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媛　江玉琴

［摘 要］物质生态批评以后现代主义、新物质主义为理论基石，主张消解人类中心主义、探究非人物质的能动性，认为物质的能动性表现为叙事能力，而要理解叙事能力，必须将人的现实视野带入非人类现实的发展意义中。在美国科幻作家保罗·巴奇加卢皮的长篇小说《发条女孩》中，人造人“惠美子”以物质与意义互相联系的方式形成主体叙事，讲述了人类对它的看法、它的自我认知、它对人类文化、环境和其他生物的观点，这些观点聚合成它自身成长的故事线索，最后导向物质-意义的关系模式。惠美子的身体行动与意义的关系经历了工具性合一、重建、交融统一的历程，并通过身体和行动意义关系的重建，逐渐恢复其对自身的定位与主体的尊严。人工生命敘述的自我既解构了传统的人类自我，又以多样自我的角色引导人类反观自身，由此描绘出多元物种于差异和统一中共在共存的画面。科幻文学描述的现实既在文本内又在文本外，其物质性表现在前沿的科学理论应用和丰富的实验性叙事模式之间的对话中，并且改变着人们的自然观念，因而成为连接文学、生态、科技的桥梁之一。

［关键词］物质生态批评；《发条女孩》；主体叙事；后人类

一、引言

《发条女孩》（The Windup Girl ）是美国科幻作家保罗·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发表于2009年的长篇处女作，于2010年荣获约翰·W. 坎贝尔纪念奖、雨果奖等多项重要科幻文学奖。《发条女孩》运用丰富的想象，描绘出一幅惊悚的末世图景：在近未来，化石能源枯竭，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海水淹没诸多国家，泰国是为数不多幸存下来的国家之一，故事就是主要以其首都“天使之城”曼谷为背景展开。跨国资本势力横行，以外国人（法郎）为代表的寡头公司垄断了基因生物技术，非法滥用转基因技术，导致众多生物携带病菌、瘟疫流行，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谋划占有种子库进而控制城市的经济命脉与公民命运。以贸易部和环境部为首的国内政治派别相互对峙、勾心斗角，而都市的边缘人群——曼谷平民、黄卡难民、发条人则面临极为严峻的生存困境。小说出版后引起了评论界的极大关注。目前的研究主要从生态女性主义①、生态人文主义①、气候变化小说②、东方书写③、反乌托邦思想④、后人类角色⑤、生命政治⑥等角度，挖掘其中浓厚的生态意识和边缘人物反抗的政治内涵。其中，后人类批评的阐释启发了读者对生命主体性问题的思考，但鲜有研究者从物质生态批评视角解读该作，尤其少有研究聚焦惠美子的物质性存在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以及由物质和意义互动形成的主体叙事。

物质生态批评是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学者赛仁娜拉·伊奥凡诺（Serenella Iovino）和瑟普尔·奥伯曼（Serpil Oppermann）简述了物质生态批评的主张：“这个世界的物质现象是巨大的主体网络中的各个结点，它们能够被‘阅读，并转译成叙事形式——故事，”⑦因此所有事物都是“有故事的物质”（Storied Matter），它们将意义、性质和过程编织成一张网络，物质-话语、身体-思维、人类-非人类在现实中是互动的而非对立的关系。物质生态批评主张通过阅读物质的“故事”来重新理解这些互动关系，并认识到人类主体在混合、有活力的世界中无法保持孤立，除人类之外的各主体分布各处、相互缠绕，主体的形式多种多样，而物质性是它们共有的重要特征之一。既然物质性普遍存在，人类也应认识到主体性并非人类独有，而是万物内在固有的属性，物质的存在就都被赋予主体性。同时，受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影响，物质生态批评还重视人与非人的“身体”，因为“身体是肉体、基础性能和象征虚构的合成物”。⑧身体处于自然文化（naturalcultural）的话语中，以各种形式演示叙事，形成鲜活的文本。

