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曦

随着G7广岛峰会首脑声明的文本公布，这场事先张扬的政治秀，在一片呼唤西方团结、共同对付俄罗斯的大合唱中结束。会场内，西方富国实现了多年难见的统一立场，再次于小圈子中互相确认了自身的“领导力”；但在会场外，G7自我标榜的引领全球治理职能，因自身能力的持续削弱和全球议题的日渐复杂，显得更加衰弱和力不从心。

对身为东道主的岸田首相而言，G7在会期之内短暂创造了一个西方回光返照重新主导世界秩序的虚像，可日本日渐膨胀的野心似乎在这日渐狭小的大国政治夹缝中无处安放。

岸田大秀与被冷落的日本

广岛是岸田文雄的政治地盘，无论是借G7峰会把荣耀和关切带回老家，还是借广岛曾遭到核武器打击的历史呼吁“无核化”，都有一定意义。人口约120万的广岛，由此迅速被抽调自日本各地的警察填满；峰会主会场宇品岛，更是被严格的交通管制隔离开。对此，有广岛本地居民对峰会安保的扰民表达了不满。

对于广岛核爆幸存者及其家属而言，岸田文雄用广岛的核爆创伤作为噱头，邀请随身携带核武器发射按钮的拜登参观广岛和平公园，可谓是一种亵渎—不仅是对广岛地方文化中呼吁和平传统的滥用和践踏，也更加彰显政客们的狡猾和无底线。而且，美日韩三方“大声密谋”的核军备扩散，以及美英澳“AUKUS”内部公然将核武器向无核国家转移，让这场以广岛核爆纪念地为舞台、由G7首脑卖力演出的反核扩散戏码，变成了一场聒噪且充满反讽意味的政治行为艺术。

当然，这部分抗议的小小波澜，被淹没在大量严阵以待的日本警察的注视下，消失在日本媒体对“G7首脑向广岛和平公园献花祈愿”的密集报道中。

美国视日本为实践印太战略的关键地区抓手，因此对日本扩充武备的尝试一直采取纵容默许的态度。而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将亚洲盟友日本提升军事能力与欧洲盟友实现“再武装化”同步，作为扩展全球军事同盟网络的“一体两翼”。这也为日本在美日同盟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军事同盟体系下整军经武，提供了某种“合法性”。

岸田文雄登上《时代》封面，但文字报道体现出对本届日本政府逐渐显露出军事野心的关切。同时有欧洲媒体注意到，日本大手笔向美国“求购”可装备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这些言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欧美政学界对俄乌冲突后日本转型方向的担忧。

日本政府则忙不迭地就报道中的“立场与表述存在偏差”，与《时代》周刊进行沟通，反映了日本作为所谓“战时G7议长国”，在扩充军备及可能引发的舆论反弹中，微妙的立场拿捏。日本的右翼保守派并非第一天鼓噪“今日乌克兰、明日东北亚”来渲染紧张对抗，借峰会宣传所谓“G7团结与安全不可分割”也是岸田内阁会前敲定的既定方针之一。

泽连斯基的到访冲淡了日本对峰会议题的引导，试图蹭俄乌冲突热点夹带私货的日本，基于自身利益所提出的关切遭到冷遇也并不奇怪。

日韩要实现雷达预警系统联通，北约要在日本设置办事处，日本还高调宣布数名乌克兰伤兵入住位于东京的自卫队中央医院进行康复疗养……日英、日美都在G7会议间隙，就进一步加强安全合作展开了单独会談。但由于欧美对国际安全与秩序“先欧美再其他”的三六九等划分，加上泽连斯基的到访冲淡了日本对峰会议题的引导，试图蹭俄乌冲突热点夹带私货的日本，基于自身利益所提出的关切遭到冷遇也并不奇怪。

西方集团的合作与焦虑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虽然5月20日的《产经新闻》直接将“八国扩大会议、加强与友好国家协作，构建对中俄包围网”写进了大字新闻标题，但表面上高唱的团结掩盖不了西方世界日益扩大的认知裂痕。一些细碎的分歧，正随着G7的意识形态化与美国的主导作用加强而被放大。

日本凭借东道主的便利，用福岛食材“款待”各国首脑得逞，但核污水排海注定难以得到绝大多数G7国家的认同，顶多是它们在美国的默许下保持有选择的沉默。而G7成员的独立性持续削弱，也意味着其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加局促。这为“所有美国参与的多边机制最终都将被美国的利益扭曲”的魔咒，再添一则鲜活的例证。

虽然早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不会放弃当面游说G7首脑的机会，但由线上改为线下参会，也毫不意外地抢走了日本的东道主风头。几乎是自泽连斯基踏入日本的那一刻起，乌克兰就成为广岛峰会的核心主题。

在军援问题上，拜登在与泽连斯基面谈后，承诺追加3.75亿美元的物资和装备，并最终在盟国向乌克兰交付F-16战斗机的问题上松口，似乎撬动了美欧对乌军援的新阶段。但美国最初对于乌克兰接收F-16等西方制式先进武器的担忧—接装时间长、战损后补给维修困难、可能被用于攻击俄纵深目标—实际上没有改变，松口只是一种妥协。

