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飘石

一

趁早补一刀算了，还能落几斤肉吃。父亲饭碗一推脱口而言。这是他半个月来每天晚饭后必说的一句话。只是今天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有些斩钉截铁，已经没有了与母亲商量的口气。母亲再也没有回应，此前，母亲的回答总是与父亲针锋相对。

那是一头七八十斤重的臊子猪。春二月，父亲从河对岸的广济县城把它捉回来的时候才十多斤重。父亲把它连同一只蛇皮袋子一起放进猪栏。它怯生生地从蛇皮袋子里钻出来，粉红的皮肤，白色的毛，背有点弓，浑身打颤，晕船一样左右摇摆了两步，然后便不敢走动，只孤寂寂地哼哼了两声。母亲有些不满意。那时候在乡间都养黑猪，也有花猪，白猪奇少。父亲指着猪崽对母亲说，这是杂交的新品种，你看它高脚伶仃的，肯定长得快。

母亲提来潲桶，将准备好的猪食舀了两瓢倒进猪槽。那猪崽好像是要打消母亲的顾虑，吃得有滋有味，吃完后抬头望着母亲还要吃。母亲又往猪槽里补了一瓢。它吃完第三瓢猪食后，还把猪槽舔得干干净净。它的肚子圆鼓鼓的，熟门熟路地钻进了猪栏角落的稻草窠，哼哼两声就睡着了。父亲对母亲说，你看，一点也不晕栏，又爱食。母亲这才将潲瓢插进潲桶，放下心来。

我们家养猪一向不发栏。别人家养猪都是一年出栏。我们家养猪起码要十八个月出栏，送到食品站去顶派购任务也就刚刚起个头格。食品站收猪的头格是一百二十斤毛猪。要是端午、中秋、过年轮到我们家杀猪，分肉抓阄抓到我们家的都认为是手气背。因为分到的肉没有什么膘，想熬一点猪油都没办法。逢时遇节能安排到杀猪是一件幸福的事，除了能够按劳力、人口分肉以外，猪头、猪脚和五脏六腑都归主家所有。特别是那两扇板油，膘肥的猪足有十多斤。有了这两扇板油，一家三五个伢崽来年都能养得活蹦乱跳。

母亲总是为不擅养猪而愧疚。别人家杀猪，屠夫和帮手将猪往屠砧上拉，主妇则站在猪栏门口用潲瓢敲击着潲桶，“来——来来”不停地大声唤猪。这里面有两层含意，一是召唤将亡之猪的魂灵，祈望来年再养一头肥猪；二是向全村宣告她是一个会养猪的主妇。我家难得杀猪，母亲也从来不敢举行这个仪式。她心怀愧疚，担心招来别家主妇的嘲笑。其实养猪又有什么诀窍呢？猪和人一样，吃得好才长得快。我父亲是砖瓦厂的工人，拿死工资。只有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主粮杂粮都分得少，自留地也少。我们兄妹五个饭后喝完米汤又喝涮碗水。潲水里找不到一片剩菜叶子。我們家的猪从生到死也得不到几粒油花，怎么长肉？

这只杂交的猪崽却有些与众不同。它和它的前辈们一样，来我们家后吃的也是猪草拌糠头，但它就像是一个乖巧而得人疼的孩子，对母亲每天出工带回来的猪草表现出无限的喜爱。两把糠头仿佛就是它的油盐酱醋。它还会洗碗——舔干净青石猪槽，然后就在稻草窠里安稳地睡觉。随后，父亲的预言得到印证，它一天天地茁壮起来，给母亲艰辛的生活带来了热望。母亲想，这头猪一定能够帮她摘掉心头那顶愧疚的帽子。父亲的想法是希望这头猪能长到二百斤，到时候他就去找大队申请自屠。妹妹、弟弟尚小，大哥、二哥和我正是抽条的时候，大家都太需要猪油的滋润了。每天母亲喂猪的时候，父亲便要岔开拇指和食指，从猪脖颈一下一下弓到猪尾节，关注猪的长度就像关注我们兄弟的高度一样。

