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晓

因为赈灾的需要、宗教的影响以及文人士大夫的推动，南宋的桥梁营建活动得以蓬勃开展。与此同时，桥记，一种记录桥梁营建始末的特殊实用文体，亦随之而盛。南宋不仅是桥记在数量上兴盛的时期，也是这一文体在书写方式上发展转型的时期。揭示南宋桥记创作兴盛的状况与原因，阐释南宋桥记实用性品格及其与桥梁营建活动的依附性关系，总结南宋桥记的书写新变，对于研究南宋散文特别是实用性记体文的发生、发展，不无裨益。

一、赈灾、义举、功行与福业：南宋桥记的兴盛

桥记，是为记录桥梁营建而创作的记体文。桥记与桥密不可分，但桥记与桥的诞生、发展却并非同步。桥的起源甚早，许慎《说文解字》释“桥”云“水梁也，从木，乔声”①，释“梁”云“水桥也，从木水，刃声”②，则“桥”与“梁”所指应是相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注“梁”字也称“梁之字，用木跨水，则今之桥也……见于经传者，言梁不言桥也”③，段氏所云如果不误，则“经传”存在的年代便已有桥，此时尚无桥名，往往称之为梁。《国语》引《夏令》有“九月除道，十月成梁”④，《夏令》一书的内容传说为“夏后氏之令”⑤，如若属实，则桥的历史至少应当追溯至夏朝。现存最早的桥记是无名氏的《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作于东汉延熹七年（164），距离桥梁出现的时间至少悬隔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秦汉以降，历两晋、南北朝，至于隋唐，桥梁技术以及桥梁的数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显著的提升，《全唐文》中“桥”字共出现了541次，其中大多数都用于指称形制各异、规模不同的桥或记录修桥的活动，唐代桥梁营建的兴盛，于此可窥一斑。与桥梁营建的稳健发展不同，桥记的创作却是极为迟缓、沉寂。自东汉第一篇桥记算起，一直到五代时截止，所有的桥记合计仅21篇，唐代桥记创作数量稍多，但也只有16篇。

桥记创作的长足发展，发生在宋代，确切地说，是在南宋时。关于宋代桥记的具体数量，学界尚无统一的认识。有的学者考证现存宋代桥记有61篇属于城市桥记，9篇属于与城市无关者，宋代桥记数量应为70篇⑥；还有的学者则主张目前可见的桥梁记在宋代“骤增到80余篇”⑦。如果充分考虑到宋代桥梁形制的特殊性与宋代文献存留的复杂性，将那些虽无“桥记”之名，却有桥记之实的记体文也纳入考察视野，同时尽可能地利用地方志与存世桥碑，那么，获取一个更为准确的现存桥记数量似乎也是可能的。基于此种认识，笔者重新审视、梳理了保存有宋代桥记的文献，发现《全宋文》收录桥记有158篇，今人增补《全宋文》漏收桥记有11篇，二者之外、保存在地方志的桥记有9篇，现存宋代桥记总量当不少于178篇。

据统计，北宋桥记共有40篇，南宋桥记总计138篇。北宋桥记的数目是唐代桥记的2.5倍，南宋桥记的数目则是唐代桥记的8.625倍。北宋共计167年，创作桥记40篇，创作频率约为每四年一篇；南宋共计153年，创作桥记138篇，创作频率约为每年一篇。从北宋到南宋，不仅桥记的创作总量有了明显增长，桥记的创作频率也有显著提升，南宋乃是桥记创作的兴盛时期。

南宋桥记的大量创作与南宋记体文流行的大背景有一定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桥梁营建的大量开展。“宋代桥梁的发展达到了古代桥梁史的高峰。造桥之数量，技术水平之高超，施工方法之巧妙，都是空前的。就数量而言，南宋时期尤多”⑧。南宋不少地区的建桥数量都有几十座之多，其中建于南宋境内的就包括“江苏地区75座，浙江地区83座，泉州地区23座”⑨。

南宋桥记的兴盛，与为赈灾而频频建桥有一定关系。南宋是自然灾害频发的朝代，《宋史·度宗本纪》即有“（咸淳七年）三月戊寅，发屯田租谷十万石，赈和州、无为、镇巢、安庆诸州饥。”⑩在这样的背景下，范仲淹“兴役于饥岁”⑪的成功赈灾实践，往往容易成为南宋官员积极效法的举措。南宋时不少桥梁的营建，就是出于“以工代赈”的理念而展开的，淳熙十四年（1187）“江西大祲，氓菜其色”⑫，新喻县知县李景和为了赈灾便“庸饥甿”⑬，修造了秀江桥。

