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茜

《维塔：社会遗弃下的疯癫与文明》

“维塔”（Vita）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生命”，本书中的维塔成立于1987年，是一家由前街头混混泽·达斯·德罗格斯创办的收容所，位于巴西的阿雷格里港。

1995年，本书作者若昂·比尔和摄影师初次拜访维塔时，泽告诉他们：“维塔是爱的结果，这些人没人要了，但关怀是我们的使命。”

而维塔作为“人类垃圾场”的现实，却让镜头也无所适从。

被家人抛弃的精神病患者和其他被社会遗弃的病人、失业者、流浪者，一起被安置在维塔。被遗弃者在他们脏兮兮的领地上走动，或在地上打滚，如果有床，则蜷缩在床上或床底。这些人生活在一种受贱斥的被遗弃状态下，沦为不值得爱、无人关心的垂死动物。

本书的主人公卡特里娜就生活在维塔，她被反复误诊，过度用药，健康专业人员和家人共谋，为她造出了“疯女人”的身份。

因为她是一个难搞的疯女人，在经济上毫无价值，在身体上需要依赖他人，在精神上无以为继，家庭成员便可以把她的存在处理成“一个只对药物有意识的人”。卡特里娜由此沦为一个尽管被家人记得，却不再值得付出感情的人类残渣，她的社会性死亡，在她的生物性死亡之前，早已到來。

复杂结构的核心教条是：如果你是不具生产力或不被需要的穷人，就会异常容易陷入社会性死亡机制，最终失去做人的权利—这是社会规律性的一部分，是新的当代生活“常识”。

作者写道，他走遍巴西全国，看到维塔的痕迹遍布各地，意识到“维塔已成为一种社会命运”。社会正在任由极度需要帮助的人被轻易遗弃，而国家、医疗机构、公众和家庭，对人被弃置在社会遗弃区中绝望等死的机制运作，却不需要承担直接的道德和法律责任。

由此，就引出了本书核心反思的问题之一，即一个频频参与制造人类惨剧的国家，一个逼着越来越多被认为无价值的人进入此类社会遗弃区的社会，具有怎样的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对单个他者的民族志研究，牵扯出一个巨大的体系，一个复杂的运作场域，法律、市政厅、家庭、当地卫生站、私人诊所、替代性心理卫生服务机构和精神病院都牵涉其中。这其中又内嵌了社群、家庭和个人生活如何被具体地估值，以及如何在更大的商业流程和制度安排之中被决定的问题。

而这本人类学著作难能可贵的地方，就在于面对一连串庞大而复杂的问题，研究者用自身对田野全面而精准的把握和分析，给了读者一把“钥匙”。

20世纪70年代，在巴西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运动中，心理卫生工作者曾发起猛烈的反收容所斗争，抨击精神病学作为“秩序科学”的政治角色，倡导废除精神病医院，以立基于家庭和社会的去医疗化和去污名化治疗代替之。健康政治的诉求得到了联邦法令的回应。

遗憾的是，虽然公共卫生理想和政策的初衷，是通过要求家庭成员承担起照护责任，让社区提供倾听和鼓励的服务，从而帮助精神病人恢复成可行动的道德主体，但在新自由主义政府削减公共开支的举措下，活跃起来的只有意识形态，替代性的治疗路径从来都没有成型。“去机构化”变成了简单的“去医院化”，精神病患者被送回家庭，没有家人的便流落街头。

城市中陆续出现“家庭生意”，一些不得不照顾亲属的家庭，在车库里添置几张简易床，在最凑合的情况下，开始靠提供照护赚钱。另一些家庭学会了直接连人带抚恤金交给照护服务提供者，年老的、残疾的和有精神病的人被一起扔在“老人住屋”里。

在实践中，“家庭”成为了没有行动的政治改革意愿的主要承受者，这进一步加速了亲属纽带和家庭契约的彻底崩解。上述精神病治疗的去机构化和典型家庭的再机构化，便构成了卡特里娜被驱逐的背景。

回到卡特里娜，作者借用了德里达哲学中“替罪羊”（被从政治实体中驱逐出去的人物）的形象，把卡特里娜称为当代替罪羊，而药物在这头替罪羊的被驱逐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