到了农历七月，父亲说从猪脖颈到猪尾节已经有六弓了，而且那猪的体型也如父亲当初所言，高脚伶仃。父亲说，这样大的轮廓，要是有红薯玉米追膘，长到三百斤也没有问题。那头猪得到母亲的关爱与父亲的鼓励也是满怀信心，密切地配合着父母的愿望，向着他们共同制订的目标奋力冲刺。

就在父亲和母亲各自的憧憬登峰造极的时候，那头猪却在前进的道路上轰然倒下。有一天，母亲提着潲桶来到栏边，猪没有像往常一样闻声而起。母亲将猪食舀进猪槽。猪只是哼哼了两声，一动不动。母亲没有在意，认为是猪不饿。到了晚上，猪槽里的猪食还是原封未动。猪仍在稻草窠里睡觉，喉间发出的是锯齿音。父亲拿来一根竹竿将猪驱赶起来，见猪的屁股上挂满粪便——拉肚子。父亲蹙着眉头说，天还早，我去镇上兽医站找聋子母舅拿几粒药来。

猪吃了药并不见好。第三天，聋子母舅骑着自行车来给猪打了针。聋子母舅姓黄，是金城镇兽医站的兽医。他属于重度耳聋，任你问他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他只有两个回答：吃药或是打针。全金城人都叫他黄聋子。他有个姐姐嫁在我们张湾，独张湾人叫他聋子母舅。他对张湾人也别有一份亲热，总是随叫随到。

聋子母舅行兽医二十余年，却不能妙手回春。本来正是长膘的时候，那猪却一天比一天消瘦，醉酒一样，站也站不稳，慢慢地，便倒了地，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

趁早补一刀算了，还能落几斤肉吃。父亲就是这个时候生出杀猪念头的。母亲初始反应很愤然，厉声回答父亲说，人畜一般，人吃五谷杂粮得病，猪吃糠头麸皮还有不得病的？得病治疗就是。猪栏和饭厅之间就隔着仄仄的灶屋，猪听见了母亲的话赶紧哼哼两声表示赞同，也可能是对父亲的抗议。过后几天，父亲再说补一刀算了，母亲的驳斥便有些绵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莫急，明天再请聋子母舅来打一针。猪听见了也不哼哼，只有一声长长的叹息。聋子母舅已经来打了上十针。开始，聋子母舅将长长的针头从猪耳后窝扎进去时，猪还抽搐一下，后来便一点反应也没有。今天中午，聋子母舅又来给猪打了一针，临到午茶时却连母亲下的面条都不肯吃。他是一个讲究职业道德的人，全金城镇人都知道这是猪已不可救药的预兆。

趁早补一刀算了，还能落几斤肉吃。晚饭后父亲再次重复这句话时，母亲的表情虽然很是悲戚，但已无言以对。

二

在我的印象中，由于物资匮乏，那时候人们对畜禽的杀戮总是满怀激情，逢时遇节杀猪的时候，必然要招来许多人的围观和评说，就连宰杀一只不再生蛋的老母鸡也会引起左邻右舍的一阵骚动。对青蛙和鼠雀的杀戮则是顽童们日常的游戏。当父亲的决定得到母亲的默许时，我看见大哥和二哥的眼睛立时放出光来。这样的杀戮自然是不请屠夫的，这应该是一场秘密的杀戮。大哥年纪稍长，已经有了一些重大家事决策的参与意识和家庭责任的自觉担当。二哥和我们并不懂得猪的不治将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重大损失。塞满我们脑海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吃肉！二哥躁动得有些坐不住，对父亲说，我们家只有菜刀和柴刀，怎么杀？这好像确实是一个难题。我猛然想起母亲的五斗柜抽屉里有一把长刀。那把刀有一尺多长，单刃带尖，是母亲用来割鞋底毛边的。我认为那把刀完全可以胜任，带着邀功的激动拿过来问父亲这把刀行不行。父亲对着灯用拇指面试了试刀刃，认同了这把刀。二哥连忙从父亲手上接过那把刀说，我再去磨磨。我和妹妹弟弟便跟着二哥一起去看他磨刀。

