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望科，杜菲菲，曹颖琦

（1.大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3；2.大理大学经济研究所，云南 大理 671003）

一、问题的提出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中，为不让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进步中掉队，针对不同民族地区的实际条件和发展需求，我国中央及有关地区各级政府实施了长期的倾斜扶持政策。这些政策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之一的就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支持和服务供给。尽管这些政策与资金的发展功效和民生贡献已经实实在在且有目共睹，但由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观察视角局限，我们习惯于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和必然如此，而对其中所蕴含和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挖掘和阐释并不深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往往在中西对比中，我国独特的制度优势才表现得更加清晰和充分，我们应该坚守的道路和方向才显得更加明确和坚定，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贡献才更显扎实。

在民族与经济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一个突出的“它山之石”就是以号称“新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已故哈佛大学教授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等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权威学者对地区族群构成及其区域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在这类文献中所贯穿的一个典型研究主题是：地区间不同民族构成是否以及如何对区域公共服务供给的类型、规模和偏好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区域经济长期表现。这些文献的主流理论与实证结论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只要是在纯粹的市场化机制和选举制政治背景条件下，地区族群构成的分化会使得政治协商与经济协调更加难以实现，从而使得在控制其他经济社会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相比而言这类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减少和低效将同时出现。而且更令人悲观的是，在这些地区，那些因为民族构成复杂性而恰恰需要额外考虑和照顾的公共服务类型，反而长期得不到满足；那些不需要考虑民族构成复杂性的公共服务项目，反而相对而言供给过剩，造成资源浪费和激励扭曲。也就是说，在西方推崇的所谓纯粹市场化机制和选举制政治条件下，民族构成复杂地区的公共服务存在长期缺失与普遍错配。阿尔贝托·阿莱西纳对此研究的里程碑文献的系列结论是如此稳健，它被后续研究者以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实证反复支持。

那么，对中国学者而言，一个自然产生的比较政治与比较经济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国特色的政府组织、市场机制、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下，上述结论是否仍普遍成立？具体而言，在这些西方文献中指出的基础设施类、教育服务类、医疗卫生类等特别需要关注和适应民族构成多样性的公共服务领域，财政资金和服务内容的供给是否显著地反映了民族构成多样性需求；而在诸如社会保障类等应该按照地区社会阶层和群体生存状况、而非地区民族构成状况来供给公共服务的领域，民族构成多样性本身是否具有显著影响。

对上述问题尝试进行回答的边际学术贡献在于：如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下，前述西方文献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那么中西学界和国际社会必须对民族构成多样性的这一普遍性后果或效应共同研究应对化解之策，以推动人类各民族整体全方位发展；但如果中国的实证提供了与西方文献相反的民族构成多样性的发展效应证据，那么包含民族政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治与制度实践，就为在全球范围解决同类问题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参考答案。因此，无论关于该问题的结论如何，其理论与实践意义都是明确的。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为完成此研究目标，本文后续分为四个部分：先对中外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接着展示数据和方法，然后汇报主要结果及其与前述西方权威文献的对比，从而说明本文的边际贡献来源，最后进行总结并展望未来可能的研究议题。

二、文献回顾

自从Easterly 和Levine 从撒哈拉以南国家的跨国实证提出民族构成的复杂性对公共政策，尤其是关键领域财政政策的影响，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理论猜想的开创性研究以来，研究族群构成与公共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就成为西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1〕。而Alesina 等的里程碑式研究则似乎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设定和主流研究结论〔2〕。在欠发达国家实证的基础上，Alesina 等把视角进一步拉进发达国家的城市区域，并建立了一个将不同族群异质性需求偏好、族群构成多样性程度与公共品供给类型及规模等因素相联系的理论与实证模型，通过美国城市的跨区域检验，他们发现族群构成多样性程度不仅会抑制公共服务供给规模，而且它还与教育体系、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所谓生产性公共服务支出比例和规模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社会保障等生活性公共服务支出的过度泛滥有显著的正相关。其理论解释是族群多元、偏好差异和政治极化使得偏好需求更具差异的生产性公共服务很难在政治协商和经济协调中实现，而偏好需求更趋一致的社会保障型需求由于缺乏各方约束力量而过度膨胀。因此，族群多元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生产性公共服务支出不足而受到抑制。

