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贵桥　沈婷芝

摘要：基于2011年至2020年我国医药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带量采购中标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带量采购中标对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此外，进一步研究表明，带量采购中标的调节作用在大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结论丰富了专利质量相关研究，扩展了带量采购政策的研究范畴，并为企业应对带量采购冲击和提高创新研发能力提供了一些启示。

关键词：专利质量；带量采购中标；企业绩效；产权性质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正在逐渐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历年《知识产权统计年报》数据显示，我国专利数量不断增长，2021年的国内外三种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达到了524.36万件和460.15万件，总量位居全球第一。然而，专利数量激增的背后也存在大量的“创新假象”，如仍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申请轻实施”等问题，部分企业为了享受专利资助政策而忽视了专利质量。在从数量多到质量优的转变过程中，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息息相关。在市场环境中，作为专利密集型行业之一的医药市场受专利质量影响较大，一直是专利侵权纠纷的重灾区，专利保护平衡了仿制药和原研药市场的秩序，对维持医药制造业创新发展动力尤为重要。智研咨询行业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A股372家医药生物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为1.9万亿元，总研发投入为613亿元，总销售费用为2838亿元。然而据各上市公司2020年年报，一些公司的销售费用率高于100%，如艾力斯、神州细胞、泽璟制药、未名医药，该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根据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发布的《2020年中国医药工业经济运行报告》，2020年医药工业资产总额达42330.2亿元，同比增长了13.0%。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医药市场增长潜力巨大，但是专利质量问题仍然存在，而专利保护则对维持医药制造业创新发展动力尤为重要，与企业绩效紧密相关。因此，提高专利质量，解决低质量专利扰乱市场健康发展的现状，将成为未来医药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前，我国医药市场正面临多重挑战。除了需要强化知识产权创造质量导向之外（张燕等，2022），还需要应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带来的影响。该政策被视为促使药品价格回归合理水平的重要倒逼机制。据《中国医保药品管理改革进展与成效蓝皮书》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已经成功开展5批，覆盖218种药品，平均降价幅度达54%。理论上，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在调整医院内部收入结构、提高医药企业创新研发意识、规范我国医药市场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黄羽舒、陶立波（2020）從市场规模、市场容量、市场壁垒等角度进行分析，提出集中带量采购政策能够提升产业集中度，促进医药市场的重塑。同时，余巧萍（2021）从医药企业角度研究发现，带量采购推行后，药企销售费用显著下降，而研发费用投入强度和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带量采购能够促进创新。面对严峻复杂的市场环境，带量采购中标是否会对专利质量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产生影响？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出发，带量采购中标对专利质量和企业绩效二者关系的影响是否会产生差异？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首先，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探索性地将带量采购中标作为调节变量加入到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中。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验证了带量采购中标对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特别是对大型医药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显著。其次，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以带量采购中标、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专利质量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此外，研究结果还显示出我国资本市场对于高质量专利的识别能力，以及带量采购中标对企业重视专利并加快高质量专利布局进程的促进作用，这些发现为我国医药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建议。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基于手工整理医药企业专利数据，结合医药行业具体特征，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出我国医药企业专利质量表征指数，这项工作丰富了专利质量的研究体系，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加全面的数据支持。总体而言，本文在不同维度上对专利质量、带量采购中标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为医药市场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我国的药品采购模式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进行了多次调整，经历了五次重大改革后，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省为单位”的药品采购模式。带量采购作为国家协同推进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指的是在全国范围或某些地区，将特定药物的采购量集中起来，通过一致性评价来确保质量，并邀请有意向的医药企业参与投标。在多方博弈的过程中，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与中标企业协商约定价格和供应量，通过市场机制在价格形成中发挥决定作用，实现以价格换取药品数量的目标。对于整个医药行业而言，带量采购挤压了药品销售过程中的灰色利益空间，迫使企业转型，降低营销成本，增加研发投入，使其从以“销售”为核心转变为以“研发”为核心。

对于中标企业而言，带量采购带来了一系列利益。首先，中标企业不必担心在合约期间销售的问题，因为通过以价格换取更大的药品销售量，便可以实现利润的增长。根据相关部门对一百多种常用药的审计调查，药品销售价格平均为药品生产成本的17～18倍，而药品的生产成本只占极低比例的药品价格（于长永，2020）。带量采购主要通过挤压推广和流通等环节的“水分”，降低了企业的“销售公关”成本。此外，通过与政府签订合约销售药品，中标企业能够获得利润。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中标企业将向市场释放更多的利好信号，可能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丛昊等，2022），从而巩固其在医药领域的市场地位，进一步推动新药创新，实现“中标—盈利—创新—中标”的良性循环。

