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晔琴

高校教师中，“海归青椒”越来越多了。

“海归青椒”是对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高校青年教师的一种别称，是高校“青椒”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年龄在35岁以下，拥有多年海外求学经历和跨文化的学术训练，毕业后选择回国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背景下，各高校不断加强对具有海外留学背景人才的引进力度，一些高校将海外经历作为教师招聘和晋升的必备条件。根据此前相关调查，清华、北大有近一半的老师都是海归博士，而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教师更是高达81.4%。

入职之初，相比本土博士，海归更容易获得高校的青睐。然而，处于职业发展初期阶段的海归青椒们需要面临社会、文化、职业发展等多方面的再适应问题。一方面他们要面对从国外学术场域向国内学术场域的转变，适应国内的学术评价体制，另一方面还要经历从留学生到“海归”教师的身份转变。

这种双重转变使得部分“海归青椒”“水土不服”。挣扎在学术体制中，竞争、内卷、焦虑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底色。

就业之后，失业扑来

2012年本科毕业的王薇只身去英国留学，在英国的6年里，王薇一鼓作气读完了硕士和博士，也做好了在英国找工作的准备。

毕业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参加了国内某高校在伦敦举办的海外招聘会，会上，王薇被国内的海归人才政策和发展前景深深吸引，加上彼时她的丈夫被上海一个事业单位留任，于是，她便开始向国内高校投简历。但是回国工作的事情远没有她想的顺利，不是简历石沉大海，就是面试屡屡受挫，几经周折，王薇决定在沪上一所985高校先做博士后，等两年后出站再想办法留任本校。

然而，一切并不像王薇规划的那样发展。盡管博士后期间有英文发表，但是课题申请，还有中文论文发表上的短板，使得王薇未能顺利通过学校严苛的招聘面试，无奈之下，她只能选择没有编制的助理研究员岗位。王薇戏称自己就是一个“漂泊不定的合同工”。

王薇说，自己当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就做了助理研究员，助理研究员是一个没有编制的岗位，就是和人才代理公司签合同，签3年，然后3年内去应聘准聘副高。“当你入职是助理研究员的时候，你就只能走准聘副高这条路，你没有办法像其他以讲师身份进来的老师一样，他们评到副教授的时候，可能就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助理研究员没有什么选择，只能通过非常激烈的竞争去拿准聘副高。即便通过了准聘副高，依然还要面临‘非升即走的压力，也就是说两个聘期内评不上教授还是要走人。”

留学德国近10年的张超是2020年疫情期间入职沪上一所985高校的。3年来，他除了备课、上课之外，大量时间都用在发表C刊论文上。他所在的学科，国内C刊仅4本，而且都是季刊，一年的发文量屈指可数，难度可想而知。

“一开始面试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非升即走，进来签了合同才明白。当时真的是非常的焦虑，时时刻刻都感觉自己会被开除。既然来了，反正没办法了，那就看书，然后写啊写，”张超说，“过去3年，既要开不同的课，又要做科研，我确实很累很累。”

在这样的重压之下，至今单身的张超仍然保持着博士阶段的学习状况，习惯性地到图书馆看书、写作，除了偶尔在健身房解压之外，没有更多的业余生活。好在几年的冷板凳时光，张超把博士期间积累的东西都成功发表了。达标了副高职称的科研要求，张超总算可以稍稍松一口气，然后想想下一阶段的课题。

在“非升即走”的赛道上，30多岁才初入职场的“海归青椒”们已经开始面临失业的压力，足见这个制度的残酷性。

2000年开始，中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一再受到广泛关注。其中，源于北美高校的“非升即走”制度作为一项破除我国高校教师终身制的重要举措被引进国内。所谓“非升即走”，即在一定聘期内未获得相应的职称晋升，学校将不再续聘，通常一个聘期为3年，青年教师最多在2个聘期即6年内要完成副高晋升，否则不再续聘。

近几年，“非升即走”制度在全国各高校几乎全面铺开，大部分985、“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已经实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高校也已经实行或在部分院系实行。一位985高校的学院领导表示，在过去的5年中，他所在的学院就有3位青年教师因为“非升即走”制度走人，其中2位是“海归”。

在“非升即走”的赛道上，30多岁才初入职场的“海归青椒”们已经开始面临失业的压力，足见这个制度的残酷性。2020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李秉勤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沈洋副教授对“非升即走”制度下工作合同与女教师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关联研究发现，“非升即走”考评制度给刚步入职场的青年教师带来巨大的科研压力，致使育龄女教师陷入“生孩子还是发论文”的矛盾选择之中。

对于怀揣科研梦想的“海归青椒们”，他们的职业发展与生命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交织在一起。当同龄人忙着完成婚姻、生育等重大生命事件时，他们却挣扎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学术体制和考评机制里。