Alesina 和Ferrara 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族群异质性程度导致这些公共品需求偏好差异和公共供给决策失灵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参与机制，在西方越来越极化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社区或地区的族群构成越复杂，整体成员的社会与政治参与程度反而越低〔3〕。Alesina 等更进一步在综合大量已有研究实证的基础上，对比了不同发达与欠发达国家的数据，对比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与非洲欠发达国家的乡村，考察族群多样性与经济政策和绩效的关系，得出的一致的负相关关系使得作者提出了一个“灵魂质问”：“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族群多样性到底好还是坏？”〔4〕虽然他们未敢下最后结论，但其讨论倾向却是极其悲观的，甚至提出了族群间地理上适度分离等这样作为美国学者其自身都觉得政治高度敏感且难以自圆其说的可能解决方案。在随后的其他研究拓展中，Alesina 及其合作者在西方高级别期刊中发文，从文化距离、地理禀赋、资源保护等角度描述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5-7〕。尽管这些立场与推论明显存在政治与社会伦理缺陷，而且其背后原因不可避免地，甚至显而易见地涉及西方和亲西方殖民地移植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体系的关系，但这些作者就是回避涉及这些现象问题背后真正的制度性问题，更甚至从来不曾采用或似乎故意绕开中国这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的丰富实践与显著成就。

与Alesina 及其合作者与追随者的思路相近，同时期其他学科领域的西方学者也得到了几乎相同或大致相近的实证结论与理论解释。在Miguel〔8〕及Miguel 和Gugerty〔9〕、Montalvo 和Reynal-Querol〔10-11〕、Bridgman〔12〕、Baldwin 和Huber〔13〕、Gisselquist〔14〕、Lee 等〔15〕的后续研究中，除了对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需求弹性与族群偏好差异之间的相互作用作出补充外，基本认可了Alesina 的主要思路与基本结论。总体而言，由于观察到的经济社会现实日趋悲观而解决方案又未曾触及西方政治制度底层体系，该领域西方学者的研究近年来已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相比西方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远距离”冷漠不干预的观察思考方式，中国学者研究过程中所反映的中国式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担当感就要充分得多。他们既强调央地各级政府、全国各地跨区域主动支持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绝对必要性〔16〕，也强调要主动调整优化公共服务转移支出的结构与分配的主观适应性〔17〕。毛捷等表明，其结果是中国目前所制定和实施的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支付收入的调节政策，显著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收入支出能力水平的相对改善与提高和公共收入支出结构的相对优化〔18〕。孙晗霖等针对渝东南这样个别典型民族地区的研究已经发现，当地公共服务供给就是特别倾向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生产性公共服务需求〔19〕。这与西方学者反映的情况恰恰相反，令人难免产生在全部民族地区做同类观察的渴望。

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设定中，各级政府的主动担当始终是一个根本前提。当前中国学界仍然强调，即便在完成脱贫攻坚历史任务和全面小康历史目标之后，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基本服务供给的均等化仍然是民族地区发展的保障底线〔20〕。在这类权威研究机构学者的建议中，方静文认为，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仍然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发展的一贯原则。在面对新冠疫情时，我们仍然承认“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与其他地区相比仍然相对薄弱，城乡不平衡仍然存在”，所以还需要针对性地加大民族地区的公共医疗建设力度〔21〕。不过，我国学者目前似乎还缺乏这样的学术自觉：不仅要学会站在世界和中国的视角思考中国，也要学会站在中国经验的视角反思世界。本文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与步骤

在民族多样性的研究中，地区民族构成界定主要依据语言、皮肤、种族、宗教等。通常采用民族语言来对民族进行划分，如何进一步划分民族则需要更具体以及更灵活的方式来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用综合性的指标对民族多样性进行划分。具体到本篇论文，我们仍然沿用以民族种类为主要划分基础的做法。

本文中所指的少数民族人口是中国境内除汉族之外的其他各个民族人口的总和，其中包括了未被确认的民族人口和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所研究的区域包括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三个多民族省份，即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云南省、贵州省、青海省，统称为民族八省区，民族八省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均超过20%。

