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 张荣 姜宝

摘要：经济一体化是上合组织发展目标之一，但成员国的制度质量会影响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与效果。本文基于1997—2017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农产品贸易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农产品贸易的促进效应，建模时将成员国制度质量作为关键影响变量。研究结果表明：表象上看，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暂未对成员国农产品贸易产生显著促进效应，但若考虑到成员国制度质量的影响，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农产品贸易的促进效应是显著的，且对SITC分类下不同种类的农产品贸易影响具有异质性。因此，上合组织成员国应进一步提高制度质量和推进经济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制度质量；农产品贸易；双重差分法

中图分类号：F116;F74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3）01-0095-10

一、引言

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起源于1996年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立。经历多次扩员，目前上合组织包括8个成员国（2022年9月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又签署关于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备忘录，启动接受白俄罗斯成为成员国的程序），已发展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覆盖面积最广的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在致力于维护成员国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同时，上合组织鼓励通过更加广阔和深入的区域经济合作，推动成员国间的经济一体化^［1］。

近年来，农产品贸易已经成为上合组织农业合作与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2］。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各成员国的农产品贸易总额增长至约160亿美元，与2001年相比增长了8倍，农产品贸易已经成为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之间经贸联系的重要纽带，受到了各成员国的广泛重视。2020年，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额约为6亿美元，与2001年相比增长了8倍左右，哈萨克斯坦已经成为我国在中亚地区的第二大农产品贸易伙伴；2020年，我国与印度农产品贸易总额达到约28亿美元，与2001年相比增长了约10倍，我国已经成为印度农产品贸易的主要目标市场。

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措施之一是提高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水平，形式上以一系列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来推进实施，但会受到各成员国的制度安排以及制度质量的影响^［3］。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农产品属于制度密集型产品^［4］，良好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质量将形成制度比较优势，从而降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农产品贸易的交易成本^［5］。尽管上合组织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制度框架，但目前组织内各成员国的制度质量参差不齐^［6］37，这可能导致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制度比较优势因各成员国的制度质量不同而产生差异。因此，本文在研究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农产品贸易影响的同时，将成员国制度质量作为主要变量考虑在内；在量化分析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实际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成员国制度质量在制度比较优势中所起的作用。通过本文的研究，力图深入量化分析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及潜在的问题，为进一步实现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Viner^［7］最初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此后，大量研究关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学者们主要从贸易便利化、透明度改革以及关税削减等视角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在降低国际贸易成本、提高国际贸易量上的促进作用。其一，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改善贸易便利化水平，可以减少通关手续和贸易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障碍，从而促使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增加^［8］；其二，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通过对该区域的透明度进行改革，减少该区域成员国间贸易过程中由于众多不确定性因素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以及由于贸易手续繁琐而产生的交易成本，将会促进该区域内成员国间贸易的快速发展^［9］；其三，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通过成立自由贸易区和削减关税，能有效促进区域内成员国间贸易不断增加^［10-11］。上合组织自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便利化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从而促进了该区域内成员国间贸易往来的增加^［12］。同时，上合组织各成员国都具有各自的优势农产品资源，在农产品贸易上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且贸易潜力较大^［13］。不断提升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和天然存在的农产品贸易互补优势为该组织内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从而，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为促进成员国间农产品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国际贸易理论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再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研究手段和方法的限制，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制度影响的考虑^［14］。20世纪90年代以来，North^［15］首次提出“贸易由制度启动”的命题，开启了制度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的先河。此后，学者们将制度看作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主要从交易成本、不完全合约以及产品密集度等角度切入，证明了制度与传统比较优势一样，是影响国际贸易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16］。Lopez-Cordova和Meissner^［17］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切入，将交易成本内生化考虑进李嘉图国际贸易模型中，解释了由于一国的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掠夺行为对国际贸易产生的消极影响； Antras^［18］、Melitz^［19］、Levchenko^［20］等学者从不完全合约的角度切入，将契约制度的差异与国际贸易结合，并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模型进行拓展分析，解释了国家间在契约制度上存在差异将对其在贸易中具有的比较优势产生影响。Nunn^［21］、Méon和Sekkat^［22］等研究则从产品密集度的角度切入，构建了产品的契约密集度指标，证明制度质量是契约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有研究认为，制度质量的作用機理是，在制度质量较好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自由度水平也较高，可以提供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降低各方的交易成本，保障交易各方合同的有效履行^［23］。

