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礼堂 程昊卿

从中国历史的纵向发展和世界历史的横向比较来看，唐代处于一个双重高峰期：既是汉末大分裂大动荡之后难得的大统一和大发展时期，也是七至九世纪动荡不安的亚欧大陆上，少有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繁荣发展的农业文明实体。正是在这个双重高峰的历史性交汇中，中国古代女性的权利地位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唐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丰富多彩、自由奔放，在整个世界古代史上都堪称绝响。

对于唐代女性的权利地位及其成因，前辈学者已有不少讨论。如高世瑜认为唐代妇女有着“时代所给予的幸运”，唐朝的辉煌盛世、礼教的松弛、民族的融合等种种原因造就了这种幸运①；段塔丽则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开拓进取的精神”“任情旷达，不受约束的个性特征”“刚强自信，不让须眉的豪迈气概”来概括唐代女性的整体风貌，并认为这种风貌与当时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是相互成就的关系②。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唐代女性在古代史上的特殊性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视角，不过，具体到生活史领域，唐代女性日常生活的特征和相关影响因素就不像宏观层面那样明确了，唐王朝的物质基础、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礼教的相对松弛等等，似乎更多地起到一种十分重要却又相当间接的作用。换言之，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宏大的因素可以解释的历史现象太多，它们在更加注重个体和强调细节的生活史领域的阐释力就相对不足了。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唐代女性的日常生活面貌，回到历史现场，总结其基本特征，从性别、民族和宗教的角度出发，希望找出能够解释唐代女性日常生活现象的历史坐标，并分析其中包含的文化意蕴。

一、唐代女性多彩奔放的日常生活

（一）物质生活

唐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经济较为发达的时代，尤其是经过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在几代皇帝励精图治之下，唐前中期呈现出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富庶的景象。亲身经历过大唐盛世的杜甫在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③直到数百年后，王安石仍感叹道“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正观开元时”④。唐代前中期的繁荣更多地是建立在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到了唐代中后期，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农业经济受到较大打击，但也恰在此时，古代中国历史走到了一个转折点，新的经济模式开始酝酿。唐中后期，城镇手工业和服务业日渐兴盛，海内外贸易也愈加发达，城市化、商品化进程加快，而这一切都与农村经济的衰落相表里⑤。因此从较宏观的层面来看，唐前中期是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一个高峰，以相对的均衡富足为主要特征；唐中后期则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发展期，以富有活力为主要特征。总之，终唐一代，社会经济条件较为优越，能够为女性日常生活提供一个相对稳固的物质基础。

对于唐代物质生活中的建筑、家居、器物、饮食等领域，一方面前人的梳理和研究已经相对完备，另一方面这些领域并非女性所独享，更具有普遍意义而非性别意义。唐代物质生活中最具性别特色、也是最能反映唐代女性生活面貌的，当属服饰装扮，因此本文接下来对这一领域展开论述，以概括其主要特征。

有唐一代发达的经济条件为服饰织造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也有利于服饰装扮的时尚化和多样化，因此当时在服饰装扮领域出现了“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⑥的盛况。唐代女性充分利用了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为自己争取到了极大的物质生活空间，也为唐代社会生活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纵观唐代女性服饰装扮的发展，丰富多彩是贯穿始终的一个鲜明特点。从现存壁画、诗词等史料来看，唐代女性常见的衣服形制有襦、衫、裙、半臂等，足服有鞋、履、靴等，可谓样式繁多。不仅如此，在同一样式之下往往还有许多细分的类别，比如裙有笼裙、幅裙等，幅裙还有六幅、七幅、八幅等数种，今见唐代画作中的女性裙装以六幅裙最多。同一样式的服装也存在材质各异的分支，如鞋有线鞋、锦鞋等。同一样式的服装还有多种颜色之分，比如，仅唐诗中所见的“襦”就有红襦（“飘飘翠羽薄，掩映红襦明”⑦、“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⑧）、翠襦（“翠襦不禁绽，流泪啼天眼”⑨）、青襦（“双鬟可高下，才过青罗襦”⑩）、紫襦（“紫排襦上雉，黄贴鬓边花”⑪）等等；裙装里还有“间色裙”（又称“破裙”）一类，一裙杂多色，阎立本《步辇图》中宫女所着即为典型的红黄相间的间色裙。与服装的多彩缤纷相适应，唐代女性的饰品、发型和妆容也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如饰品有步摇、花钿、梳篦等；发型有发髻样式，如半翻髻、反绾髻、双环望仙髻、回鹘髻、乌蛮髻等，又有鬓发样式，如鸦鬓、薄鬓、丛鬓、云鬓等；妆容仅眉妆便有蛾眉、柳眉、八字眉等，面妆又有面靥、斜红、点唇，当时比较流行的整体性的妆容则有檀晕妆、酒晕妆、桃花妆、飞霞妆等多种名目。总之，当时可供选择的服饰装扮极为丰富，构成了唐代女性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

