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还是不干预，至少自18世纪以来，一直是关于国家在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核心争论。在过去40年里，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倡导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限制政府作用。在一些评论人士看来，拜登通过的两项标志性产业政策—《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和干预主义作为主导范式的重新出现。

但这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政府并不局限于自由放任和自上而下的计划之间的选择。长期被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忽视的第三种选择是，政府引导自下而上的即兴创作和创造过程，类似于管弦乐队指挥的角色。人们可以在中国和美国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新自由主义在1980年代成为西方主导的政策制定范式。在罗纳德·里根领导下，美国放松管制、减税和削减福利项目。这种想法认为，政府干预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政策扭曲、对国家救济的依赖和腐败，正如里根说的“政府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政府才是问题所在”。

不久之后，新自由主义走向全球。根据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在1989年创造的“华盛顿共识”，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要求它们接受放松管制、私有化和自由贸易。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青睐的一个政策处方是“保障产权”，言下之意是，国家繁荣所需的一切就是把市场留给私人企业家，国家干预是不必要的，如果不是完全有害的话。

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无视西方的处方，选择了大规模的政府干预。通过制定长期计划，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并以优惠政策促进潜在成功的行业，所有这些经济体都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实现了非凡的经济增长。“东亚奇迹”模型的支持者，批评“华盛顿共识”忽视了政府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那以后，意识形态的钟摆就一直来回摆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者一度占据上风，这场危机被广泛归咎于政府干预。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趋势开始转变。面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新冠疫情和来自中国的竞争，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顾问认为，西方应该跟随亚洲的脚步，制定产业政策。

辩论中缺少的是第三条道路，我称之为“有针对性的即兴创作”。中国在1980年代至2012年间的经济改革，说明了这种混合角色。导演需要协调和激励分散的创造性参与者，发现但不预先决定成功的结果，并充分利用实验和自下而上的反馈。

美国政府在支持创新方面的作用，是另一个直接即兴创作的例子。在20世纪中期，美国培育了一个分散的发明家、公司、大学和实验室网络，从事尖端科学研究。政府既不让它们自生自灭，也不告诉它们该怎么做。相反，它协调了知识共享，帮助确定了将发明商业化的机会，并提供了种子资金，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现在所知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创造了条件。

在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政府指导创造性过程的能力，比在大规模工业化的早期階段更为关键。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政府挑选赢家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毕竟，创新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例如，在1990年代，很少有人会想到一家在线书店有一天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全球零售商。

很多政策制定者不愿谈论创造力。他们宁愿谈论市场或计划，也不愿承认创新必然是一个具有不确定结果的创造性过程。虽然政府无法控制这一过程，但它们可以指导和影响这一过程。要做到这一点，政策制定者必须首先放弃新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的错误二分法。

洪源远，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著有《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和《中国的镀金时代》。本文已获Project Syndicate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