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算法黑箱：数字平台的算法规制与信息推送异质性

刘河庆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研究员 梁玉成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教授

本文节选自《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2期

关于算法究竟如何通过排除和不可见权来运作，会如何影响个体的信息获取以及个体间的信息分化，仍存在较大争议。已有文献主要分为“过度个体化”与“分类权力”两个研究脉络。

“过度个体化”研究认为，算法依据个体浏览记录等特征为每个个体创造微信息环境，这个微信息环境随着算法与个体互动的深入会不断同质化，进而降低个体对多元化信息的偶遇能力。这通常被描述为信息茧房、回音室或过滤气泡。

“分类权力”研究则强调，算法规制将带来个体主动性的丧失。算法根据预测的个体类别进行内容推送，个体的偏好、主观意愿并不重要，个体在数字时代无限多维的类别化或指数化，对个体信息获取有着重要的影响。信息推荐算法的本质，是依据对个体的数据标注与画像将其转化为无限多维的数据集，个体能获取的只是算法推测的、你的同类人感兴趣的信息。

不同组别在信息主题与信息语义两个维度的差异和分化表明，数字时代算法作为社会权力已变得更为隐晦，算法规制呈现高度复杂化、精细化和隐蔽化等特征。社会层面平台盈利、外部監管、社会舆论等不同甚至是有冲突的需求，以及技术层面算法捕捉深层语义能力的进步，使平台推送的信息呈现主题多样化而深层语义窄化的情况。

一方面，平台使用基于内容热度的推荐逻辑，在主题维度上增加了个体偶遇更多样化信息主题的机会，这有利于减少有关算法强化过滤气泡、导致个体信息获取窄化以及个体间信息隔离的争议，也符合外部监管和社会舆论的要求方向。但另一方面，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到，在更深层、更为隐蔽的信息语义维度，高热度的信息被平台进行了隐蔽的精细化处理，平台通过捕捉和估计用户偏好的语义，试图满足和强化不同个体的语义偏好（尽管这一语义偏好是平台预测的）。随着个体与平台的互动，不同个体逐渐被固定在语义光谱中的特定位置，只被推送特定语义维度的信息，这导致了更为隐蔽的个体信息获取窄化以及个体间的信息隔离。

这一发现意味着：首先，在研究中需要重视信息的不同维度，已有文献中看似矛盾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通过在研究中细化和统一分析维度来解决。其次，随着平台与深度学习等新技术的不断融合，平台的运行逻辑由传统意义上的分类逻辑（粗粒度、静态的信息类别）向距离逻辑（细粒度、实时变动性的信息距离）转变，平台对信息流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复杂化、精细化和隐蔽化。

难以达成的共识：日本经济长期困局的政治根源

宋磊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节选自《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

上世纪80-90年代之后，随着日本成为先进工业国，日本社会精英的结构与经济观念发生了变化。快速赶超期的企业管理者，大多在联合国占领军解散财阀、将财阀家族成员从主要企业的管理岗位驱逐出去之后开始担任高级管理职务。这些管理者往往长期在同一企业工作，了解普通员工的生活，认同关于企业治理机制的共识。在这一时期的政策制定过程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核心官僚群体（所谓“官厅经济学家”），更为关注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并不热衷于经济意识形态争论。但是，进入长期低迷期之后，具有美国学习经历或推崇“美国标准”的企业管理者和官僚逐渐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扩大，而这一时期日本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强化了这一趋势。在这些新型精英看来，旧有制度—日本式企业治理机制以及与其相关的雇佣惯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对于产业政策，他们的态度也是彻底否定的：违背主流经济学基本原则、具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不可能提高竞争力，只有改善竞争环境、不指向特定产业的竞争政策才值得推广。

尽管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第二种方案的影响上升，但这一方案并未完全压倒与文化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第一种方案。毕竟，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具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共识难以自下而上地形成。

在经济史家看来，特定国家难以在创新领域长期保持领先地位的原因之一，是创新必然冲击原有利益结构，因而利益受损的集团往往会抵制相关创新。近30年来的日本实践，为卡德维尔法则增加了一个新的解释：不能引领共识形成的政治体系，也是降低创新的效率与效益、拖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青年劳动者失业焦虑的变动趋势及其治理机制

柳建坤 曾煌烽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生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年度项目“县域零工经济劳动者权益保障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本研究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五期数据，刻画了2013—2021年青年劳动者失业焦虑情绪的变化趋势，立足于工作场域探究职业技能培训对缓解失业焦虑的作用及其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2013—2019年，青年劳动者的失业焦虑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到了2021年，青年劳动者的失业焦虑迅速增强并且达到了历年最高水平。第二，接受用人单位所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可以显著削弱青年劳动者的失业焦虑情绪。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倾向值匹配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三，组织信任在缓解青年劳动者失业焦虑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四，职业技能培训对面临更大失业风险的青年劳动者的失业焦虑情绪有更强的削弱效应。具体而言，对于具有女性、农业户籍以及低禀赋家庭这三种特征的青年劳动者而言，职业技能培训对失业焦虑的抑制效应更大。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在新冠疫情拉高失业风险的背景下，青年劳动者的失业焦虑情绪愈发强烈，这无疑会对劳动者的工作表现产生负面影响。在治理对策层面，本研究揭示出职业技能培训是一种有效缓解青年劳动者失业焦虑情绪的机制。其机理在于作为资源供给者的用人单位与资源享受者的劳动者形成了紧密的利益联系，由此可以阻断失业焦虑情绪的源头。

这对于决策部门治理失业焦虑问题，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第一，扩大职业技能培训资源的供给力度。在政府层面，应通过增加信贷支持、减税降费等政策来稳定供应链，缓解企业的经营困境。第二，创新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和模式。第三，依托行政力量积极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地方政府应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此外，有关部门应重点关注女性、农业户籍以及来自低禀赋家庭的劳动者的失业问题，在政策设计过程中对上述人群给予资源倾斜，以增强其抵御失业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