唐代女性服饰装扮的另一个特点，则是整体风格较为奔放。唐初典章制度继承北朝，礼仪典雅，随着“大唐气象”铺展开来，女性穿着也逐渐形成独特的风格，这里以足服为例加以说明。唐初女性以履为正式足服，以形制相对随意的线鞋为日常足服，《旧唐书》载：“武德来，妇人着履，规制亦重，又有线靴。开元来，妇人例着线鞋，取轻妙便于事。”⑫说明线鞋因其轻便而在唐中期逐渐盛行，甚至取代履进入了正式场合。线鞋进一步发展，在面料方面由普通的麻线、丝线换成织锦，形成所谓“锦鞋”；在款式方面不再中规中矩，鞋头日渐高耸起来，形成所谓“高缦鞋”。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两件云头锦鞋，形制特色鲜明，鞋头造型夸张，鞋面色彩艳丽，风格充满个性，集中体现了当时女性足服在这两方面的发展面貌。从足服的发展来看，唐代女性在服饰装扮方面受到的礼法约束比较少，较为看重服饰本身的实用属性和审美属性，因此一些轻盈美观的服饰能够进入到严肃场合；而在审美倾向方面，足服也并非孤例，当时女性服装往往采用大红大绿等对比强烈的色彩，发式则流行风格张扬的高髻，妆容也比较大胆、艳丽。无论是注重实用和审美，还是在审美方面倾向于张扬浓烈，都能够说明唐代女性服饰装扮的奔放特点。

（二）精神文化生活

相比物质生活，唐代女性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受到的限制要相对多一些，比如无法参加科举、受教育机会较少等。不过，唐代的风气仍较一般时代终究更开放一些，当时的很多女性尤其是中上层女性也积极参与文学、竞技、社会交往等社会文化活动，既丰富了自身的文化生活，又为中国文化史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在文学方面，唐代女性参与诗歌创作和鉴赏活动的现象较为普遍，不仅徐惠、武则天、上官婉儿等许多宫廷和贵族女性都工于诗歌，还涌现出了李冶、薛涛、鱼玄机、刘采春、鲍君徽、花蕊夫人等一大批著名的女诗人。《全唐诗》记女诗人138位、作品11卷，其中花蕊夫人、薛涛、鱼玄机等较为优秀的女诗人尤为突出。唐代女性的诗歌创作和鉴赏不仅有数量，也有质量，如上官婉儿就是一位品评名家，宋人尤褒《全唐诗话》记载了上官婉儿评点诗歌的一幕：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篇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既退，惟沈宋二诗不下。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才’，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陡健豪举。”沈乃服，不敢复争。⑬

由此可见上官婉儿的诗歌品鉴水平之高。其时，上官婉儿继承她的祖父上官仪的事业，品评诗歌，对于唐代律诗的发展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说明女性在唐代诗坛的活动不仅荣耀一时，更能够载入文学史册。除了积极参与时兴的诗歌活动外，唐代女性在学问、文章等方面也颇有建树，长孙皇后的《女则》、徐惠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等皆是其代表。中唐时期，作为宋之问后裔的贝州宋氏五女“尝白父母，誓不从人，愿以艺学扬名显亲”。她们后来果然因才学被唐德宗召入宫中，担任要职，侍从应制，其中宋若昭“自宪、穆、敬三帝，皆呼为先生，六宫嫔媛、诸王、公主、驸马皆师之，为之致敬”⑭。成为史上一段佳话。