对于未中标企业而言，除了那些产品竞争较少、持有独家专利或不主要依赖公立医院销售渠道的医药企业外，其他未中标企业都将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冲击。带量采购的直接冲击表现在市场份额逐渐减少。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未中标企业不仅被迫主动降低销售价格，还将面临行业重组后带来的生存危机。而间接冲击体现在未中标企业的经营模式与市场导向不符。在原先以“重营销轻研发”为导向的经营模式下，固有的高额销售费用将使得这些企业难以为继，最终被市场淘汰。

（一）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围绕专利质量，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关于专利质量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首先是专利质量的定义。Wagner和Polk（2009）提出专利质量即专利文件撰写质量。Fisch等（2016）将专利质量定义为专利授权的质量门槛即限制程度。学者们还从使用人主体角度对专利质量进行了定义。在技术性层面，专利质量是专利产生的技术经济效应，技术是专利质量的第一属性（Thomas，2002）。在法律性层面，专利质量被定义为能够经受住法律诉讼的可能性（Burak，2018）。Saito（2017）提出专利是法律的产物，法律授权是专利质量的存在条件。在商业性层面，Hall和Harhoff（2004）认为专利质量是专利价值的前提，专利价值是专利质量经济维度的体现。在竞争市场中，“重磅专利”的出现等同于垄断性利润的保证，可以用作质押融资、拍卖转让和作价入股（岑聪，2022），因此如何保持专利的商业性就需要维护专利的技术性和法律性。其次是对专利质量的测量。专利申请量、专利获得量、专利类型等曾被用作衡量专利质量的高低（束克东等，2022）。根据指标的数量，这些测量方法可以分为单一指标类和复合指标类（袁歌骋等，2023）。早期的研究主要采用单一指标进行测量，例如Narin等（1987）将专利被引次数用作专利质量评价的指标，Lerner（1994）验证了评估专利覆盖范围的可行性。然而，当学者们发现单一指标具有片面性时，开始展开对复合指标的研究。Lanjouw和Schankerman（2004）从专利同族、权利范围、专利的引用和被引等方面衡量专利质量。Lee等（2007）则从团队特点、创新特点、专利覆盖的地理范围、技术水平等方面评估专利质量。Boeing和Mueller（2019）通过制定和验证ISR指数来度量专利质量。唐恒（2015）以法律专利授权率、法律纠纷数量等10个指标来衡量宏观层面的专利质量，并以平均IPC分类个数、文本平均页数等6个指标来衡量微观层面的专利质量。谷丽等（2017）对18个测量指标进行了分类，包括专利诉讼、专利维持、专利授权、专利被引次数等。

由此可见，现有文献已经从多个角度对专利质量的定义和测量展开了研究。然而，学者们对于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尚未达成一致观点。一些国外学者多以发达国家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追求高质量专利需要付出巨大成本，而这种投入未必能够对企业的财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过于追求高质量专利可能抑制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Hall，2005；Block和Sandner，2011），甚至可能呈现“倒U型”影响（Chen和Chang，2010），甚至产生抑制作用（Sabrine，2015）。因此本文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继续研究专利质量是否能够提升企业绩效。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企业的高专利质量能够减少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Long，2002）。专利信息被视为企业向外部投资者传递创新能力信号的一种方式（吴浩强等，2023），外部投资者可以通过。专利信息来判断是否继续相信该企业的能力（刘林青等，2020）。高专利质量的企业能够获得资本市场的积极评价，增强资本市场对企业未来经营的信心，进而吸引更多外部投资者（Nicholas，2008）。此外，高专利质量的企业在获得外部投资后可以降低现金持有水平，从而减少现金持有成本（Levitas等，2015），为提升企业绩效创造条件。针对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

（二）带量采购中标在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专利质量的优势发挥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在当前我国环境下，研究医药行业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必须考虑到现行的带量采购政策的现实情况。目前，带量采购已经对整个医药市场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且相关部门持续推进医药集中带量采购的扩面提质，药品集中采购将逐渐成为常态。