那时候，對牲畜的杀戮有着繁琐严格的审批程序。宰杀一头已经不能负耕的老牛要公社批准。公社在盖章批准之前还要派人实地考察，要真真切切地看到老牛已卧栏不起。猪的屠宰要在保证完成年度派购任务的前提下由大队批准。这样一头七八十斤的臊子猪，大队的牲猪存栏已经记录在案。那时候，一个人可能没有户口，但每一头猪必有户口，如果擅自宰杀，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定性。父亲认为不能自找麻烦，猪虽然只剩下一口气，但要想落几斤肉吃还是要得到生产队和大队的批准。

父亲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当即起身去请生产队主任来看猪的病态。一家人隆重陪同生产队主任来到猪栏边，声势也不算小，但猪却不懂一点礼貌。父亲用竹竿猛烈地抽打，猪还是坚贞不屈，纹丝不动。父亲转身对生产队主任说，你看，早失了魂魄，就剩下一口气了。过后，生产队主任抽着父亲递上的“恒大”牌纸烟问，聋子母舅来诊过吗？父亲说，诊了半个多月，前后打了十几针。主任接过父亲递上的第二支纸烟时说，这猪是病得不轻，但也快上百斤了，没有那么好杀，我做不得主，要大队批准。主任走的时候，父亲把剩下的纸烟往他手里塞。主任不肯接手。父亲说，你晓得的，我又不抽烟，纸烟拆了不抽还不是要霉掉？主任这才把纸烟接到手上说，明天我跟大队主任先说一声，过后你自己去找他。

第二天，父亲带着一包“大前门”牌纸烟去找大队主任。拉拉扯扯，大队主任算得上我们家的一房远亲，与我父亲是老表关系。去年，他家造房子的时候找我父亲买过砖，出的是三级钱，拉的是一级砖，欠着父亲一个人情。他接过父亲递上的纸烟说，老表我晓得，老表我晓得。诊不活的猪，是不如补一刀落几斤肉吃。要大队批什么？大队批了还要占你一个自屠指标。老表就说猪病死了，杀的时候把猪嘴缠起来，莫让左邻右里听见响动就是。

父亲带回来的消息让我们振奋不已。谁能够抵挡得住吃肉的诱惑呢？我现在完全理解了为一顿饱饭而变节或失身的行为。这才是真正的人之常情。我们端午节的时候吃了一点肉，已经快三个月没有闻到肉味了。端午节吃肉不但没有给我们带来快乐，反而有些伤痛的积淀。那一天，母亲指派我和二哥到皮根叔家里去分肉。那也是一头没有什么膘的瘦猪。这说明皮根婶是和我母亲一样不擅养猪的主妇。我们家七个农业人口，每个人口四两，分回来二斤八两肉，一块元宝骨头就足有半斤重。我父亲提起来一看，认定是屠夫欺负我们哥俩年纪小。他提起那刀肉赶回去找屠夫评理，其实他的真实意图是希望能得到一点补偿。父亲的本意是要在怒骂中将那刀肉掷到屠砧上去，但是他由于愤怒而手头不准，那刀肉撞到屠砧的边沿落到地上。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皮根叔家卧在屠砧下等碎骨的大黄狗却是眼疾嘴快，叼起那刀肉飞奔而去。皮根叔抄起扁担去追赶，狡猾的黄狗立时使出杀手锏来，叼着肉一头钻进两屋间的窄罅。等皮根叔绕到屋后，黄狗和肉骨早已无影无踪。