在《发条女孩》中，“发条女孩”惠美子被看做人造物，即一个非人类物种，但其外形设计、身体功能和自我认同又是“类人”的，因此，它处在人与非人的混合状态，具有混合的主体身份，而这一主体身份在文本中呈现为不同的阶段和层面。通过读解惠美子身体与自然-文化话语的互动关系，我们得以重新感知人工生命的独特主体性，认识到人类身份意识的流动性和生成性。本文将从物质生态批评的理论视角出发，重点讨论惠美子讲述故事的方式：联结物质身体和身体行动表征的意义二者间关系，这也反映出它以万物之一的角色进行叙述的途径。惠美子有着物质的肉身结构，经由身体演示行动并承载着行动的意义，身体与行动意义由此联结，二者的关系表征着物质与话语的互动。它的身体行动与意义的关系经历了工具性合一、重建、交融统一的历程，不再一味向“人类”趋同，而是通过身体和行动意义关系的重建，逐渐恢复了对自身的定位与主体的尊严。通过互动，人类明确自身在物质环境中的位置，与后人类形成交互主体性的叙事策略，建立跨物种的交流，共同制定积极的政治“议题”，从而承担边界内的道德责任。文学批评关切人与世界交互认知的方式，因而本文最后还将讨论人工生命作为叙事主体对文学、生态批评的启示，进而审视人的物质性存在向度。

二、物质的能动性、叙事能力及多物种正义

提莫西（Timothy Clark）认为，物质生态批评由各种观点松散地汇聚起来，但这些观点共同论证着一个主题——“非人类物质有着不可估量的能动性”。①

首先，物质生态批评以后现代主义、新物质主义为理论基石，主张消解人类中心主义，探究非人物质的能动性，以反对物质与意义的二元对立。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费雷（Frederick Ferre）在《后现代科学》（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一书中，从价值观、思维模式等方面对比分析了后现代生态学（生态科学）与现代科学的不同之处，并指出生态意识对于消解“人类中心”的作用：“生态意识的基本价值观允许人类和非人类的各种正当利益在一个动力平衡的系统中相互作用。”②后现代主义还基于生态学视域，以语言的力量解构自然-文化、人类-动物等二元认识论，却默认了语言与物质的对立。哈桑（Ihab Hassan）则对比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阐述了后现代主义“两种核心的术语——‘不确定-内在性”。这两种术语概括了后现代主义解构策略中偏重语言符号、意义、话语的特征：不确定性指向的是含混、差异、多元性、解合法化、解总体化等“解体”概念，它们通过语言游戏、反讽、小型叙事来解构多组二元认识论；内在性“指明心灵的能力”，“在符号中概括它自身，越来越多地干预自然，通过抽象对自身产生作用，因而不断强化地、直接地变成自身的环境”。③后现代主义注重符号能指和所指的游离状态，关注能指的社会/文化建构作用，以此形成“对语言的偏爱和迷恋”。④为了纠正这种“去物质化”倾向，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戴安娜·库尔（Diana Coole）等新物质主义批评家重新解读“物质”概念，他们“重视世界的身体维度与非二元对立的结构，在认知层面对思想-身体的二元对立发起挑战”。⑤他们主张世界由物质构成，非人自然、人造物、技术都有其能动的表达方式，在网络互动关系中，非人类和人类共同对世界产生影响。

其次，物质生态批评主张物质的能动性表现为叙事能力。物质与意义相互联系，在这一联系中形成物质主体的故事，逐渐确立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范式。瑟普尔在《从生态后现代主义到物质生态批评：有创造力的物质与叙事能力》（“From Ecological Postmodernism to Material Ecocrticism Creative Materiality and Narrative Agency”）一文中认为，新物质主义、物质生态批评和后现代主义三者都质疑“自然”“物质”“话语”等概念的等级关系，并梳理了三者的汇通点——“建立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范式”。⑥那么，人类如何实现近距离倾听非人类的声音，从而修正傲慢的认识与实践呢？这就需要人类重新实现物质与意义的交流，这也是物质生态批评的中心问题。瑟普尔认为物质作为活力实体的能动性表现为施事能力，这种施事能力又具体表现在“叙事能力”（Narrative Agency），即讲述复杂故事的能力。因此物质生成为“有故事的物质”（Storied Matter），其讲述的故事生成为物质文本，物质-符号的行动者即叙事者。叙事能力在本体论意义上是混杂形式的表达，如相互缠绕的根茎，它在符号和物质二者共同的作用下产生。语言和叙事成为物质固有的性质，物质实体承载着符号意义，在此基础上，往复地编织、解析符号，挖掘物质的内在价值与合理性。