南宋桥记的兴盛，与士大夫的积极推动、参与桥梁营建有重要关系。有的士大夫为了推动修桥，积极游说奔走，常熟县邑大夫曾公决意重修跨塘桥便缘于“缙绅父老合辞以请”⑭；有的士大夫为了推动修桥，捐赀为倡，淳安县知县虞兟为了引导官僚、士人营建清溪桥，“捐俸钱四十万为之倡”⑮；也有的士大夫为了促成修桥，踊跃襄助地方长官，铜山县邑令营建挂金鱼桥，便有邑士赵宪、袁懿、赵留孙等“赞其成”⑯。有的士大夫更是以一己之力，慨然出资修桥，上饶县“枕溪百余丈”⑰的善济桥之创建便是乡居士大夫叶泽一手操持，叶泽为此“靡金钱几十万缗”⑱，并且亲自“相形势，庀工徒，叠文石以砋之，架巨木以梁之”⑲。就现存南宋桥记而言，九成以上的桥记所载的桥梁营建活动都有士大夫的推动或参与，士大夫对于桥梁营建活动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南宋桥记的兴盛，与宗教影响下频频开展的桥梁营建有密切关系。南宋部分桥梁的营建，与名为“道民”⑳的宗教团体有关。该团体以“修桥梁为功行”㉑，崇德县包角堰桥“屡欹而屡修”㉒，便是仰赖“清坡道民余智超，率其徒裒金辇石”㉓，完成重修。南宋部分桥梁的营建，与道教徒的主持或参与有关。有的学者认为“现存宋代城市桥记中竟无一例道士主动或被动参与桥梁建设事宜的记录”，而“僧人在桥梁建设与管理维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故而“宋代佛道两教社会形象之高下即此可判”㉔，其实是不准确的。现存城市桥记中道士主动或被动参与桥梁建设事宜的记录虽然不多，但却并非没有。刘子翚《双峡桥记》就有记建宁府双峡桥系“观妙道人詹哲鼎新营之”㉕。除此之外，非城市桥记中尚有保存道士主动或被动参与桥梁建设事宜的记录，如林希逸《岳安石桥记》记岳安县石桥的营建最初即是吴清与“道人谢有真俱”㉖。另外，佛教对于南宋桥梁营建活动的影响，尤为值得重视。在佛教的理念中，造桥一般被当作“福业”，“简言之，跟抄佛经、造佛像和建佛寺一样，造桥也是功德的一大泉源”㉗。南宋时的许多修桥活动都受到佛教的影响。其表现有三：其一，在佛教“福业”“慈善”“报应”观念的影响下，南宋时人往往乐意促成修桥，南宋文人文天祥《龙泉县上宏修桥说》描述其时修桥风气即云“修桥辟路，佛家以为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乐为之趋”㉘。南宋时为筹集修桥经费而创作的“募缘疏”也多以“福报”“功德”一类字眼劝诱人们捐款，张孝祥《芜湖修浮桥疏》即有“得福甚多，共脱三涂之苦海”㉙等句。其二，信佛的女性与居士往往热衷于修桥或者促成修桥。邓大成《石塔题记》即有记述信佛妇女张氏造桥为亲属换取福报的事迹，吕午《老屋居士朱公墓志铭》介绍老屋居士为人则有“轻则［财］重义，乐周人急难，其所甚恶或伌穷困，亦援之。桥梁道路必葺之，以便往来”㉚等句。其三，僧人积极参与修桥活动。僧人参与修桥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亲自主持修桥，如雷州百丈桥的营建即是由僧人妙应主持完成㉛；有的是直接捐赠资金，建宁府重造十桥的工役即有“浮屠氏以其余财助之”㉜；有的是为修桥募集资金，僧人了性为筹集营建建宁府万石桥的资金，即“南下求赀于富室”㉝；有的是提供修桥的木材，临海县中津桥重建的木材即是由当地僧人捐赠㉞；有的是在桥梁营建时参与监督管理的工作，桐山县挂金鱼桥的营建即由比丘道全、钟琏、妙超、智森“董其役”㉟；有的是为桥梁营建提供技术支持，桥梁专家僧人道询一生即参与了两百座桥梁的修建㊱；也有的是在桥梁营建完成之后参与后期的管理工作，信州贵溪县上清桥建成后，主持修桥的官员即将剩余的五十万钱付与“明觉浮屠氏”，“使自为质贷，而岁输其赢五一，以奉增葺之费”㊲。在北宋40篇桥记中，记录了僧人参与修桥的有11篇；在南宋138篇桥记中，记录了僧人参与修桥的则有37篇。由此观之，从北宋到南宋，僧人参与修桥的数量有明显增加，僧人在桥梁营建活动中始终保持了不低的参与率。