那时，肉已经分光。生产队主任最后的裁夺是父亲和黄狗各负一半责任。端午节，我们一家只吃到从皮根叔家自留的猪头上割下来的一斤半槽头肉——幸好猪头下得大尚有割肉的空间。母亲拿着那块潮红的槽头肉束手无策，一边落泪一边埋怨父亲不该。父亲则因知错而无所适从。这个端午节的晚上，母亲给我们炖了一钵槽头肉豆腐汤。这钵肉汤虽然同样很香，但为了让我们兄妹能多吃点，祖母和父母三个大人都没有往钵里伸筷子，我们吃起来也没有以往那么放肆。

端午以后，父亲一直为这件事愧疚，但有什么办法呢，猪肉由金城镇食品站独家供应。要想买肉，不光要有钱，还要有肉票，但这两样都是我们所没有的。猪病入膏肓自然不是父亲的愿望，但既然这头猪必死无疑，那么就给了父亲一个释怀的机会。

趁早补一刀，落几斤肉吃。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也是父亲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目标。

三

今夜杀猪。吃完晚饭，父亲将饭碗从面前推开后忽然宣布，说得我们的心乒乒乓乓地跳起来。其实，自从父亲的双脚跨入门槛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目光便像射出的利箭，紧紧地追随着他。关于那头猪，父亲带回来的是一个怎样的消息呢？盛暑时节，家家的晚饭一般都在门口的稻场上吃，四伯三叔的能够边吃边聊。少年们的日课便是饭前洒水压尘降温，把饭后乘凉的竹床和小饭桌搬出来，摆好碗筷和锅罐箍。那一天我们在二哥的带领下格外的积极。父亲总是将重大的家庭事务决策放在晚饭桌上来宣布。我们的目的昭然若揭，就是希望父亲能够心情愉悦，在晚饭的桌上宣布那条杀猪的好消息。父亲先是站在门槛里看着我们忙忙碌碌，沉吟片刻后，一抬手把二哥招到身边对他说，老二，夜饭在堂屋里吃。村上有个俗成的规矩，炎热的伏日里关起门来在堂屋里吃晚饭，要么是家里来了贵客，要么是要在饭桌上商量重要的家事，或者是有不便于与邻居分享的美食。这样就没有人上门打扰了。得到父亲这样的吩咐，我们感觉到好消息就在父亲的喉咙里，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晚饭桌上，我们的嘴巴就着碗边，筷子在饭碗里心不在焉地搅动着，目光始终不肯放弃父亲。我们盼望着他早一点吃饱饭。果然，父亲一推饭碗，便向我们宣布了那个滚烫的消息。

二哥和我是这个计划最忠实的贯彻者。按照父亲的安排，就用母亲割鞋底毛边的那把长刀，二哥决定再磨得锋利一些。还需要一扇门板来代替屠砧，我们立时卸下一扇耳板来。没有烫猪的肉盆，父亲决定用煮猪食的大锅来替代。二哥要去涮锅，母亲没让。父亲想起来大队主任“莫让左邻右里听见响动”的嘱咐，我们立即找来了一截捆猪嘴的麻绳和一条蒙猪头的破麻袋。

我去抱柴来烧水吧？做完这些事后，迫不及待的二哥问父亲。父亲说，再晚一点，现在还不到时候。我想起来每次看杀猪时，那待杀之猪在屠夫的拖拽下四蹄犁地，嘹亮的呼号响彻云霄的情景，认为父亲的决定是无比英明的。其实那天晚上，天地万物仿佛都懂得我们的心思。月亮一直躲在云层后面不露脸，全村的狗都像事先得到了指令一样，没有一声鲁莽的吠叫。

三声悠长的汽笛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那是上水的“东方红”号客轮停靠长江北岸的广济港。这种被老辈人称作“洋船”的客轮现在一律改称为“东方红×号”。它们日夜兼程地来往于上海与武汉之间的江面上，除了载客以外，还兼带着为长江两岸的百姓报时对表。此时的三声汽笛是告诉大家到了夜里十点。三声汽笛过后，陆续传来各家户枢吱吱嘎嘎的转动声。夜的主宰交给了狗，妹妹弟弟耐不住困意已经睡着了。