在竞技方面，唐代女性也相当活跃，甚至有不逊于男性的风采。首先，她们积极参与当时流行的各种竞技运动，比如打马球，唐人诗句有“殿前香骑逐飞球”⑮、“宛转萦香骑，飘飖拂画球”⑯等，所写的正是女子马球运动的风采；比如射猎，《太平广记》载“李昌夔为荆南，打猎，大修粉饰。其妻独孤氏，亦出女队二千人，皆著乾红紫绣袄子、锦鞍鞯”⑰；比如拔河，《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唐中宗“与近臣观宫女拔河”⑱的盛景；比如围棋，张籍有诗云“红烛台前出翠娥，海沙铺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尽，数数看谁得最多”⑲。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其次，唐代女性在竞技领域具有很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往往能够创造出符合自身特点的竞技项目和玩法，或对已有项目进行改造。比如，作为现代足球前身的蹴鞠对抗性较强，而唐代女性参与蹴鞠时则采用类似花式足球的“白打”玩法，削弱了对抗性，增加了表演性；又如唐代女性仿照射猎，创造出了“射鸭”“射粉”等竞技项目，降低了竞技参与的门槛，体现出她们参与竞技活动的热情和充沛的创新精神⑳。最后，唐代女性不仅在竞技活动中的参与度高，而且还经常表现出极高的竞技水平。《太平广记》载军中少年蹴鞠，长安贫民女子在旁竟能“接而送之，直高数丈”，引起众人围观㉑。总之，唐代女性在竞技活动方面不仅广泛参与，而且竞技水平高、创造能力强，竞技活动也就成为了她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交往方面，不同于很多时代女性被束缚于闺门之内，唐代女性往往能够走出家门，拥有相对广泛的社会交往。当时女性的社会活动空间虽不及男性，但也较为广阔，一方面唐代涌现出的才女众多，数量上为其它朝代所不及；另一方面，除了能够与士大夫阶层往来的才女、歌女、舞女等历代皆有的特殊群体外，普通民间女性也可以参与日常交际。刘禹锡《踏歌词》所写“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影树鹧鸪鸣”㉒，反映了当时女性参与交际、踏歌出游的景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结社风气很盛，民间女性也往往结成“女人社”，互帮互助，聚会游玩。敦煌出土的五代时期女性结社文书即反映了自唐代延续下来的女性社团运作机制和规范：

戊辰年正月二十四日（旌）坊巷女人团座商议立条，合社商量为定：各自荣生死者，纳面一斗，须得齐同，不得怠慢。或若怠慢者，捉二人后到，罚酒一角。全不来者，罚酒半瓮，众团破除。一或有大人颠言倒仪，罚醴酸一筵。小人不听上人，罚羯羊一口、酒一瓮。一或有凶事荣亲者，告保录事，行文放帖，各自兢兢，一指实，记录人名目。

录事孔阔梨，虞候安闭梨，社人连真，社人恩子，社人福子，社人吴阁梨女，社人连得，社人富连，社人膝子，社人员泰，社人子富，社人员意。

左入社条件，在后下承文帖，及出社者，罚醴酸一筵。㉓

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代文献中也有类似的结社文书，它们出于边陲之地，足以说明当时女性结社的普遍性；内地少见，只是因为西北地区气候干燥、土壤湿度低，文物易于保存，敦煌等地又在唐末五代一度成为世外桃源般的安定之所，战乱对文物的影响相对较低。从上述文书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的这些“女人社”制度严整，赏罚明确，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民间社团组织，反映了唐代女性社会生活的高度发达。

唐代女性日常生活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文化方面都呈现出多彩、奔放的特点。放眼古代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史，这种多彩奔放的女性生活是不多见的，它的形成，不仅与唐朝发达的经济基础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有关，也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挖掘唐代女性生活背后的性别、民族和宗教因素，会发现这种独特的生活形态实际上受到了男性生活方式、周边民族风俗和佛道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拟男”“胡风”和佛道塑造了唐代女性生活的独特面貌，构成了容纳它的三重文化坐标。

