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果园是父亲留下来的，有十几亩大，扇形，在村子后边。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荔果园里种的还都是木麻黄。粗壮挺拔的木麻黄树枝叶繁茂，根须也发达，园子里到处是虬曲盘错的树根和细如铁针的落叶。我们那时喜欢钻进林子里玩，趴在沙地上，拨开树叶，朝一个个小小的洞穴里吹“沙牛”。沙牛小如虱子，样子挺恶心，我们那么做，只为破坏它们的住所，看它们从沙穴里钻出来后，慌乱逃窜的样子。

起初，荔果园是作为林地划归我家的。除了我家，另外两户也有份，但他们显然没把林地当回事。父亲为了方便管理，竟然用一级良田跟人置换。那样一来，整个林地就都归了我家。这是我父亲能做出来的事情，他年轻时做过不少傻事，其中就包括这一件。好端端的，拿上好的田地换来一片长满木麻黄树的林地，即便不傻，在当时看来也不是什么高明之举。好就好在父亲傻人有傻福，在置换林地这件事上算是蒙对了。多年后，家乡人大种荔果树，父亲便趁势把木麻黄全砍了，卖去烧炭，陆续也种上了荔果树。是的，我家的果园是陆续形成的——在我的记忆里，那是父亲凭一己之力，每砍倒一棵木麻黄，挖出根须庞大的树头，再在挖出来的土坑里栽下果树苗……前后历经数年，父亲最终才把整片树林替换成果林。

父亲显然并不善于打理果园，种上去的荔果树死的多，活的少，只好想办法改善土质，又经过几番补种，果园总算是满员了，但也是高的高，矮的矮，到了收成的时候，由于缺乏经验，好多必要的工序没做，顶多也就园头几棵乌叶（荔果的一种品种）会结一些，酸酸涩涩，一点都不甜，好在也够自家人吃。父亲自然是希望果园能有收益的，几年折腾下来，他有些丧气，便有了丢下不管的意思。荔果树间的野草伺机疯狂生长，很快就比果树长得还要茂盛。父亲见不得果园里长满野草，一年末了，便总要抽出十几天，与野草鏖战，直至果园又干干净净，如同被拔了毛的雏鸡，只剩下一排排瘠瘦的荔果树。那会我应该刚读初中吧，印象中最怕的事就是让父亲叫去果园锄草。父亲也不是真指望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只是见不得我们闲，嫌碍眼，就会顺带把我和弟弟唤上。

荔果园里长得最好的是一种俗称“葫芦不丁”的野草，也是最难根除的，几乎年年锄，年年如斯生长，势头不减不弱。其他诸如白茅草、牛筋草、米碎草、蛇舌草、灯笼草、四方枝苦楝，别看也多，但生命力不强，锄过几次，就很少再长了。“葫芦不丁”看似枝叶怯涩，通常露出土面的只有几根干巴巴的藤叶，实则那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盘根错杂的根须已经占领了整片园地，想要根除它们，除非把园地翻个底朝天，沙土再用筛子过一遍，否则，哪怕是遗留下一小段根须，几天过后，雨水一沐，它又快速开节疯长，不出多久，又爬满了一地。对付“葫芦不丁”，我们简直没了法子，都快疯掉，只能延续父亲的土办法，一锄头一锄头地在地里刨，只是从果园的这头刨到那头，回头一望，刨过的土地上又蠢蠢欲动。

我打小就懒一些，说是去帮忙锄草，还得带上本小书，大多数时间其实就借屎尿之名，躲进守园寮里看书。父亲没能力把果园打理好，倒是把守园寮搭得气派而牢固，倚借着几棵仅存的木麻黄树，父亲几乎搭建了一个空中楼阁。坐在守园寮的敞口上，视野开阔，近处可以巡视整片果林，朝西是隐约可见瓦屋顶的村庄，往南是莲峰古寺和更远的人头山，而那个酷似人头的巨石后面，便是辽阔的海湾。

弟弟要比我勤快得多。那时弟弟也就十来岁，读书不行，干起农活却有模有样，一说就会，一会就通，一通就精，有时连大人都自愧不如。这多少是需要天赋的，天赋这东西有时又仿佛是刻在命数里的基因——母亲曾带我们兄弟俩去南塘镇找瞎子先生算过八字，先生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文一个武。母亲问，谁文谁武？先生说，大的文小的武。母亲二话不说，欢快地给先生掏钱。这我是在场的，哪怕是瞎子瞎猜，答案也让人无法反驳。弟弟会劳动是一回事，他还热爱劳动，如果是出于一种被迫无奈的执拗心理，那倒可以理解，问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卖力劳作，弟弟是我见过的第一人。每次出工，父亲自然更愿意带上弟弟。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其實也可以说，偷懒的孩子空闲多。确实，因为懒，我好像获得更多的豁免权，一般情况下，父亲不会叫我出工。有时大清早，看着父亲和弟弟带着农具走出巷子，去往荔果园，我又不得不拿本书爬上瓦屋顶，装模作样地朗读起来。