我们采用的面板数据序列自2000—2014 年，共计15 年，跨越了2001 年“中国入世”后对外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前后全球及我国经济的进一步深度调整等关键时期。值得强调的是，我们的数据恰恰没有包括2015 年底至2020 年底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原因在于尽管其历史意义、艰巨努力、显著成效和伟大成就必然彪炳史册，但是脱贫攻坚工作覆盖了绝大部分民族地区且必然涉及额外的大量公共服务投入，而从实证研究需要尽量独立出影响要素和作用机制的方法论角度，在聚焦研究地区民族构成与公共服务供给相互关系时，在找到更好的数据处理方法前反而不宜计入，2000—2014 年更接近我国政治经济体制运行的“自然实验”状态。

我们针对地区民族构成对地区基础设施、教育服务、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的各自效应分别用四个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分析过程包括被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与多重共线性诊断、面板数据根检验、计量模型设定（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的面板模型）以及最后的结果稳健性检验（改用民族特征差异指标再进行一次测试）①因篇幅所限，相关分析、多重共线性诊断和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不在文中展示，如有需要请联系作者（E-mail：caotwopony@126.com）。。在统计与回归结果部分中的展示，也将按照这个分析过程顺序，对四类公共服务项目分别进行，整个计量过程采用Stata16 软件及其命令包完成。

（二）核心解释变量：地区民族构成

参考Montalvo 和Reynal-Querol〔10-11〕关于不同民族多样性测度指标，描述地区民族构成的第一个指标是民族类别指标，它是指从一个特定的地区中随机筛选出来的两个人，他们划分属于不同民族的概率，假设一个地区各民族人口规模相同，则这个地区的民族类别越多，其民族种类指标也就会更高。赫芬达尔指数已经指出，在精确计算两个随机抽取的样品中，究竟是否存在着两个民族类别的存在概率，其取得的平均值往往是0-1 之间。当这个理论的最大平均值是1 时，此时每个人都可能归入一个不同民族。当理论中的最小平均值是0 时，此时所有人都属于同一民族。其计算公式为：

式（1）中，Fraction 代表一个地区民族多样性的程度，Si代表属于第i 个民族的人口比重，n 为一个地区民族类别数。Levine（1997）、Alesina（2005）均使用EFI 指标测度民族多样性水平。Alesina（2005）通过充分运用1990 年代190 个国家的少数民族和其他地区国家的统计资料，对每年少数民族、语言和其他宗教差别三个指标和数据进行了综合的计算和比对分析，并对以前每年少数民族和语言宗教差别两个指标的统计资料比较结果做了综合分析和更新。

描述地区民族构成的第二种指标是民族特征差异指标，它是民族多样性的另一测度方式。根据Montalvo 和Reynal-Querol〔10-11〕的研究发现，在对社会一系列不稳定问题进行研究时，民族特征差异指标这一概念十分关键。首先，将一个民族内存在的共有特征设为标准，用这个标准来对群体进行划分，组成不同类型的集群，每个集群内部的特征是共性的，而不同集群则具有不同的特征。从这个角度出发，民族与民族之间存在极度的差异。之后的研究者也开始慢慢认同且接受这个对民族划分的概念和指标。可供选择的民族特征划分的方法由Montalvo 和Reynal-Querol 建立，其公式如下：

式（2）中，Si代表第i 个民族的人口比重，n 为一个地区民族类别数。

它所需要具有的这种现实科学内涵主要是因为在一个特定人群中不同的两个民族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民族种类的自然关系。我们通过民族特征差异指标作为衡量民族多样性的另一个核心变量，以便在实证分析中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各省区的民族多样性。目前规模最大、科学、系统的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历年人口普查资料和统计数据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由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 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及民族八省区统计年鉴和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 年），数据来源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利用该数据，本文构建了省级民族多样性面板数据，并实证分析了其对2000—2014 年民族八省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参照Alesina 等（2005）、Montalvo 和Reynal-Querol（2005）的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方法，我们把2000—2014 年划分为三个时期：2000—2004 年、2005—2009 年、2010—2014 年。每个时期的民族多样性及公共服务供给状况见表1。