此外，南宋桥记的兴盛，与桥记特别的性质密不可分。在一般人的观念里，“桥梁之设，所以便民也”㊳，故而桥梁营建乃是一项“便民”的公益性举措，符合儒家仁者爱人、民生为本、以义为尚的观念，也符合释家行善积德的倡导，往往能博得当时人的认可与赞赏。南宋时人一般都乐意为桥记创作记文，不管是周必大、丘崈一类的政治家，杨万里、陆游一类的文学家，还是朱熹、吕祖谦一类的学者，甚至是释宝昙一类的方外人士，也都曾参与桥记创作。桥记创作中甚至出现了一种特别的现象——一事两记，彻底改变了此前创作中一事一记的传统惯例。例如，邓宁民《会湘桥记》、张玠《会湘桥记》均是为记录淳熙五年（1178）会湘桥营建一事而作，便是南宋桥记创作中“一事两记”的典型现象。桥记创作中“一事两记”现象的出现，正是桥记风靡时代的特殊产物，这在桥记创作黯淡的六朝，甚至包括唐代，都是不可想象的。

二、病民与便民：南宋桥梁营建的利弊与桥记的书写内容

南宋偏居南方，水系纵横交错，时人常有“病涉”之忧㊴。为了解决“病涉”的问题，便需要修桥以交通。“桥梁道路，责在有司”㊵，桥梁营建属于“先王之政而非民之事也”㊶，几乎是古人默认的一条原则。南宋时民间义士、宗教信徒多有自发建桥，但政府官员依然是桥梁营建的主导力量。就现存南宋桥记而言，由官方出资建设或者地方官员倡导营建的桥梁，便占据了绝大多数，其数额乃在八成以上。

桥梁营建，本是为了“便民”，按理说人们应该绝对支持。但因为桥梁营建常有“病民”㊷问题，民众“未见其利，先被其害”㊸，南宋时人也产生了“病修”㊹的心理，袁商《重修高桥记》即指出“民不惟病涉，亦病修”㊺。

那么，何以南宋桥梁营建会“病民”呢？南宋是桥梁营建的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随着桥梁技术的发展，南宋的桥梁盛行长大石桥㊻，往往“役大而费繁”㊼；另一方面，因为国家政策的变化，南宋地方上的桥梁营建往往是由转运司、州县长官等直接负责，朝廷在理论上是不会再提供造桥的支持了，造桥所需资金、工役等全靠地方官员自行筹措㊽。

南宋桥梁营建“病民”的现象，大多是出现在建桥资金筹措的环节。南宋桥梁营建的费用一般介于数百贯至数十万贯之间㊾，咸淳初，吴清主持营建岳安县石桥，甚至“縻［糜］缗钱八百万”㊿。南宋不少桥梁的营建，都是要仰赖民间资金的支持，如衢县章戴桥的营建“总钱一千五百万，其出于公家者五之一”。为了筹集建桥经费，政府官员便要设法让民众出资。青田县知县黄由己在筹集建永济桥的经费时，鉴于“乡人素啬于施”，“即集士夫而觞之”，最终顺利地筹齐了建桥经费；不少地方长官则以身作则，“捐俸为倡”，以此来劝导民众出资建桥，如淳安知县郑擢为了鼓动民众捐款重修百丈桥，便有“辍俸钱二十万，米三十石，为之倡”。除此之外，强行的摊派或者征敛，也是政府官员筹集建桥经费的惯用伎俩。淳熙年间，信州知州钱象祖新修浮桥后，韩元吉为之作桥记便特地强调“异时为是桥者，必资于民”来彰显钱氏此举的非同一般，可见，征敛民众以筹集修桥经费，实是其时官员的惯常行径。总之，但凡桥役一兴，民众都要为修桥“贡献”大额钱财。如果频频修桥，往往是“家户输财，无有宁岁”。