有一次，我和弟弟不知什么事在天井打了起来。父亲训斥我们，弟弟终于委屈地哭着说，凭什么他什么都不用干。这当然是我的软肋，我知道弟弟心里有怨，也担心他有一天会把怨气发泄出来，打破某种平衡。说实话，在农村，一把锄头肯定比一本书更具说服力。正当我自觉理亏，沉默不语时，父亲却帮我解了围——父亲说，他会读书啊。弟弟便不再言语，或许在弟弟看来，那也是他的软肋，他之所以热爱劳动，有可能也是为了掩饰。总之，父亲简单粗暴，一剑封喉，似乎又把我们兄弟俩的路径逼到了一端，不得不硬着头皮往下走。我当时还有些得意，冷淡地看着弟弟的双眼蓄满泪水。事隔多年，我一直记得那个情景，而且越大越深感愧疚，我们伤害了弟弟，我和父亲一起合谋伤害了他。我不知道弟弟是否还记得，他应该是记得的，只是不再提及，或者不愿意想起。

没过多久，弟弟就辍学了。不读书是弟弟自己的选择，原因当然很多，最主要是当时我们家出了一些状况，几个在深圳谋生的哥哥发生了矛盾。家里的大多开销其实靠的还是哥哥们寄回来的钱，突然之间，他们谁都不理我们了。开学之初，母亲摘下手指上的金戒指，准备去南塘的金店换成我们的学费。晚餐过后，弟弟却悄然提出，他不想报名了。我一直记得那是一个家里还点着水油灯的夜晚，光线暗淡，气氛黯然。母亲默默擦着桌椅，我们都知道她已经哭了。父亲坐在一边抽烟，对弟弟说，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哦。依然简单粗暴。我和弟弟一块在村里长大，能记住的场景其实不多，但天井打架那次，和弟弟提出不读书的那个夜晚，却像是两块伤疤，死死地贴在记忆的门面上。前不久我还和弟弟提起，说那天晚上家里怎么还点水油灯，弟弟说，那年是1999年，村里早就通电了，不过夜里时不时会断电，断了电就得点水油灯。显然，弟弟记得比我清楚。

弟弟不读书后，他几乎全权替代了我父亲，全身心地投入荔果园的管理中。前后大概有两年，我家的荔果园在弟弟的打理下，终于有了果园的样貌。弟弟还逐渐把一些劣质的品种，比如乌叶，替换成凤花、妃子笑和糯米糍，又不知从什么地方要来了几棵龙眼，一栽就活，长势喜人。在劳动这块，弟弟是有学习精神的，他主动和村里其他的果园主交往，从他们那学习管理荔果的办法，诸如什么时候该“割枝”，什么时候该“控菱”，什么时候该“保蕊”，原来学问多得很，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父亲终于也服了气，情愿撒手放权。

如果不是四哥从深圳回来，弟弟应该还想在荔果园里再干出些什么来，那时他心里面肯定已经有了比较长远的计划。四哥的突然回家打断了弟弟的计划。四哥回来不是短住，而是打包回家，再也不去深圳了。四哥还带回一个四川女人，高额头，笑起来牙齿黄黄的，五官还都没长在正确的位置上。至于当时四哥为什么离开深圳，我们还不是很清楚，现在大致知道了，就是几个哥哥的矛盾越闹越大，四哥又是暴脾气，心一横，把水果市场的档口一转让，就带着老婆走了。四哥是个残疾人，九岁时在村口的省道拾牛粪，被一辆盐务局的货车碾断了右腿，当时医疗技术有限，便草草截肢了。四哥也是厉害，靠着一根钢制的拐杖，竟然也能行动自如，他还会踩单车、骑三轮，据说在宝安五区市场卖水果时，还能拉货上坡，见者无不感叹。回来后的四哥也是茫然无措，几经折腾，从深圳带回来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那段时间，四哥的情绪跌落到谷底，经常和家里人吵架，好几次还闹到要寻短见。我家变得鸡飞狗跳，我从没有那么强烈地想离开。那会我还在镇上读高中，平时很少回家，也不太想回去。