表1 民族构成指标

（三）被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

1.基础设施服务效应

基础设施服务效应的被解释变量采用人均交通运输支出来代表地方财政资源投向交通运输及其他基础设施的状况。交通运输支出体现了政府在交通运输各个领域的支出，主要包括公路运输支出、水道运输支出、铁路运输支出和民用航空运输支出。具体统计数据来自对民族八省区各个省份历年统计年鉴的整理和计算。

基础设施效应的控制变量包括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率、山地面积占比和人口密度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等。实际地区生产总值越高，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越高；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对交通基础设施的需求越大，但当人口密度大到一定程度时，交通基础设施的增长反而受到限制，人口密度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方向存在不确定性；城镇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往往需要提供更多的交通基础设施，但城镇化程度继续提高，则会因土地约束造成的竞争性影响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产生负向影响；山地面积占比指标与地区交通运输支出有着直接联系，一般来说，山地越多、地形越复杂，公路和铁路等桥隧比增加，交通运输支出增加。

2.教育服务效应

教育服务效应的被解释变量涉及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公共教育阶段，任何一个单独的阶段都不能全面代表公共教育的供给水平。因此，论文采用三个教育阶段的生均教育经费数据进行加权平均，公共教育经费供给平均水平=0.25×小学教育阶段生均教育经费支出+0.25×初中教育阶段生均教育经费支出+0.5×高中教育阶段生均教育经费支出。

教育服务效应的控制变量包括政府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义务教育需求。其中，政府规模的衡量用地方政府和其他控制型企业投资。本文通过利用民族八省区的国有经济投资总量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节后的所得值，以此来判断各地方政府投资规模的大小。经济发展水平会直接影响该地区公共教育供给状况，此变量用地区人均实际GDP 来衡量。义务教育指标采用“普通小学在校学生数+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作为反映地区义务教育需求的指标，同时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3.医疗卫生服务效应

医疗卫生服务效应的被解释变量我们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人均医疗卫生支出项目，它包括地方政府对于医疗卫生行业的管理事务、医疗保障、妇女儿童保健、疾病早期预防和控制、卫生监督以及对于农村卫生支出等各个方面的财政支出。人均医疗卫生支出都根据以上的定义再除以各个地区总人口数。

医疗卫生服务效应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实际GDP、城镇化率和人口密度。其具体定义同上。经济增长将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增加地方政府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投入需求；人口密度对于政府的医疗健康费用和支出绩效的影响主要是提高治理费用和成本；而随着我国城镇化程度和水平进一步提高，可以促进更多的居民能够有效地接受到更加优质的公共医疗健康服务。

4.社会保障服务效应

在广义上社会保障性支出主要包括基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医疗健康费用的支出、财政对于社会保障性支出体系的补贴支出等；狭义上，社会保障性支出主要指的是在一个国家政府财务预算科目中对于社会保障性的支出，也即财政预算中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就业支出。本文采用狭义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来描述民族地区各省、自治区的社会保障服务。

社会保障服务效应分析的控制变量选取老龄化率、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人口老龄化将会直接地增加对养老保障基金的财政性支出和压力，从而影响政府社会保障经费支出规模。本文采取65岁以上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公共服务整体支出水平也就越来越高，相应的基本社会保障性费用支出规模也就越大。随着城镇化水平提升，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增大，因而采用城镇人口比例计算城镇化率。

四、主要分析结果

（一）民族构成的基础设施效应

我国民族人口“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的形成与其分布区域的复杂地理条件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不论与所谓“胡焕庸线”两侧高度重叠的东北至西南民族地区，还是那些多山多水多高原平坝的西南与华南民族地区，又或是高原与沙漠地带的西北民族地区，中华民族的中原或华中居民与周边居民通过几千年民族之间围绕资源、生产与贸易不断互动的结果，就是往往民族多样性突出或者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多的地区，也往往是地理条件更加复杂多变的地区，而且往往是这些地理条件把“大杂居”的多民族割裂在地理上相对隔绝的“小聚居”小环境。云贵川地区的上千个民族人口聚集或杂居的所谓“坝子”就是其中典型表现。