回归后的水土不服

在我们的调查中，近三成青年“海归”教师表示，自己的学术圈、老师、同学都在国外，也熟悉国外的学术体系和制度。回国后面对全新的工作环境尚未建立起学术圈和人际关系网络。相比而言，本土博士在国内的学术网络和学缘关系上则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内导师的知名度和学术人脉、依托导师的课题项目等直接影响他们科研产出的效率与职业发展的高度。

国内高校近乎严苛的晋升之路是王薇没有想到的。她坦言，本土的博士在国内的学术竞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他们在读期间跟着导师做课题，写基金本子，发表论文，拥有国内的学术网络和学术资源，入职后大多也还在导师团队里分一杯羹。而多年来接受国外学术训练的她，回国第一年都不知道怎么写基金本子。

王薇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文化研究，她表示，在英国接受的学术训练是以解释性为主，但回国后申请基金，都要写现实意义，是应用性导向的，这种转变让她非常苦恼。尽管如此，她每年都在努力申请科研项目，因为能否中标项目直接关乎她的职业生涯。

王薇说，在晋升职称上，你能不能拿到省部级、国家级的课题，都是决定性的因素。“我有个学妹在南京的高校，也跟我一样很痛苦，基本上回国的人在写课题申请书这件事情上都非常痛苦。”

对此，留美归来的杨艳玲也有同样的烦恼。杨艳玲从高中开始就在美国学习、生活，一直到2021年博士毕业。由于毕业院校处于QS排名前100的美国知名大学，所以毕业后她非常顺利地入职了沪上一所知名985高校。常年习慣英语写作和表达的她清楚地记得，学校组织专家给青年老师辅导基金本子，评审专家一度怀疑她的本子是用翻译软件写的。失利了两次，2023年春节刚过，杨艳玲就从河南老家返回上海，待在租来的小屋里一遍一遍打磨基金本子，今年是她申报国家社科青年基金的最后一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申请年龄上限是35周岁）。

与本土博士处于同一赛道的“海归青椒”们，无论在中文发表、课题申请还是学术资源上往往处于弱势，这一点在人文社科“海归青椒”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2022年，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沈红教授研究团队基于“学术职业发展状况第三次全球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高校“海归”教师群体的“本土化”适应过程可能并不顺利，该群体在文化、学术、生活和社会各方面都表现出“水土不服”。

我们的调查也显示，在国外/境外时间长度与教学工作量、科研工作量、晋升与考评机制、课题申请这四个维度的适应性呈现显著负相关。

出局，还是上岸

主攻化学专业的张明涛是少数跻身金字塔顶部的“海归青椒”。在法国4年拿到了与国内高校的联合培养博士学位后，张明涛选择去英国剑桥大学做了3年博士后。2021年博士后出站的他通过“海外优青计划”被沪上一所985高校引进回国。

“我的第一个聘期是6年，学校要求6年内拿到国家人才的帽子。压力肯定是很大的，好在回国后一年，我就拿到了。但这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

“海外优青计划”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主要是吸引和鼓励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已取得较好成绩的海外优秀青年学者（含非华裔外籍人才）回国（来华）工作，他们可以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性研究。“海外优青计划”的目标是培养一批有望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现在副教授升教授太难了，项目、人才培养、教学、成果各个方面都是要非常高的水准，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一个教授的水平要求了。”

一位多年从事高校人事工作的行政人员表示，她所在的985高校近几年重点加强海外人才的招聘和引进力度，特别是理工类的“海外优青”，获得者可享受包括安家费、科研启动经费和各类补贴在内的一笔不菲的待遇。

多年来高强度的科研工作和国际发表得到了认可，张明涛悬着的心终于稍稍落了下来。但看到周围的同事们都在为考评挣扎，他也坦言近些年肉眼可见考核标准的提升。“现在副教授升教授太难了，项目、人才培养、教学、成果各个方面都是要非常高的水准，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一个教授的水平要求了。而且又是在优中选优，这就更难了。”

张明涛描述的这种“竞岗现象”目前普遍存在于国内高校，也就是说因为编制有限，所以竞岗标准下有底线但上不封顶，随着青年教师的水平升高而逐步上升。

2021年，在加拿大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陈嘉最终选择了回国就业。一方面受疫情的影响，国外的就业形势严峻，另一方面在他深耕的研究领域中，国内高校有很强的研究实力。顺利通过985高校的入职面试，陈嘉也被迫开始“卷”起来了。尽管收入上可能要高出同等职称的老师，但面对6年“非升即走”的压力，陈嘉表示难以在自己真正想做的研究和能做的研究中寻找平衡。“现在就只能做能发表的研究，特别是我现在处于‘非升即走阶段，就是你肯定得先发出一些东西。达标了才能考虑其它。”

接受我们访谈后的第三天，王薇正式办理了985高校的离职手续，此前她的内心一直非常焦虑和挣扎。犹豫再三，她还是接受了内地一所“双非”（非985、211）高校给她抛来的橄榄枝，因为那所学校承诺可以直接给她编制和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