四哥的女儿出生后，情况才有所好转。四哥的心性似乎被一个初生的婴儿给压制住了，小孩哭夜，他甚至能通宵照顾，再也没了脾气。四哥第一次心平气和坐下来和父亲商量，能否把荔果园分给他？父亲之前被四哥气得够呛，那会却也心存恻隐，但他做不了主，还得征求其他儿子的意见。当然，四哥的情况特殊，最终我们都同意把荔果园的三分之一分给他，其他三分之二还属于公家，只是可以由四哥代管，收益自然也都归他。这样安排，四哥欣然同意。全家最为失落的应该就是弟弟了。弟弟没办法表达反对意见，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苦苦经营的荔果园全归了四哥。弟弟已经不小了，长年的劳作让他拥有健壮的身体，他还学会了抽烟，有了自己的想法，就显得深沉。我们要是站在一起，不知道的都会以为他是哥哥，我白白净净的，才是家里的老尾。

四哥接手荔果园后，好长一段时间还需要弟弟协助。弟弟无怨言，继续帮四哥把果园里的荒地翻起来，种菜、种豆、种瓜、种番薯、种萝卜、种芝麻，一时间，生机勃勃，荔果园也不再是之前单纯的果园。四哥尝到了甜头，干脆把原先的守园寮拆了，建了一个简易房，一家大小都搬了进去。四嫂也是勤俭持家的女人，她慢慢代替了弟弟的角色，一家人住在荔果园，算是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弟弟当然意识到，他需要另谋出路了。

那年寒假，我和弟弟一起去深圳。大哥和二哥还在宝安，我只是趁着寒假出去走一走，弟弟则另有打算，他想在深圳找份工作。我们坐了一天大巴，终于在一个叫宝晖大厦的地方下了车。二哥开着铃木摩托车来接我们，到了二哥的杂货店，我们一人泡了一桶方便面，蹲在门口吃。那是我第一次吃到桶装的方便面，弟弟也是。第二天，大哥过来接我们去他家住。大哥一家住在海边，一排铁皮的棚寮，住那儿的人几乎都是收购废品的，大哥也是，他回收制衣厂的边角料。在家时，我对几个哥哥在深圳的生活有过一厢情愿的想象，真正见到了才知道，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对于四哥决然跑回村里的做法，多少也有了些理解。海边的棚寮区实在无聊，别说是大城市，连我家的荔果园都比不上。我经常独自走向潮湿的滩涂地，看搁浅的渔船和爬满一地的小螃蟹。多年后，宝安区填海造地，如今海滨广场那个位置就是我大哥当年租住的棚寮区。

一个礼拜后，我准备回家，才发现弟弟已经消失好几天了。大哥告诉我，弟弟去南头一家废品站打工了，老板是大哥的朋友，刚好要人。我虽有心理准备，猛一听弟弟找到工作，也就是说，我们一道来深圳却不能一起回去了，心里便十分難受。说真的，我舍不得弟弟，更不忍心他那么小就出来打工。一直到我要返回的前一天，我问大哥，废品站在哪？我想去看看。大哥忙着去制衣厂拉货，就简单画了张地图，让我自己去。我看了下地图，感觉不是很远。废品站虽说在南山，却是在南头关附近，那儿离宝安图书馆不远。我独自去那看过书，还在楼下的书店买了一本村上春树的《寻羊冒险记》。

当时宝安体育馆还在建设中，宝安大道也没修好，往南头方向那段路，人们叫它“百米大道”。我一路循着地图走过去，还算幸运，一个小时后，就到了那家废品站的门口。我怯生生地站着，不敢进去。实际上，我是被废品站的脏乱给吓到了，废弃的电器、家具，拆解后的铜铁和塑料，以及堆得跟山似的纸皮堆，除了里面的工人，外人进去简直没有落脚的地方。大半天，才有工人问我干什么。我说了来意，那人抬手指向纸皮堆上的一个人影。我才看见弟弟就站在纸皮之上，正弯腰捆绑，他干得正起劲，似乎还沉浸其中，完全没注意到下面正仰头看他的我。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弟弟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穿的是废品站特备的旧衣，又破又脏，要是走在街上，跟流浪汉没什么区别。幸好那工人帮我喊了一声，阿磊，有人找你。弟弟听见有人喊，终于看见底下的我，他笑了一下，问我有什么事。我摇摇头，说我要回去了。弟弟说，好。他迅速回头，继续弯腰捆绑纸皮。我知道弟弟当时肯定哭了，只是不想让我看见。我也急忙转身，离开废品站，之后一路哭回大哥的住处，哇哇大哭，路上的人都看着我，不明白一个年轻人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