因此，与前述国外文献的假设类似，我们也认为我国民族人口与文化的多样性往往对应着其生存空间的复杂性，从而在同样的发展程度和诉求下，也往往对应着更高的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和投资需求〔22〕。但是正如前述综述所指出的，更高民族多样性所对应的更高地区基础设施需求，在所谓新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框架，不但得不到满足，反而恰恰会因民族间协作难度增加而相对削弱，因此其民族构成的基础设施效应显著为负。我们期望通过同样的变量构造和回归模型设计，检验中国背景下民族构成的基础设施效应如何。

表2 给出了所有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2 相关变量的统计特征（样本量=120）

相关性分析发现，民族多样性和民族特征差异指标同向高度相关，两种测度方式在数据上基本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一定差异，两个指标同各公共服务支出及控制变量均具有显著相关关系（限于篇幅将不给出相关分析结果，后续亦然）。

由于所用数据为面板数据，而民族八省区民族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差异，2000—2014 年间也是民族八省区经济发展呈现巨大变化的时期，数据应该具有显著的年份和时间效应，遂考虑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式（3）中αi为每一个个体的固定效应，λi为每一个时间的固定效应。豪斯曼（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理，因而最终选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模型结果见表3（表中（1）（2）列解释变量为民族多样性指标（Fraction），（3）（4）列为民族特征差异指标（Polarization），下同）。

表3 民族构成基础设施效应的回归结果

表3 的结果可以看出民族多样性对人均交通运输支出具有正向影响。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以民族特征差异指标为主要指标来代表的民族多样性对人均交通运输支出亦具有正向影响。在控制了地区经济规模、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率①山地面积比重由于同地区完全相关，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被省略，结果中不再显示。后依然没有改变民族构成的基础设施效应方向。民族构成越复杂，民族多样性越大，人均交通运输支出也越大。故与理论假说相符，其对交通运输支出构成一个独立的、结构性的影响因素。

（二）民族构成的教育服务效应

由于民族构成多样性，尤其是民族语言多样性的存在，在统一国家内部实现统一的教育内容、教育标准和培育共同体意识就需要额外的公共教育投入。从区域民族的多样性出发，我国学者代表性文献都强调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多样化构建以加强适应性为基础，以提高有效性为目的〔23〕。少数民族教育的多样化构建主要体现在：教育投入的多样化构建，即以国家投入为主，多种投入渠道共存；教育地域的多样化构建，即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并存，并把农村作为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重点；教育层次的多样化构建，主要体现在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高等教育上；教育模式的多样化构建，其实现在于双语教学模式的贯彻。此外，各个少数民族由于其自身的语言文化和地理交通等基础环境特殊性，在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上体现出了一系列特殊问题，需要随着民族多样性的增加同时增加基础和义务教育投入，才能在区域间补齐短板、接近一致教育水平〔24〕。

民族文化多元化对我国民族教育与国家安全的现实挑战与我国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又对传承民族文化多样性特征基础上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的和谐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从基于文化理解的多元和谐的课程设计、实施到尊重差异、合作共享的课堂教学生态、切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民汉双语教学的开展以及拥有跨文化理念与技能的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都是对额外教育资源的需求。但是正如前述综述所指出的，更高民族多样性所对应的更高地区公共教育服务需求，在所谓新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框架，不但得不到满足，反而恰恰会因民族间协作难度增加而相对削弱，因此其民族构成的教育服务效应显著为负。我们期望通过同样的变量构造和回归模型设计，检验中国背景下民族构成的教育服务效应如何。出于同样的考虑，民族构成教育服务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依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模型结果见表4。

表4 民族构成教育服务效应的回归结果

表4 的结果表明民族多样性对人均教育支出具有正向影响。作为稳健性检验，以民族特征差异指标为主要指标来代表的民族多样性对人均教育支出亦具有正向影响。在控制了政府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需求之后依然没有改变民族构成的教育服务效应方向，影响效果也不存在显著改变。可见民族多样性越大，构成越复杂，人均教育支出越大，与理论假说相符。

（三）民族构成的医疗服务效应

如前，民族构成多样性往往意味着生存环境、卫生习惯、饮食文化等等的多元性，也往往意味着不同民族间流行性、传染性、多发性疾病的多样性，更意味着公共卫生服务需求的多样性和可供选择的健康服务的有限性。因此，同样环境条件的区域人口，民族构成多样性的增加往往意味着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增加。我国学者对贵州、云南、四川等等多民族地区的案例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25〕。