由此可见，尽管区域经济一体化旨在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但成员国的制度质量亦是制约和影响贸易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制度质量是长期、持续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制度质量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24-25］。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关系，胡超和王新哲^［26］针对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通过改善制度质量，可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层发展，并进一步促进区域内贸易的增加。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会通过成员国之间的契约影响成员国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的改变则势必引起制度质量的变化，进而改变成员国的制度比较优势，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27］。而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制度发展阶段不同和制度质量参差不齐

^［6］37-38，这势必造成成员国的制度比较优势存在差异。因此，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制度质量的差异对经济一体化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是应该深入分析和研究的问题。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本文将上合组织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模式，采用双重差分法对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的效果进行系统化的量化评估，从“准自然实验”的视角量化识别其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其二，将上合组织成员国制度质量作为重要的内在影响因素进行考察，进一步检验和完善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与结论，力图拓展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思路。

三、变量选取、数据说明与模型设计

中国作为上合组织成员中的农产品贸易大国，与各国农产品贸易较为频繁，尤其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农产品进口贸易约占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总额的9%。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农产品进口贸易额的数据，研究经贸一体化政策对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农产品贸易的促进作用，并进一步探究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制度质量对经贸一体化促进作用的影响。

据UNCTAD数据统计显示（见表1），2020年，中国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农产品贸易中，主要贸易产品为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及食品和活动物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两类农产品分别占中国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48.82%、37.57%。在上合组织国家中，俄罗斯和印度是中国对此类农产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其中，中国从俄罗斯主要进口软木和木头类（24）；从印度主要进口棉花（26）和鱼类、甲壳类动物等（03）；从哈萨克斯坦主要进口含油的种子及果子类（22）；从乌兹别克斯坦主要进口蔬菜和水果等（05）；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主要进口棉花（26）；从巴基斯坦主要进口谷物及谷物制品等（04）。中国对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主要出口蔬菜和水果（05）类农产品。该结果显示出，中国从各成员国进口的农产品均为各成员国具有出口比较优势的产品，对各成员国出口农产品亦为我国具有出口比较优势的产品，中国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之间农产品贸易存在互补优势；对于饮料、烟草及烟草制造与动植物油类农产品，各成员国可进一步发掘此类农产品的贸易潜力。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产品进口额。农产品的统计口径依据SITC下Rev.3进行分类，包括第0类——食品和活动物、第1类——饮料、烟草及烟草制造、第2类（不包括其中第27/28组）——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第4类——动物油、植物油、油脂和蜡。在研究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时，学者们一般通过贸易额来衡量，谭晶荣和童晓乐^［28］认为贸易额越大，越有利于国家间贸易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与制度质量。

（1）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did_jt）。本文采用“准自然”实验的方法，选取了1997—2017年中国的农产品进口国是否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虚拟变量，并通过did_jt=treated_j×year_t来表示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其中，treated_j为实验组虚拟变量，表示样本国家j是否属于实验组，若j国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则将该变量设定为1，否则为0。year_t为实验期虚拟变量，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但2003年该组织才开始有了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相关措施并建成区域经济合作网站，故本文借鉴康妮等^［29］所用方法，将2003年作为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的时间节点，将2003年及之后年份的year_t设定为1，之前的年份设定为0。