弟弟在那家废品站干了很多年。这期间，我也中断学业去了深圳，进工厂，在绿色的流水线和永远有一股汗臭味的宿舍里待了四年。2008年我开始妄想通过写作改变生活时，弟弟其实也努力过，他出来开站单干，只是刚好遭遇金融风暴，走投无路，就又回了原先那家废品站。好在老板和老板娘对他很好，一直很照顾。几年前，弟弟又离开了废品站，在深圳开起了滴滴。他也知道，开车载客不是长久的事情，所以总念叨着，要找点什么事情做，毕竟他和我一样，都结了婚，也有了孩子。

2018年，父亲突然去世，让我们兄弟几人有些措手不及。除了在家的四哥，我们连父亲最后一面也没见到。之前，一家人虽各奔东西，年末相聚，总是在一种喜庆的气氛里。父亲的死把我们都拉回到他的身边，却让我们第一次体验到失去亲人的悲伤。送走父亲后，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悲痛，把我们召集到身边。母亲说，你们阿父走得突然，虽是好归，但也没留下什么遗言，怕你们兄弟之间日后有后患，趁阿母还在，你们也都回来了，我就跟你们宣布一件事——荔果园属于老四那部分就是老四的，他情况特殊，大家不要有什么意见，至于剩下的，你们趁着这几天，就去分清楚，即便现在用不着，以后也不用为这事闹矛盾，你们阿父一辈子没什么能力，能留给你们的财产就是那片荔果园，他生前问过我，怎么分？谁多一点谁少一点，都不要太计较，关键是兄弟间不能因此吵闹，因此不合……

我们没想到母亲会在父亲走后即提出分荔果园的事，看来那番话也是父亲生前经常和她提及的。父亲对荔果园的归属心有隐忧，这可以理解，他生下的儿女太多，留下的东西又不是可以明白划分的园地。确实，为了相对公平公正划分那块扇形的园地，我们兄弟几人费了不少劲，甚至动用了几何知识，把扇形变成三角形，再加上辅助线……最终才拿出方案，画成图纸，列好序号，然后抽签，并在各自的图纸上确认签字。荔果园算是遂了母亲的心愿，分配完成了。实际上谁也没往心里去，大伙谋生的门路都在外面，谁会想回来在荔果园里干点什么呢？事后，我们四散离去，果园还是四哥一家在打理。

弟弟提出要回家办养鸡场，则是半年后的事情。我以为他只是说着玩的。这些年，他一直在寻找门路，但考虑的基本都是老本行，就是他所熟悉的废品回收行业，突然想回家办养鸡场，确实有些出乎意料。过后，弟弟又多次跟我说起，向我描绘养鸡的前景和他心中的蓝图。由于当时疫情，我对弟弟的设想其实并不看好，又不想泼他冷水，就含糊其词应承了下来。说实话，我对养鸡本身兴趣不大，没时间，也没精力。之所以应承，主要是考虑到弟弟拉我入伙的目的——他肯定是缺钱了。弟弟很开心，说不用我干什么，我继续写我的小说。事后，我才知道，原来弟弟已经和四哥“谋划”好了，他们想把荔果园改造成养鸡场，建设鸡棚的方位也确定了下来，刚好是分给我的那片园地，也就是说，他们还要把属于我的果树都砍掉。这事如果我不参与，可能比较难办。

他们没猜错，邀我入伙、出资，问题不大，真要狠下心来，把一整片經过父亲拓荒栽植，又经过弟弟和四哥多年管理才长成的果树给砍了，我着实不忍心。为此我还真犹豫了许久，又深知弟弟的想法是对的，从长远看，荔果已经不能给我们家带来任何经济效益，每年结出的果实本就不多，又卖不起好价，多数时候红彤彤的果实压满枝头，就等着它们自然坠落。我的想法多少带着书生意气，毕竟果园是父亲留下的，是他曾经在这世上走一遭的物证，就算没有收益，作为偶尔返乡的念想，一片翠绿的果树也总比一排鸡棚要来得惬然诗意。不过最终我还是同意了，只是特意交代四哥和弟弟，尽量避开那些大一点的果树，能不砍就不砍，养一棵果树要花十几年，砍一棵也就几分钟的事情。

事情拍定后，四哥建了一个微信群，把我们兄弟三人和四嫂拉进群里，有关养鸡场的事情他们就在群里商量。我作为出资方，算是股东旁听，有些事情，他们也有意让我知道。关于养鸡，具体的事务我确实插不上手，不是没时间，是压根就不懂。四哥和四嫂之前就在果园里养过鸡，三五百只走地鸡，养得还算顺利，能卖点钱，自家也能吃。我们逢年过节回去，四哥会让我们每人杀一两只带回城。四哥和四嫂平时除了在荔果园种菜养鸡，早上还要到周边的村子卖菜，卖不完的，刚好用来养鸡，一举两得，生活过得还算顺意。突然提出要养棚鸡，肯定是弟弟的主意，因为棚鸡周期短，是饲料鸡，几十天就可以出棚，不像走地鸡，要好几个月，回本和赚钱就要快得多。在此之前，弟弟已经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了解了市场，也通过朋友探听过进货和出货的渠道。所以项目一旦启动，凭他们的经验，倒是能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