桥梁营建“病民”的现象，还会出现在造桥材料的筹备以及修桥工役的供应环节。建造一座大型桥梁，需要消耗许多材料，如新城县创建溪桥，即“用木二千章，钉二千斤，石灰千斛，瓦一十二万”。造桥材料的筹备之所以会“病民”，根本原因在于数目庞大的造桥材料并非依市价购买，而是强行征敛。如魏城县木桥被水冲毁后，修桥的木料即出于征敛，“吏循故牍，征木于民，得大小六百章，乃复就”。“科买土产，科买竹木”的工作一般都是交予保正负责，要保正将修桥所需的材料“一切取办”，保正也是深受其害，甚至于“中人之家无不剔屋破产以充役”。此外，建造一座大型桥梁，还需要使用大量的役工。隆庆府营建平济桥，“匠以工计者二千五百，牛车丁壮以夫计者一万”。修桥的役工若是强行征召，那么便极易造成“病民”的结果。据魏了翁《永康军评事桥免夫役记》可知，役工被长时间征召修桥，除了要面对吏皂的苛取、榜笞之外，还要面临赴工路上被蛇、虎伤害的危险，以及无暇正常开展农业生产的损失，往往会被逼入濒临破产、殒命的绝境之中。

此外，“病民”现象还会出现在桥梁建成之后。频频开展维护与重修，是桥梁建成后造成“病民”现象的主要原因。选材不当，会增加维护与重修的频次。与石料相比，木料易于损坏与腐朽，选取木料修造的梁桥常需要修葺与更换，“数年一葺，又数年一易，为费且浩瀚”。造作不良，也会增加桥梁维护与重修的频次。建造高质量的桥需要更多的花费，无良官吏为了节省费用，便敷衍修桥，“或葺矣，勿良于工”，自然容易损坏。形制不宜，亦会增加维护与重修的频次。不同形制的桥梁各有其适用的领域，水流湍急的宽阔江面更适宜运用的是经久耐用的长大石桥，易于损腐的木桥或者浮梁其实是不太适宜的。但由于长大石桥工艺要求高、成本高且耗时久，不少官员还是选择使用木桥或者浮梁作为替代。于是，为了应对木料腐损或者桥体被冲毁而频频开展桥梁维护与重修便不可避免。另外，在桥梁建成后征收“启桥钱”，也会给民众带来困扰。有的桥建成后会对往来船只征税，“截舟以事征剥”，索取“启桥钱”，额外增加民众负担。如唐仲友造置浮桥，“初以济人往来为名，及桥成了，却专置一司，以收力胜为名，拦截过往舟船，满三日一次放过，百端阻节搜检，生出公事不可胜计……桥成未及一年，已收过力胜钱二千五百余贯”。

桥记，是为记录桥梁营建而创作的记体文。记体文的功能是“备不忘”，营建类记体文“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请托文人为桥梁营建创作桥记，其内在动因往往都是“愿藉斯文，传之不朽”，因而客观记述修桥始末与相关人事，便是桥记创作的应有之义。此外，正面回应读者的阅读期待、自觉申张桥梁营建的必要性与合正义性，也是桥记创作的内在要求。记录一座公共桥梁的营建与记述一座私家园林的营建是有根本不同的。南宋的桥梁营建，作为一项耗资巨大、牵扯众多且极易产生“病民”问题的大型公益项目，其营建的必要性 、合正义性并不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大众或者舆论场域中，其实是潜藏着一股质疑建桥的必要性、桥梁营建的正义性的潮流。桥记的阅读者，在阅读桥记的时候，除了想要知道桥梁营建的时日、主事者及襄助者名氏、桥梁材质与规模等信息之外，其实还想知道此次桥梁营建是否必要，是否与其声称的“便民”目的一致，是否有“病民”的问题等等。于是，在营建类记体文创作传统与桥梁营建自身特点的影响下，南宋桥记的内容便呈现了特别的样式。概而言之，南宋桥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合理的”修桥缘由。南宋的桥记一般都会不惮笔墨地介绍修桥缘由，有的侧重于说明无桥的危害，如杨万里《新喻县新作秀江桥记》云“秀江故无桥，舟子专波涛以为利，过者病之”；有的侧重说明重修桥梁的必要性，如京镗《驷马桥记》云“先是，桥隶邑尉，邑尉多苟且逭责，叠石编木，工不精良，不惟简陋，视会府弗称，岁久石且泐，木且折，势将圮败，过者病焉”；有的强调修桥的正当性，如吕祖谦《抚州新作浮桥记》云“桥梁，郡政之一也……政以时举，亦庶乎长民者之心矣”；有的特别声明桥梁营建出于民意，江溥《通济桥记》述建桥缘起即云“父老至庭，皆以桥为请”。总之，侧重点虽然略有不同，但都郑重其事地对建桥缘由充分介绍，字里行间均透露出对于修桥“合理性”的申明。