但是正如前述综述所指出的，更高民族多样性所对应的更高地区公共卫生服务需求，在所谓新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框架，不但得不到满足，反而恰恰会因民族间协作难度增加而相对削弱，因此其民族构成的医卫服务效应显著为负。我们期望通过同样的变量构造和回归模型设计，检验中国背景下民族构成的医卫服务效应如何。民族构成医疗卫生服务效应和社会保障服务效应依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模型结果见表5。

表5 民族构成医疗卫生服务效应和社会保障服务效应的回归结果

表5 中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的（1）～（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民族多样性对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以民族特征差异指标为解释变量，尽管民族特征差异指标对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有所减小，但仍为正。无论是民族种类指标还是民族特征差异指标，都显示出民族多样性越大，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也越大。故与理论假说相符，民族多样性对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构成独立的、正向的、结构性的影响因素。

另外城镇化率的影响为负向，那么意味着就民族八省区而言，在其他变量不变时，随着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边际增量是减少的，或者说城镇化带来的规模效应会减少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边际支出。

（四）民族构成的社会保障服务效应

对国家公民而言，社会保障应是一种无差别的国民民生保障服务，是不应该区分种族与肤色，但区分个人经济社会条件的普惠性待遇。因此，尽管我国民族地区与贫困地区确实存在高度重叠，民族人口与社会保障需求存在地域异质性，但是民族构成的地区多样性与贫困程度却并没有学理上的因果关系或统计上的显著联系。不太严谨地说，也许民族地区在某些条件下蕴含了致贫机理，但地区民族多样性却从未发现包含任何致贫机理。因此，民族地区社会保障需求的增加与民族地区的其他因素相关，但并不特别与民族构成的多样性相关〔26〕。

但是正如前述综述所指出的，虽然更高民族多样性与更高地区社会保障服务无关，但我们的帮扶确实在均等化基础上具有一定的倾斜。而在所谓新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框架，由于选举政治的“买票”效应和持续预算约束责任的不可追责性，因此其民族构成的社会保障效应显著为正。我们期望通过同样的变量构造和回归模型设计，检验中国背景下民族构成的社会保障效应。

表5 中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的（1）～（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民族多样性对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以民族特征差异指标为解释变量，尽管民族特征差异指标对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有所减小，但仍为正。无论是民族种类指标还是民族特征差异指标，都显示出民族多样性越大，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也越大。故与我们社会保障应该基本不考虑民族构成的理论假说似乎不符，即民族多样性对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构成独立的、正向的、结构性的影响因素。这说明即便在似乎只考虑个人自我保障能力、而非个人民族成分的社会保障领域，我国的各级公共财政，不论从民族人口构成，还是从民族文化差异的角度，都对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进行了倾斜。

（五）关于结果的几点讨论

上面四个小节中，在有无控制变量两种情况下，我们以民族多样性指标和民族特征差异指标为核心解释变量，对基础设施、教育服务、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四类主要公共服务供给进行了模型计量和判断。结果发现无论是民族多样性指标还是民族特征差异指标，无论有无控制变量，民族构成对基础设施、教育服务、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四类公共服务项目的供给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由此可见，我们用同样的方法与指标，但基于中国实践的检验结果，与所谓“新政治经济学”关于同类问题、却基于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国家的检验结果几乎都恰恰相反（见表6，本研究同部分文献的实证结果比较）。这确实发人深省：中国的实证提供了与西方文献相反的民族构成多样性的发展效应证据，那么包含民族政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治与制度实践，就一定有其独特而宝贵的借鉴价值。

表6 本研究同部分文献实证结果比较

在“大杂居、小聚居”的历史与空间背景下，地区民族构成复杂程度与区域地形地貌多样程度直接正相关，其他条件相等或相似情况下，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和难度也相应增加，相关公共服务供给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地区民族构成复杂程度与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的程度直接正相关，其他条件相等或相似情况下，克服与适应这些差异性的教育服务需求内容也相应增加，相关公共服务供给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同样，地区民族构成复杂程度与生活习俗、生存条件的多元化直接正相关，常见病治疗、传染病防疫等医疗卫生服务的内容也明显比习俗与条件相对单一的地区更加复杂多元，其他条件相等或相似情况下，相关公共服务供给的需求也相应增加。