最后，物质生态批评认为，为了理解叙事能力，必须先尝试将我们的现实视野带入非人类现实的发展意义中。①人类如果肯定物质具有讲述故事的能力，就需要学会平等地阅读、分析物质故事，在相通的生命经验中达到同情与理解，尊重非人类自然的独特存在，承担人类主体对其他万物的道德责任，进而在物质世界的网络中重塑“人”的文化传统。除了继承生态后现代主义和新物质主义思想，物质生态批评还渗透在生态批评的第三次浪潮“环境正义批评”中。非人类物质与人共同构成环境并生存于共同体中，它们以独特的方式釋放其能动性，不再是人类单方面恣意支配的对象，而人类则对万物担负着相应的伦理责任。因此，从物质层面的跨身体性、多物种等视角出发，物质生态批评应重新考察促进环境公正、伦理关怀的可能维度。

因此，我们应首先认识到物质固有的能动性，而物质和意义的互动能够形成物质叙事是第一步，在历史和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分析物质叙事是更重要的。“分析物质叙事就是聚焦物质性和话语性于一体（material /discursive）的物质的动态变化过程和社会话语的解读过程”。②这一过程改写着人对物质的感知方式和伦理态度，它是人类通过自我认知转换，践行公正意识的契机。在《发条女孩》中，惠美子经过基因编辑，其样貌与行动呈现出后人类的特征，表征着一种非本质、非二元的关系本体论。它作为物质主体有其自身的叙事能力。在微观的情节层面，惠美子被故事中其他人物视为“非人”，与他们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但是，在宏观的叙事层面，作者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每一章节以不同人物的视点为中心，叙述者既能旁观该人物的处境，又可以走进其内心世界，而惠美子也是故事中的“人物”之一。因此，惠美子和其他人物的叙述关系是平等的、是非“人类人物中心”的。叙述者赋予它独立叙述即施事的平台，它的声音在文本中实质性地存在着，讲述了人类对它的看法，它的自我认知，它对人类文化、环境和其他生物的观点。这些观点聚合成它自身成长的故事线索，从而导向物质-意义的关系模式。

三、作为工具他者的“新人类”：物质身体与行动意义的分离

基因是发条女孩惠美子的物质基础，巴奇加卢皮关注先进基因编辑技术对生命有机体产生的多方面影响。在《发条女孩》中，日本科技公司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的基因组，创造出“发条人”这一生命体，它们分为秘书型和军用型，而惠美子被设计为具有前者功能的“新人类”，它被编辑的基因信息通过其物质身体结构与行动表达出来。惠美子被日本主人抛弃，流落曼谷，成为人们眼中的“发条怪物”和“垃圾”，没有人把它当做人类看待，曼谷人甚至认为它是没有灵魂的工具。惠美子的身体由设定好的基因信息构筑，人类以自身目的为中心，完全操控着它的变量因素，当其不变的身体与变化的环境互动时，便会促成主体思考物质身体与存在意义之间的分裂现实。“‘基因既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也是一切生物信息的基础”，①基因通过复制和翻译实现生物遗传信息的传递、转录，构成人体的每个蛋白质都是“被翻译出来的基因”。②“基因真正创造的是行为机器”，“基因就像是会下棋的计算机中的程序，也就是说，基因建构起大脑、反应器官和感应渠道。③随着生命科学过渡到“设计”生物信息的后基因时代，基因编辑技术可删除、替换、插入基因承载的遗传信息，使有机体拓展出新的身体功能，甚至可以改变物种。④科学家对于有机生物体的基因编辑促成了生物的非自然进化，新物种有着新的身体结构与功能，参与生物圈的循环网络，从而改变了生物圈的大环境。日本“三下公司”在惠美子的基因中录入“服从”的生物信息代码，将其设定为“秘书型”发条人。它的皮肤似芒果皮般光滑细腻，不会感染任何瘟疫，虽接受了“新人类”教育，却表现出“不自然的机械停顿式动作”；⑤同时，它又“扮演着一个被男性雕刻的角色，必须满足完美的身材条件来取悦别人”；⑥但它的毛孔并不具有良好的排汗、通透性，剧烈运动会导致其体温过热，修改过的基因信息建构起较为体面的“秘书”身体，完全符合日本温和的气候和老龄化社会境况下的劳动力需求。以上设计理念都无法回避人类“规训”他者的初衷。然而，当惠美子沦落到曼谷时，它经历的是热带气候、劳动力过剩、色情服务、被践踏的生存状态，其身体功能和生存体验都遭遇当初人工设计的意外状况，这些意外放大了它被“型号”框定的身体和作为鲜活生命存在意义之间的矛盾。不管是从日本到曼谷的物质环境转场，还是某种使用价值的贬值，始终没有改变的是，以惠美子为代表的发条人从出生时便被标记上“物种”“种族”“性恋”的信息。