第二，清晰的修桥过程。南宋的桥记对于修桥过程的记录是极为细致的，如真德秀《上饶县善济桥记》云“经始于嘉定辛巳，至宝庆丁亥告成”，即准确记录了营建善济桥的起迄时日，耗时长短亦昭然若揭；袁商《重修高桥记》云“糜缗钱十五万八千有奇，自寓橐余公晦暨士庶共乐助三万外，余皆公帑所出。粟二百斛，石工、军工共九千四百，民工一万三百，各有奇”，则细致记录了重建高桥的经费总额、经费来源构成、消耗物资情况及役使工匠数目；牟巽《挂金鱼桥记》云“职其事邑令成都牟巽，赞其成邑士赵宪、袁懿、赵留孙等，董其役比丘道全、钟琏、妙超、智森”，也详细介绍了营建挂金鱼桥的职事者、襄助者的名氏及分工。而且，不少的桥记往往都是会同时记录营建桥梁的起讫时日、经费情况、物资消耗与工役使用状况、以及职事者、襄助者的名氏与分工等信息，如朱熹《信州贵溪县上清桥记》即是如此。

第三，“争出己私”的义举以及民众的“欢欣”。南宋的桥记一般都会记录桥梁营建过程中“争出己私”的义举，以及桥梁建成之后民众的“欢欣”，进而揭示民众对于修桥的支持态度。如朱熹《信州贵溪县上清桥记》云“邑之大姓闻之，有以铁为连环巨千五百尺以献者，有捐其林竹十余里以献者”，即是记录信州大姓在营建上清桥过程中“争出己私”的义举；毛宪《章戴桥记》云“落成之日，东西行者欢欣呼舞，溢为歌诵”，则是记录章戴桥建成后民众的“欢欣”。

“合理的”修桥缘由、清晰的修桥过程、“争出己私”的义举以及民众的“欢欣”构成了南宋桥记的主要内容，“病民”的现象几乎不见踪迹，有关桥梁营建“病民”的疑惑自然迎刃而解，桥梁营建“便民”的形象也就呼之欲出了。南宋的桥记着意描写了桥梁“便民”的一面，桥梁营建的必要性 、合正义性得到了极好的说明与强烈的彰显，与“便民”有关的叙述，构成了南宋桥记的主要内容。

三、南宋桥记的书写新变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桥记的书写亦不例外。自汉代诞生之后，桥记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北宋的桥记与此前的桥记已有较多不同，桥记的形式由骈体转为散体，语言由骈俪转为散逸，即是肇端于此。到了桥记兴盛的南宋，桥记文体不仅实现了文体形式的成熟定型，还完成了书写方式的发展转型。概而言之，南宋桥记的书写新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佛音告退

桥梁营建与佛教渊源深厚，桥记与佛教的结缘也发生甚早，东魏于子建《武德郡建沁水石桥记》即有“慈悲”“苦海”“彼岸”等佛教用语。之后，桥记书写中运用佛教用语的例子，比比皆是。北宋叶清臣《越州萧山县昭庆寺梦笔桥记》即有“伽蓝”“福田”“善根”“彼岸”等佛教用语。并且，桥记对于修桥行为的记述，大多都会明确其与佛教的关系。如《洺州南和县澧水石桥碑》云“以此善因，广渡危难。仰愿皇帝陛下，尊居太一，道迈虞唐；皇后配象阴精，德高任似；皇太子比曜前星，三善光备；内外文武，州县官寮，法界含［众］生，咸蒙斯福”，可见澧水石桥之营建与求取“福业”相关，应是佛教“福田”“福业”观念影响的行为实践。