二、唐代女性日常生活中的三重坐标

（一）“拟男”倾向

由于前近代社会女性地位相对较低，一些女性为挣脱性别束缚，有时会在生活方式上存在模仿男性的行为，学界一般称之为“拟男”。唐代是一个女性“拟男”风气大盛的时代，从现存史料来看，当时这种风气集中表现在衣着装扮、休闲娱乐和文学创作三个方面。

对于唐代女性在衣着装扮方面的“拟男”倾向，既有研究着重分析了唐代女性喜着男装的现象及成因，普遍认为唐代的社会风气、审美趋向、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多元文化尤其是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当时大量出现女性着男装现象的主要原因㉔；张珊聚焦唐代女性着男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着力理清其历史发展脉络㉕。已有研究成果已经为我们大致勾勒了唐代女性着男装现象的基本面貌，对其成因也作出了较为可靠的分析，不过，这里仍有一些具体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关于唐代女性喜着男装，很多研究提到了多元文化尤其是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即所谓“胡风”问题，不过，一方面，“胡风”更多地是先影响了唐代男性的穿着，进而才传导到女性服装领域；但另一方面，唐代女性对男性的模仿不限于穿着，更无法全然以“胡风”解释。因此，后文将对唐代女性日常生活中的“胡风”问题予以专门讨论，而不是将其仅视为“拟男”倾向的一个原因。此外，一些学者认为女着男装现象在“安史之乱后骤然消失”㉖，不少研究也因此仅着眼于唐前期，然而这种观念并不准确。今存唐墓壁画、敦煌壁画等可证明，女着男装现象一直到唐中晚期仍屡见不鲜；史载德宗时期尚有“皆冠巾”的“裹头内人”㉗，即裹着男子幞头的宫女；晚唐诗人薛逢也有诗句云“袍袴宫人扫御床”㉘，即宫女为方便打扫而身穿男子袍袴——以上种种，均可说明唐代中晚期仍存在不少女性着男装的现象。女性在穿着打扮上效仿男性的风气贯穿整个唐代，虽在不同时期有所消长，但未曾完全断绝。

从休闲娱乐方面来说，唐代女性对男性的模仿最为突出的领域是体育竞技。前文已经说到，唐代女性参与蹴鞠、马球、射猎等各种竞技项目，甚至在技术水平方面可与男子一争高下，这种广泛而深入的参与离不开对男子竞技的效仿；不仅如此，竞技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女性举动中的“拟男”倾向。比如王建《宫词》云：“射生宫女宿红妆，把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跪拜谢君王”。㉙这首诗写宫女出猎，皇帝赏赐御酒，宫女则报以“男儿跪拜”，即以男性礼仪而非宫廷女性礼仪答谢，充分体现了这些宫女在射猎活动中模仿男性的心态。五代继承唐代风气，故花蕊夫人《宫词》中亦多女性模仿男性参与体育竞技的活动，如“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乘骑怯又娇”、“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㉚等。值得一提的是，出于体育竞技的需要，唐代女性在竞技中往往着男装以方便活动，今天能够看到的反映唐代女性男装的壁画、绢画、唐三彩等，有相当比例描绘的是这些女性在竞技场上的英姿，因此可以说，女性对男性体育竞技的模仿为服装方面的模仿提供了更多契机。