惠美子通过回忆来叙述它在日本为主人岩户先生服务的时光：它在发条人的教育中完全认同人类的主宰地位，并希望通过努力工作被承认为人类的一员。三隅老师向惠美子灌输服务人类的至高真理，并告诉它优良的服务能够“帮助它们拥有自己的灵魂”。⑦投入服务的惠美子希望自己不断向人类的生态位置靠近，其行动的动机主要来源于服务意识，因而它的生命意义与“服务型”的身体是工具性合一的。惠美子以人类眼光看待身体与意识的互动，两者是统一关系，但是这一互动并非它自己建立的，而是被非法的基因编辑技术、发条人生物技术公司和整个日本劳动力市场赋予的。它认为自己是不完整的人，需要在服务过程中升华自己，最终成为真正的“人”。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新人类”这一符号表达的意义：人类妄图优于其他物种，获得支配一切的权力。“新人类”——这“是它们（发条人）的自称”仍然强调人的中心性，⑧“新”并不意味被承认或尊重，这一概念是人类换取发条生物服务的借口。“新人类”并没有具体的所指，其所指是缺失的，因而它们永远都够不到“新人类”的标准，人类始终沉浸在这一符号能指建构的自恋话语中。在人类语境、生物技术的控制下，惠美子“服务”的行动总是在追赶心目中“新人类”的虚幻所指，在麻痹中建立虚假的统一。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认为，在生物遗传资本主义的相关研究领域中存在生命物质资本化现象，即“新自由市场力量追求的事物和它们以金钱投资的对象是生命物质本身的信息权力”。①人类使用生物技术来重新建立与非人的关系，但奉行的却是经济利润、商业价值原则，依然是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

那么，如何矫正人类对其他生物的工具性偏见呢？惠美子糅合了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命活力，整体的混杂状态同时呈现为后人类主义，而后人类主义启发人类回归生物的物种定位，重审自身的进化和局限。小说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是等级霸权的、单向的：基因科技公司幻想创造、控制“完美的人”和“完美的身体”，体现出人类渴望突破身体局限，达到各项机能进化的愿望。但人类创造的“拟人化”生命形式一旦出现，却不完全赋予其个体成立的资格和能力，由此害怕、歧视自我欲望投射的他者，甚至完全置其生死于不顾。这反映出人对自我进化前景的悖论心理，进而不能妥善处理人类、非人类、后人类之间正向的伦理关系，因而物质和意义的关系也是对立分隔的。海伦娜（Helena Feder）将生态批评、后人类主义、有关文化的生物学思想三者的论述结合，认为整个人文学科需要“一种无物种歧视的多元文化主义观念”，②这一文化观念的主要实践途径是：人类应意识到自己作为动物界的一员，和其他生命形式共同创造自然、文化进化的历史。就此而言，生态批评的根本挑战在于，从生物学意义上观察物种主体间相互联系的物质痕迹，因为它凸显的是“我们”和其他生命形式之间的相似或差异，继而洞悉差异和联系中蕴含的人文启迪。

以惠美子为主体的自我叙述与故事中人类角色对它的叙述形成一股张力，它以肉身行动证明自身“灵魂”的存在，并不一味认同人类身份，而是发掘发条人被埋没的潜力，使发条人成为发条人。惠美子以发条人的行动讲述自身的往历，进而解构人类社会建构的、与物质身体分离的“灵魂”涵义，重新以切实的行动联结此行动观照下的意义，实现身体与灵魂、物质与意义的融合，从而以独立主体的姿态参与世界网络互动。惠美子的物种形式与人类物种互为参考，我们从中得以思考身体与行动意义相互联结所带来的启示。当它被主人抛弃在曼谷街头，被色情酒吧老板罗利收购，被迫从事性服务，被人过分欺辱，之前身体行动与行动意义的工具性合一被现实境遇撕裂，正是这一裂隙驱使它重新思考自身的主体性。