屠场就在灶屋間的空地上。父亲和大哥跳进猪栏捆猪，二哥拿着绳索和麻袋也跟着跳进去，猪一旦嚎叫呼救，就用绳索捆住猪嘴，用麻袋蒙住猪头。只是那猪却一声不吭，甚至也无一声叹息，任凭父亲和大哥将它抬出猪栏，抬上门板替代的屠砧。死了，死了。二哥有些失望地说。父亲也觉得杀一头死猪没有意义，便用那把长刀的背部敲击了一下皮包骨头的猪嘴。猪顿时抽搐了一下，抽搐给大家带来了一丝宽慰。父亲说，还没死，快放血。

当尖刀从喉部刺进的时候，再垂死的猪也会嚎叫。这是父亲坚信的真理。为了“莫让左邻右里听见响动”，他在进刀之前，从二哥手上接过麻绳，先嚼子一样地勒住猪嘴，再环着猪嘴筒捆了个结结实实。结果那头猪让我们大失所望，在整个的杀戮过程中，视死如归，哼都没哼一声，仿佛这就是它对我母亲三个多月来精心喂养的回报。

我看见母亲一副肃穆而苦楚的容颜。

我听见母亲的喉间滑出一声轻轻的“来——来来”。

虽然这是一场非正式的秘密杀戮，但父亲仍然按照一个职业屠夫的正规套路来推进，剁头砍脚，按部就班。当父亲打开猪的腹腔时，一股腥臭让在场的所有人头晕目眩。猪被劈成两边摊在门板上，不能称作两扇而只能称作两片。在马灯的照耀下，我们看见猪的腔壁和脏器上挂满了紫红的“葡萄”。母亲晃荡着马灯，惊悚地对父亲叫道：吃不得，吃不得。赶快抬到后山上去埋了。

父亲不肯放弃，决定丢弃内脏，留下猪肉。母亲还是不同意，说这是瘟猪，要吃坏人的。父亲只好再次让步，说，我们吃拆骨肉，不炖不烧，用辣椒蒜头爆着吃。父亲从母亲手上接过马灯，递给二哥，操起那把长刀来一粒一粒地清除掉“葡萄”，再将两片剁成四块连同猪头一起放进锅里。父亲对二哥说，用大火煮。

在父亲拆骨的过程中，我们沉迷在肉的香气中。二哥想伸手抓一块尝尝，父亲说吃不得，吃不得，要用辣椒蒜头爆了以后才能吃。父亲认定辣椒蒜头加高温是能够消毒杀菌的。我听见二哥的喉间咕噜了一声。父亲用一面小簸箕把切好的拆骨肉端给母亲看，说，你看，好好的肉，怎么吃不得？送一碗大队主任和生产队主任，自家还能落个七八斤。我听见二哥的喉间又咕噜了一声。那天晚上，父亲用辣椒蒜头爆了一钵拆骨肉给我们吃。因为那肉煸不出猪油来，父亲便用菜籽油爆炒，还放了平时舍不得用的酱油。青的红的辣椒和白色的蒜头一起来爆拆骨肉，勾得我们口水直流。我和二哥都吃得满头大汗。我们刚刚吃完那钵拆骨肉，便听见一声嘹亮的鸡啼，接着全村的雄鸡都啼唱起来。头遍鸡啼过后，我们的瞌睡才姗姗而来。

四

连续三天，我们家的晚饭都是关起门来在堂屋里吃，因为每天的晚饭桌上都有一钵辣椒蒜头爆拆骨肉。父亲还从镇上打回来一斤散装的红薯烧酒。第一天的晚饭前，他把酒瓶子往饭桌上一放，对我二哥说，老二，去拿两个酒盅来。二哥拿来三只酒盅——这说明他自己也有喝一杯的欲望。父亲却只倒满两盅——显然父亲只打算让大哥参与。饭间，父亲还是把他的酒盅依序递给二哥和我尝一尝。我抿了一小口，辣得很，便一心一意地吃肉。二哥在酒与肉之间有点难以取舍。大概喝了二三两的时候，父亲用一个一头尖的纸团塞住瓶口说，分三餐喝，叫二哥放到了上堂屋的条台上。