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公共选择理论，带量采购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降低药品价格，通过将药品价格与采购量挂钩，重塑药品价格市场发现机制，降低虚高价格，促进医药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净化药品流通渠道和环境，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一方面，通过“以价换量”，中标药品的价格大幅下降，产生了显著的惠民效果，推动了社会公平，并对创新型药企释放了政策红利（谈在祥、范舜，2019）。另一方面，药品市场经历了重组，压缩了药企的利润空间，迫使企业提高质量并降低价格，从过去的“重视销售轻视研发”转向更加注重“创新研发”的转型（杨力等，2022）。专利质量的提升需要企业在某一领域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而企业的研发投入比例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研究我国医药企业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时，还需要考虑带量采购对中标药品的影响。

带量采购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对医药企业产生了明显效果。首先，降低了药品的虚高价格（胡善联，2019）。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第一、二、三批带量采购药品的平均价格降幅分别达到了52%、53%和53%。其中，一些药品的降价幅度甚至超出了预期。以抗乙肝病毒药物为例，正大天晴生产的恩替卡韋片的价格由原来的每盒299元（0.5mg×28片，10.68元/片）降至17.36元/盒（0.5mg，0.62元/片），降幅高达94.19%。带量采购之所以能够实现价格降低，是因为其符合规模经济的本质要求，减少了药品销售过程中的灰色空间。药企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占据市场份额，节省了巨额的销售成本和交易成本，并且在波纹效应的作用下推动了药品价格的整体下降（黎东生、白雪珊，2019）。其次，带量采购政策提高了创新效率（丁嘉彬，2021）。带量采购可以为企业带来高药品销量和市场份额，但由于实施低价政策在国家综合监督管理下，药企的利润空间受到压缩。由于带量采购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医药企业的选择还没有得到验证。

为了应对带量采购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创新成为医药企业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企业通过研发创新能够拥有特质医药资源和品牌优势，并享受更好、更高效的融资渠道（朱佳英等，2019）。国家强力推行带量采购，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企业将新药研发和产品创新放在首位，提升医药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带量采购整合了优势资源，将医药市场从“小、多、散、粗”的格局转变为“大、少、集、精”，推动医药卫生事业的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带量采购政策对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影响。首先，医药企业处于带量采购的整体环境中，无法忽视带量采购所带来的影响。其次，带量采购机制促使医药企业提升创新能力，进而对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带量采购中标在专利质量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呈现正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設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11年至2020年的医药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使用了这些公司的专利数据和财务数据进行分析。企业的专利数据来源包括PATSNAP专利数据库、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和药智网。根据WIND数据库中的395家医药上市企业名称，逐一在PATSNAP专利数据库中以公司名称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对于缺失的数据，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和药智网中获取，并手动整合医药企业2011年至2020年期间的所有单条专利数据，以进行后续的计算和分析。企业的财务数据则来自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对于缺失的财务数据，通过手动下载医药企业年报信息进行补充。

在获取财务数据和专利数据后，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首先，剔除了样本期间交易状态异常（ST、ST*）的企业。其次，剔除了数据缺失严重的企业。为了减少极端值对结果的影响，在所有连续变量中删除异常数值，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

参考Hall等（2005）、聂长飞等（2022）和李强等（2016）的研究，本文选择财务会计类指标ROE衡量财务绩效，以及市场价值类指标TobinQ衡量市场绩效。

财务绩效（ROE）：考虑到药企在研发投资和科研能力方面具有较高水平，并且目前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经营风险较大。本文借鉴金友良等（2020）的研究，选取ROE作为反映企业财务绩效的替代变量。鉴于专利产生绩效存在一定的滞后期（Ernst，2001），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ROE作为被解释变量，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生性问题。

市场绩效（TobinQ）：考虑到医药行业近年来受到政策的冲击较大，且TobinQ能够反映企业每单位资产投入所实现的价值产出增量。本文参考李牧南等（2019）的研究，选用TobinQ值来衡量医药企业的市场绩效。同样考虑到专利产生绩效的滞后性，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TobinQ值作为企业市场绩效的替代变量。

2.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了胡谍和王元地（2015）、孙佳等（2022）、Nuvolar等（2021）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专利质量指标体系，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主成分分析是一种统计方法，用于降低维度，通过方差分析将原本相关性较高的多个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相互无关的综合指标，以提取数据的主要特征，使数据更易于处理。这种方法能够克服评估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影响，并避免了评分的主观性问题。