休闲娱乐方面的“拟男”现象不仅存在于竞技领域，也存在于更广泛的日常生活中。唐人周昉画作《调琴啜茗图》，描绘了唐代仕女抚琴饮茶的生活场景，这种场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更像是“阔太太们的下午茶”，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实际上也是对男性生活的效仿。古琴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被视为君子的象征，是与士大夫相关的重要文化符号，而饮茶在唐代一开始也只是流行于男性中间，所谓“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㉛，因此《调琴啜茗图》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妇女聚会，而是更接近文人雅集。如果与唐晚期的《唐人宫乐图》（以下简称《唐》）对比，就更能看出《调琴啜茗图》（以下简称《调》）的这种男性化乃至士大夫化的强烈倾向。同样是描绘唐代女性的休闲生活，《唐》中人物姿态放松、随意，散乱围坐尽显热闹，《调》则极力表现人物的优雅仪态，座次也对称有序；《唐》中有人饮酒、有人品茶，所奏乐器包含琵琶、箫管、笙等数种，《调》中却只有士大夫化的抚琴、品茗等行为；《唐》画面结构紧凑，内容丰富，除人物外还有一只宠物猫卧于桌下，生活气息极为浓郁，《调》则以寥寥几笔石、树构成背景，画面中有大量留白，呈现出强烈的文人画风格。从茶文化的视角来说，这两幅画的对比也很能说明茶这一新兴饮料在唐代进入女性生活的过程：在《调》图作者周昉生活的唐中期，陆羽刚刚完成《茶经》，茶饮仅在男性群体中普及，女性饮茶往往只能效仿男性，《调》图正是对这种模仿行为的反映；而到了《唐》图创作的唐晚期，茶已经内化为女性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饮茶也不再具有“拟男”的行为属性。可见，“拟男”行为不仅存在于唐代女性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是她们拓展生活空间、接纳新鲜事物的一个重要手段。

从唐代女诗人、女作家的作品中，也可看出强烈的“拟男”倾向。比如宋氏五女中的长女宋若莘以“《女论语》十篇”㉜为代表作，从《女论语》的书名即可看出她对已有男性经典作品的效仿之意；再如鱼玄机诗句“小材多顾盼，得作食鱼人”㉝，用战国时冯谖客孟尝君典故，诗中流露出的风雅趣识与士大夫无异。以往学界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黄芸珠在评述李冶、薛涛和宋氏五女等人的诗文创作时，就着重分析了其作品中表现出的男性化尤其是士大夫化的作者心态、诗歌追求和审美趣味㉞；应克荣则更为宏观地考察了唐代女性书写在诗歌题材、审美追求、艺术风格上的男性化现象及其成因，认为这种“拟男化”的现象主要源于较为开放的客观社会环境和唐代女性的主观心理因素㉟。这些研究对唐代女性“拟男化”现象的梳理比较全面，但在原因分析上或有未尽之处。中国古代的文学写作具有很强的交际属性，尤其是明清以前，商业化的写作活动较为罕见，文学作品的读者群体往往局限于宫廷贵族和士大夫阶层，并以赠答、传诵为主要形式，这就造成了当时的女性作者面对的读者多为与她们交游的士大夫群体，这样的读者接受情境决定了她们的写作必然以男性化尤其是士大夫化的趣味为导向，否则很难获得广泛的认可。因此，相比社会环境、文化风气等因素，读者接受对于唐代女性文学写作的趣味塑造和“拟男化”引导，要更为直接也更为显著。

（二）“胡风”现象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多元繁荣的时代，少数民族突厥、吐蕃、回鹘、南诏等以及周边政权波斯、大食、日本等不同文化纷纷涌入，与中国本土文化充分交流、激烈碰撞、深度融合，使得唐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多元色彩。“胡风”大盛之下，来自周边民族的乐舞、器物、服饰、饮食、风俗等在唐代社会中广泛流行，女性日常生活自然也受到这股猛烈的“胡风”影响。对于女性日常生活来说，这种“胡风”现象的发展，以服饰装扮领域最具代表性。

来自周边民族的服饰装扮和衣着元素，始自北朝，故从唐初开始便极为流行，所谓“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䍦”㊱即是明证。不过，这时的羃䍦虽有“胡风”，但它实际上是一种帘幕从帽檐垂下、能够遮蔽全身的衣物，当时妇女穿着羃䍦更多地是出于一种保守的目的，所谓“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㊲。其出发点仍是实现男女区隔。随着“胡风”渐盛，“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䍦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䍦之制”㊳。帷帽代替羃䍦，女子出门不用再遮挡全身，无疑是一种进步；而到了开元初年，“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㊴。女子出行只戴着胡帽，展露妆容，充分显示了唐代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象。除了胡帽外，唐代女子也酷爱着靴，李白诗句“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㊵，正反映了这种流行趋势。靴本为游牧民族马上所用，经北朝而入汉地，又演变为女子风尚，唐代继承北朝文化，因此也延续了女子着靴的风气。鞋帽的变迁只是冰山一角，史载开元年间“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㊶、“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㊷。可见“胡风”的盛行，在盛唐时期是全方位的。