先是请人把果树锯倒，再请挖掘机挖起树头，然后用推土机平地……四嫂时不时在群里汇报一下工程的进展，发几张施工现场的图片。我一张张点开看时，不免感慨万千，想起二十多年前，父亲把一棵棵木麻黄树砍倒，再用锄头一点点挖起树头时，比现在要费劲多了，如今我们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几乎把荔果园夷为平地，要是父亲在天之灵看见了，不知作何感想？反对是肯定的。我记得四哥有一次想把自家几棵品质不好的乌叶砍掉，腾出地来种菜，父亲得知后就没同意，说他还没死呢，谁也别想动他的荔果树。父亲平日里性格随和，甚至有些软弱，护起他的果树来，却表现得有些六亲不认。四哥当真就没敢动荔果树的主意，尽管那些已经是分给他的产物。

我有些不忍再看，故意把群里的信息屏蔽掉，像只避世的鸵鸟，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创作的世界里。其间，弟弟好几次邀我回去看一看，语气充满难以抑制的兴奋。他那时大部分时间还在深圳开车，隔一个礼拜回去一次。我都推脱有事没回去。一个月后，预计鸡棚建得差不多了，有一天夜里，无意中点开小群，却看见四哥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点开看，有些吃惊，那竟然是一张“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四哥随即说，上午镇上有人来巡查，发放了停工通知。这种事在我们老家其实很常见，政策上限制农村自由建设以来，只要是破土动工的就基本都属违建，巡查人员一般也是走个过场，目的不是真要我们停工，而是想捞点什么好处。我毕竟是第一次遇见，心有忐忑，如若真的认真起来，前期投入的十几万元，就会打水漂。

弟弟遇事却比我要镇定许多，他先是打电话给村委，大致咨询了情况。接着，弟弟嘱咐四哥第二天继续施工，把棚顶盖上，不行就连夜抢建。不得不承认，弟弟在干实事这方面，比我要果敢许多。他在外面的人脉也比较广，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交往，至少关键时刻知道要怎么做、该找谁帮忙。在弟弟看来，事情其实不难解决。几天后，弟弟通知我说鸡棚建好了，回去看下吧，商量接下来的事情。我想也到了不得不面对的时候。路上，我问弟弟怎么应付上面的阻扰，弟弟笑着说，就买了两条烟，让朋友帮忙转交给管事的人。我很惊讶，心想，这肯定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潜规则，弟弟参与其中，自然有人给他出主意。如果说，这是基层与民众的合作方式，在法与理的罅隙之处游活，无疑是双赢的举措，只是这种双赢，确实让人况味复杂。

看到井然一新的养鸡棚，一边听着弟弟兴致勃勃地展望，我却有些高兴不起来。荔果园改造后的大变迁，我早有心理准备，真正置身其中，才开始心有惶惑——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真正让我失落的是，四哥和弟弟并没有遵照我的意思，事先做好合理的规划，把该留下的果树留下。他们也看出我的失落，并做了解释。我能理解一个事情开始动手时，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最终会导致事与愿违，但那也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是在他们看来，果树留不留，真的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以致在施工现场，当工人为了图方便提出干脆一砍到底、一推到底时，他们没坚持，而是做出默认，不仅是建设鸡棚的果树都被砍伐一空，就连计划日后要建设的地儿，也砍得一干二净，光秃秃的，像是被洪水冲刷过的野地。

如果父亲尚在，我们便是他口中“毁尸灭迹”的不孝子。

很快，鸡场便投入使用，几千只毛茸茸的小鸡仔，挤挤挨挨，圈养在几百平米的鸡棚里。四嫂把照片发上群时，那一刻，我的想法似乎又有所改观。照四哥和弟弟的计划，不出两年，他们将会把整个荔果园都改建成养鸡场，一次性可以养好几万只小鸡仔。到那时，荔果园就不再是果园了，就像作为曾经的林地，它后来也找不到一棵存活的木麻黄树。

陈再见，1982年生于广东陆丰，现居深圳；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发表作品多篇，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选载；出版长篇小说《六歌》《出花园记》《骨盐》，小说集《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等六部；曾获《小说选刊》年度新人奖、广东短篇小说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