到了南宋，桥记的词句则更多浸染了儒家的色彩，佛音告退。真德秀《上饶县善济桥记》关于仁与富、义与利、好仁与济物的议论，便明显受到了儒家“仁民济物”、“重义轻利”、重仁一类观念的影响。而且，南宋桥记还有不少直接引用儒家经典的句子。如“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语出《周易·说卦》。此外，南宋桥记对于修桥行为的记述，一般会将修桥行为与佛教影响剥离，而将其与儒家推重的行为或观念相连。潘梦旂《重建夏侯桥记》云“桥梁道路，责在有司，吴人尚义，争出己私，闾里兴修，历历可举”，即将修桥与儒家推重的“尚义”观念相连。更有甚者，陈宓《安溪县龙津桥库记》还径把僧人了性修桥的行为解释为“释学而儒行”。

何以南宋桥记创作会呈现佛音告退的样态呢？最重要的原因，应是桥记作者运用书写者的权力使然。桥梁营建的参与主体虽然是僧人，但桥记创作的作者主体却是儒生。南宋桥记的作者，除了极少数是释宝昙一类的方外人士，绝大多数都是饱受儒学浸染的文人士大夫。僧人虽然为桥梁营建作出了巨大贡献，却鲜有机会在桥记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南宋是儒学振兴的时期，文人士大夫为了高扬儒学大旗，对佛老多有排抑。桥梁营建参与主体与桥记创作作者主体的不一致，使得桥记书写的话语落到了文人士大夫手中。文人士大夫手握书写者权力，往往不会对佛音与僧人贡献予以“应有”的重视与表现，摒弃佛音，倾吐儒言便极为自然了。除此之外，佛音告退样态的出现，与佛教在桥梁营建活动中影响的式微也有关系。一方面，南宋时士大夫积极参与桥梁营建，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相形之下，佛教徒的地位难免受到冲击。另一方面，南宋桥梁营建的责任，理论上还是由政府官员承担，需要役使大量役工的大型桥梁的营建都是需要政府审批的。南宋盛行营建长大石桥或者规模较大的浮梁，“役大而费繁”，基本都是有官方资金的参与或者有政府官员的支持。桥梁营建的成果，往往被当作了地方官员“善政”之一端，往往不会再与个人的“福业”或者“慈悲”密切相连。佛教徒的贡献，以及佛教影响下信众的捐赀行为，都变为了政府官员修桥“善政”的协助因素。佛教徒甚至还沦为被政府官员驱使的地位，李仲光《雷州百丈桥记》记雷州重修百丈桥即有“太守陈斌复命报恩寺僧妙应即其旧而新之”。当桥梁营建活动与政府密切相连，桥梁营建的宗教色彩便会显得黯淡，再加上佛教徒在桥梁营建中地位下降的影响，南宋桥记的词句自然便会与佛音疏离，转而趋近与主流观念密切相关的儒学话语。

（二）批评性增强

桥记在创作完成之后，一般都会刻石以垂永久。碑记的文体功能是“亦主述美称德”，故而桥记很自然便会与“述美称德”发生联系。最早的一篇桥记是《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其序文部分约占五分之一，颂诗则占据了主要篇幅。并且，其序文中已经明确点明了“褒贤君”的创作目的，由此观之，桥记自诞生之初，就是为颂美而作的，桥记的基本功能就是颂美。此后，魏晋南北朝的桥记都保持着兼有序文、颂诗的文体形态，颂美的内容占据了桥记的极大份额，叙事之后附以颂诗，乃是桥记创作的典型形态。

唐代、北宋以及南宋的桥记，在文体形态上与此前桥记略有不同，其典型样貌是有序文而无颂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桥记以颂美为主的文体功能发生了变化。理由之一，其时尚有不少桥记仍保持着兼有序文、颂诗的文体形态，如南宋洪适《知政桥记》。理由之二，其时桥记的序文部分，仍然有许多颂美性的内容，如南宋周梦若《立义桥记》即是如此。由此观之，桥记用于颂美、颂美性内容充斥桥记，乃是桥记一以贯之的创作传统。

南宋桥记的写法新变，不表现为对于桥记创作传统的彻底颠覆，而是在保持颂美本色的同时，增强批评性。早期桥记基本不会书写批评性的内容，但北宋桥记则已出现了不少批评性的内容，石介《宣化军新桥记》即尖锐批评了舟人渔猎民众、地方官员纵容恶行的无耻行径。南宋桥记中批评性的内容更为习见，并且批评的广度与深度更趋增强。就广度而言，北宋的桥记的批评对象基本集中在庸官、恶吏及无良舟人，而南宋桥记则将更多的对象纳入了批评范围。范成大《重修行春桥记》批评了吝啬的富人，章铸《诸溪桥记》批评了渎职的僧人，真德秀《上饶县善济桥记》甚至还对媮薄的世习予以针砭。就深度而言，北宋的桥记几乎不曾怀疑修桥行为的合理性与正义性，但南宋桥记批判的矛头却已然触及了修桥行为本身。袁商《重修高桥记》有“桥虽更绍兴重建，然年深，木腐石泐，坏辄修，修辄坏，民不惟病涉，亦病修”，即旗帜鲜明地指出了频频修桥的危害。总而言之，南宋的桥记书写实有批评性增强的特点。