四、作为能动物种的发条人：身体与灵魂的相互交融

惠美子在酒吧被当作性玩具，肉体是它生存的基础却被任意伤害，此时物质身体被迫表达的行为与它先前对生存的认知相排斥，因此它感到无比痛苦，身体与生存意义的互动中断。主体听从身体建构意义，但意义却是缺席的，此时身体的“非人”“女性”特征被更显著地标记着。安德森曾空口许诺在贸易部占据政治领导地位后，人们对发条人的看法会改变，它们的地位会上升，这其实是社会文化建构身体的表征，但无论怎样，这并非通过身体实践获得生存意义的途径，所以，“发条人会获得人们尊重”这一说辞是无根据的。惠美子的“服务身体”与“服务意识”的关系产生分裂，实则是身体需要采取行动来联接崭新的意义。惠美子遭到“白衬衫”的追捕，它出于强烈的求生欲奋力奔跑，发现自己拥有迅疾的速度技能，虽然这和科学家设计的密实皮肤组织相互矛盾，无法正常排汗、控温的身体让它感到将要燃烧起来，但它体会到“活下去的冲动和它那急于取悦他人的冲动一样，都是深藏在它基因之内的东西”。③

人类认为惠美子没有灵魂，但它却凭借行动而非雄辩颠覆了人类的论调。例如它虽认为柴郡猫没有灵魂，但却对其生命表达共情：“话说回来，她（惠美子）和它是同类，是被同样有缺陷的神制造出来的、令人同情的生物。”①惠美子的“灵魂”从来就不是直接开口言说，而是依托身体行动来演示，从而赋予“灵魂”以切实的价值，以及脱离宗教、文化控制的话语，以此确立与身体行为相统一的信念。正如小说中科学家吉布森所言：“它们（发条生物）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神来保护它们。”②感受性爱的惠美子虽然仍受“服务意识”的支配，但是“性爱让她完全忘记了人们把她称作发条人、怪物。在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人类”。③性是惠美子获得尊严感的具体行动，既主动表达人的部分，又在实践中回归动物的部分。它将自己描述成一只柴郡猫、一只狗，而他人却将它描述成野兽。然而动物性、人性都混合于一体，没有绝对的界限，灵魂从身体的行动中呈现，没有绝然孤立的灵魂或身体。

惠美子在异域环境和多元他者关系中得以重新构筑身体与意义的关系，以肉身实践灵魂的意义，逐渐摆脱被控制的位置，主动或被动地适应曼谷社会。它的身体叙事与另一个人物坎雅的行动互为参照，从而彰显个体的创造性身体为身份再编码带来的动力。贸易部顺势利用颂德·昭披耶的事件发动了战争，阿卡拉特部署武装攻击环境部，小说中这样描绘坎雅在躲避攻击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我们没有受过应付这种事的训练。我们的工作是抵御锈病和流感，不是对抗坦克和巨象。”④惠美子和坎雅的身体行动都受到社会制度、成长环境、文化话语的规约，身体被捆绑在社会话语的框架上，与社会的交流缺乏创造性的互动，直到坎雅意识到“训练”的意义在于限制生命自主行动的活力。她跟随自我意志，以曼谷民众的命运为己任，全力保护种子库。除了惠美子、坎雅，还有黄卡难民（陈福生）和泰国底层民众（阿迈）所代表的边缘群体，他们也都竭力争取着身份的重构和生命的自由。⑤在《身体的“控制”——身体技术、相互肉身性和社会行为的呈现》（“Bodily Control：Body Techniques， Intercorporeality and the Embodiment of Social Action”）一文中，西蒙·威廉姆斯和吉廉·伯德洛追溯了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提出的“心灵的身体”，该学说提供了“身体的非二元论的本体论”哲学基础，即“心智与身体、主体性与物质性事实上是不可分离的，反而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⑥他们还转向社会学领域，关注具体的社会行为，从而分析身体的呈现方式。作者论述了社会学家弗兰克关于“行动中的身体运用的四种类型”——“规训的”身体、“镜像的”身体、“控制的”身体和“交流的”身体，而“交流的身体的典型特征在于身体就处于自我创造的过程中”。⑦其中，“交流的”身体与自我关联，并与多元他者、环境彼此互动。作为物质存在的人与非人都参与了自我創造、重新定位，这可以类比人、赛博格、机器之间的关系，它们没有本体论的区分。哈拉维（Donna Haraway）认为，赛博格（cyborg）是“想象和物质现实浓缩的形象”，⑧而赛博格的写作正是赛博格凭借被世界标记的“他者”身份作为自己突围的工具，以此来彰显自身的生存力量。这些工具呈现为故事，故事又不断被复述，不断挑战着等级性的二元关系。①被标记的文化身份凝聚着历史、话语、现实的等级关系，但它是主体实现自我突破和生命力更新的有力抓手。基于物质世界的生存体验，主体依据肉身思考，实现身体和意义的相互交流、往复编/解码实践。