不过，唐中期以后，随着军事优势的逐渐失去，盛唐时期那种海纳百川的气象也就有所衰退，“胡风”在唐人眼里开始具有了敏感意味。吐蕃占领沙州时期，“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㊸。这里“胡服”与“中国之服”已经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不再仅限于单纯的衣着时尚领域。唐宪宗女太和公主嫁入回鹘，和亲使团“次漠南，虏人欲屈胁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又欲主便道疾驱者，证固不从，以唐官仪自将，讫不辱命”㊹。这场交锋以“胡服”和“唐官仪”为焦点，同样表明了服装的政治属性。与周边民族的交往细节反映出唐人心态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当时社会上的“胡风”现象亦不能不有所影响。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诗中写道：“小头鞵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㊺。这里的“小头鞵履”和“窄衣裳”作为带有鲜明“胡风”的服饰，在天宝末年是流行款式，到了白居易的年代却要被人嘲笑，正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女子衣着装扮风尚的急剧变化。当然，流行多年的“胡服”的影响不可能被完全消除，尤其是很多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文化元素早已融入到唐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些元素是无法抹去的。杜牧诗句“舞靴应任闲人看，笑脸还须待我开”㊻即反映了女子着靴的“胡人”风尚一直到晚唐仍然存在，只不过人们似乎已经日用而不觉了。

（三）佛道的影响

佛道宗教文化对于唐代女性日常生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道教在唐代极为繁盛，并受到官方的推崇，在浓厚的宗教环境中，女性生活必然受到道教的影响。古代女子本不戴冠，而女道士们却头戴黄冠，因此被称为“女冠”，她们在社会角色上与古罗马的维斯塔贞女和中世纪欧洲的修女类似，是一种被官方认可并享受一定待遇的神职人员。正因为女道士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经济保障和个人自由，因此唐代有不少女性纷纷入道。玄宗时，为实现使杨玉环由王妃转为贵妃的目的，以入道为门径，规避礼法，亲下《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㊼，进一步推动了女性入道的风气。唐中后期，女道士李冶、鱼玄机等人纵横诗坛，宗教身份使她们获得了一般家庭女性难以企及的社会活动空间，前者与陆羽、释皎然、刘长卿、朱放等士人均有交游经历；后者不仅与温庭筠、李亿等士人交往密切，与李亿离异后还曾作为女道士在藩镇幕府充任门客。

如果说道教对女性日常生活的影响更多地集中在社会中上层，那么佛教的影响要更加具有广泛意义。就社会上层而言，武则天的经历很能说明佛教对贵族女性的影响力。她先是通过遁入佛门规避礼法，完成从太宗妃到高宗妃的身份转变；此后，武则天又不断借助佛教力量打击政敌、树立形象，直至走上权力巅峰，尤其是当时佛教净土信仰的盛行，与女皇的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㊽。此外，敦煌所出《大云经疏》更是说明，佛教经典文献在武周代唐的政治变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㊾。当然，武则天的事例即便在唐代也有很强的特殊性，对于社会上层的其他贵族女性和中下层女性来说，佛教更多地是为她们在传统礼教和家庭束缚之外，提供一些自我空间和社交机会。留存至今的诸多唐代壁画、造像表明，当时女性参与写经造像、持斋布施等佛教活动极为频繁，很多佛像拥有女性供养人，如敦煌莫高窟130窟中的《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便反映了贵族女子参与佛教活动的场景。佛教对于女性的影响一直渗透到民间社会之中，有学者在考察了自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的女性结社现象后得出，唐代女性社团即源于北朝女性结成的“佛社”，即以造像为中心的佛教组织㊿。值得一提的是，佛教影响女性日常生活，唐代女性的崇佛行为也反过来对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观音造像的女性化正是在唐代尤其是女皇武则天时代最终定型的，女性日常生活与宗教发展的紧密关联由此可见一斑。