欧盟对俄乌冲突可能陷入长期僵局的担忧，正在动摇其持续援乌的决心和投入力度。为了稳住对乌援助的规模和力度，美国不得不掏出真金白银，一方面宣示援乌信心，更重要的则是为怂恿欧洲扩大援乌作引导。但给乌克兰更多更先进的杀戮机器，既反映了美欧对当前俄乌冲突僵局的担忧，也显著增加了军事对抗升级的风险。

法国要求以援助乌克兰为抓手，扩大援乌资金对欧洲生产和采购的倾斜力度，以重建欧洲的军备体系和军事工业。对日韩而言，迄今为止它们仍未主动解禁致命武器的直接对乌援助，未来在G7的总体援乌方针中如何自处，也是重要问题。

拷问全球治理旧制度

“逃避可耻，但有用”，体现在贯穿G7全场的“反对经济胁迫”议题上。这一所谓的“共识”，既是在西方“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对俄制裁后，G7集团对于丧失全球经济把控权的沮丧与恐慌的实体化，又是发达国家妄图以甩锅方式喂别人吃药治自己顽疾的表演。

G7本是发达工业国为协调工业及经济发展而组成的沟通机制，曾被赋予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使命，但在过去的20多年，随着美国这个“盟主”依据自己的利益控制和引导G7的机制建设与利益关切，G7成为美国挟持发达国家集团利益、纠合小团体的“私人俱乐部”，越发成为美国霸权体系的附庸，主体性和独立性持续削弱。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作为上层建筑，其基础自然由国际经济发展的基础决定。G7从1990年代占全球GDP近八成的峰值，到如今勉强维持在四成左右，显示了西方国家在全球经济领域话语权的弱化与经济暴露出的结构脆弱性。这是其虚拟经济畸形繁荣和滥用债务驱动，造成国内创新乏力及社会阶层分化所导致的必然恶果。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引发的供应短缺、通货膨胀和增长停滞，是催化剂而非病因。

全球经济治理不是零和博弈，更不可能靠要求跑在前面的国家牺牲或让渡自己的发展权利与利益，去弥补发达国家因自身经济政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西方国家寻求削弱或限制某些国家发展以保持其相对优势的共识，结果必然是既无助于解决自身的发展困境，也难以唤起小圈子之外的支持与共鸣。

G7财长峰会在全球供应链韧性、债务可持续问题上大谈别国的责任和自身的愿景，却对当下自身需要关注和调整的问题采取回避态度，特别刻意淡化美国银行业危机和债务悬崖问题这个“房间里的大象”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威胁，反而对中国的所谓“经济胁迫”说三道四，其虚伪暴露无遗。

拜登因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压缩原定在日本逗留的行程提前回国，当然也没有在G7峰会上，就财政纪律、减债和稳定国际金融秩序的多边治理，提出任何负责任的方案与举措。这也成为对G7一直标榜而难于实现的经济治理职能的一个绝妙讽刺。

被忽悠的“全球南方”

在美国主导的供应链重组机制下，具有丰富资源和劳动力潜力的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重点关注和拉拢的对象。G7峰会邀请印度、巴西、印尼、越南和库克群岛首脑参与会外会，在峰会共同声明中大谈西方富国对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全球南方”的期许和贡献，又明里暗里借“全球南方”的倡议试图拉发展中经济大国入伙，为富国的能源、粮食及供应链安全提供更多支持。

拜登因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压缩原定在日本逗留的行程提前回国，当然也没有在G7峰会上，就财政纪律、减债和稳定国际金融秩序的多边治理，提出任何负责任的方案与举措。

口号叫得震天响，富国对“全球南方”的承诺兑现了多少呢？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特地选在G7广岛峰会前的5月初发布新闻稿，历数G7发达国家违背了每年向较贫穷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资金的承诺；而其碳排放已在中低收入国家造成8.7万亿美元的损失和破坏。此外，这些富国在1970年就已承诺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0.7%用于发展援助，然而4.49万亿美元没有兑现—超过了承诺金额的一半。由此可见，G7对“全球南方”一以贯之的忽悠就是口惠而实难至，也难怪“全球南方”对G7的新表态并不感冒。

5月18—19日，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古都西安召开。同样是主场外交，中国在致力于继承和发扬丝路精神“开门修路”，西方发达国家忙着“关窗砌墙”；在中国诚挚欢迎中亚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的同时，日渐俱乐部化的G7不仅试图以西方的意图再次形塑世界格局，也在尝试排除挑战西方主导之国际秩序的异己者。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虽然不像前任特拉斯那么激进地称中国为“威胁”，却也不顾事实地将中国称为“划时代、系统性的挑战”。

5月17日拜登赴广岛前，被美国记者追问因债务僵局取消预定的出访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否是中国的胜利”，5月1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又在记者会上被追问“美国是否在中亚的关注和投资弱于中国”。尽管被追问者对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no”，但这两个非常美国式的问题，既问出了美式零和博弈世界观的焦虑，又淋漓尽致展现出了美式霸权逻辑的傲慢，无论是提问时机还是问题本身，都颇值得仔细玩味品鉴。

西方俱乐部试图以小院高墙、帮规家法的“小多邊”主导全球议程，但发达国家的影响力整体衰落和东西方、南北半球的差异和裂痕逐渐加深，也在持续拷问新的全球治理观。政治力学的世界同样遵循相互作用的原则，试图抱团孤立别人的行为，同时也在让西方世界自己陷入被孤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