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

上初一的女儿在绘画比赛获一等奖，本来可以在杭州中考“加分”，忽然，政策调整，“加分”取消，王冰反倒松了口气：“没有了是好事，就是我们自己有点可惜。”

2023年1月31日，杭州市教育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杭州市区普通高中名额分配招生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实行多年的分配推荐制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考生填报分配生志愿、高中学校按平行志愿录取”。被取消的，还有5%的综合素质评价分数，以后将仅作为前置性条件对学生进行考核。

这意味着，即将在1个月后举行的2023年杭州中考，会是分配推荐制施行的最后一届。

再往后，就将回归“一考定乾坤”。

杭州原先施行的分配生政策，是根据95%（或以上）的学业成绩，和5%（或以下）的综合素质评分对学生进行综合录取。其中，学业成绩包括初一、初二、初三各阶段的六次考试，根据不同权重比例计算；综合素质评价则包括课外活动参与和竞赛荣誉。两者的综合成绩将在初中校内进行排名，然后由学校根据分配名额向高中校选送。

制度设计的本意，是破除唯分数论，“坚持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需要”，却在实践不过几年以后，在争议中被推翻，最终还是回到以一场考试成绩决定去向的原态。

无独有偶，2019年在深圳，“初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也曾招致反对，被质疑沦为形式主义，令学生和家长们疲于应对。

一直以来，“唯分数论”被当作应试教育的某种顽瘴痼疾，为人诟病。它催生了激烈的竞争、内卷和繁重的课业压力，疲惫的学生和焦虑的家长，全被困在里面。人们一直在呼唤一种更多元、更灵活的升学机制，但当它以“综合素质评价”的形式到来了，却又陷进漩涡中。

为什么？

学生的素质，家长的能量

综合素质评价分数即将调整，不再直接关系升学分配。“我身边的家长都挺支持的。”生活在杭州的秦雨告诉南风窗。

尽管占比只有5%或3%，但在此前的分配招生中，素质评价分数关系重大，甚至有时决定着一个学生的去向。

秦雨曾以杭州部分学校的计算方法进行过一次模拟，假使A和B两位同学初中3年6次考试成绩每次相差20分，最后折算而成的学业总成绩相差仅3.402分。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素质评分的这5分，比考试的20分来得更重要。

秦雨记得，前几年在杭州家长中广为流传的一个例子是，某位学业成绩排名全校第二的学生，加上素质分后变成第十；学业成绩排名第三十八名的，加上素质分后排名第九。考试成绩的第二名和第三十八名，只是因为素质评分的不同，最终去往同一档次的高中—这让家长们警铃大作，同时嗅到一丝机会。

“竞争很激烈，想在学业成绩上提高一两分是很难的，如果素质评分能锦上添花，小朋友整个升学目标就完全不一样了。”生活在杭州的李早安说，她完全理解家长们的重视，因为其中“是有操作空间的”。

只是操作起来，不那么轻松。

大部分杭州初中学校将综合素质评价分成五类：德育类、体育类、艺术类、科技类和其他类。但其中，哪个项目、哪个比赛可以被认定，各个学校之间没有统一标准。

“综合素质评分是一校一政策，”秦雨说，“很多学校的标准并不公开透明，不是一入学就公布的，很多家长不知道哪个项目可以加分，哪个比赛不可以。”李早安也赞同：“想拿到加分，家长必须在信息收集上付出很大的努力。”她在教育行业工作了多年，对繁杂的素质加分项目尚且无法完全熟悉。“更何况普通家长呢？”

就这样，综合素质评分俨然成了一场信息竞赛，谁掌握了更准确的信息，谁就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

综合素质评分俨然成了一场信息竞赛，谁掌握了更准确的信息，谁就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

学校拥有评分的自主裁量权，而离学校最近的在校教职工子女，成了这场信息竞赛的天然赢家。“他们很早就知道哪些项目可以加分，哪些更容易加分，哪些可以找到对应的老师，”秦雨说，“所以教师子女的升学优势就特别大。”

再者，当与升学成绩挂钩，课外活动和竞赛的评选过程成了一个黑屋子。如剪纸、绘画、手抄报等文艺作品类比赛，不要求学生到场限时创作，只需要提交作品即可，如此规则之下，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花钱请人代劳成了一种获奖捷径、一种人人心知肚明的现象。

一位孩子即将升上初二的家长在“民呼我为”平台写道：“家长挖空心思去钻营，甚至请人代做，素质分的获得不全由学生个人努力，反而变成家长的能量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极大地违背了素质教育的初衷。”

她建议，素质评价分应由全市统一制定标准、降低在综合评分中的比重、减少素质评价的考核项目、剔除非现场比赛的项目和人为评选项目。

2022年8月12日，她收到来自杭州教育局的回复，综合素质评价评分的改革被官方提上了日程：“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我市将从2024年开始调整普通高中名额分配招生方式，落实‘初中阶段平时考试成绩不得与高中招生挂钩等规定。”

加分与公平

围绕综合素质评价的争议，随着一纸新政落下帷幕，但也有人抱有担忧。一位自称拥有近40年教龄的老师撰文称，此次调整，“完全推翻了原本属于杭州教育的优点”。

他认为，在公立初中学校，无论体育、艺术、科技还是思想品德等校园活动，“都是优等学生撑起了大头，还有优等生家长在背后默默支持”。但當校园活动与升学不再有关后，“我的班主任经验告诉我，这一切将失去有时间、有效率、有头脑的优秀学生们的支持”。