在选择专利质量综合评价指标时，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是科学性原则，即指标的概念要明确，计算范围和方式要清晰。第二是相关性原则，即指标必须与评价对象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第三是可比性原则，指标能够对来自不同单位或个人的专利进行统一的比较和评价。第四是可行性原则，指标应具备简明扼要、信息容量大和易于分析计算的特点。

基于前文的分析和现有研究，本文从专利的技术属性和法律属性中筛选出IPC分类号个数、被引用次数、权利要求数量和同族成员数量这四个具有代表性的专利质量指标，作为计算专利质量综合评价指数的依据。

（1）IPC分类号个数

IPC分类号个数是反映专利技术领域广度的评价指标之一，代表专利质量的技术属性。较高的IPC分类号个数意味着专利技术覆盖范围更广，表明专利技术具有更好的基础性和开创性。一种常用的计量方法是统计专利所属的IPC-4位子类的个数（李仲飞、杨亭亭，2015）。个数的增多表示技术范围更广，涵盖的技术点更多，通常意味着更高的创新性（Lerner，1994）。

（2）被引用次数

被引用次数是反映专利技术先进性的指标，是最早被用来评价专利质量的指标之一，也是被广泛证明具有合理性和重要性的经典指标之一（Schankerman和Pakes，1986）。被引用次数通常作为专利技术属性的关键表征，与企业的创新效率、商业化速度等具有强相关性（Wagner和Wakeman，2016）。研究表明，专利被引用次数与专利价值正相关性最强，被广泛用于评价企业的专利质量、市场价值和研发管理等（Harhoff等，2003）。本文借鉴了张晓月等（2017）和Moser等（2018）的研究，在构建复合指标时考虑了专利近三年的被引用次数。

（3）权利要求数量

权利要求数量是反映专利技术获得法律垄断保护范围的关键指标，是专利质量的法律属性表征之一。权利要求是专利的核心部分之一，同时，专利费用的计算也是基于权利要求数量。权利要求数量的增加可能意味着专利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Wagner和Wakeman，2016）。研究表明，权利要求数量与企业的创新表现有显著相关性，是一个可靠的技术能力指标（Tong和Frame，1994）。

（4）同族成员数量

同族成员数量是一种反映专利获得法律垄断保护地域范围的指标，被视为评价专利质量的法律属性。当申请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同一专利进行系列申请时，就会形成专利族。专利族的规模越大，表明专利在更广泛的地域范围内受到保护，竞争范围也更广，因此专利的潜在价值更高。Lanjouw和Schankerman（2004）是率先研究专利族与专利价值相关性的学者。研究结果表明，专利族也是高质量专利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体现，企业拥有大型专利族的国际专利将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综上所述，本文采用综合指数的方法来评估专利质量，并运用主成分分析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相关指标的定义和计算方式详见表1。

本文使用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方法来确定是否适合应用主成分分析。检验结果显示，KMO检验值为0.762，大于0.5，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低于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测量专利质量的子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在进行主成分分析时，本文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首先对原始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建立协方差矩阵，接着计算特征值、成分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表2展示了四个指标（IPC分类号个数、被引用次数、权利要求数量、同族成员数量）的特征值结果。

根据主成分选择的原则，本文选取了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主成分1和主成分2来构建专利质量的表征指数。表3中展示了各主成分中指标的因子载荷量。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SPSS主成分分析时，数据会被直接标准化，因此主成分1中的IPC分类号个数、主成分2中的被引用次数和权利要求数量的载荷量系数为负值。负数表示指标低于平均水平，而正数表示指标高于平均水平（马庆国，2002）。

3.调节变量

带量采购中标（Policy）：本文参考Angrist和Pischke（2009）、余泳澤和张少辉（2017）的方法，构成二者交互项即核心解释变量Policy研究带量采购中标影响，其中i表示医药上市公司，t表示年份。

考虑到中标带量采购的医药企业不在同一时点中标，有部分医药企业在t期属于控制组，在t+1期变为了实验组，因此结合连续时间DID双重差分法对时间虚拟变量、分组虚拟变量进行设置。

4.控制变量

企业绩效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本文对已有研究进行了归纳，对可能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变量进行控制，包括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研发强度、股权集中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流动比率。