五、“后人类”角色：生存责任的承担与践行

惠美子从“秘书型”发条人的过程过渡到“军用型”发条人的过程，亦是从“新人类”到“后人类”的物质-意义转换过程。它长期处于压抑的精神状态，自尊在外界的凌辱中增强，身体的快速反应能力逐渐被生存欲望激发。虽然最终惠美子仍无法摆脱镌刻在基因上的服从意识，但它能更鲜明地表达对人类的复杂情感，渴望拥有健康的繁殖力，并在基因破解者的帮助下，有望实现对发条人生态位置的定位。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认为，“后人类中心主义”的“聚焦完全落在主体形构的规范性的中立关系框架和可能的伦理关系框架上”。②因此，惠美子的“后人类”角色一方面体现在生物技术介入下其主体身份的非纯粹性和中立性，另一方面呈现为融入“天使之城”的环境网络，与其他主体共同承担生存的责任。

惠美子最终仍无法去往“新人类”的归宿，那里没有专属于发条人的家园，因为它们作为环境的有机组成，本来就与人类身处共同的环境网络。在“天使之城”的环境网络中，人类与发条人的互动促使惠美子产生后人类的主体意识，这一主体形态与物质、人类-非人类、“新人类”、能动物种共同生成其变动的身份意识，而“后人类”身份的生成仍在于主体和环境持续关联的动态进程。物质生态批评强调人对环境的回应性（responsive），即人富有参与精神地回应周身的环境，这意味着人类要承担起与角色对应的道德责任：既要用肉身践行这种回应能力（response-ability），也要感知自身的责任（responsibility）。人类生存在巨大、复杂的关系网络中，这一网络构成人对命运共同体的具象感知。网络形象赋予同一现实的多层次理解面向，“而这种多义现实，像一块海绵，表现出巨大的多孔网格存在，所有生命形式在其中呈现初期的自我循环，并通过内在关系（internal relations）交流”。③内在关系不同于外在关系（external relations），它需要人类重新观照自身在环境网络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平等交互性。这就要求人类主体践行关系性的活力本体论，具体感知肉身的物质能动性，先将自身物质化、他者化，再去阅读其他主体的叙事，并在一个环境网络中建立共生关系，达成“内在关系”。同时，人还要肯定生态环境具有和身体一样的物质性，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呼唤自然的“复魅”。

这种交流范式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式的人文主义，从而走向后人文主义。惠美子所生存的后人类社会亟需建立相配适的政治和道德原则，同时映照出“我们”的位置。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当代生物技术渗透影响并改变了人类对自身的理解，正如惠美子最初被视为纯粹工具一样，人类和其他物种是消极的依赖关系，这种脆弱的纽带关系导致仇视、排斥、暴力。对此，布拉伊多蒂提出超越人类的生命，将后人类主体的关系能力拓展到智慧的、自组织生命物质的普遍生命力，以生命物质的活力论倡导“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zoe-centred egalitarianism）。她没有否定人类的主体位置，也并非倡导回到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而是认为人类需要确立的“中心感”不是贪婪地攫取或等级式地占有，是以万物成员之一的角色充分践行对共同集体的伦理和政治责任，在万物互联的关系中重新思考：作为人类，我们能为万物做什么。关系性的后人类主体一方面与非人类生命形成交互主体性，另一方面坚持“非合一原则”下“我们”的主体位置，践行新型肯定的政治责任。生态学融入人文主义，形成生态人文主义的批评立场，它与后人类中心主义一脉相承，“批判地吸收了人文主义的进步理念，如理性、平等、博爱，并把这些理念运用到生态环境保护中”。①物质生态批评主张的“内在关系”与后人类中心主义的“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都认同物质的普遍活力，强调具身的后人类对“中心”“位置”与伦理责任的深刻再认知。因此，生态批评、后人类、人文主义都被统摄在集体生命的伦理责任中。