面对同样的地区民族构成问题，我们把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作为在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抓手和有效路径。把实现均等化的结果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构建可容纳多元诉求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高绩效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和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治参与机制。总之，面对多姿多彩的民族构成，我们不是任由政治诉求极化、经济利益分割的机制或行为削弱公共服务供给的应有贡献，而是按照民族构成本身的需求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夯实共同发展的物质基础。

应该承认，以阿尔贝托·阿莱西纳为代表的一系列学者基于西方案例的实证研究结果是恰当且稳健的。其恰当性与稳健性正是源于其研究样本忠实反映了在缺乏基于整体最大利益协调的政治力量下，族群与民粹政治的自然运动的必然结果。但也正是由于其结果的恰当与稳健，反而更有力地揭示了纯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理念与制度必然带来的严重分配不公，即便在民族发展利益分配中也得到了集中而具体的体现。遭受族群矛盾冲击最大的国家，恰恰是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最为积极的国家。由于政府大量出卖或外包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推行各种社会服务领域的私有化，削减政府影响等新自由主义措施，使得今天的许多西方国家在族群发展矛盾面前几乎无能为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就是有一个全民最大长期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领导体制，面向多民族和谐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正如前面证据所指出的那样，扭转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理论与政策框架下，族群与民粹政治的自然运动的必然结果。

五、总结

本文考察地区民族构成的民族多样性描述和地区主要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与偏好之间的实证关系。我们在对有关概念、内容、统计口径分别进行详细界定之后，收集整理了我国民族八省区2000—2014 年的省级数据，以民族多样性指标和民族特征差异指标作为地区民族构成代表变量，考察它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关系。采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和步骤，我们发现在我国民族多样性对民族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义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有着显著的正影响。

这一结果与以阿莱西纳等为代表的西方权威对族群构成与公共服务的预测和实证恰恰相反，即在所谓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和议会选举制的经济与政治背景下，那些越是需要顾及族群构成多样性程度的公共服务项目，比如基础设施类、教育服务类、医疗卫生类等，反而会由于达成族群间相互利益妥协的协商难度与执行难度更高，其公共服务支出相对越少，其结果是地区整体社会效用损失；而社会保障等不体现或不包含族群多样性的公共服务需求，其供给反而相对越多，其结果是资源配置低效。我们采用中国民族八省区2000—2014 年连续15 年的面板数据证明：中国的现实与上述国外主流文献的结论恰恰相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那些需要更多照顾和考虑地区民族构成多样性的公共服务项目，如基础设施、教育服务、医疗卫生等，确实就会在实际的公共服务供给中更多得到满足——区域民族构成的多样性与相应公共服务供给显著正相关；而那些不需要特别考虑民族多样性、而应该一视同仁按需分配的公共服务项目，如社会保障类，其实际供给确实就与地区民族多样性显著无关。该实证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优越性在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实事求是地为人民服务、为民族地区实际发展需求服务的具体证据。

在哲学与政治意义上，民族多样性可以视为生物多样性的最高形式，是生物多样性在人类社会维度的具体体现，而长期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地区民族多样性一定具有高度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在“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和历史观下，我国的政治哲学和治理实践强调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就像兄弟姊妹一样地团结在一起”。西方社会面对区域民族发展问题时，在虚伪做作的民族多样性保护与资本主义发展利益之间、在特殊团体的经济利益与人类发展的基本道德之间，无论在现实政策还是在学术研究层面，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纠结、踌躇与撕裂。而我们则对已经找到并走上了针对民族多样性与共同发展之间同频共振、相得益彰的正确解决之道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得不增加一个新的角度与维度的体会与珍惜。面对建设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未来，中国学者学术讨论中不言而喻、视作当然的背景起点往往是西方学者同类学术讨论中期待和追求的理想终点。因此，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来路和优势。而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利益团体和利益个体们明知族群间政治极化、民粹泛滥所带来的惨痛发展与福利代价，却仍然在实际政治与社会实践中乐此不疲。这不是体制机制问题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