卡特里娜的精神病治疗记录，完整地呈现了合谋抛弃她的科学机制的日常运作。她被当成典型的贫困精神病人对待，照护逐渐演变为配药，而她一直在强调的“风湿”和生理状况上的痛苦，被当成精神病的表现，完全无人在意。

各种治疗情绪障碍、抑郁、焦虑、妄想的药物，被暴力地施加于她的身体。疯女人需要吃药，不吃药所以是疯女人—药物成为一种社会工具，合理化了一套足以将卡特里娜做“非人化处理”的权威叙事，正当化了对不被需要之人的弃置。生物上和主体上的双重驱逐，经由药物和医药科学，免除了家庭和社会的道德压力。

然而，因为人类学家对卡特里娜的身体状况和家族历史的有效介入，在全面的临床检查中，医生和作者发现，导致卡特里娜被抛弃的疾病病因，根本并非精神问题，而是一种会导致中枢神经系统退化的遗传性共济失调综合征（缩写为MJD）。

小脑共济失调引发的个体步态失衡、四肢运动障碍、说话吐字和吞咽困难、肌肉抽筋、麻痹、斜视、睡眠障碍等，都是MJD的症状。研究MJD的遗传学者告诉作者，这种遗传缺陷并不会带来任何心理疾病、精神病或痴呆，患者的智力仍能保持完整，头脑一清二楚。

除了症状，长久以来发生在卡塔里娜身上的事，与医生的临床样本当中大多数女人的命运，也异常相似。在亲属动力学上，对卡特里娜们的排斥和驱逐“总是通过家庭”。

在医生的观察中，病发的时候，丈夫通常会抛弃妻子，但女人会留下来照顾男人和孩子。前夫对卡特里娜的排斥、背叛和拒绝，同她哥哥的妻子对丈夫的形影不离之间，便呈现出一种滑稽的对比。

卡特里娜的疯子身份被医学鉴定取消，在作者看来，像灯塔般清楚地照亮了她当前状况的历史性。一个没有精神病的人，作为转型时期精神病治疗的典型，呈现了巴西当代精神病治疗的历史。

而这复杂的悲惨的普遍存在的社会命运，在本质上给“生命在当下意味着什么”的观念，给出了一个冷漠的答案：“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为家庭创造收入的可能，她就会失去价值，失去感情，什么都失去了。”

而这样的观念是错的，对于社会不再具有任何价值的生命，和对于其本人不再具有任何价值的生命，是两码事。一个以“工具理性”为相对律令的缺陷社会，没有资格来评估生命本身的至高价值。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性的体现，当他者的尊严和权利在被践踏，那意味着我的尊严和权利也将得不到保存。

对于读者来说，重要的是意识到，那些极度需要帮助的人，被驱逐出她/他所看重的社会关系，被有血缘关系的亲友和自己选择的爱人弃之不顾，除去易于归因的心理原因，更为重要的是看到其中的社会和经济背景。

值得一提的是，卡特里娜写下的关于自我生命的十九卷“词典”，也编录在书中。本书除去通过卡特里娜的遭遇和命运，开启一个批判空间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卡特里娜对书写的坚持，表达着她拒绝被社会抹去、拒绝被归类为疯子的对抗态度。而她的书写用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揭示了一种被远远低估的人类潜能，即一个主体，是有可能采取一种关于世界的独特的象征关系，来理解自身活着的经验的。

这本书的意义和重量，不需要我做任何借题发挥式的褒扬赞美。在穷人和弱势群体日渐消失于公众视野的边缘时，站立在公众视野中的人，也在日渐丧失思考宏观问题和严肃政治的能力。在这样的意义上，阅读一本详实得体地做到了“让更大的结构和制度设计变得清晰可见”的人类学著作，理解优秀的人类学家如何在他的田野上，真诚地实践“为自己所捕捉到的苦难的生活经验恢复语境和意义，帮助其获取政治价值，生产一种对话式的知识形式”，被作者“在这个最荒芜的环境中开启一种期待感”的努力打动，本身就是在激发人类学成为一股动员力量的潜力，也构成一次理解“善”和不可能的正义的微小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