相关指标定义及计算方式汇总如表4所示。

表4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名称变量符号变 量 描 述财务绩效ROE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市场绩效TobinQ市值/总资产专利质量Quality专利质量综合评价指数时点虚拟变量Time企业带量采购中标之后取1，带量采购中标之前取0分组虚拟变量Quota取1为实验组，即中标带量采购的企业；取0为控制组，即未中标带量采购的企业带量采购中标Policy时点虚拟变量与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资产负债率Lev企业期末总负债/总资产企业规模Size企业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研发强度Rd研发投入存量/总资产股权集中度Top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Growth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流动比率Liq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三）模型构建

1.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检验模型

2.带量采购中标的调节效应检验模型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文依次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以及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整体而言，样本数据的分布合理，并且初步验证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具体结果见表5。大多数变量的相关系数都在0.5以下，这是可以接受的范围，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从相关性分析结果来看，专利质量综合评价指数Quality与企业财务绩效ROE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126、与企业市场绩效TobinQ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169，均在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性的正相关关系，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初步说明专利质量对企业财务绩效、市场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将在下文进行更稳健的回归分析。VIF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显示VIF均值为1.46，且结果都在0至5的区间内，说明本文变量之间可进行回归分析。

（二）回归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处理与回归分析主要采用STATA13.0、SPSS23及EXCEL统计分析工具。回归前确定要采用的模型，F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效应模型（Prob＞F=0.000），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0.0000，所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如表6所示。

列（1）中的结果显示，专利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014，并且在10%的置信水平下呈现显著正相关。这表明专利质量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影响，即专利质量越高，滞后一期的财务绩效越好。这可以解释为专利质量对企业专利的商业化产生影响。当企业提高专利质量时，产品的竞争优势增加，销售利润通常会增加，从而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此外，高质量的专利还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专利许可使用费，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增加企业的财务绩效。类似地，在列（3）的结果中，专利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220，并且在10%的置信水平下呈现显著正相关。这表明专利质量对企业市场绩效具有影响，即专

利质量越高，滞后一期的市场绩效越好。这是因为高质量的专利可以向资本市场传递创新能力的信号，提高资本市场对企业未来经营的信心，从而提高股票价格。此外，积极的信号还可以吸引更多外部投资，降低企业的现金持有成本，为企业市场绩效的提升创造条件。因此，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1，即专利质量对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具有促进作用。

为了研究带量采购中标对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我们在已经分析了带量采购中标、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基础上，引入带量采购中标政策（Policy）与专利质量指数（Quality）的交互项，并进行调节效应的检验。

根据模型（3）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带量采购中标对专利质量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具体的回归结果如列（2）所示。回归结果显示，带量采购政策（Policy）与专利质量指数（Quality）的交互项系数为0.028，并且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与列（1）中的专利质量系数0.014相比，交互项系数的显著性有所提升。这表明带量采购中标加强了专利质量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带量采购中标在专利质量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带量采购中标有效降低了高额的销售费用，通过“以量换价”的方式获得市场份额提高，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效应。第二，中标药企不再需要通过销售公关手段来获取市场份额，可以将这部分资金转向生产性投资，进一步提高创新活动所需的资本。第三，带量采购中标对药企产生了普遍冲击，原本以“重营销轻研发”为导向的模式不再适用于市场环境，未中标的企业在失去价格优势的情况下需要寻求科技转型之路来求得生存，并提高了创新的动力。以上结果表明带量采购中标对专利质量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根据模型（4）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带量采购在专利质量与企业市场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具体的回归结果如列（4）所示。回归结果显示，带量采购政策（Policy）与专利质量指数（Quality）的交互项系数为0.773，并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与列（3）中的专利质量系数0.220相比，交互项系数的显著性有所提升。这表明带量采购中标加强了专利质量对企业市场绩效的正向影响。带量采购中标在专利质量对企业市场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可能的原因如下：首先，带量采购被视为加快企业创新升级的重要倒逼机制。如果企业中标，便可以以较低的中标价格获得大部分地区的销售市场份额，这会导致规模效应，从而降低药品成本，提高市场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这将强化专利的信号传递作用，进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绩效。其次，在吸引更多外部投资的情况下，企业可以实现中标与创新的良性循环。通过获得更多投资，企业可以提升其创新能力，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绩效。综上所述，带量采购中标对专利质量与企业市场绩效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从而验证了假设2。