（2）制度质量（inq）。本文使用WGI数据库中由Kaufmann等^［30］

通过在众多数据库中对数百个指标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得到的关于各国治理状况的评分，评分范围在-2.5～2.5之间，共包括民生与责任、法治程度、监管质量、政治稳定性及非暴力倾向、政府效能、贪腐控制程度6个指标^［31-33］。在获取这6个指标时少数年份存在数据缺失，本文采用均值法对缺失年份的数据进行补足。借鉴杨娇辉等^［34］的分析方法，本文通过取这6个指标的一阶主成分来衡量总体制度质量。

3.控制变量

为了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包括各国人均农产品资源禀赋（comp）、各國的经济总量（GDP）、中国与各国之间的相对距离（rdist）、中国与各国贸易结合度（TCD）以及是否与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虚拟变量。

（二）数据说明

本文以上合组织的经贸一体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将所有上合组织成员国作为实验组样本，选取其他16个非上合组织成员国作为对照组样本。本文所选择的16个对照组样本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总额都保持在500亿美元以上，其中，中国从该样本组国家的农产品进口额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约90%以上。这些国家包括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沙特阿拉伯，欧洲的英国、德国、荷兰，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巴西，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97—2017年。

中国从各个国家的进口农产品数据来源于UNCTAD数据库；各个国家可用耕地面积数据来源于粮农组织（FAOSTAT）数据库；各个国家的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与各个国家之间的绝对距离的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中国与目标国是否签订FTA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网站。表2和表3分别表示本文所用关键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设计：双重差分模型（DID）

双重差分模型（DID）是研究政策效应时常用的计量方法之一，可以用来检验实验组与控制组在政策实行前后产生的相对差异，使用该方法可以体现出政策产生的净效应。由于DID在识别因果关系、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上更加成熟，从而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应用^［35-36］。本文通过DID 方法来检验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间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据此构建估计方程如下：

limp_jt=β₀+β₁×did_jt+γ×Z_jt+β_j+δ_t+μ_jt（1）

式（1）为本文的基准模型，其中，limp_jt表示的是第t年中国从j国进口的农产品贸易额；did_jt表示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开始后实验期虚拟变量与实验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也是双重差分模型关注的核心变量；Z代表各项控制变量;β₀表示回归的截距项；β₁是DID 的估计量，衡量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经济一体化对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产生的净政策效应，是本文着重关心的系数，如果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促进了中国从上合组织的农产品进口贸易，则该系数应该为正；β_j为国家固定效应；δ_t为年份固定效应；μ_jt表示不可观测的误差项。

（四）机制检验：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还将从制度质量的视角考察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农产品贸易影响的内在机制，检验制度质量在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影响农产品贸易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并对不同类型的制度质量在此过程中分别产生了何种影响进行验证。其中，制度质量的6个子指标民声与责任、法治程度、监管质量、政治稳定性及非暴力倾向、政府效能、贪腐控制程度分别用VA、RL、RQ、PS、GE、CC来表示。参考卞元超等^［35］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本文在基准模型式（1）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制度质量变量和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与制度质量的交互项变量，以观测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影响上合组织内部农产品贸易的主要机制，并据此构建估计方程如下：

limp_jt=β₀+β₁×did_jt+β₂×inq_jt+β₃×did_jt×inq_jt+γ×Z_jt+β_j+δ_t+μ_jt（2）

其中，inq_jt表示的是第t年j國的总体制度质量，是本文的调节变量，did_jt×inq_jt为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与制度质量的交互变量;β₂为制度质量的系数，β₃为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与制度质量交互作用的系数，其他变量含义与基准模型中的含义相同。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双重差分模型结果分析

在本部分，将考察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制度质量对该组织农产品进口贸易产生的影响，同时控制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中的第1、2列显示的是式（1）所示的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中仅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第2列中对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均进行了控制。第3、4列显示的是式（2）所示的机制检验的模型回归结果，其中，第3列中仅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第4列中对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均进行了控制。由第1、2列所示的回归结果可知，考察期内，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即相对于从非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农产品进口来说，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中国从该组织内成员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增加并不具有直接的影响效果。但由第3、4列所示的影响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可知，加入制度质量变量和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与制度质量的交互项变量后，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增加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且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与制度质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和制度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影响中国从该组织进口农产品的重要机制，成员国制度质量的提升有助于促进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进而降低中国与该组织成员国农产品贸易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为该组织内农产品贸易提供良好的环境。