三、三重坐标的文化意蕴

（一）唐代女性地位和日常生活的历史成因

近代以前，男尊女卑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这是由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在无法改变这一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女性想要突破作为“第二性”和男性附属品的定位，基本只有三个方向：一是模仿男性的行为和风格，二是从更原始的生活方式中寻找母系氏族时代的残留风俗，三是借助宗教信仰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和重塑力量。唐代女性之所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拥有空前绝后的地位，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比较有利，为女性在这三个方向上都留下了发展的空间。

传统儒家思想强调男女有别，所谓“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因此，一般情况下女性模仿男性的行为被认为不合礼教，往往会受到阻碍。《南史》记载，南齐有“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粗知围棋，解文义，遍游公卿，仕至扬州议曹从事。事发，明帝驱令还东。逞始作妇人服而去，叹曰：‘如此之伎，还为老妪，岂不惜哉。’”说明即便是在礼法比较松弛的南北朝时期，女子效仿男性也不为社会所容。而唐朝自建立起，便有平阳公主参与起兵，《旧唐书》载：

六年，薨。及将葬，诏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辂、麾幢、班剑四十人、虎贲甲卒。太常奏议，以礼，妇人无鼓吹。高祖曰：“鼓吹，军乐也。往者公主于司竹举兵以应义旗，亲执金鼓，有克定之勋。周之文母，列于十乱，公主功参佐命，非常妇人之所匹也。何得无鼓吹！”遂特加之，以旌殊绩；仍令所司按谥法“明德有功曰昭”，谥公主为昭。

平阳公主的军功为时人所认可，故高祖力排众议将平阳公主以军礼下葬，并赐予谥号。在整个唐前中期，又不断有武则天、上官婉儿、韦皇后、太平公主等女性参与政事，这些贵族女性在军事政治上的成就，对普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模仿男性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和鼓励作用。

唐代的“胡风”亦为其它朝代所不能及。首先，李唐皇室本身就拥有鲜卑血统，开国三代皇母“皆是胡种，而非汉族”；不仅皇室如此，唐王朝赖以建立的关陇贵族集团中也多有“胡人”后裔。在这样的王朝政治背景之下，统治者对于周边民族往往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态度便是明证。其次，唐朝前中期开疆拓土，后期守卫边疆，都有众多周边民族将士效力军中，不仅契苾何力、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等名将辈出，而且“蕃汉兵”“蕃汉之师”等字眼也常常出现在记载唐朝军事行动的史籍之中。唐王朝对周边民族武士的吸纳和倚仗，从文化层面来说促进了各民族彼此涵化的过程，这些武士进入到军队和朝堂，在内地定居，与汉人通婚，一方面加速汉化，另一方面也将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带到了内地。最后，唐朝与周边政权交往频繁，形成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景，来自周边政权的使者、商人不仅将唐文化带回各自国内，也将他们自己的异域文化带到长安、洛阳乃至一些普通城镇之中，同样促使“胡风”兴盛。由于社会方方面面都受到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礼教不像其它朝代那样森严，唐代女性日常生活自然也就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从宗教方面来说，唐代佛道地位崇高，也为丰富女性日常生活创造了条件。贞观十一年二月颁布的《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天授二年三月颁布的《释教在道法之上制》等官方文件一方面表明了佛道两教此消彼长、不断争夺宗教话语权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它们对唐王朝高层政治的深刻影响。作为与传统儒家相异的意识形态，佛教和道教的政治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正统的儒家礼教，为女性争取利益乃至权势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武则天为尼、杨玉环入道等事件，即足以说明当时佛道文化对礼教规则有着较强的破坏力。

唐代社会在性别、民族和宗教三个方面的特殊性，造就了唐代女性地位的“顶峰”局面。唐代女性日常生活的多彩奔放，是独特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二）“顶峰”的界限及其启示