（三）稳健性检验

1.更换专利质量的度量方式

参考杨国超和芮萌（2020）的研究采用公司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占全部专利申请数量之比IR（InventionRatio）作为专利质量综合评价指标Quality的替换指标，并对IR进行中心化处理。再一次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专利质量IR系数为0.043，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专利质量越高，企业财务绩效越好。专利质量IR与带量采购中标的交互项系数为0.093，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带量采购中标在专利质量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结果如表7第（1）、（2）列所示，与前文回归结果一致，具有稳健性。

2.更换企业绩效的度量方式

参照沙叶舟等（2020）、汪炜等（2013）的研究，本文将被解释变量ROE替换为总资产净利润率（净利润/总资产余额）ROA来表示企业财务绩效、被解释变量TobinQ替换为市净率（股价/净资产）PBR来表示企业市场绩效，并将ROA、PBR均作滞后一期处理。

根据表8的回归结果可知，列（2）中Quality的系数为0.008，通过了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专利质量对企业财务绩效ROA具有正面影响。列（3）中带量采购中标与专利质量的交互项系数Quality*Policy为0.014，说明带量采购中标对专利质量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列（4）和列（5）显示的是大型医药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受到带量采购中标调节效应的对比结果，列（4）中大型医药企业Quality*Policy的系数是0.059，且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验证了相较于中小型企业，带量采购中标对大型企业专利质量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更显著。

列（7）中Quality的系数为0.657，通过了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专利质量对企业市场绩效PBR具有正面影响。列（8）中带量采购中标与专利质量的交互项系数Quality*Policy显著为正，说明带量采购中标对专利质量与企业市场绩效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列（9）和列（10）显示的是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受到带量采购中标调节效应的对比结果，列（10）中非国有企业Quality*Policy的系数为3.313，显著为正，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验证了相较于国有企业，带量采购中标对非国有企业专利质量与企业市场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更显著。

（四）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针对以上运用双重差分估计带量采购中标影响的结果，保证其无偏性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如果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带量采购政策出台之前存在时间趋势差异，即使事件发生后产生变化也会被质疑不是由于带量采购导致的，而是由于事前时间趋势不一致所致。因此，为了检验本文连续时间DID模型的适当性，需验证在带量采购出台之前，中标医药企业和未中标医药企业的企业绩效是否存在平行趋势。

如图1所示，实验组为带量采购中标医药上市公司，控制组为带量采购未中标医药上市公司，纵坐标轴为企业市场绩效。在2018年带量采购政策实施之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企业市场绩效大致保持相同趋势，不存在时间趨势差异。而在带量采购政策实施之后，实验组和控制组企业市场绩效的增长趋势出现变化，说明产生变化是由带量采购中标所致，所以本文使用的连续时间DID模型符合平行趋势假设的前提条件。

（五）进一步分析

1.产权性质异质性

基于我国现实情况和资源基础理论，宏观政策的实施效果受企业微观制度制约，产权性质是企业最基本的微观制度安排。我国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产权性质不同，可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博弈结果（罗党论、唐清泉，2009）。

第一，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发展目标存在差异。非国有企业以盈利为目标，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经营目标。而国有企业作为政府意志和政府利益的体现，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干预。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会将一些社会职能强加给国有企业，例如解决就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开展社会公益等，这降低了企业的创新动力（沈坤荣、金刚，2018）。在带量采购中标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可能不太关注带量采购中标对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響，其创新动力相对较弱。因此，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可能更好。

第二，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高管激励契约方面存在差异。非国有企业更加注重利润导向，高管的薪酬激励和解职惩罚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比国有企业更密切（蔡贵龙等，2018）。由于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的所有者监督，对高管的监督难以实施，而且国有企业的高管任命和考核决策更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非国有企业更加注重高管的专业技术背景（张任之，2019）。同时，国有企业受制于政策目标，绩效激励契约的有效性较非国有企业低（Conyon和He，2011）。非国有企业的高管激励契约更加强调企业绩效。相对于国有企业，带量采购中标对非国有企业的高管激励效果更为显著。

第三，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创新投入方面存在差异。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使得高管更倾向于从个人利益出发，追求眼前的私利，而不愿意进行高风险但对企业长期发展有利的长期规划（苏坤，2015）。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高管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可能会将企业资金用于谋取私利（Shleifer和Vishny，1994）。研发创新是一项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长期活动，充满不确定性，无法保证投入产出比。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可能对创新缺乏足够的意愿。因此，带量采购中标的调节效应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