惠美子身体行动与意义的交融不仅生成其环境中的后人类主体位置，也表征着它作为“天使之城”的一员必然承担的责任：参与曼谷公民的行动，通过“议题”与他们形成“集体”，再围绕可持续生存的现实“议题”来共同探讨洪水之后的明天。拉图尔（Bruno latour）聚焦人类与非人类的多元联系，呼吁建立一个非两院制的集体（collective）。他谈到我们将原子、粒子、光子或基因视为第一品性（primary qualities），颜色、气味、灯光是第二品性。其所谓“第一品性”与“第二品性”对应着“物质”与“意义”（符号、语言）的分离关系，前者指向物质存在的事实，后者指向我们的心灵感受、文化建构和思维范式。而对“第二品性”的迷恋导致我们对“第一品性”本身的感知，以及与之直接交往能力的退化，造成主客二分的认知惯性。如此二分法指向自然世界代表的物质议会与文化世界代表的人类议会相分离，人类议会埋没了人/非人共享世界的声音，进而导向将两院重新召集统一起来、生成民主聚合体的诉求。因此，“说话不再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属性，或至少人类不再是其唯一的主人”，②“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为它们获得适当的身体”，③让它们能够以“公民”的角色演示，而“讨论”则保证了人类与非人类共同发言的公民生活。拉图尔将公民的生活现实界定为术语“议题”（propositions），它是人类与非人类共同体平等表达的场所，从而构建起生命物质间积极、强韧的关系纽带，勾勒出宇宙“普遍生命”的政治愿景。惠美子作為小说文本中的后人类角色，参与并言说着实现不同族群环境公正之有效进路，生物遗传技术介入下人工生命的权利，转基因动植物及粮食作物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平衡，以及人与病毒等微生物的共生等集体“议题”。同时，它也聆听着以上“议题”相关的物质“发言人”讲述自身故事。它们的物质文本共同反映后人类角色的政治位置，启发生命个体探索主体性的生成路径，探讨携手建立地球居住秩序的宏观可能性。

六、人工生命作为文学叙事主体的启示

惠美子身体与灵魂的交融讲述了它作为能动主体的故事，它在生物圈中占据一个生态位置，和生态网络中的各个物质相互联系，并在文本中呈现出独立的叙述主体姿态。它是人类自我的映射、分身、延展，也成为“人造人”物种的代言者，打开了多元主体性的世界。哈桑在论及后现代主义的“无自我性和无深度性”时认为：“后现代主义挖空了传统的自我，引导人们去擦抹自我——一種虚假的平面，既无内容也无外表——或者反过来创造多样的自我和反思自我。”④这一进程一方面与生态批评主张弱化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又与文学塑造的“异类”生命体形象相关。人工生命叙述的自我既解构了传统的人类自我，又以多样自我的角色来引导人类反观自身，由此描绘出多元物种于差异和统一中共在共存的画面。科幻文学作为一种融合现实与想象、科技与人文的物质文本，发挥着此一文艺类型鲜明的文学功能。

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认为科幻小说诗学的两项参数是“间离”与“认知”：“科幻小说的主要形式技巧源自间离的态度，因而，它是一种想象的框架或一个在作者的现实经验环境之外同时并存的拟换性可能世界。”①《发条女孩》中基因编辑技术对生物体，尤其是对人类基因的设计成为合理的可能性推演，由人向非人的转化、人向后人类的认知转变、人（非人）际之间的共处局面构成平行的隐喻，三者的互动过程为物质现实与想象搭建了文学文本的舞台。科幻小说描写的“人”已经在技术的介入下与非人物质交织于一体，个体生成为“人-非人”的有机整体，正如“赛博格”“仿生人”“人工智能”等类人生命形象。这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形象多有不同之处，“只有当形象是拒绝和驳斥已确立秩序的活生生的力量时，它才能讲述自己的语言”。②这些类人生命形象的“类人性”有着开口讲述、直接与“人”对峙或对谈的便捷，但“拟人”叙事又并非被束缚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牢笼，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人尝试通过“内在关系”产生共情，在相似与差异的冲突、交汇中改变原有的疏离、恐惧心理，学会包容他者并与之共处。