第一天晚饭，母亲烧了七筒米，吃得一粒不剩。第二天加了一筒米，仍然不够。第三天母亲再加一筒米，还是吃得刮盆底。父亲望着那只连续三天都用来盛肉的空钵，说养鱼多吃一仓谷，不晓得吃肉也这样下饭。当他看见我们油光闪亮的嘴时，神色顿时舒展开来。猪虽然夭折了，但吃了几斤肉，也算是一丝苦涩的慰藉。至于多吃了两筒米，那也不是什么大事，又不是天天多吃两筒米。

父亲没有预见到麻烦会接踵而至。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悲苦的一生皆如此，烦恼总是像雨季瓦沟里的雨水一样前仆后继，而快乐则像是从门缝里挤进来的一缕阳光，窃贼一样，转瞬即逝。

当我和二哥又在门口稻场上摆好晚饭桌子的时候，便有长者收工路过，停下来杵着锄头撩我二哥说，天天吃饭关着门，吃什么好吃的？我二哥已经到了懂得保密的年龄，回说，死狗卵都没得，是我母舅来说事。

莫谈白，我都闻到肉香了。

我二哥还是一本正经地说，哪有肉哇？你有就盛一碗给我。二哥因为本分而不忤逆，大家都喜欢找他讨趣。

从砖瓦厂回来的父亲远远地就听见了妹妹和弟弟的哭声。那不是嚎啕，而是断断续续的低徊婉转。到了家门口，父亲看见稻场上摆好的竹床和小饭桌。蝙蝠在头顶上飞速地盘旋。母亲坐在矮凳上。妹妹和弟弟一边一个坐在母亲的大腿上，来平分母亲的抚慰，她时不时地挥手去驱赶落在他们身上的蚊子。父亲开始以为妹妹和弟弟是吵着要吃辣椒蒜头爆拆骨肉，便从母亲膝头上抱起妹妹说，莫哭，莫哭。想吃肉明天再去剁——这说明父亲还沉浸在杀戮的快慰之中。不料母亲一听说吃肉就起火，怨声道：吃肉！吃肉！我说了吃不得硬要吃。吃得满头都是疖子。父亲这才晓得妹妹和弟弟是因为头上长疖子痛得哭，妹妹和弟弟满头满脸都是粟米疖子，疖子上的脓头如密密麻麻的虫卵一般。父亲当即转身去金城镇上药铺买药。

晚上睡在床上二哥对我说，老三，你头上痒不痒？痒的话不要闹，肯定是那肉里有毒，明天我带你去采草药。二哥从小就自己给自己治病。他有几种止血的土办法，烂脚趾就夹搓烂的麻蓼，鼓蛤蟆气就用捣烂的柳树叶敷，眼热就煮桑叶水喝。第二天一早，我和二哥一起去放牛。二哥把牛绳盘在牛角上，就去找草药，不一会就采来两大把。二哥告诉我，一把煮水喝，一把烧水洗澡洗头。我们又是洗又是喝，闹了四五天，头上脸上果然一个疖子也没爆出来。到如今我还是想不通，从小放牛的二哥怎么就懂得那么多的草药呢？

王能治不是一个好医生，或者说不是一个抱守悲悯情怀的优秀医生。后来我明白过来，他是托了他名字的福。他喜欢和病人侃大山，而且必侃他的名字的由来，说是一位贵人所赐。他治好了这位贵人的老病，贵人给他取了这样一个名字。至于贵人怎么个贵法，名分、地位、权势却都在云里雾里。他傍着这个名字，病源便比冯火杰多了一成，药价也比冯火杰高了一成。他的诊所不是他开的，是他的名字开的。其实他的名字简单得很，姓王，能是字辈，最后一个治字是他读了几年书的父亲取的。他兄弟四个，大哥叫王能修，二哥叫王能齐，弟弟叫王能平，他行三，不叫王能治还能叫什么？他的名字不是一个妙手回春的象征，而是他父亲人生抱负的寄语。