南宋的桥记书写呈现批评性增强的特点，是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一方面，可能与北宋桥记书写传统的影响有关。北宋记体文的名家如石介、曾巩、苏辙等已经在桥记写作中增添了批评性内容，南宋作家极有可能受到前辈名家的影响。另一方面，可能与好议论的风气相关。随着“古文运动”在北宋的胜利，文以载道的观念也普遍地植入了宋人的头脑中，在文章创作中阐发一己之见是极为自然的事。欧、苏以后，“杂以议论”乃是记体文写作的主流趋势，南宋记体文大多都是以议论见长，南宋桥记创作也极易沾染“好议论”的风习。议论之笔一开，针砭、批评的话语便常常是禁遏不住的。南宋桥记书写批评性增强，更为重要的是与桥梁营建的自身特点相关。南宋盛行营建“役大而费繁”的大型桥梁，往往需要多方的支持与不同利益群体的协助，牵扯众多，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因之而暴露的社会问题也随之增多。桥梁营建作为一项以“便民”为目的而创建的公益项目，却常常带来“病民”的结果，南宋的桥记作者，面对诸多因修桥而暴露的社会问题、社会病象，痛心疾首之余，予以针砭是极为自然的。有了批评、反思的需要后，南宋桥记书写便不可避免会呈现出批评性增强的特点。

（三）描写趋于精细

南宋的桥记创作坚持的是记体文创作的正体——以叙述为主。叙述性的内容占据了主要的篇幅，“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便是南宋桥记的常见形态。与此前的桥记相比，南宋桥记的特异之处不在于以叙述为主的特征，而是描写趋于精细的写法。

南宋桥记描写趋于精细的写法，主要体现在对于桥梁本身的叙述。唐代之前的桥记，对于桥梁本身的叙述极为粗略，甚至连桥梁的长度都不得而知。唐代及北宋的桥记在关于桥梁本身的叙述上，稍稍变得具体起来。到了南宋，对于桥梁本身的叙述则趋于细致。房芝《重修武侯桥记》云“长二百三十尺，广丈有三尺，高九尺四寸”，就精确记录了新修武侯桥的长度、宽度及高度；冯椅《上高浮虹桥记》云“为舟二十，舟率四丈有四尺，两舟相距率二丈有二尺有半，广丈有六尺有奇。藉以枋，视其广；维以索，视其长。舟两端为艽，防风雨之浸淫也；方隅为阑，约车马之失坠也。丹雘以涂之，粉白以章之，炤映炳明，如幻如画，遂为一邑之奇观”，则是用白描手法细致记录上高县浮虹桥各部件的形制、间距、功用及外观。在南宋桥记的叙述中，桥梁被呈现的不再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而是清晰的样貌，甚至包括细腻的肌理。叙述的价值不仅是纪事，还包括了审美，桥记的文学性显著增强。南宋桥记，因之更凸显出其与南宋学记、书院记、祠庙记一类实用性记体文的差异。

南宋桥记的描写趋于精细，固然与文体演进的规律、作者的个人偏好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为重要的，则在于桥梁营建技术的进步。南宋处于桥梁史上的高峰阶段，技术水平高超，施工方法巧妙，能够建造类型多样的各式桥梁。就梁桥而言，兼有竹木梁桥和石梁桥两种类型，福建永春县绍兴十五年所建通仙桥是木梁石墩桥，湖南醴陵县宝祐年间所建绿江桥是伸臂木梁桥，浙东绍兴府宝祐四年所建八字桥则是石墩梁桥；就拱桥而言，兼有单孔圆弧石拱桥和单孔折边石拱桥两种类型，浙西德清县咸淳年间所建寿昌桥即是单孔圆弧石拱桥，浙东义乌县嘉定六年所建古月桥则是单孔折边石拱桥；就浮桥而言，一般就是舟桥一种，通常是采取联舟、系索、锚碇方法修建，广东潮州县宝庆二年建成的广济桥即是由舟船构成的舟桥。南宋桥梁形制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为桥记展开精细的文学描写奠定了基础，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桥记创作描写趋于精细的转变。另外，由于桥梁技术的进步，南宋能够营建规模大、技术要求高的长、大桥梁，桥记的表现对象也由短桥、小桥为主转为了长桥、大桥为主，长桥、大桥往往具有雄壮样貌，更显美观、更具美感，更能激发桥记作者进行文学描写的冲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桥记创作描写趋于精细的转变。