调节效应的结果初步说明，制度质量是影响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农产品贸易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本文借鉴Alfaro等^［37］的方法，分析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农产品进口贸易的边际影响。如图1所示，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did）的平均边际效应曲线单调递增，且当总体制度质量（inst）取值为-0.75时与0水平线相交，说明随着制度质量水平的提高，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该组织内成员国之间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结果由负转正，当制度质量得分超过-0.7时，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间农产品贸易的实际促进效应才能显现，经济一体化对农产品进口额产生显著影响。该结果也反映出，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间农产品贸易的正向影响并非是无条件的，其影响效果往往会因各成员国制度质量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表5各列分别显示的是民声与责任（VA）、法治程度（RL）、监管质量（RQ）、政治稳定性及非暴力倾向（PS）、政府效能（GE）、贪腐控制程度（CC）几种不同类型的制度质量在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影响该组织农产品贸易过程中产生的作用。从表5所得结果可以看出，在基准模型式（1）的基础上加入民声与责任（VA）和贪腐控制程度（CC）均对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下农产品贸易额的增加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民声与责任（VA）和贪腐控制程度（CC）的改善，都会对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为减少该组织内成员国间农产品交易成本提供良好的环境，进而促进农产品贸易。在基準模型式（1）的基础上加入监管质量（RQ）后，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与监管质量（RQ）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此时，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各成员国监管质量（RQ）得分低于监管质量有效发挥其调节作用的临界值，进而导致其未能有效提高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水平。在基准模型式（1）的基础上加入政治稳定性及非暴力倾向（PS）后，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与政治稳定性及非暴力倾向（PS）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但对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下的农产品贸易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在基准模型式（1）的基础上加入政府效能（GE）和法治程度（RL）后，这两个变量与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且对经济一体化下该组织内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也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成员国政府效能与法治程度得分较低，尚未发挥其在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农产品贸易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本文所用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中国与各个国家的贸易结合度、各国人均农产品资源禀赋、各国经济总量、中国与各国之间的相对距离以及中国与各国是否签订自贸协定。正如表3中结果所示，中国与各国之间的贸易结合度对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额的增加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与目标国之间的贸易联系越紧密，说明中国与该国的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份额越大，中国与该国农产品贸易的比重就可能越大。各国的人均农产品资源禀赋对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额所产生的影响为消极影响，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各国的GDP与中国农产品进口量之间显著正相关，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越多，经济总量越大，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就越有利于中国从该国农产品进口贸易额的增加。距离与农产品进口贸易之间显著负相关，当中国与目标国之间的距离较远时，农产品贸易过程中产生的成本会较高，这会不利于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额的提升。中国与各国是否签订FTA与中国农产品进口量之间显著正相关。在与中国签订FTA的国家中，农产品贸易面临的障碍较少，这有利于促进中国与该国的农产品贸易额的增加。

（二）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对于不同种类的农产品而言，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其产生的影响效应可能是不同的，下面将详细讨论对于不同种类的农产品，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其促进作用究竟如何。在该检验中本文同时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6中第1、3、5、7列分别显示的是未考虑制度质量时，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不同种类的农产品进口的影响，第2、4、6、8列为考虑制度质量这一影响机制时的估计结果。表6第1、3、5、7列显示，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各类农产品均不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但是从表6中第4、6、8列的结果可知，考察期内，对于饮料、烟草及烟草制造，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以及动物油、植物油、油脂和蜡等农产品，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制度质量是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影响这几种农产品进口的重要因素，各成员国制度质量的提升有助于促进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进而改善该组织内农产品贸易的环境，从而促进中国从该组织成员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增加。从该表中第1、2列所示结果可知，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食品和活动物类农产品贸易并没有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回归结果来看，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饮料、烟草及烟草制造，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以及动物油、植物油、油脂和蜡的进口上，对食品和活动物类农产品进口的影响效应尚未显著呈现。