他的观点引来一些家长的认同。他们留言，以后“什么演讲比赛、信息编程、陶艺绘画，都靠边吧，太浪费时间”，“也不必逼着孩子竞选这竞选那的了，她能管理好自己，但管理别人吃力不讨好，还浪费时间”。

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曾撰文指出，近年的教育评价与中高考招生考试改革上，不唯分数、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一直是核心方向，而综合素质评价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综合评价录取的重要依据。

“但无论中考还是高考，综合素质评价与综合评价多元录取都走得很艰难，甚至很尴尬。”他写道。

这种尴尬，来自对教育公平的伤害与担忧。

此前，中高考加分政策被视作实现“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一种有效路径，但另一面，它在高考恢复以来40余年的教育实践中滋生了失范与腐败。

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是，据财新报道，2014年，在北京教育资源丰富的西城、东城、海淀三区中，中考加分考生占京籍考生比例超过20%。这其中，加分最多的一项是少数民族加分，其加分考生占考生人数比例分别超过8.7%、8.4%和6.3%，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少数民族占市常住人口4.1%的比例。

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鲍嵘教授，2015年曾就浙江省高考加分政策开展过一项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那些在学科竞赛上获得高考加分的考生，父母大都为社会中间阶层、接受过高等教育，年收入较高。她分析：“能获得学科竞赛加分的考生，大都是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厚实的小孩，经过中产家庭的培养，参加了一些培训、通过了几次考试，是否天赋异禀，真不见得。”

鲍嵘对南风窗说，学科竞赛这一类针对特殊才能的鼓励性加分项目，于宪无根，于法无据。“这种加分，属于‘非補偿性的录取倾斜，无关教育的基本权利，无关高等教育机会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甚至于，与大学能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人才关系程度也很有限。”

她认为，后者是高校培养环节的课题，而加分与否是录取环节的设计。“不能过度夸大选拔制度的功能，而忽略了高校内部对于学生的培养。”

鲍嵘举了个例子：各地的外国语学校之所以被家长们追捧，只是因为它们有着相当大比例的保送生名额。当年，我国的外语人才稀缺，外语学科建设比较落后，在各地外语学校选拔人才的保送政策，初衷是重点培养、重点倾斜。

“但因为有这个政策，许多家长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去外国语学校，”鲍嵘说，“而被保送进大学语言系的学生，一部分会在大学选择转专业，扶持重点学科的实际目的并没有达到，这就造成社会正义的一个扭曲。”

价值选择

也是在2015年，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接受采访时表示，从当年起取消所有鼓励性加分项目，仅保留扶持性加分。直至如今，中高考加分的“瘦身运动”一直小步快走、持续推进。2023年中高考即将来临，其中一些扶持性加分项目也在不断规范和完善。

“一种主张是正义的，即使效率较低，我们也应当坚持。”

申请加分的条件限制被进一步地细化了。以少数民族考生为例，在杭州，考生须有本市民族乡、民族村户籍，且在该民族乡、民族村配套的公办学校完整接受义务教育，才可以申请中考加分。

“这是在具体的政策上进一步精准化识别，体现宪法精神、落实法律的公平性。”鲍嵘说。

一些声音担心，取消加分会伤害人才选拔机制的运转效率，鲍嵘认为，公平与效率不是教育系统的主要矛盾。“在教育的语境中，中高考加分政策涉及的更多是‘社会正义，当正义与效率放在一起，后者构不成对前者的价值制衡，”她说，“一种主张是正义的，即使效率较低，我们也应当坚持。”

鲍嵘认为，中高考的作用就是分流，公平地分流、准确地分流。而考试能承担的功能是有限的，寄希望于让它来实现多元评价的教育导向，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我们给予了某些人群以录取倾斜和分数优惠，也改变不了应试教育的本质，最终只会让学生和家长们学会如何钻营、如何讨巧一些。”

多元与公平的难以兼容，不仅困扰着中国。

祝刚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副教授，长期关注欧美国家的教育改革。他告诉南风窗，2019年美国曾爆发过一则大学录取贿赂丑闻，大约50名来自富裕家庭的子女通过违法违规手段获得了美国著名大学的录取机会。

还有一直以来争议颇多的“遗赠优先”政策，美国常春藤等一些知名私立学校，在录取时会根据申请人与该大学校友的家庭关系给予优先录取考虑。“遗赠学生”在2014年至2019年间的录取比例为33%，远远高于6%的正常录取率，这在美国掀起过一阵抗议的浪潮。

或许，是综合多元，还是公平正义，取决于不同文化语境和社会环境之下的价值选择。而李早安觉得，作为一名普通的妈妈，她对中高考改革的主要诉求仅仅是：尽可能地公平。

“每个孩子确实能力有别，有些学习能力特别强，有些就是相对弱，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但只要保证足够的公平，无论我的孩子有没有在升学中取得好的结果，我都可以接受。”

李早安觉得，所谓的多元成长，不仅仅寄托于中高考。也可以去学一门艺术、学一手技能，或者早些规划去留学。

“不只有中高考这一条路的。”她说。