尽管女性地位在唐代达到了古代中国无可置疑的顶峰，但这种“顶峰”的高度仍是有限的，当时的女性不可能像现代女性一样获得真正的平等。并且，唐代的女性权利始终面临一定程度的打压，在“拟男”“胡风”与佛道三重坐标上显示出了它的边界。

从“拟男”方面来说，对于女子效仿男性抛头露面，唐代统治者多予以包容，但有时也会制止。比如高宗时就曾发布禁令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帷帽，遂弃羃䍦，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又命妇朝谒，或将驰驾车，既入禁门，有亏肃敬。此并乖于仪式，理须禁断，自今已后，勿使更然。”许多以禁奢侈、倡节俭为名义发布的禁令，实际上也起着维护传统礼教的作用。比如唐朝官方明确规定：“妇人服从夫、子，五等以上亲及五品以上母、妻，服紫衣，腰襻褾缘用锦绣。九品以上母、妻，服朱衣。流外及庶人不服绫、罗、縠、五色线鞾、履。凡裥色衣不过十二破，浑色衣不过六破”。文宗时进一步规定：“妇人裙不过五幅，曳地不过三寸，襦袖不过一尺五寸”；“妇人衣青碧缬、平头小花草履、彩帛缦成履，而禁高髻、险妆、去眉、开额及吴越高头草履”。虽然这些禁令很难真正施行，但却反映了官方对包括女性在内的人民日常生活的限制姿态。宫廷女性由于接近权力中心，在风气开放时能够引领时尚，在风气转向保守时也首先受到皇权的直接限制。开成年间，宫中举行灯会，本是轻松欢乐的场合，“三宫太后诸公主等毕会”，却因“上性节俭，延安公主衣裾宽大，即时斥归，驸马窦澣待罪”。除服饰装扮外，女性模仿男性作诗的行为，虽然得到了一些士大夫的支持，但也经常因当时的道德观念而受到指责。史载“李季兰五六岁，其父抱于庭，作诗咏蔷薇云：‘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父恚曰：‘此必为失行妇人也。’后竟如其言。”李冶的父亲未能欣赏女儿的才华，并将其诗才与道德“失行”相联系，充分反映了时人观念对女性“拟男”的排斥。唐代女诗人李冶、鱼玄机的人生悲剧，虽各有其主客观因素，但与她们的女性身份也是分不开的。

唐代“胡风”虽重，但对于过度的“胡化”现象也不能容忍。贞观年间太子李承乾表现出了强烈的突厥化倾向，“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李承乾后来被废黜虽有多重原因，但过度的“胡化”令朝野侧目，无疑加速了其政治生命的覆灭。唐中宗时也有低级官员上奏云：“胡服相欢，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安可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尽管这次上奏的结果是“书闻不报”，但可以看出士大夫阶层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风气有着较为消极的态度。到了文宗太和年间，“命中使于汉阳公主及诸公主第宣旨：‘今后每遇对日，不得广插钗梳，不须著短窄衣服。’”在官方层面对女子穿着以短窄为特色的“胡服”作出了明确的限制。

在唐代，宗教氛围虽然浓厚，但宗教势力的发展亦常常受到打压。不仅正统士大夫群体致力于“觝排异端，攘斥佛老”，最高统治者也曾掀起会昌法难，打击佛教、祆教、景教等外来宗教势力；即便是李唐皇室极力推崇的本土道教，在唐中期以后也逐渐走向衰落，并表现出与儒释两家合流的趋势，开始“迎合掌握了知识权力的士人的口味与兴趣”。与各种宗教信仰走向低谷相表里的，是唐中期以后儒家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再度复兴，随之，一个更加注重道德与秩序的社会逐渐从唐王朝日渐残破的躯体上生长出来，唐代女性独一无二的权利、地位伴随着她们多彩奔放的日常生活，也就慢慢失去了原本的发展空间。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唐代这一女性权利地位的“顶峰”及其局限性，一方面凸显了历史细节的复杂斑驳，另一方面也在大历史的尺度上充分说明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我们既不能用农业社会的底色去否定唐代女性生活的独特历史意义，也不能在唐代女性生活史的研究中脱离经济基础、无限夸大其价值，深入细节而不失宏观视野，方能勾勒历史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