（四）热衷扬“义”

热衷扬“义”，是南宋桥记与前代桥记的很大不同。“义”是儒家极为推重的一种价值观念，拥有丰富的内涵，南宋桥记推重的“义”，涵义约等于公益，即所谓“与众共之曰义”。

在南宋桥记中，对于“义”之人、“义”之行为的记述比比皆是。如王深源《三港渡通仙桥记》即记述“义君子”出资营建桥梁。此外，关于“义”之人、“义”之行为的议论，也极为习见。但应该指出的是，南宋桥记关于“义”的议论不是针对“义”的概念、内涵的深度阐释，而是以“义”的标准展开价值判断，其目的是通过对“义”的议论表现作者的情感立场以及褒贬态度。如周梦若《立义桥记》即花费了较多笔墨对“义君子”涂祥仲其人及其“义举”进行议论，不仅高度赞扬了涂祥仲“济人利物”的“义”风，还将“义之重轻”与“风俗之厚薄”相连，旗帜鲜明地点明了“义”之可贵与“义”之价值。可以说，对“义”之人、“义”之行为的由衷赞美，已经成为周梦若《立义桥记》的主旨所在。总之，与“义”之人、“义”之行为有关的叙述、议论，不仅占据了桥记内容的不少篇幅，还内在地改变了桥记的主旨倾向。

南宋桥记书写热衷扬“义”特点的形成，与桥记作者主要是深受儒学影响的文人士大夫有一定的关系。文人士大夫秉着彰明儒道的观念创作桥记，极易注意并选择与儒学观念契合的人或者行为予以表彰。其最甚者，即是将非与“义”相关的行径也强行解释为“义”。陈宓《安溪县龙津桥库记》记僧人了性营建龙津桥的行为，即将其目为“义”之一种，声称因为了性“以济众利物为心”，而“儒者以利物为义，释氏之学病在绝物”，故而了性便是“释学而儒行者”。文人士大夫带着寻“义”之念头来审视桥梁营建活动，有“义”自然易得，无“义”也能强行牵扯，故而于桥记中写“义”、扬“义”也就极为自然。

南宋桥记书写重在扬“义”特点的形成，主要还是与南宋桥梁修建方式有关。南宋之前的桥梁营建，主要由官府拨发公帑修建。南宋修建桥梁的方式有四种，“一是民建，由一家一姓独力成桥”，如田事深《金厢桥记》所记金厢桥营建；“二是募捐集资，士绅僧道，广事劝募，报经官府支持，协力兴工”，如王子谦《平济桥记》所记平济桥营建；“三是官倡民修，由地方官提倡，商绅附和，并指派官吏士绅主持其事”，如郑湜《嘉定桥记》所记嘉定桥营建；“四是全由官府拔发公帑施工”，如京镗《驷马桥记》所记驷马桥营建。其中，募捐集资、官倡民修最为多见，民建亦有不少，全部由官府拔发公帑施工则较为少见。也就是说，南宋的桥梁营建绝大多数都是由私人资金或者私人力量的协助。而且，不少官倡民修的桥梁营建中，私人资金或者私人力量的协助其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如衢县章戴桥营建花费铜钱一千五百万，“其出于公家者五之一”，私人资金部分则占到了五分之四。因而，桥记作者关注并重视私人资金或者私人力量的协助对于桥梁营建的贡献，是极为自然的。而私人资金或者私人力量参与修桥，又基本都是受到了“尚义”之风的驱使，而非出于邀名求誉的功利目的，如儒士章和仲为营建“非己之便而便众人”的文明桥而倾尽家赀，即是如此。桥记作者但凡注意到私人资金或者私人力量的协助对于桥梁营建的贡献，就会很自然注意到“尚义”之风的影响，进而会关注并表现“义”之人、“义”之行。影响至桥记创作，南宋的桥记书写也便容易形成热衷扬“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