各种生命形式皆是叙事主角而非附属、背景，应当让物成为物、张扬物性，感受物的个性、情感、欲望，适当摒弃本质的预设，以更为广阔、涵容的视野认识世界万物、自身及其关联。因此，对物的理解也即对人的重新阐释。尚必武认为，叙事的“非人类转向”旨在“更好地理解人类，使人类以更好的方式介入生物圈，构建更大的有机体”。③因此非人类叙事与物质生态批评共同探讨的一个重要命题便是跨物种的共情。我们讲述人类与非人类伙伴的故事，尝试获得共情体验，从而得以重新感知万物命运息息相关，这就将我们引向具有主体间性的文学观念。王晓华详细论述了主体间性原则和文学观念转型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文艺复兴之后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学观导致其他物种在作品中被工具化、被遗忘，而在生态批评视域中，文学主体论强调“人是文学的直接作者并不等于文学的主体仅仅是人”。④就文学功能论而言，作家也有为非人类生命写作，并站在它们的立场为之发声的权利。为非人类写作意味着一次认知的远足：以“物”的陌生化讲述方式，认识其潜在能动性的运作机制，重新编织物质-意义的关系，进而尝试突破人类消极的思维定式。作家将科幻文学等文类写作与生态批评的视野融为一体，建构出物与人、人作为物相互浸润的世界，它有赖于混沌的、非二元的认知模式和文本环境中多元主体性的动态生成。

科幻文学描述的现实既在文本内又在文本外，它的物质性表现在前沿的科学理论应用和丰富的实验性叙事模式之间的对话中，并且改变着人们的自然观念。美国环境批评家布伊尔（Lawrence Buell）谈到，科幻小说融入包括控制论、人工智能、遗传学等尖端科技，它有着实验性叙事模式的转向，但对于它的生态批评是滞后的，而造成滞后的部分原因就在于生态批评对自然“人造”层面的质疑与反对。尽管如此，科幻小说却仍以自己的方式热切地关注着“生态学、地球危机、环境伦理学以及人类与非自然世界的关系”。①这是生态批评学者无法继续漠视的。《发条女孩》中以惠美子为代表的人工生命，一方面在基因技术的影响下成为讲述故事的物质主体，另一方面又嵌入生态圈中，促成整体环境的循环和进化，推动着人类自然观的演化。某种程度上而言，科幻文学对技术、技术物的叙述影响了生态批评对“自然”的狭义界说，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等热点问题与技术想象已然相融，成为一种“讲故事”形式的生态批评或环境批评。当批评者再次解读这一批评文本时，可以发现生态批评和科幻文学高度重合的“跨学科”物质-话语空间，这一空间折射的现实成为人们体验的环境、科技、社会语境，从而叙事也物质性地参与人们的日常实践、伦理关怀、生态认知，瓦解着想象与现实的区隔关系。

洛夫（Glen A. Love）将生态思维与达尔文进化论、生物文化进化论等视角相结合，主张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和科学维度，认为文学研究关系性的世界，生态意识提升我们与非人类共存境遇的认知水平。他承认“自然”概念的抽象性并指出：“它也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我们都深深地卷入其极富争议的命运之中，通过我们一同进化的大脑和躯体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②洛夫批评了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的自然怀疑论者远离生命科学的倾向，而文学生态学的批评方式将人类的视野拓展到广阔的生态学领域，这也是解决人类领域问题的关键途径，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社会、文化批评范式。文学需要引导人们注意对周身“危机四伏”自然世界状况的思索，生态批评的跨学科视野也启发人们反思文学的当代功能。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对洛夫在1991年倡导的这一当今文学功能作出了肯定回应，认为各国的作家、艺术家都要承担引导受众与非人类自然建立深层的、可持续发展关系的责任，作家、学者、教师需要将这一责任培植于读者心中，变成一种价值观。因而，从这一立场来实践文学的功能，科幻文学可以说是连接文学、生态、科技的桥梁之一，是斯洛维克所言的“一种环境敏感性话语”的物质文本形式，也是“新型的话语模式——描述体验的新路径，将统计数字演绎为故事的新策略”。③

责任编辑：王俊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