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一欣

（作者单位：中交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来，无论是从国家宏观政策层面，还是从微观企业行为层面，均对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主体之一，既要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又要兼顾环境保护，环境绩效的提升尤为重要[1]。因此，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内控管理的根本目标是保障企业经营活动的适当性和合法性，最高目标是促进企业各种发展战略顺利实施[2]。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是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顺利实施的基础。目前，国内有部分学者对企业内部控制和环境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如孙俊奇等运用理论研究来说明企业内控质量与环境绩效之间的积极相关性[3]；邹海良提出董事会独立性与环境绩效存在正相关性；邹海亮等认为企业内部控制的适当性和有效性主要取决于企业内部董事会的独立性情况[4]。这些研究也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企业内控制度与环境绩效存在高度关联性。

如果企业出现环保违规行为，说明企业内部治理无效，内控制度薄弱，无法有效约束企业非法经营。这样一来，企业不仅会面临政府的严格处罚如停产整顿，还会直接或者间接受到银行或信贷等金融机构的限制。可见，环保违规的代价足以导致企业无法正常经营，此时环保投入带来的经济效益为负，环保绩效十分低下。因此，要保障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从而顺利实施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就需要企业有效开展内控，及时规避环保违规行为。本文基于此提出假设：

H1：企业的内部控制与环境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冶金、石化和煤炭等重污染行业均是关系我国社会民生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支柱，这类行业企业在日常经营生产过程中，不仅会排放大量废气、尾气和废水等，还会消耗许多水电力等工业资源和自然资源，从而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影响。因此，相较于非重污染企业而言，重污染企业的各项决策行为会更加受到环保政府部门和社会群体的关注与监督。关于环保管制的一系列举措，重污染企业便需要率先积极落实，相应地，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也就越发严格与完善，内控质量大幅度提升，从而达到环境绩效的提升。基于此提出假设：

H2：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内部控制对重污染企业的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政府部门对国有上市企业管理层的各项绩效考核和最终任命均有着最终决定权，因此，国有上市企业的经营策略和市场目标是政府利益与国有意志的一种体现。在面对国家最新的环保政策时，国有上市企业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政府和社会公众均会十分希望其能有可观的环境绩效，国有上市企业也更易受到政府和社会的监督，为避免受到政府惩罚和外界群众舆论的影响，国有上市企业会更加重视完善内部控制，以此来保障环境绩效稳步提升。基于此提出假设：

H3：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对国有性质企业环境绩效积极影响更为显著。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5—2021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已剔除ST 公司和数据缺失公司）。为避免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1%缩尾处理，采用stata 14.1 软件进行测算分析。

数据的主要来源是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迪博内控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1.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环境绩效（CEP）。本文采用生态效益指标测量企业的环境绩效，借鉴沈洪涛等的做法，以企业的总营业收入表示产品或服务的价值，用企业环保支出来表示企业的环境影响[5]。

（2）解释变量——内部控制（IC）。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衡量内部控制质量。该指数综合沪深两市的指导准则，按内部控制五要素结构进行系统性的综合评分。

（3）控制变量。参考现有文献，本文选择股权性质（State）、是否重污染行业（Pollute）、公司规模（Size）、企业成长性（Grow）、风险水平（Lev）、成立年限（Age）及年份（Year）作为控制变量[5]。

各变量定义具体如表1 所示。

表1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模型如下：

式（1）中，α为常数项，β1～β8为各变量的参数，ε为残差值。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样本中环境绩效的最小值为3.973，最大值为11.602，均值为7.032，说明企业之间的环境绩效水平差异较大。内部控制质量指数的最小值为5.824，最大值为6.761，均值为6.470，分布较为均匀，基本符合正态分布。

（二）相关性分析

由表2 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内控质量与环境绩效的Pearson 相关系数为0.09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整体来看，各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值正常，说明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

表2 Pearson 相关性检验

（三）多元回归分析

1.内部控制与环境绩效分析

表3 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内部控制与环境绩效显著正相关，即内控质量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证实了H1。

表3 总样本回归结果

2.所在行业分组分析

由表4 可知，重污染行业内部控制系数估计值为0.63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非重污染行业内部控制系数估计值为1.361，但系数值不显著。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在环境方面，相较于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受到的政府监管和社会压力更大，需要制定一系列严密的、与环境绩效相关的内部规章制度，以实现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目标。因此，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内部控制对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证实了H2。

表4 所在行业对环境绩效与内部控制关系的影响系数

3.股权性质分组分析

表5 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系数估计值为0.859，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非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系数估计值为0.722，但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上述情形发生的原因很可能是国有控制上市企业承载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并时刻接受社会和政府的监督，因而会着力加大内控管理，保障环境绩效，从而证实了H3。

表5 股权性质对环境绩效与内部控制关系的影响系数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实证研究结果发现，IC与CEP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IC对重污染企业CEP的正向影响更显著；与非国有企业相比，IC对国有企业CEP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二）对策建议

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与提升仅仅依靠其本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的是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这样才能使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促使企业环境绩效得到有效提升。因此，本文从以下两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1.企业层面

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其各项战略考虑的着重点，更是其价值追求点。而生态环境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生态环保的民生特性也使其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为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首先应依托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全面改进环保内控机制；其次应通过内控机制不断强化对管理层的监督与激励，增强其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识；再次应促使管理层和股东采取有利于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从而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有效保障股东、管理层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利益的高度统一。

2.政府层面

首先，政府部门应努力完善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并据此强化企业内控制度和相关章程的约束力。比如，政府部门可以依据ISO 14000 的有关标准，直接制定环保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和对应指南，并要求企业结合自身的生产经营实际，制定出适合企业自身的环境内控制度，同时安排专业环保人员对企业日常行为进行环保监控。其次，政府部门应努力培育充分竞争的人才市场环境，并将环保相关指标纳入人才考核，形成经理人才市场，促使经理人利益与股东利益趋同，有效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带来的内控缺陷等负面影响，以此提升企业自身环境绩效。再次，政府部门应通过加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力度来促进企业改善内控质量，使得企业环境绩效得到提升，同时还应行使自身权力，通过奖惩机制等外力让企业树立主动环保的意识。具体而言，奖励机制可以在经济和声誉两方面同步进行。比如，专门向环境绩效高的企业定向提供绿色税收优惠、绿色研发基金和财政补贴等实体性经济补偿，同时对该类企业公开表扬并授予其优秀称号，以此让企业获得实际的经济奖励，并使其形象和产品得到社会的一致认可与支持，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对于惩罚机制也需要进行常态化和制度化推进实施，通过加大惩罚力度，保障政府的威慑力，为相关法律法规和奖励机制等有效发挥作用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