本研究采用样本公司的所有制性质作为反映中国特殊因素自主权的测量指标，以借鉴现有研究方法为基础。根据医药企业的产权性质，将样本公司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9。

在财务绩效方面，非国有企业的交互项系数（Quality*Policy）为0.018，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而国有企业的交互项系数为0.061，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在市场绩效方面，非国有企业的交互项系数为0.863，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而国有企业的交互项系数为0.354。这表明相较于国有企业，带量采购中标对非国有企业的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显著。产权性质的差异说明，相较于国有企业，带量采购中标对于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受到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而在带量采购的执行过程中，国有企业更有可能获得隐形优惠（金友良等，2020）。因此，即使中标带量采购，对国有企业专利绩效转化的积极性影响较低。而非国有企业面临较强的环境约束和监管压力，带量采购的中标能够激励其加强创新研发，提高专利质量。

2.企业规模异质性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规模经济效应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大型企业相较于中小型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源，其对风险和竞争的应对能力更强，能够更快地根据变化调整其战略方向（Dizon等，2017）。大型企业的资源优势不仅表现在有形资产方面，如设备和资金，而且还包括无形资产，如技术、声誉和品牌（Silviano等，2013）。研究人员王文甫等（2014）通过构建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验证了这一点。他们发现，大型企业具有较低的贷款成本、监管成本以及以资本密集为主的特征，而中小型企业则具有较高的贷款成本、监管成本以及以劳动密集为主的特征。另外，张一林等（2019）在对银行规模进行比较研究时也发现，中小型企业面临更高的融资约束。

在创新领域，中小型企业相对于大型企业存在一些劣势。中小型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较弱，创新成果的关注度较低，并且创新绩效也较大型企业为低（张一林等，2019）。这说明在创新方面，中小型企业相对于大型企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随着带量采购政策逐渐常态化，医药行业正面临着日益加剧的“优胜劣汰”问题。带量采购在招标过程中对药品采购量进行精确计算和公示，这对企业来说既是机会也是考验。一旦企业中标带量采购，就必须投放合约药品量到市场上，这要求企业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和供货能力。如果断供，将面临国家的重罚。因此，医药企业在做出决策时需要全面评估自身状况。大型企业能够通过投融资减轻生产压力，灵活配置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满足产品研发的需求，重点发展创新药，并参与竞标，以平衡因“以价换量”导致的利润空间减少。然而，大多数中小型企业只能争夺剩余市场份额，面临重重困难。这是因为中小型药企在成本控制和药品生产工艺改进方面缺乏先进能力，并且自身经济规模不足以支持低于成本的招投标报价，使其在价格方面处于劣势。同时，中小型药企规模较小，生产线和车间数量较少，即使通过降低药价进入药品集中采购的中标名单，其生产能力也难以满足50%以上市场份额的需求。因此，“4+7”带量采购政策对规模较小、专业化程度较低、药品生产能力不足的中小型药企产生了严重的挤出效应。在这场竞争中，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明显。

根据医药企业的规模将样本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研究带量采购中标对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的异质性。研究探讨带量采购中标对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在专利质量、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方面的调节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对于财务绩效，大型企业的交互项Quality*Policy系数为0.100，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中小型企业的交互项Quality*Policy系数为0.016，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相较于中小型企业，带量采购中标对大型企业的专利质量和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更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对于市场绩效，大型企业的交互项Quality*Policy系数为0.565，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中小型企业的交互项Quality*Policy系数为-0.566。这说明带量采购中标对大型企业的专利质量和企业市场绩效具有更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对中小型企业的调节作用为负。以上结果表明，在面对带量采购中标的冲击时，大型企业更有可能中标，并且具备更强的资源平衡能力以应对风险。在合理利用资源和抓住政策红利的情况下，大型企业能够迅速实现企业创新转型。相比之下，中小型企业不仅需要应对带量采购的降价压力，还需要应对内部经营模式的淘汰。即使中标带量采购，中小型企业也会受限于资产规模和资金劣势。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选取了2011-2020年间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了双重差分法、主成分分析法和调节效应检验等方法，对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带量采购中标对二者的调节效应进行了研究。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当前专利数量快速增长且专利泡沫化的背景下，专利质量应受到重视。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专利质量综合评价指数，用以衡量企业的专利质量。研究结果表明，专利质量对企业的财务绩效有正向影响。专利质量的提高使企业能够形成技术垄断，从而实现盈利，并且可以通过专利许可、专利出售、专利诉讼等方式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此外，专利质量的提高还能够增强企业的市场绩效。专利质量对企业而言是关键的技术资源，企业可以通过专利向资本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从而影响外部市场对该企业未来业绩的预期，进而影响企业股票价格。尽管有关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但本研究利用我国医药制造业的数据发现专利质量能够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