（三）DID估计的有效性分析

基准模型报告的实证结果可信度取决于DID方法的有效性。因而，在本部分，将对DID方法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其中包括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DID方法的一个前提假设是，在政策出台之前，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变化趋势应该是一致的。为此，本文借鉴吕越等^［38］的研究方法，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变化趋势进行进一步检验。为了进一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将其他控制变量也加入模型中，得到方程如下：

limp_jt=β₀+∑3n=-3β_n×did_j（2003+n）+β₂×inq_jt+β₃×did_jt×inq_jt+γ×Z_jt+β_j+δ_t+μ_jt（3）

本文检验了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前3年和之后3年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变化趋势，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第1列中，尚未控制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第2列中的结果为控制国家固定效应但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第3列的结果为对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都进行控制之后的结果。由该表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在2003年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之前，即2000—2002年，DID估计量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在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之前，实验组与控制组有一致的变化趋势，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而2003年及以后，DID估计量系数显著，说明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中国从上合组织的农产品进口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样本通过了DID方法所需的平行趋势检验。

2.安慰剂检验

与吕越等^［38］的研究方法类似，本文的安慰剂检验将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的时间设定在2003年之前的某个时期，且样本期设定在1997—2003年，以考察是否仍然存在对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影响。正如前文分析所言，DID方法的前提是在政策出台之前，中国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农产品进口贸易和从非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农产品进口贸易变化趋势没有较大差异，因此如果将政策事件设定在2003年之前的某个时期，那么核心变量的估计系数将会变为不显著。如结果与预期不符，则意味着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影响农产品的进口贸易，而不仅仅是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促进效应。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分别将政策开始的时間设定为2000年、2001年、2002年。表8中，第1～3列表示的分别是2000—2002年对DID模型进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根据表8，可以发现核心变量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因此可以排除其他的潜在不可观测因素对本文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影响。

五、结论与对策

本文使用1997—2017年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其成员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以及考虑成员国制度质量时的结果。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考察期内，未考虑成员国制度质量时，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该组织成员国间农产品贸易未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考虑成员国制度质量时，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间农产品贸易的促进效应转为显著。

（2）考虑成员国制度质量时，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饮料、烟草及烟草制造以及动物油、植物油等贸易潜力较大的农产品进口促进效应显著。

（3）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制度质量细分指标，如民生与责任、贪腐控制程度等的提升都会促进我国从该国进口农产品贸易的增加。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上合组织的经贸合作搭建的平台，促进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向更高水平发展，有效发挥其经济一体化的作用。

（2）鉴于制度质量在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中的关键作用，各成员国应该致力于自身的制度质量建设，从提高民生与责任水平、控制贪腐程度、提高政治稳定性等方面改善制度质量，为更好地发挥经济一体化的作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同时，大力改善各成员国政府效能、政治稳定性及法治程度，有效发挥其对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的正向调节作用。

（3）各成员国在致力于促进组织内农产品贸易总额增加的同时，更应关注组织内不同类型农产品贸易发展状况，充分利用农产品贸易互补优势，有效发挥农产品贸易潜力，开拓农产品未来贸易的新空间，保证该组织内农产品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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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可阔

SCO Economic Integration，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Trad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LI Jian， ZHANG Rong，JIANG Bao

（School of Economic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The institutional quality of SCO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ountries will have an influence on trade with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the goal of its develo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ITC trade data of agricultural goods from 1997 to 2017， we use the DID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method to empirically evaluate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SCO economic integration on its trade within its member coun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stitutional quality is the key variable amo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by SCO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has appreciable differentiating effects on different kinds of agricultural trade products. Accordingly， we suggest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quality by the SCO member countries with a view to creating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to guarantee its economic integration.

Key words： SCO; economic integration; institutional quality; trad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D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