都需要提前思考的重要问题， 因此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持续关注， 是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的重要前提。

最后，从就业环境状况来看，社会总体的就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生对自身就业前景的认知，对其身心状况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Cao et al.，2020）。本研究发现，当年、一年前和三年前的本科毕业生与就业人数之比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自从扩招政策实施，应届毕业生在就业人数中的占比日益上升， 其群体内的竞争压力也有所增大（林杨千， 2021），加之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使该群体中的个体可能面临市场供需失衡、岗位竞争增加等一系列问题。 但国家和政府对此高度重视，2000—2020年间， 我国颁布了多项大学生就业政策（冯英， 张卓， 2021），如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创业担保和贴息支持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大学生的就业矛盾，就业、失业等“威胁”对其生活满意度的消极影响有所降低。同时，为发挥大学生的专业优势，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指导方针下，各大高校开展了一系列创业教育改革， 这不仅提高了大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 也使其综合能力有所提升。 而个体能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个体的满足感与获得感（吕小康， 黄妍， 2018），这些积极情感体验可能会进一步促进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积极感知，进而使其生活满意度有所提升。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岗位的精细化以及多样化，很多大学生尚不能很好地评估自身能力与岗位的匹配程度（黄梁， 2019），而且政策实施效果的呈现有一定的“延时”作用。 因而在高校教育体系的下一步完善中，不仅要加快政策的落实，也要注重培养大学生的职业认识以及就业观念，提高其职业决策能力，预防就业、失业等“威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产生消极影响。

4.2 本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探讨了我国大学生生活满意度随年代的变化趋势及其宏观社会影响因素， 但仍存在如下不足。 第一，在量表的选择上，本研究只选用了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 但还有许多其它可用的单维或多维生活满意度量表， 未来可用这些量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验证本文的结论或提出新的观点。第二， 本研究采用直接相关和滞后相关分析探讨了社会变迁对生活满意度的可能影响， 但这很难穷尽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宏观社会变量。 此后可通过实验设计逐步找出这些影响因素， 甚至可通过科学方法建立模型，进而提高国民的生活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