在金城有一句俗话，叫做王能治开药——七天见效。这是对他医德的经验性评价。只要你吃他的药，再小的病也要三副以上。他的道理是第一副调理，第二副试药，第三副对症。许多人吃完第三副药后对他说，王医师，早开这副药，病不早好了？耽搁我几天工夫。他回答说，人只有一条命，不是闹着玩的。他就是这样，多赚了你的钱还要你心悦诚服。

妹妹和弟弟吃了王能治的第一副药自然不见好，药力和疖子就这么在他们的头上脸上对峙着。这种对峙使他们陷入在痛苦的泥淖中。尤其是每天傍晚时刻，玩伴的撤退，蚊虫的袭扰，哭号成了他们宣泄痛苦的唯一溃缺。劳累一天的母亲一坐下来，妹妹和弟弟便在她的怀里拱来拱去，乞求抚慰。父亲对王能治说，王医师，药下重些。这意思是请他直接开第三副药。王能治说，细伢儿体力差，不能下重药。他决意要赚我父亲三副药的钱。我父亲没有办法，只好宽慰我妹妹和弟弟说，过几天就好，过几天就好。吃完王能治的第三副药后，妹妹和弟弟头脸上的疖子开始蔫，随后结痂脫落。

五

我父亲喜欢唱戏。他不是科班，也不是梨园弟子，师承的是周边的一些草台班子，唱的是我们家乡的采茶戏。我一直认为我父亲的智商和情商都是非常高的。我祖父是一名政府官员，民国二十七年，他一根扁担挑着一个县政府一直走到湖南的沅陵。为了维持这个扁担政府的正常运转，他卖光了祖业，最后自己也把一把骨头丢在了异乡。听我祖母说，我父亲曾经是一个体面的“少爷”，因为离乱时代而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但那些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东西他从来不肯放弃，他的一生给我最大的启迪就是能够苦中求乐。父亲一生，牛大的字不认识三个，但横笛竖箫样样都会。在采茶戏里，他尤擅扮演青衣，歌喉一展，哭诉催人泪下，言情震颤心弦，每到一处，唱得媳妇恨嫁早，姑娘悔生迟。

在乡间，这样的一个男人自然是很出众的。盛夏时节，大家在一起乘凉。在村人的撺掇下，父亲坐在稻场中间，不妆不扮，清清素素地唱个一折二折，或《平贵回窑》，或《十八相送》，一波三折，蚊虫噤声。母亲也因此而感到骄傲。最是寂寞寒冬，父亲陪伴纳鞋底的母亲坐在火塘边，操作箫管吹一曲《春江夜》，母亲更是无比幸福。

就在我妹妹和弟弟完全摆脱痛苦的缠绕时，我父亲觉得他的烦恼也应该烟消云散了。某一天的傍晚，全家人刚刚放下饭碗，心情愉悦的父亲一时技痒，差遣二哥去把箫拿来。还没有从辣椒蒜头爆拆骨肉的惊恐中缓过来的母亲厉声制止了二哥，她遽速的情绪变化让我们惊骇。接着，母亲把恐慌的妹妹和弟弟一边一个抱上她的膝头，以泣诉的方式开始了对父亲的猛烈攻击：

我不晓得你神个什么，吃饱了撑的，还要吹拉弹唱——我母亲就是这样开始对父亲的攻击的。在我的家乡，神远不只是神气活现那么简单，要是用来攻击男人则包含着广阔无垠的贬斥。叛道、玩世、懒散、塞责尽在其中。