2.带量采购中标对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带量采购中标有效地促进了医药企业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这符合公共选择理论的原理。具体而言，相较于未中标的药企，中标带量采购药企能够更好地将专利质量转化为企业绩效。本研究认为，医药企业在中标后能够迅速降低销售成本、增加研发投入，并充分享受政策红利，从而发挥规模经济效益，提高企业利润。而未中标的药企则在带量采购政策环境中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

3.带量采购中标的调节作用存在异质性。与中小型企业相比，大型企业在带量采购中标的调节作用上表现得更为显著，这符合资源基础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的原理。大型企业凭借其在生产、成本、规模、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参与竞标，逐渐转型为创新型药企，而许多中小型企业则面临困境，难以应对行业加速洗牌的挑战。在这种发展态势下，中小型企业面临困难，而大型企业则迎来新的机遇，医药行业正在重新进行资源整合。此外，相较于国有企业，带量采购中标的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这意味着带量采购促使非国有企业更加重视专利质量，同时非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也更加强劲。

本文的实证结果提供了以下启示：

1.在政府层面，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企业的异质性，以最大化发挥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的增值作用。首先，在面对中小型医药企业与大型医药企业在带量采购中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在淘汰低质量中小型医药企业的同时，应考虑如何引导具有创新力和竞争力的中小型医药企业适应新的行业环境，而不是一刀切地排除所有中小型医药企业。应保留一定的市场份额，给予政策一定的灵活性，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其次，政策制定者应充分考虑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面对带量采购环境时的差异。目前，国有企业仍然面临政府对其经营行为过多干预的问题。政策制定者既要引导非国有企业积极参与带量采购、加大创新研发，实现从生产仿制药向原研药的转型，又要提高带量采购中标对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程度，促进企业专利转化。此外，创新是第一生产力，企业进行创新活动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政府可进一步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加强创新信息披露机制建设，完善市场激励机制，鼓励企业提升专利质量和专利保护意识。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创新的扶持政策，尽管在数量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质量仍有待提高。为提高国家的技术竞争力，政府可以建立专利质量考核体系，或采取联合创新的形式，重点奖励研发出高质量专利和核心领域专利的企业，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基础型创新方面。同时，应遏制企业为获取政策补贴和资质评定而不断申请低质量专利的行为，引导企业实现从“以数量谋利”转向“以质取胜”的转变。

2.在企业层面，企业应及时关注行业政策的变化，并积极应对以适应变化。对于医药行业而言，带量采购中标可以增强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因此企业应及时整合内部资源，调整经营模式，以适应带量采购所带来的变化，并通过布局高质量专利来实现转型升级。随着带量采购政策的实施时间越长，中标批次越多，覆盖范围越广，同质化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在这种背景下，创新是医药企业实现长期发展的关键。只有生产具有高质量专利的创新药物，才能在带量采购政策的背景下确保医药企业的稳定发展。

此外，企业应充分发挥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为了实现长远发展，企业应关注专利的质量和战略布局，而不仅仅追求数量上的无意义积累。在研发专利的过程中，企业需要持续深入研究，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并在特定领域不断实现技術的更新迭代。同时，企业应在探索过程中时刻注意保护专利，加强专利布局，以防止竞争对手利用专利成果。通过在特定领域形成自身的技术优势，并进行持续的技术创新，企业可实现持久的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以上研究结果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以便更好地制定政策和管理企业。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他因素对专利质量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不同产业背景下的差异情况，以丰富和完善相关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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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Quality，Volume-based Procurement，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Zhang Guiqiao1and Shen Tingzhi2

（1.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2.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Mathematics， 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pharmaceutical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20，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atent quality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winning bids in volume procur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tent qualit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while winning bids with volume procurement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ent quality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winning bids in volume procuremen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large enterprises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patent quality， expands the research scope of volume-based procurement policy， and provides some enlightenment for enterprises to cope with the impact of volume-based procurement and improve their innovative R&D capabilities.

Key Words：patentquality; bidding with volume-based procurement; enterprise performance;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

責任编辑邓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