儿女一大堆，过的还是半天云里的日子。摔跤只有吃屎，还能捡到发财票哇？瘟死的猪，说了吃不得，偏要吃——母亲的数落还是回到了那头猪的身上，这才是让母亲难过的根本原因——捉来的时候我就晓得是个讨债鬼，你还要说是什么杂交猪。杂交出来的还有什么好东西呀？光是捉猪崽就花了十五块钱——母亲要用算账来彻底打败父亲，这是她一贯的方法——给猪打针五块钱、一盒“恒大”纸烟三角四、一盒“大前门”纸烟四角六、一斤烧酒七角二。菜油、酱油、辣椒和多吃的米还不上算。二三十块钱丢到水里响也听不到一声。听不到响也罢，还吃得我的儿女满头满脸的疖子，又花了六块药钱。

我的父亲一直忍着。猪崽是他捉回来的，猪行里卖猪崽的说杂交的新品种饲料粗还长得快，他是信的。病猪也是他要杀的。母亲说个没完，他心里虽然有气，但还是因负疚而忍着，但我的母亲这回却不依不饶，她话锋一转更加锐利——杀猪，杀猪，开口闭口就是补一刀，这猪哪是病死的，着实就是你吓死的。瘟猪也杀，就是你自家的瘪嘴好吃，害得我的儿女跟你受罪。你自家想一下，吃粑要用糖煎，猪油炒糯米饭还要炕锅巴。你说是不？

我父亲和我母亲是真正的青梅竹马。他们的婚姻是我们乡间“抱女儿伴侄”的模式，议婚之前是以兄妹相称的。此前，他们从来不曾吵过嘴，但这一回我父亲再也忍受不了“瘪嘴好吃”的诬陷。我父亲喜欢用糖来炒粑，吃糯米饭的时候也喜欢在锅底上留下一层来炕锅巴吃。他的左侧切牙曾经戴着一只银牙套——这是那个时代的时髦，更讲究的人还戴着金牙套呢。有一回我们吃糯米饭锅巴，他的银牙套被黏脱，连同锅巴一起吞进了肚子。他心疼了好一阵子，一直不肯花钱去补；但我父亲绝对不是一个“瘪嘴好吃”的人，他这么做都是因为太慈爱，受了我们兄弟的撺掇。

受到母亲的诬陷，揭竿而起的父亲当即反击说，好，好，是我瘪嘴好吃，我不吃！说完就从桌上将自己的饭碗抓起来摔在地上。一声脆响，那只蓝边碗立时裂成了两半。一只蓝边碗又是八角钱，我母亲受不了这样的雪上加霜，哭着说，摔碗算什么，你干脆把锅罐都摔了，我们不过了。父亲得了母亲的刺激，当真一抬手臂将桌上的碗筷全部拂落到地上，又挈起锅罐扔了出去。父亲又一次手头不准，锅罐落在门口的踏脚石上摔成了几瓣。妹妹和弟弟为碗盏和锅罐的爆裂声所恐吓，搂着母亲嚎啕大哭起来。

祖母见状，颠着小脚冲到母亲面前，训斥道：男人一盆火，女人一瓢水。说完拉起妹妹和弟弟回了她的房间。

六

第二天早上，父亲迟迟没有去上班，困兽似的从房间走到堂屋，又从堂屋走到房间，还不停地干咳。祖母知道这是父亲手头上缺钱又不好意思开口。她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布包，一层层地打开，对父亲说，这里有二十块钱，你拿去置齐锅罐碗盏，再捉个猪崽回来。父亲从中抽出两张“炼钢工人”，还给祖母说，我们家养猪不发栏，不捉猪崽了。

祖母没有伸手去接那两张“炼钢工人”，厉言道：农民不养猪，秀才不读书。这个时节，绿的绿，黄的黄，薯皮菜叶也丰足，还是捉一个猪崽回来吧。父亲又把那两张“炼钢工人”接了过来。

父亲捉回来的是一只花猪崽。虽然不像那只杂交猪崽一样“高脚伶仃”，但匀称壮实，颇讨母亲的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